（二）

复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梦莲所作年谱，崇祯六年眉公年七十六岁，其生日为十一月初七日，则《宋诗》序中所引《河东君寿眉公》诗，自不能作于崇祯六年。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眉公七十四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耶？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尝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参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卷二《绮咏》载陈继儒序云：“又有二三女校书，如修微天素，才类转丸，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同卷有“山中问眉公先生疾，时修微期同往，不果”诗，又有《王修微以冬日讯眉公先生诗见寄。有云，何时重问字，相对最高峰。余初冬曾过先生山居，赋此答之》五律。并赵郡西园老人即李延《南吴旧话录》卷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所记：“王修微将至匡山，问法憨山德清大师，诣东佘别陈徵君。适有貎者王生在山中，遂写草衣道人话别图”事）。以常情测之，当不过虚名而已。

今资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卷五有《赠杨姬》诗云：

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暗寓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此诗后接以《登摄山》五绝（此集分体编辑，故全卷皆是五绝），摄山在南京近旁，或疑此杨姬亦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卷六（此卷亦全是五绝）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亦与南京有关，唯未载《赠杨姬》及《登摄山》两诗，不解何故。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载其往游金陵事。《眉公集》十种本之《眉公诗钞》及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甚难确定此《赠杨姬》诗之年月，亦不知其与《登摄山》诗究有无地理上之关系也。兹因《赠杨姬》诗，依其内容有“对影自怜”之意，暗藏“影怜”名字，姑假定此乃为河东君而作者，与《登摄山》诗并无关系也。至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卷四《端午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一首》（《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卷五亦载此题，但少第十七《往往来来客似潮》一首，共止廿首），其第十二首云：“别后双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及第十三首云：“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倩谁同挽紫罗绡。”则此杨校书及其侍儿青绡居处在金陵，必非河东君可知。《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卷五，此廿首之后，即接以《赠妓》一题（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中无此诗）。其诗首句云：“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故知此妓当是青绡之主人杨校书。眉公因过誉其侍儿之故，遂别作一诗稍慰其意耳。此诗又云“团扇挥毫字字奇”，明是一能书之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白石樵真稿》卷一七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禊帖，归作道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是此“杨媛”即茅元仪妾杨宛。《列朝诗集·闰集》卷四及《明诗综》卷九八《杨宛小传》，俱载其为金陵妓，善草书。然则上引《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卷五所谓“杨校书”及“赠妓”之“妓”，乃指杨宛叔而言，与河东君无涉也。

又卧子《秋潭曲》言及书法一端，则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兹暂不广征，即据第二章所引牧斋《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证知。云美之传及其他记载，皆称河东君之能书，自非虚誉。寅恪所见河东君流传至今之手迹，既甚不多，复不知其真伪，固未敢妄论。然据翁叔平（同龢）《甁庐诗稿》卷七《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云：

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自注：“在京师曾见河东君狂草楹帖，奇气满纸”）。可怜花外路，不是绛云楼。

翁氏乃近世之赏鉴家，尤以能书名，其言如此，则河东君之书为同时人所心折，要非无因，而“狂草”“奇气”，更足想见其为人矣。

抑更有可论者。卧子《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皆明著杨姬之名，其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疑问，尚须略加解释，即卧子平生狭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舒章、宋辕文相偕，何以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卧子同游会者，仅彭宾、宋徵璧二人，而不见李雯、宋徵舆之踪迹耶？考光绪修《华亭县志》卷一二《选举·上·举人表》云：

宋徵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

宋存楠改名徵璧，见进士。按：《宋府志》作青浦学。今因进士题名录补。

及嘉庆修《松江府志》卷四五《选举》卷二《明举人表》云：

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

然则卧子崇祯六年秋季作此两诗时，与燕又让木皆是举人。舒章、辕文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试之期，舒章之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辕文虽年十六亦得有应试资格，此两人谅必离去松江。陈彭宋三人则已是举人，因留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间之会试耳。此两次游会，所以无李宋二人之参预者，殆职是之故欤？

河东君自为吴江周氏所放逐，遂流落人间，至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前引李舒章《蓼斋集》卷二六《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谓此时河东君出自念西之家，而以杨影怜为称也。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卷七《柳如之轶事》云：

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之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一见即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之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之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之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云：“以此偿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奉如之，求与往来。如之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之稍假颜色，尝夙愿。如之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之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情乎？”遂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卒为如之葬送，亦可悯也。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责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寅恪按：河东君与宋李陈三人之关系，其史料或甚简略残缺，或甚隐晦改易，今日皆难考证翔实。姑先论李宋，后及陈氏。至钱氏所言“徐三公子”乃文贞之后，文贞者，明宰相华亭徐阶之谥。阶事迹见《明史》卷二一三《本传》，兹不征引。以时代考之，此徐三公子当是阶之曾孙辈，观几社胜流钓璜堂集主徐暗公孚远，乃阶弟陟之曾孙，可以推知也。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五四《徐阶孙继溥传附弟肇美事》略云：

肇美字章夫，以锦衣卫武生仕本卫百户。亦以不屑谒崔魏告归，终身放于诗酒。

然则此徐三公子，或即肇美之子，所以能“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盖由久受家庭武事之熏习所致，后因承袭父荫，以武弁出身，否则河东君恐无缘以“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勖之也。河东君除夕之约，乃一种爱情考验，其考验徐三公子之方法与其考验宋辕文者，虽各互异，而两人结果皆能及格，则实相同，可称河东君门下文武两状元矣。河东君所以遣人持灯送徐三公子归家者，盖恐其不归徐宅，别宿他娼所耳。名为遣人护送，其实乃监督侦察之，于此愈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徐三公子固多金，然陈李宋三人何至间接从河东君之手受之，以供游赏？钱氏所言，殆传闻过甚之辞，未必可尽信也。若“蠢人”徐某者，其人既蠢，又不载名字，自不易知。此“蠢人”固非徐阶、徐陟之亲支，但松江徐氏支派繁衍，此“蠢人”所居当距佘山不远，或亦阶陟之宗族耶？又据《陈忠裕全集》卷一二《焚余草·饮徐文在山亭》七古一首，后附按语略云：

徐景曾字文在，华亭人，文贞公阶曾孙，居文贞公别业西佘山庄。

则佘山近旁有徐氏产业，可以证知。河东君既居佘山，其与近旁大族往来，自为当然之事，故此“蠢人”极有为徐阶同族之可能。至徐景曾虽是阶之曾孙，但颇能诗，宋辕文曾序其集，则必非钱氏所谓“徐三公子”可知。或者徐三公子乃文在之兄弟辈欤？更有可笑者，今观此“蠢人”与河东君之语，乃杂糅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及白居易《长恨歌》二者组织而成者，是一曾间接受班孟坚、白乐天之影响，倘生今日，似不得称为甚蠢，然因此触河东君之怒，捐去三十金，换得一缕发，可谓非“一发千钧”，乃“一发千金”。但李太白《白纻词》云“美人一笑千黄金”（见《全唐诗》卷三《李白》第三），后来谢象三以“一笑堂”名其诗集，钱牧斋垂死时《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见《有学集》卷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则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兹更有可论者，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云“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见下引全文及所论），可知卧子等实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参预河东君在内之花丛欢宴（第二章所引李舒章《分赠诸妓》诗，或即作于是夕，亦未可知），肇鳌所言徐三公子欲于腊月三十日，即岁除日，宿河东君家，当即指崇祯五年除夕而言。检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崇祯五年六年七年，十二月皆小尽，唯四年八年，十二月大尽。肇鳌是否未曾详稽当时所用之官历，遂以五年除夕为腊月三十日。抑或肇鳌所言无误，而近人所推算之明历，不合实际，如第四章所引牧斋《二月十二日横山晚归作》诗，“最是花朝并春半”句，可证牧斋当日所依据之官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为春分节，但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则崇祯十四年春分节在二月十日，相差两日。吾人今日因未得见明代官历，不能决定其是非，故此问题，可置不论。今谓徐三公子欲于除夕宿河东君馆中，似应在崇祯五年除夕，盖四年为时太早，河东君尚在苏州，此年除夕未必即移居松江，六年除夕卧子固在北京，而肇鳌谓陈李宋三人劝河东君“稍假颜色”，是徐杨会晤之日卧子等当必与徐三公子同在松江，故可决定必非六年除夕。且据卧子崇祯六年秋所赋《秋塘曲》及《集杨姬馆中》诗，知陈杨两人关系已甚密切，徐三公子自不敢作与河东君共度除夕之事。七年除夕陈杨两人将同居于徐武静别墅，徐三公子更无希望同宿之理。至于八年除夕，河东君已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徐杨两人应无遇见之可能。然则肇鳌所言之除夕，非五年之除夕不可。既为五年之除夕，则河东君以道学先生之严肃口吻，拒绝徐三公子者，恐由此夕与卧子已有成约在先，遂借口节日家人应团聚之语，押送徐三公子归家。斯为勾栏中人玩弄花招，不令两情人觌面之伎俩，其情可原，其事常见，殊不足论。所可怪者，此年除夕，卧子普照寺西宅中，尚有祖母高安人、继母唐孺人、嫡妻张孺人、妾蔡氏及女颀，并适诸氏妹等骨肉在焉（见《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自撰年谱》及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竟漠然置之，弗与团聚，岂不内愧徐三公子耶？于此可见河东君之魔力及卧子之情痴矣。

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第六首云：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郎”来。

自注云：

姬尝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郎”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君在坐，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

寅恪按：“问郎”者，华亭李存我待问也。胜时讳其名字，仅称“陇西君”，以其与河东君有旧约为可耻，遂为贤者讳耶？殊可笑也。

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五五《李待问传》略云：

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寅恪按：据同书卷四五《选举表·二·明举人表》，李待问、彭宾、陈子龙均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授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事起，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者至，遂遇害。

查伊璜继佐《国寿录》卷二《进士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绳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徐暗公孚远《钓璜堂存稿》卷一六《吾郡周勒卣夏彝仲李存我陈卧子何悫人皆席研友。勒卣独前没，四子俱蒙难。流落余生，每念昔者，便同隔世。各作十韵以志不忘。如得归郡兼示五家子姓》其第三首《李存我》云：

李子多高韵，豁然尘世姿。兰风殊蕴藉，鹤步有威仪。不饮看人醉，能书任我痴。笑谈真绝倒，爽气入心脾。观国宁嫌早，释巾稍觉迟。螭头官暇豫，薇省使逶迤。将母方如意，滔天事岂知。凭城鼓角死，捐脰血毛摧。愧我数年长，依人万事悲。几时旋梓里，应得为刊碑。

王东漵应奎《柳南续笔》卷三“李存我书”条云：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按：董玄宰所题衙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卷二“黑白传”条）。

又钱楚日肃润《南忠记》“中书李公”条云：

李待问号存我，崇祯癸未进士，守城力战被杀待问善法书，有石刻九歌，仿佛晋唐人笔意。妾张氏，亦善书，人欲娶之，不从（可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李存我中翰示余九歌图并小楷，余亦以隶书九歌索题》七律）。

寅恪按：河东君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至王东所言，董玄宰购焚李书之事，未必可信。据王胜时沄云间《第宅志》云：

坦水桥南李中翰待问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书。

是存我亦请香光题己宅之堂额，其钦服董书可为一证。又《胜时志》中所记如李耆卿之海闾堂、董景傅宅之筑野堂、胜时先人宅之与书堂、李延亮宅之栖云馆、宋存标之四志堂等之堂额，及董尊闻宅内张氏之石坊“威豸德麟”四字，皆存我所书，可见李书之存于崇祯末年松江诸家者尚不少。且香光之声望及艺术远在存我之上，亦何至气量褊狭，畏忌乡里后辈如是耶？东欲推崇存我之书法，遂采摭流俗不根之说，重诬两贤，过矣！但东之言，即就流俗之说，亦可推知当日存我书法享有盛名，迥非云间诸社友所能及也。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其初情感最为密好，终乃破裂不可挽回，宋氏怀其悔恨之心，转而集矢于牧斋。论其致此之由，不过褊狭妒嫉之意耳，其人品度量，殊为可笑可鄙，较之卧子存我殊不侔矣。兹先节录关于宋氏事迹之材料，略加考释。后引宋氏诋諆牧斋之文并附朱长孺之驳正宋氏之语，以存公允之论焉。

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五六《宋徵舆传》略云：

宋徵舆字辕文，华亭人。顺治四年进士，左副都御史。卒年五十。

吴骏公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四七《宋幼清墓志铭》略云：

崇祯十有三年，吾友云间宋辕生、辕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杨孺人施孺人于黄歇浦之鹤泾。公讳懋澄，字幼清。同年白公正蒙精数学，能前知。尝为公言，我两人将先后亡，不出两岁，具刻时日。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杨孺人之殁也，公在京师，不及见，为其留侍张太孺人也。张太孺人殁，公免丧后，复远游，所至必与施孺人偕。

同书卷二九《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梁世族，风流藉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卷二八《宋直方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王贻上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按：《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知其子徵舆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附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缺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唯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现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鳌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

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祗谟董以宁辈分赋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按：今检邹祗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庚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默编《十五家词·丽农词》本将此词所附诸家评语及邹氏原序删去。可参孙默编《十五家词》卷二七王士祯《衍波词·上》《惜分飞》第二体“程村感事作惜分飞词五十阕，为殿一章”），后附王士祯评语云：

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

又序略云：

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阮亭评《惜分飞》第二首《却怪净持原老妪，生得霍王小女》云：“霍王小女，引喻极切”）。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

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

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鉥胃之作。花间草堂后，正不可少此一种。

寅恪按：邹氏序中“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卷二九董以宁《蓉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之言，由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卷八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兹见于王氏《国朝词综》卷一四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一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兹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

李雯《蓼斋集》卷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按：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

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吏。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人，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

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此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皆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李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荫》《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郎归》即《醉桃源》第一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一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一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上述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己巳，卒于康熙八年己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毗陵《名人疑年录》卷一），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预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也。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尚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三六《职官表》载：

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

同书卷四二《方岳贡传》略云：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

同治修《谷城县志》卷五“耆旧”门《方岳贡传》云：

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

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试诸生，拔予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君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卷一五《陈李唱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忏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兹节录《痛史》第二十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遗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舠，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唯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骊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困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帅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按：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三六《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卷三七《职官表·府秩》载：“张铫，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勋，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卷四三《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寅恪按：董含《莼乡赘笔》卷二略云：“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唯是新帅之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按：“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勋）。小人闵闵皇皇耕其五谷，织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仿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唯先生加意焉！

寅恪按：《有学集》卷七《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远闻之”“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四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辕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诋牧斋，出于私意，与吴越旧时党社胜流之不忘故国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沄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阴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五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类。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复见。乃取程孟阳所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复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之，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

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严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按：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兹附录其《愚庵小稿》卷一〇《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复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

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著作之盛，推重諈诿，不啻义山之叹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寅恪按：燕京重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书”作“笔”。非）。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夐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摹，金匮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默，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熸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燕京本“丽”作“厉”。非）。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缵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譊譊耶？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识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庄解、齐丘化书，轻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默默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卷一三《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讥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瘢垢，掊击不啻讐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