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群体的感情观和道德观
群体冲动、易变、急躁
我们概括地说明了群体的主要特点，接着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研究。
应当说明的是，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感情夸张等，几乎都可以在较为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生命中看到，如女人、儿童和野蛮人。不过在这我只是顺便说一说，本书并不准备论证它。因为这既对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没什么作用，也很难让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人相信它。
因此，我现在按部就班地讨论一下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看到的不同特点。
群体的基本特点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与理性或智慧无关。群体中人的大脑功能处于停滞状态，他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支配，一种本能性的反应而已。我们完全可以将群体视为一个对文明一无所知却充满了破坏欲望的野蛮人——群体的思维和行为与原始人非常相似。
个人按照刺激因素决定自己的行动，所有刺激因素都能控制群体，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孤立的个人，如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清醒地认识到，冲动是魔鬼，不能被它摆布，因此孤立的个人会约束自己。所有施加于群体的刺激因素，也同样作用于独立的个人，孤立的个人也同样会对这些刺激因素产生感觉或反应。与群体中的个人不同的是，独立的个人意志和意识仍然是清晰的，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他的大脑会警告他：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因此独立的个人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受这种无意识动机的摆布。
由此可见：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
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是种族因素，种族因素导致群体急躁、冲动和多变，正如它会影响到我们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说明。1870年的普法战争，仅因为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公布了一份很有挑战意味的“埃姆斯”电报，就触犯了众怒，结果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几年后，一份关于谅山战争的电文，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怒火，导致政府当即垮台。同一时期的英国，远征喀土穆也遭遇了一次非常惨重的失败，却只引起了国内轻微的不满情绪，一个被解职的大臣都没有。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些女人气质，只是拉丁族裔的群体的女人气质最多，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大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地等于是在悬崖边上散步，不定哪天就跌入深渊。
群体是如此摇摆不定，莫衷一是。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服于这些低层次的刺激，它们冲动易变。
在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中，波斯的苏丹带领一支大军包围了安条克城，十字军被团团围困，士兵们心灰意冷，他们无心恋战，躲在房子里拒绝出来，惩罚与利诱都不起作用，将领放火烧屋，士兵们宁愿葬身火海也不肯上阵杀敌。
统帅并不懂得群体的真正性格，因此无从下手，这时，一位年长的牧师出现了，他提出了一个计划，重振了十字军的信心，燃起了他们的斗志，让这些灰心丧气的士兵重新行动起来，击败了六倍于己、精力充沛的波斯人。
这位牧师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自称在几星期前攻占安条克城时，他曾经遭遇到了危险，当他高声向上帝呼救的时候，两个头戴光环的神灵出现在他面前，授予了他一根长矛，并声称是当年拯救世界的长矛，随后使者又将长矛埋进了土里，然后告诫牧师，等到安条克城从异教徒的魔掌中解脱之后，十字军才可以挑选12个人来此挖出长矛。
十字军的统帅们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他们挑选了12个虔诚的人，一起去寻找那支神圣的长矛，他们从天蒙蒙亮就开始挖掘，直到日落西山还一无所获。正担心无功而返的时候，牧师跳进了一个坑里，念念有词地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把手里的长矛展现在大家面前，增强人们的力量，取得最后的胜利。
刚刚祷告完毕，统帅们就看到了土中的长矛尖，他们合力将长矛拉出，热泪长流，这一切都被聚集在周围的群众看在眼里，他们为此而感动。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这支长矛被当成了圣物，用一块紫红色的布包裹好，在十字军中传看。十字军的士气因此一下子就恢复了，每个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他们饥肠辘辘，但浑身却充满了力量，急着上阵抗击敌军。
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它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轻而易举的事。
群体表现极端
群体很容易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就是群体的极化。下面这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1879年，在捷克的比尔森地区，有一个叫扬纳切克的吉卜赛人因宣传叛乱罪被推上了绞架，他毫不在乎地宣称自己会转危为安，结果如他所料，行刑那天恰逢皇帝生日大赦，他逃过一死。第二天再次行刑，宫廷发生了政变，暴乱者占领了刑场，皇帝被推下了宝座。后来，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他平安地度过了一周后，又被拉上了绞刑架，这一次才把他绞死。
没多久，死去的吉卜赛人得到了宽恕，所有事实表明，这件案子原来是另外一个同名人犯的。众人只好把他从犯人墓地挖出来，恢复他的名誉，改葬到天主教徒的墓地，但有人发现这个吉卜赛人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个新教徒，只好再次把他从墓地里挖出来，改葬到福音派教徒墓地。
由此可见，群体不仅可以在好恶情绪之间莫衷一是，而且可以眨眼之间就从最野蛮、最残忍的狂热过渡到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即使连刽子手也做不出的残忍行为，但也可能瞬间为某种教义或信念而慷慨就义。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对大量错误的群体决定进行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群体的内聚力越强，就越容易导致群体思维的错误。因为在群体决定时，本来有不同意见者也碍于群体的压力而不再坚持己见，也会觉得集体的决策似乎是神圣的。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
群体极化假设指出，群体的讨论可以使群体中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得到加强，使原来同意这一意见的人更相信意见的正确性。这样，原来群体支持的意见，讨论后会变得更加被支持；而原来群体反对的意见，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也更强，最终使群体的意见出现极端化倾向。而个人在参与群体讨论时，由于受群体气氛的影响，也会出现支持极端化决策的心理倾向。这种群体决策极端化的倾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叫冒险偏移，另一种叫谨慎偏移。
群体极化具有双重意义。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能促进群体意见一致，增强群体内聚力和群体行为。从消极的一面看，它能使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更趋极端，群体极化似乎很容易在一个具有强烈群体意识的群体内产生，也许是在这样的群体中，其成员对群体意见常做出比实际情况更一致和更极端的错误决定。
群体没有任何长远打算
易变性使群体难以控制，公共权力落到群体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几乎不可能持续多久。虽然群体有着很多狂躁的愿望，却不能持久。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这些目标注定很快被丢弃，任何一点意外的刺激都会让群体陷入迷失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群体可以在转眼之间从最残忍的野蛮变为最崇高的慷慨。群体既可以比刽子手更冷酷，也可以视死如归。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19世纪中叶，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
群体服从的各种冲动，无论是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还是懦弱的，只要这种冲动足够强烈，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如同随风飘零的树叶，风吹向哪儿就飘向哪儿，最后落在地上。下面我们即将研究革命群体的情绪，他们是极端情绪化的，可以被最矛盾的情感激发，只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
我们在此后的章节中，将就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多变群体进行专述，我们将会看到构成群体的法国人在当时的感情是多么易于起到极端的变化。
群体不承认障碍
群体冲动而多变，像野蛮人一样，并不知晓在愿望和实现愿望之间有什么障碍。在宗教裁判所盛行于欧洲大陆的时代，神职人员随意用火刑对付他们不喜欢的人，给那些可怜的人们套上铁皮靴子，往铁靴中灌满滚烫的铅水，再命人把铁皮靴子砸扁。这样毛骨悚然的事情，在罗马教皇的时代屡见不鲜，天文学家布鲁诺就因为他公开追随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被烧死。正如一位主教曾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绝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来世的希望。”一切不符合教义的主张均被敌视为教会的障碍。由此可见，群体没有能力理解这种障碍，强大的数量使它认为自己势不可当。群体意识之中没有任何障碍，即使有，那也是充满敌意的挑衅。
群体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愿望受阻的群体很容易就进入激愤状态。任何障碍都会被粗暴地摧毁。希帕蒂娅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美貌出众，学识渊博。但在当时，早期的基督徒认为哲学和科学研究都是被禁止的异教徒的活动，希帕蒂娅因此成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血腥骚动的牺牲品。
一天晚上，希帕蒂娅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一群基督教暴徒的袭击。暴徒把她从马车里拖出来剥得一丝不挂后，用石头砸死了她。她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尸体被肢解，残缺的遗体则被扔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火堆上焚烧。在这些暴徒看来，希帕蒂娅的博学构成了对他们信仰的障碍，粉碎这个障碍，就成了群体的当务之急。
群体之中没有不可能的概念，独立个人可以轻易地分辨是非，群体却无法理解。孤立的个人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了诱惑，他也能抵制，一是个人实施行动非常困难，二是难以逃过法律制裁。所以一个人纵有激烈的反社会思想，也很清楚自己在犯罪。但当他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群体没有负罪意识，群体意味着约束解除——数量就是正义，当任何一个人融入群体中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天然正确与合法，并意识到这种群体的绝对数量赋予他的力量，除了人数赋予他的力量外，法不责众的思想也释放了他的本能，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实施行动。数量还给了他一种正义的错觉，在杀人劫掠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心中反而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情绪。
群体轻信，易受暗示
我们在前面说过，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为什么能很快向某个方向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以及暗示之外的其他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的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极端轻信之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且轻易在群体中流传，不仅是因为群体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魔术般的曲解之后的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变得面目全非。
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会对想到的任何事情产生一连串幻觉，虽然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群体中，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并被迅速地传播，再演变出多种怪异的版本。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会建立起与它本身毫无关系的一系列其他形象。但是群体却无法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说，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惯于把歪曲性的想象力与因为这种想象建立的幻觉与事实混为一谈。群体也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常常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当作现实，尽管这个景象与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歪曲的方式取决于极为细微的思维末节，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群体对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既多且杂。虽然群体成员不同，但因为相互传染，暗示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所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会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构成传染性暗示的起点。
暗示的信息经群体无意识轻信的哈哈镜的放大，呈弥散效应迅速传递开来，如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一样。十字军官兵云集于此，有一个人最先传达了圣·乔治出现的消息。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群体的期待意识，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无论是什么——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一个人的幻觉，就立刻会被所有人接受。于是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显灵，又因为这一说法是不允许质疑的，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一个人造的奇迹就产生了。
历史中经常出现这种集体幻觉，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成千上万的人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必要考虑群体成员的个人智力品质，这无关紧要，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起，天才和智障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几本书，也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我不想让读者认为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我举几个实例，这些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18世纪早期，欧洲出现了“圣梅达尔的痉挛者”群体，这群人常常会聚集在他们最信任的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交流着如何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希望带来身体上的某种奇迹。他们深信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每天通往墓地的大路都会被大批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这种所谓身体奇迹其实是癫痫之类的癔症，但是当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当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之后，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进而引起群体性的狂乱。
那么我再举个最典型的实例，它证实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一位值勤兵声称发现了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时，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但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于是，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接近目标时，官兵仍然认为自己“看到”一大群活着的人伸着手呼救、不少失去亲友的人正哀号着。但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幻觉这才消失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
在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全体官兵接受了。
眼前发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只要融入群体，他们个人的卓越观察力和判断力马上就会消失。
心理学家大卫先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根据《心理学年鉴》的记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先生进行过这样一项试验，他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在让这些人检查了物体，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了标记之后，大卫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还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杰出观察家们全都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但真实的情况是，所谓的灵魂现形，只不过是大卫先生的简单骗术。
最神奇的部分并非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目击者提交的报告极端虚假。大卫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支配群体大脑的效果，甚至于让众多的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
众多目击者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
正如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这是一种类似于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即使对于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甚至批评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1678年，英国首相接到报告：在与议院相邻的某些地下室里，听到了“巨大的敲击声和刨地声”。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称法国军队已经在陆柏伯岛，军队队列整齐，军官还走在队列前面。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策马狂奔向海德公园，他们的手中握着短剑，要求每个人都拿起武器，认为法国人就要来了。
但所谓的法国军队队列，不过是一排排的树篱笆桩，所谓的军官也只不过是些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马。
集体撒谎的例证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荒唐的事情要算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群体性谎言。
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尊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如野草般在各大教堂铺陈开来，持有者皆声称其源于“真正的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如果能够集中到一处，几乎可以承担起建造一座教堂的木料。
这荒谬至极，可绝大多数人却信以为真，不仅神职人员如此，甚至民众也对它们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不但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多年的顽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只要稍具备理性与常识的个人，都会认清这件事情本身的荒谬，几乎没有人对此保持丝毫诚实与警醒，并非是所有人都要故意撒谎，而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行为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计其数。在我写到本章节的时候，巴黎正被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两个女童从家里走失，不久后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两具尸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他们说这两具尸体就是那两个可怜的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完好无损地又出现在大家面前。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第一个目击者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假如我们还原整个事件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如下阶段。
在谎言制造阶段，第一个目击者被心理暗示影响，成为幻觉的牺牲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显现出一些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的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当他开始传播这种暗示的时候，证词便开始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可原谅的后果，关于这一后果，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接着是谎言的被肯定阶段，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更多，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当即附和谎言，有的人和第一个人一样，牺牲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则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到谎言扩散阶段时，整个群体的成员都会成为说谎者。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得到了肯定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就在一瞬间被征服了，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消息被以讹传讹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说谎的行列之中。
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过去，在法国的维莱特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着自己的模糊记忆指证说那是自己的同学，于是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过程开始了。
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姓夏凡德雷的妇女情绪失控地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她走近那具尸体，观察死者穿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这名太太住在福尔街，是个看门人，“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夏凡德雷太太叫来了表弟，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与夏凡德雷同住在这条街上的几个邻居，都认为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费利贝·夏凡德雷的同学是根据那孩子佩戴的一枚徽章肯定死者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
人证、物证齐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很有说服力，但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一个半月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这似乎可以证实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最容易轻信的人。这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我们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最爱撒谎。尽管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无辜的谎言仍然是谎言。如果要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那还不如用扔钢镚儿的方式来得合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女性和儿童，因为他们最容易轻信他人。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
在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用相当多的例证来确定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此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也在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后方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携带着为数众多的大炮。从历史研究中看，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所谓的增援部队不过是一队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折回了前线，大炮则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这是一个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再举一个可以证明吾之观点的例子。
1806年，英国利兹地区有一只老母鸡不停下出印有“末日将至”的怪蛋后，许多人专程赶来参观老母鸡，惊恐万状的信徒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便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各式外形的怪蛋。实际情况是，这蛋不过是普通的鸡蛋，只是上面用具有腐蚀性的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事例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我们向来认为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算得上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最应该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同一件事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必然相去甚远。
没有真相的历史
从以上情况来看，无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那一刻时，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作者对思考结果的解释。那些被记载进史书，业已成为史实的历史事件，也未必是有价值的产物。而那些皓首穷经的所谓智者，也远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秉笔直书。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
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可能一句也没有。所有能够打动群众的，能够在群众范围内得以流传并保留下来的，只是这些伟人在神话中的形象。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我们要的是能打动我们心灵的神话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于是，关于他们的谎言被一再编造，直到和我们今日所知的形象毫无出入为止。
前文说过群体通常是以形象来思维的，这就使得群体的想象力超乎寻常。
这些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没有什么稳定性可言。
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比如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耶和华是一尊嗜血好杀的神，随着时间推移，在《新约全书》中出现的上帝，已经变成了一位博爱仁慈的天父。
我们在前面说过，种族的基本特点决定着群体的无意识。佛教诞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国，假如我们将印度人尊奉的佛祖与中国人信奉的佛祖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
群体的想象力会改变一切，不论这件事是真实还是虚构。正因为这样，历史才会最大限度地背离它的真相，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
英雄的神话因群体的想象力而改变，使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须多长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的神话，在不到五十年里就改变了好几次。
拿破仑是历史上了不起的伟人之一，在法国人身处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时，这位年龄尚轻的军人，成为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社会底层人士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是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的好人。三十年后，这个和蔼可亲的英雄却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后毁灭了自由，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便让300万将士命丧黄泉。
事态并没有停止，在法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之后，便开始尝试着回忆往昔的辉煌，怀念拿破仑曾经的赫赫战功，这个神话再次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16世纪的那不勒斯，一个叫马萨尼罗的渔夫被暴乱者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浑蛋胡作非为，残暴无比，后来被如同疯狗一样打死在路上，被割去头的尸体则扔在泥塘里泡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抛进了护城河里。
第二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群众对他的情感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无数人举着火炬寻找到他的尸体，给他重新披上皇袍，隆重地葬于教堂。有上万名武装军人和百姓参加了葬礼。即使是那被众人撕成了碎片的衣服，也被当成圣物珍藏起来，他的房门也被拆成碎块，制成了各种纪念品。破旧的家具突然身价暴增，连他走过的泥土也成为制作护身符的原料。
不难想象，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正像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意味着极化，不管是好是坏，群体感情的特点就是极其简单夸张。在这方面，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他们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不能做出细致的区分，也看不到事件中间的过渡状态，这是群体感情的简单粗糙。群体情绪的夸张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这些感情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后，会非常迅速地传播，明确支持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群体全然不懂怀疑，也不知道万事万物皆有其不确定性。如同陷入情网的女子，轻易便会陷入感情的极端。情人有任何令人怀疑的言行，立刻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平常生活中免不了见着令自己心生厌恶的人，或不得已执行自己非常反对的意见，作为孤立的个人，多数会控制自己的冲动，这些情绪不会对个人有什么影响，若是处于群体中，这些情绪却能让他们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无知、弱小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的卑微无能感，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感情的夸张倾向，通常把人类的恶劣表现到极致。
1527年5月6日夜，罗马被雇佣军占领，8000多名老百姓被杀，而这只是开始。夜晚狂欢过后，极度激动的雇佣兵开始洗劫教堂，他们还洗劫红衣主教和要人的宫殿，闯进女修道院强奸修女。
据说南意大利军队的士兵连船夫的简陋小屋都不放过，夺走了茶壶和钉子之类的东西。其他报告表明，一些圣物被当作靶子，成堆的古代手稿被用作马的褥草。拉斐尔的壁画被长矛划破，上面用很大的字母刻着马丁·路德的名字，甚至索取巨额赎金。
群体利用自身的强大摧毁一切道德障碍！这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约束自己。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崇高的美德。其实他们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美德。在后面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们只会被极端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锋芒毕露，信誓旦旦，更少不得要夸大其词，吹得天花乱坠，而且不断重复，绝对不会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换个简单的说法，群体对自己的英雄的感情，也同样夸张。英雄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很早就有一位编剧指出，观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拥有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打动观众的艺术多数品位低下，但即使创作这些品位不高的艺术，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行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做出判断，他们必须把自己变成观众。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毫无相同之处。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做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潮的影视剧，在另一国却未必能获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明，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经用事实证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大打折扣。一位学识渊博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我的观点。群体只擅长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有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别人提出的任何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律拒绝。若不是把这些意见视为绝对真理，就是看成绝对谬论。要想控制群体，历来只能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用合理的信念来解释，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与其对信徒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熟知。这种偏执的情绪根深蒂固，根本无法扭转，改变一种偏执情绪的唯一办法是用另外一种偏执极端的感情来取代。
群体认定的真理或谬误都不容置疑，由于群体力量强大，它的理想和偏执就带着专横的特质。理性的个人一般会倾听各种意见，调和矛盾，群体则不然。在公众会议上，如果演说者略有微词，立刻就会招致严厉的呵斥和粗野的叫骂。在听众的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或执法者的约束，反驳者往往难逃一死。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欧洲猎巫风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数以万计的人成为猎巫队伍的牺牲品，那些站出来替人辩白的无辜者，也要惨遭毒手。
1704年，苏格兰地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女性对他实施巫术，一名女性在被抓进监狱后逃了出来，但在第二天又被捉住了。在回监狱的途中，对巫师恨得咬牙切齿的人们想淹死她。他们把这名女性捆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一艘渔船的桅杆上，把她投进水里后拉上来，再投下去，如此反复，在这名女性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时候，人们又把她拖上海滩。一个暴徒回家把门板卸下来，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再在上面堆上大石，这名女性被活活压死了。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出来干涉，负责押送的士兵也玩忽职守，幸灾乐祸，凡出来阻止暴行的人无不被恫吓和殴打。
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种族性格，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义。尽管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但其强度还是各有不同。在这方面，支配着人们思想感情的种族因素，再次发挥作用。种族决定群体的感性程度，感性的种族群体更冲动、易变和急躁，尤其是拉丁民族人组成的群体，他们的专横和偏执可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典型，正是偏执和专横这两种态度彻底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真正独立的人，是能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信念的人。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每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理解皆如此，从未有另一种理解。
前文说过，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
1630年，米兰发生了一场瘟疫，随着瘟疫的蔓延，许多异想天开的荒唐故事被人们信以为真。有个名叫巴萨尼的人声称自己在某个黑夜站在一个大教堂门口。有一辆6匹白马拉着的黑马车停在他身边，马车后面跟着许多身穿黑袍的仆人。马车上走下来一个高大威武的陌生人，他邀请巴萨尼上车，把他带到一个几乎倒塌了一半的巨大宫殿前。巴萨尼看到许多骷髅相互笑骂，相互追逐跳跃，朝一块荒地奔去，荒地中间的岩石下面流淌着毒水，毒水流过田地，渗入了米兰城所有的泉水中。
陌生人许诺说，如果巴萨尼愿意将米兰所有的门都抹上毒药，就可以得到无数的财富。此时巴萨尼终于明白这个人是魔鬼，他便向上帝祷告，瞬间电闪雷鸣后，他发现自己又站在了教堂的走廊上。
这样的疯话得到了所有听众的信任，还有所谓的目击者为他帮腔，发誓说他们也见过那个陌生人。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方面之外，群体常常对意识形态也会进行夸张的处理，让某种意见以异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到了荒唐至极的地步也毫不在意。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最能确定的感情，他们很容易就表现出偏执与专横的情绪，只要有人煽动起这些情绪，他们随时都会付诸实践。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心肠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的垦荒过程中，英国派来两名工会活动者协助土著农民。当地的农民工人到了之后，为了声援码头工人，他们举行了罢工，还要求工会活动者增加工资，改善伙食。他们焚烧营地的建筑物，甚至自行武装起来，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一位颇有声望的苏格兰工人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从车上一跃而下，大声呵斥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突如其来的陌生人的暴怒吓呆了，立即丢下武器落荒而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从来只向严厉的暴君低头。
1795年10月，拿破仑·波拿巴奉命镇压骚乱，他竟然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河水般的血流流向早已挖好的壕沟，骑兵手持军刀和手枪冲向了幸存者，之前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停止了呼叫。
几年之后，拿破仑尝试着与议员们进行沟通，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调集了一队掷弹兵冲进议院，将那些议员逮捕，剩下的议员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人。
群体喜欢英雄，他们眼中的英雄像恺撒一样冷酷残忍。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因为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群体随时会欺压软弱者，但对强权者低声下气！
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
如果以为群体在革命中本能处于主导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群体常常爆发超乎寻常的暴力和破坏力，但这种爆发是十分短暂的。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状态之后，他们很快就会陷入迷失。只要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波拿巴上台之后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痛时，那些拥戴他、崇拜他的，正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如果不深入考虑群体的保守本能，我们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群体可能渴望着改朝换代换取卑微的需求，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常常发动暴力革命，但却常常沿用旧制度，从中国的王朝更迭便可看出端倪，这些旧制度本质上反映出了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专制者便能轻易拥有整个种族的顺从。
群体的变革，只针对很表象的事情。他们如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群体对传统事物、传统制度，有着迷恋式的崇拜，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掌握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不可能实现，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通过不断杀戮和革命来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反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群体的道德
如果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欲，那么群体显然不具备任何的道德。群体既多变，又冲动，他们不可能道德。
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期内表现出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那么群体的行为，经常会有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群体的犯罪行为，见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于是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的结论。他们只看到了群体行为的一部分，群体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在生活中满足这些本能，因为风险成本太高了，有正常判断的人都不可能蠢到去干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一旦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消失了，我们常常说到“法不责众”，这里指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定。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这会使得群体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些本能，便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十分懦弱的残忍。
17世纪初，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说，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吃上饭，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立刻被抓了起来，被绞死后烧成了灰烬，百多名成年人围观了这一现场，却没有一个人阻止这暴行。
17世纪末，北美洲殖民地一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否认，但还是被判了刑。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是新英格兰司法长官，他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进了他嘴里。
这样的残忍，与猎人聚集成群捕杀动物时表现出的残忍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究竟会做出怎样违背良知与道德的事情来。
群体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做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行为，那是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的时候，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于可以让他慷慨赴死。
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1792年，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诸国集合联军，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雅各宾党人的振臂高呼，引来了无数民众自愿参加军队，一再击败联军。
当我们回顾历史，发现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能英勇地面对死亡。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
理性的个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自我利益几乎是孤立个人行动的唯一动机，但自我利益几乎不能成为群体的强大行动力。
只有群体才能表现出不计名利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
在公众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些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他们的行为，如同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群体能使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变成无恶不作的恶棍，反之，亦能使罪大恶极的浑蛋严格按崇高的道德纪律行事，仅仅因为他是群体中的一员。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泰纳让人们注意“九月惨案”中的一个事实：
1792年9月，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的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中，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他们感觉断头台的速度太慢，于是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来轰炸他们。被杀的人血流成河，执行屠杀的暴民却没有一个人把受害者身上的财物据为己有，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些财物放在了会议桌上。
1848年的7月革命中，手执武器的民众与奉命赶来弹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居住的杜伊勒利宫。这些呼啸而过的民众，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珍宝，占有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可以让自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衣食无忧。
由此可见，群体对于个人，有很强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可能意味着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净化作用并非不变的常规，然而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状态。
即使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我前面说过，观众要求剧作中的英雄具有现实中可能有的夸张美德，我们在前面说过，同样，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对方将不道德的行为收敛起来。一次集会，即使该群体成员品质良莠不齐，大家也会表现出少有的一本正经来。那些平时放荡不羁的浪子或缺少教养的粗人，在某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也会变得彬彬有礼起来，虽然与他们习惯性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
虽然群体经常放纵人类低劣的本能，踩天理和道德于脚下，干出惨绝人寰的勾当，但也不时树立起崇高的道德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毋庸置疑，群体最具备这些美德，而且他们达到的水平，哪怕是德行最高尚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
当然，他们只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但这无碍大局，我们求全责备，指责群体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成为被本能愿望支配的不动脑筋的机器。但是，如果连群体也受眼前利益桎梏，那么地球上根本就不会有灿烂的人类文明，更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1）群体的观念
我在《民族心理学》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屈指可数的观念很少革新。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根深蒂固，要改变这些观念难如登天。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其具有的力量如金城汤池般坚不可摧，而历史大动荡正是这些基本观念改变导致的结果。
这里我只想简单探讨一下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与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有两类：第一类是时髦的观念，这类观念产生于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些观念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着迷的某种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受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如过去的宗教信仰与今天的政治观念、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都在该范畴内。但如今，那些曾经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伟大基本观念的稳定性丧失殆尽，随时都有轰然坍塌的可能，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制度也被严重动摇。
无论为群体提供哪一种观念，只在它们有绝对不容置疑、毫不妥协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其感情夸张而极端。若想某一种观念对群体产生有效的影响，它就必须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这样才能被群众接受。
18世纪，英国南海股票风潮中，一位诈骗者发布了一份募股说明书：“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的资本，一共分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镑，定金2英镑，认购者只需要支付定金，每股每年就能得到100英镑的股息。”
第二天上午9点，当他来到康恩希尔街打开办公室的房门时，疯狂的人群蜂拥而入，几乎要把他挤倒。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他已经卖出了1000股，这个骗子在5个小时里赚了2000英镑，当晚就逃得踪影全无了。
另一个成功行骗的手段是所谓的“环球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只不过是一些扑克牌形状的纸片，上面刻着“帆布许可证”，贴着“环球饭店”的标志。诈骗者声称，持证人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里，随意认购一家新建的帆布厂的股票，这种许可证在交易市场上的售价高达60个金币。
类似这样的骗局还有许多，简单得令人咋舌，效果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盲目的轻信，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群体的简单观念上的。尽管以上的骗局一个又一个地被揭穿，但是民众绝不会因此而停止受骗，无论到什么时候，受骗者都将会大有人在。
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既没有任何相似性，也没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它们会相互影响，也可以彼此取代，正如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由于时机不同，群体在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可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也不可能察觉到这些矛盾。
这并非群体特有的现象。许多孤立的个人，除野蛮人外，也包括在智力的某个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如狂热的宗教分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高学历印度人，就表现出了这些令人费解的矛盾。
部分西方观念附着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观念就会表现出来，言谈举止也相应地改变，这让同一个人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也只有在一个人因为与异族恋人结婚，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时，其行为才会真正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此纠缠并无益处。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各地进行观察。
只有简单而明了的观念，才能被群体接受，但并不是所有观念都是简单明了的，因此观念必须经过一番彻底改造，变得通俗易懂，才能被平庸的大众接受。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根本无法理解，更别谈接受了。因此，对它们的改造必须更加彻底。种族间的理性程度和聪明才智不同，这种改造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但都必须向低俗化和简单化改造。
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有观念的等级划分，也就是说，观念很少有高下之分。历史证明，没有哪种观念要比另一种观念高明一些。不管观念刚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一旦进入群体的智力能理解的范围内，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便被剥夺殆尽。
17世纪俄国的变革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彼得大帝尝试在俄罗斯开展一场全面的改革时，所有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技术成果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抵制改革的人不仅有平民百姓和达官贵人，连皇太子都加入其中。
彼得大帝被迫做出了调整，将这套变革观念改造成了最低俗也最简单的形式，以便于在民众之间传播。改造后的新形式是——从男性臣民的脸部入手，剪掉他们的胡子。彼得大帝的欢迎宴会开始之后，卫兵们冲上前将来宾都按住，强行剃掉他们的胡子，震惊的来宾甚至还未能回过神，就已经成为新观念的接受者。
一种观念，重要的不是它的固有价值，而是它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20世纪的民主观念，都不是什么高明的观点。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大多有着一些令人费解的错误，但是这些观念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与原则统治人民。
只有经过了彻底改造，某种观念才能够被群体接受，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时它才会产生影响，里面涉及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我们认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事实却是，群体顽固地守着旧观念，这种旧观念很难被消除。即使有最确凿的证据，对平庸大众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十分确凿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暂时接受，但缺少理性思维的人很快就会被无意识的自我带回原来的观点。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旧观念已经变成他的情感之一，影响着他的言谈举止背后最隐秘的动机。我们将看到，没过几天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产生了一系列情感基础后，和它对抗是徒劳的。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根除它们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个世纪，所有人都信奉君权神圣，民主与自由的观念根本无法在法国保有一席之地，谁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些，一定会被民众当成疯子。哲学大师伏尔泰因为公开宣扬天赋人权，两次被囚禁于巴士底狱，最后还被赶出了法国。正是这些曾经被嗤之以鼻的观念，引发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处于水深火热中，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即使在成吉思汗看来也会胆战心惊。
这便是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导致的悲剧性后果。
（2）群体的理性
虽然群体智力低下，但也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群体接受的论证过程，从逻辑上说十分低能，只能被称为推理。如同高级推理需要证据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需要观念，不过群体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有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
他们的推理方式与因纽特人非常相似，比如因纽特人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透明的物质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一些野蛮人有这样的风俗，他们击败骁勇善战的对手后，会吃下对手的心脏，以为可以得到对手的全部力量和勇气。如同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一样，认为所有雇主都在剥削着工人。澳洲的土著居民常常会把自己的箭赠予另一个猎人，他就有权利分享这个猎人射杀的任何动物。猎物被认为“属于”杀死它的箭的主人，即使狩猎的时候他并不在现场。
群体推理只是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绝不会受到推理过程的影响。
只要能够为群体建立这样论证的形象或观点，便可以操纵群体。
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唯一论证。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群体完全不能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体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
读某些演说词时，其中漏洞百出，错误连篇，任何讲理性的个体都会惊讶这些并不十分高明的言辞，竟能对听众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往往会忘记，演讲稿并不是为哲学家或思想家准备的，而是用来说服平庸的大众的。凡是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无一不擅长建立对群体有诱惑力的形象。任何一个人做到这一点，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使有20本富有真知灼见著作，这些认真思考的产物，也不如几句有感召力的话语。
群体没有推理能力，也没有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群体不能辨别真伪，也不能对任何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群体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的判断，绝不是归纳论证后更改的判断。就这方面来说，无数个人并不比群体的水平高明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普遍认同的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根据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3）群体的想象力
盲人的听力比常人更敏锐，缺乏推理能力的人的想象力不但强大、活跃，且非常敏感。对于群体来说，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次事故，都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唤起栩栩如生的形象，而这种超常想象力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具备的。
群体如同一个睡着了的人，理性被搁置脑后，只凭形象思维来得到结果，如同做梦一样，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只要他开始思考，这种形象就会迅速消失。
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丧失了思考和推理能力，对自己的认识就变得十分模糊，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以至于让他们产生目空一切的极端情绪，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事便是最惊人的事。群体只关注那些最离奇、最不同寻常、最传奇的事件，在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现象。比如，在德属东非的土著居民看来，一艘军舰的强大与否不在于它吨位多大，有多少门火炮，或是装甲多厚，而在于烟囱多少。一艘军舰的烟囱越多，那么这艘军舰的实力也就越大。当英国人的一艘双烟囱军舰来到非洲海岸时，当地居民弃他们的宗主国而不顾，纷纷向他们示好，因为当地的德国军舰是老式的驱逐舰，只有一根烟囱。
于是，德国人从国内调来了一艘有三根烟囱的巡洋舰，土著人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烟囱的军舰，纷纷前来观看，还起了个响亮的绰号——背着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几天后，“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就不再是土著人的英雄了，因为英国人开来了一艘船，上面有四根烟囱。
德国总督大感困惑，难道英国人竟调来了一艘战列舰？答案很快就揭晓了，这艘四个烟囱的船根本不是什么战列舰，而是一艘拉煤炭的商船，因为锅炉老旧得厉害，所以要多加一根烟囱排烟。德国人无论如何也变不出一艘五根烟囱的船，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些土著人怎么会以这样奇怪的角度来分析事情。
这正是原始思维的典型思考方式，只对鲜明的形象进行判断，取代正常的推理能力。
假如我们对一种文明进行分析，会发现它存在的真正基础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群体无视现实，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富有逻辑的劝告，群体都不为所动。
那些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就能对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今天，一些原始部落中仍然会在狩猎活动与战争之前，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仪式，狂热的集体舞蹈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巫师就会进入一种异常的意识状态，人们便相信他们激活了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游走在宇宙的任何一个空间，赋予部落民众以额外的能力。
在古罗马时代，角斗士一出现在圆形剧场中央，每个观众都会瞪大眼睛看着，力图看清楚他们是何许人也。观众们不但有着高涨的热情，参与的声浪也很高，倘若有角斗士仓促上阵，就会遭到观众的起哄，甚至有情绪激动者从座位上站起来，一面跺脚，一面手舞足蹈，威胁角斗士。观众之间也发生矛盾，有时因为对某个角斗士的评价出现差异而大打出手。实力较弱的角斗士不敌对手的时候，观众席上会立即响起嬉笑声，包括女性在内。
如果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十分强烈，就会变成行动。即使到了现代，这样的故事也层出不穷。
在某个大众剧院中，剧院仅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就不得不保护那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以免他被那些义愤填膺的观众粗暴地攻击，尽管叛徒的罪恶不过是剧作家想象的产物。这也再次印证了群体没有理性的思维过程，虚构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比现实因素的影响还要大，他们对这两者不加区分。
想领导群体，就得在他们的想象上下功夫。几乎所有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上的。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及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之上的产物。
所有时代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群众想象力作对而进行统治。
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国会中演讲时这样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许多伟大的人物都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终其一生，拿破仑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象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拿破仑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勋业，尽管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为他的野心而客死他乡，但民众仍然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帝王与英雄，有数不清的民众情愿为其赴汤蹈火。
究竟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只需要注意一点，不可求助于智力和推理，这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够采用论证的方式。恺撒被布鲁图等人刺杀于元老院后，安东尼为了让民众把矛头指向谋杀恺撒的凶手，他用手指着连中23刀的恺撒尸体慷慨陈词，一脸悲愤之情。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民众都为安东尼的情绪所感染，自发地集合起来高呼恺撒的名字，并要求惩治这两个人民公敌。布鲁图与同谋喀西约很快便众叛亲离，安东尼又在葬礼上用标枪挑起了恺撒的血衣，当众宣布了恺撒的遗嘱。群众因此而心碎狂乱，举着火把追杀凶手们。布鲁图和喀西约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都必须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第一，建立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
第二，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只需要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就足够了。这些事实可以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可以是某个大奇迹，或者是一桩惊人的罪恶，甚至是一条令人震惊的预言，一个恐怖的前景。无论哪一类，都必须整体呈现在群体面前，来源则没有必要透露给大众，以免引起额外的麻烦。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因此只有进行浓缩加工，才会建立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即使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小罪行与小事件，也难以触动群众的想象力。一次大罪行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在法国爆发过可怕的流行性感冒，仅仅在巴黎一地就夺走了5000人的生命，但是它却没有在民众中造成很大的反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告知人们的。
假如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
曾经有一次，人们因为与一艘横渡大西洋的汽船失去了联系，便以为它已经在大洋之中沉没了，这件事情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
但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仅仅在1894年一年的时间里，就有1053条船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大众却从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4）群体采取的宗教信仰形式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对于观念，群体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完全拒绝；对群体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他们的理解力，并且使情绪倾向立刻变成行动。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他们就会为自己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由于群体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如果群体心生厌恶，几乎会立刻变为仇恨。假如我们对群体的这些特点做更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政治大动荡的时代，都有同样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没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称呼了，这就是偶像崇拜。
这种感情十分简单，生命对某种力量的畏惧，使得信徒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的信条展开讨论，他们有着传播偶像信条的强烈愿望，把不接受这些信条的任何人都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涉及的无论是看不见的上帝，还是一具木雕、石像，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具有上述特点，便成为一种宗教感情。
路易十五时期，圣格美伯爵声称自己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夸耀自己活了2000多年，无数人相信了他的鬼话。他当时约70岁，但看起来只有40多岁，气色非常好。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当被问到他与古代圣贤交往的状况时，他对答如流，没有任何破绽。能够随意进出社交明星庞帕德夫人化妆间的只有圣格美伯爵一个人。夫人很喜欢与他聊天，伯爵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谦虚，但她相信他至少活了300年。
一旦民众开始迷信一个人，常常会攀比谁更迷信。
巴黎到处都在流传这位伯爵的传奇故事。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雇用了一位喜剧演员，让他扮成圣格美伯爵的模样，站到大街上去吹牛。这位假伯爵站在大街上信口胡言，说自己曾经与救世主共进晚餐，而且把酒变成了水；他和耶稣是亲密好友，耶稣经常警告他不可太放荡，否则晚景凄凉。这位假伯爵惊讶地发现，民众简直什么都相信，甚至连如此亵渎神灵的昏话也毫不怀疑。
如果一个人只崇拜某个神，那还算不上虔诚的信徒，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无条件地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信徒。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17世纪初，德国“玫瑰十字”教派正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几乎所有的梦想家和炼金术师都加入了这个教派。他们称教派的前八名成员能够包治百病，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毁成粉末。这些人信誓旦旦地声称加入“玫瑰十字会”的人有神保佑，能够获得创造奇迹的魔力。所有会员都能消除瘟疫，平息狂风暴雨，能腾云驾雾，一日千里，还能够打败恶魔、治疗百病。
这种妄想在信徒中快速地传染，使他们变得狂热，最终演变成偏执的宗教狂。
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和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狂热的宣传等是宗教感情固有的特点，群体的信念也如此，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带着宗教的形式。被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尊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他比任何一尊神得到的崇拜都多，也比任何一尊神都更容易置人于死地。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他们的信徒都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身为领袖，如果想要让自己创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条站住脚，就必须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够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能够让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
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人的杰作中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整个帝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区区30个军团，却能够让整整一亿人俯首听命。秘诀就是偶像崇拜，神就是皇帝本人！
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像神一样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有膜拜皇帝的祭坛。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
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罗马帝国的60多个城市里，都建造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为了维持这种机制，每个城市还专门选举出一名大祭司，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权力与威信都凌驾于市政官与治安官之上……显然不能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不可能整个民族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3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如今，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追随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信徒对他们的崇拜行为，和以前他们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群众首先需要一个上帝！偶像崇拜永远不会消亡，因为群众需要宗教。
不要认为偶像崇拜只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历史上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理性从来没有战胜过感情。大众长期被奴役着。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无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即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存在，也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
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大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1886年，那位鼓吹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开始担任陆军部长，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能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成了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能英雄，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懦弱，临阵怯场，不敢发动政变的话，以他传奇的名望，定能在历史的伟人名单上占据一席之地。
群众需要宗教这一论点已是老生常谈，任何想在群众中扎根的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即使要群众接受的是无神论，这种信念也得表现出宗教情感中特有的偏执，只有表现出顶礼膜拜的服从，才可能被群体接受。
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思想家曾是一位虚无主义者，是虔诚的有神论者。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启发而突然觉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
说到底，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没有丝毫变化，变化的只有宗教信仰的对象。
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宗教形式，否则便不可能理解那些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而不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看不到某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但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不是总能找出大革命的起因。历史大革命中的血腥、混乱和残忍让他惊恐，但他不能看出那些伟大戏剧英雄的背后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有一群人对自己的本能毫不约束。
包括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统统因为泰纳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没。只有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建立起来导致的，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将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斩草除根。
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仅在1483年到1498年15年的时间里，就以火刑处置了10人之众。这种极端而残酷的办法并不稀奇，凡是那些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反对者。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上文所述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制造出这些事件来。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罢了。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对群体心理的理解表现得和君王一样无知。所有的屠杀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来发布，却必须由群体来贯彻。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我们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