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推理文化孕育下的东野圭吾
“推理文学”是日本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日本文化中，“奇诡异事”和“隐忍密谋”有着重要地位，前者如各种异闻妖怪传奇，后者如在日本广为传颂的七武士故事。这两大要素也深深影响着推理小说的创作，也正是其让日本的推理小说与中国的公案小说、西方探案小说面貌迥异。
日本的推理小说在全球享有盛誉，从江户川乱步到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名家辈出，上述三人成为“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而后绫辻行人“掌舵”的新本格推理派及悬疑派、社会派等流派的崛起，使推理小说的风格与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日本，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数十位知名推理小说作家共同构建了推理小说大厦。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东野圭吾通过一部部拥有精巧细致的推理设计、跌宕诡异的故事架构、推心置腹的情感对话的作品，脱颖而出成为社会派推理的代表作家之一。
日本社会文化孕育的推理小说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推理小说在日本焕发着蓬勃生机，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在日本有更为适宜发展的社会土壤。著名的“日本四书”（鲁思·本尼迪克《菊与刀》、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戴季陶《日本论》及蒋百里《日本人》）尤其是《菊与刀》里，作家对日本民族那种多样的两极对立与融合论述非常精彩。文化上的唯美与血腥、幽玄与病态、自然与死亡；行事上的忠诚与背叛、执拗与随性、情感与义理；社会上的秩序与冷酷、家族荣誉与国家献祭，构成一种极力摇摆又格外稳固的人文环境。在摇摆和稳固之间，各种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较高，进而形成一种特有的犯罪文化景观。这种情况为推理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和丰富的素材，推理小说也映照出了日本民族的复杂面貌。
日本推理小说可以追溯到作家井原西鹤在17世纪八九十年代模仿中国公案小说创作的《樱阴比事》，明治维新以后，欧美侦探小说的相继传入，为日本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但直到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作家发表了具有侦探故事性质的纯文学作品后，日本本土的侦探推理小说才崭露头角。尤其是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不同人物出于不同立场而对故事的多样演绎、诡异曲折的故事和利益纠葛的人际关系，都深深影响了日本推理小说的架构。
森下雨村、横构正史等于1920年创办日本第一份侦探小说杂志《新青年》，“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于1923年发表了《两分钱铜币》，日本本土的侦探推理小说在这一时期真正登上了文学舞台。经过江户川乱步的大力开拓和横沟正史、赤川次郎等推理小说家的持续发力，世界侦探小说也进入成熟的“日本推理时代”。江户川乱步（《女妖》《黄金假面人》）、横构正史（《女王蜂》《本阵杀人事件》）、松本清张（《零的距离》《点与线》）、赤川次郎（《三色猫探案》《三姊妹侦探团》）、森村诚一（《大城市》《东京空港杀人事件》）、高木彬光（《破戒裁判》《检察官雾岛三郎》）和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等数十位推理小说家用数千部的作品共同构建了日本的“推理文学大厦”。
日本推理小说有“变格派”“本格派”与“社会派”三大流派。“变格”和“本格”两大派更重视“推理”本身，讲究复杂精妙的犯罪设计和侦探推理，但自从进入“日本推理时代”，无论哪一派别都具有强烈的日本色彩，即使是早年深受爱伦·坡怪异故事影响的江户川乱步也是如此。
作为日本推理小说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家，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在推理中充满了妖异的色彩。尽管他在很多作品中采用了欧美侦探小说常用的“一人扮演两个角色”的精神分裂元素，但他也意识到怪谈比纯粹的推理有更深厚的文化土壤，于是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融入了许多日式的怪谈。《蜘蛛男》里描写的美女的尸体人偶，《孤岛之鬼》里讲述的制造身体残障者，有日本文化中浓烈的“暴虐美”色彩。
从更深层次上看，矛盾性的日本社会给了推理小说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比如对“义理”的非法理性坚持，就让“复仇”的坚定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意志的消磨，“七武士”为主公的名誉而展开的复杂的复仇就是出于义理，故而为人传颂。实际上，能让“推理”派上用场就意味着“犯罪”必然有着精细的计划和耐心安排，这对于以“坚忍”和“执拗”著称的日本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在推理小说里，经常有长达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谋划过程，就像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一样，桐原亮司为了保护雪穗，几十年不见天日地守护并不断杀人，这种漫长的执拗坚持在其他文化语境里非常少见。
以横沟正史为首的“变格派”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第一个大型派别，他们的很多作品在注重逻辑推理的同时，也善于利用神鬼妖魔，创造阴森诡秘的艺术气氛，这和日本长期的“异闻妖怪”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与柯南·道尔式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西方作品甚至中国东方“公案小说”都截然不同。
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本格派”和以绫辻行人的“新本格派”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主力。其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以及解谜破案等方面下了大功夫，小说紧扣犯罪办案元素，逻辑推理严密，情节环环相扣，很容易吸引读者。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一批推理小说作家崛起，开始修正本格派推理带来的阅读疲劳，因为精巧的犯罪和推理模式毕竟有限，实际上江户川乱步很早就在思考如何“颠覆大家已熟知的、有名的圈套”，本格推理的模式的创新越来越难。
松本清张在进行逻辑推理的同时，努力去揭示犯罪的社会原因，反映社会的重压和矛盾，再现普通人的矛盾和苦恼，形成了颇具现实感的阅读体验，这也丰富了其表现力，打破了和其他小说的隔阂，突破了单纯猎奇的局限。因此，日本推理小说中的“社会派”逐渐发展壮大，东野圭吾就是这一派别中的佼佼者。
东野圭吾和其他“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一样，注重表现犯罪和侦探的内在现实性和真实性，不再单纯追求破案情节的峰回路转，而是着重刻画人物性格，寻求犯罪背后的社会根源和人自身的困境。“变格派”和“本格派”有着浓厚的日本文化色彩，更精于犯罪模式的设计，“社会派”则将推理小说和日本当代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东野圭吾经历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时代和随后的经济大崩溃时期，这段“二战”后大起大落历史，让每一个平常人都难以逃脱激流旋涡，各种社会事件频繁发生（如学生运动、少年犯罪、经济诈骗等），人生的光辉与挣扎都显露无遗，很多事件还形成广大的社会舆论，东野圭吾目睹社会现状，渴望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解，这种关切一再反映到他的推理小说中。《彷徨之刃》中的少年犯罪，《秘密》里对爱情的执着与放手，《解忧杂货店》里对善良的追求，《祈祷落幕时》对死刑和犯罪惩罚的双重思考……无一不带有日本社会色彩。如此一来，东野圭吾便通过小说为读者提供了管窥日本社会的机会。
东野圭吾的荣誉之路
作为推理小说大国，日本有大量奖项（如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等）来鼓励作家进行推理小说创作，成熟的出版和评奖体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推理文学在日本的地位。作为社会派推理的代表作家之一，东野圭吾也通过众多奖项证明了自己的创作能力，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不过作为一个工科生，东野圭吾的获奖之路并不顺利，在1985年获得江户川乱步奖之后的十余年间，一直“陪跑”的经历让东野圭吾深为苦恼。但是进入21世纪后，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东野圭吾在获奖之路上展示出了“当仁不让”的风采，这也是对他作品的一种肯定。
东野圭吾在“晃荡的青春”时代，是一个并不爱读书的少年。直到1973年，上高中的东野圭吾才通过《阿基米德借刀杀人》（时年52岁的日本推理小说家小峰元凭借该作荣获第十九届江户川乱步奖）真正接触到推理小说。而东野圭吾并没有系统接受推理小说的创作技巧训练，走上创作道路，也有很大的“一时兴起”成分。当时的日本文坛或许没有预料到，这个“即兴创作”的工科生，后来会成为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并且获奖无数。
江户川乱步奖
江户川乱步奖以“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命名，在日本推理小说界有着崇高的地位。该奖从1955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从1957年的第三届开始，它成为鼓励推理新人作家的奖项，并且要求应征稿件必须是未公开发表的作品，获奖后还将出版。从这个意义上看，该奖项完全是为了鼓励新人“出人头地”而设立的。
1982年东野圭吾重拾了高中时期就尝试的推理小说创作，仓促“拼凑”一部《人偶之家》应征1983年的乱步奖，结果这部连初出茅庐的东野圭吾都不太满意的作品，却出人意料地杀入了第二轮评选，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仅仅一年后，东野圭吾就凭借《魔球》入围了1984年乱步奖最终决选。接着随后而来的1985年，东野圭吾携《放学后》和森雅裕（《莫扎特不唱摇篮曲》）一起斩获了乱步奖。
乱步奖一直重视“本格”推理，东野圭吾的《放学后》虽然布景在学校这个不大的环境中，但逻辑推理还是非常精彩。这部作品在推理之外，已经显示出东野圭吾自己创作的特点：对青春的关注，对人性幽暗的反映，对日本社会困境的揭示。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从1948年开始颁发，每年一届。该奖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组织，但获奖者并不限于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会员。相较乱步奖，日本推理家协会奖对作品的成熟度要求更高一些，该奖的分类很细，因此获奖人数更多。作家协会奖上出现的推理小说大师的身影也比乱步奖多一些。
在获得乱步奖之后，东野圭吾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沉寂期，直到1998年《秘密》的畅销，东野圭吾才一扫创作的阴霾，并持续发力在第二年获得第五十二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长期以来日本推理家作家协会比较注重“本格推理”，《秘密》聚焦于爱情与家庭，其本格色彩并不浓厚。它的获奖，对东野圭吾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秘密》几乎没有悬疑，也没惊心动魄的情节，将其归为“推理小说”确实有些勉强。这部作品的获奖对东野圭吾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作品在推理小说界获得了认可。
直木奖
直木奖是为了纪念直木三十五（日本大正与昭和时期著名的小说家）而设立的文学奖项，于1935年与芥川奖同时设立，每年颁发两次，主要是为了表彰面向大众的作品。东野圭吾的《秘密》就曾入围直木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东野圭吾的作品早已在日本流行开来。
到了2005年，东野圭吾凭借《嫌疑人X的献身》斩获了第一百三十四届直木奖。这部堪称“虐心”的悬疑爱情小说，将那种为了爱而不顾一切地“献身”演绎得淋漓尽致。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永远不缺少读者。当然这部作品推理因素也很浓重，数学天才“石神哲哉”和神侦探“汤川学”的对决非常精彩，这部小说还获得了第六届本格推理小说奖。
吉川英治文学奖
在获得直木奖十年之后的2014年，东野圭吾又凭借《祈祷落幕时》斩获了日本文学界最有分量的奖项之一——吉川英治文学奖。该奖为纪念在日本有着“国民作家”之称的吉川英治而设立，首次颁发于1967年，每年举办一届。
东野圭吾的创作在社会化和通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尽管他依然被称为推理小说家，但在《流星之绊》和《解忧杂货店》等作品之中，推理成为“陪衬”。前者游走于城市中的酸楚，后者徘徊在人性中的踟蹰，都将小说主题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
作为“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十本小说，《祈祷落幕时》那种时时阴郁而又充满对爱渴望的氛围，以及对“福岛核泄漏”和“债务问题”的关注，都让东野圭吾的推理充满了现实感。
虽然很难厘定东野圭吾小说里那种“迥异于东方文化”的日本文化元素的比例，但其小说在推理之外塑造了大量执拗而极端的日式性格人物，刻画了超越法理的日式犯罪模式，描写了向往幻灭的死亡意识，构建了秩序井然而又矛盾重重的社会，还植入了茶道、剑道等日本文化因子。相比松本清张等社会派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小说更注重对性格丰满而矛盾的“人”和当代社会的全景展现，他的创作也越来越有向面向大众的纯文学（通俗文学）转变的趋势。这或许也能让他在推理之外，和日本文学大家紫式部、松尾芭蕉、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渡边淳一、村上春树等一样，更好地带领我们领略日本那独特的东方文化。
东野圭吾的硬核推理——人的觉醒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里，读者能很容易地感受他对人的关注要大于对“犯罪”本身的关注。他的很多小说，像代表作《秘密》《嫌疑人X的献身》等，人物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要超过推理本身。在《虚无的十字架》《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作品中，“推理”已经不再是首要因素，对“人”的关注成为高于推理的存在，这也是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一大特色。
东野圭吾和他的推理小说，在中国的流行不过十年，从2008年左右他的作品开始被陆续引进中国，这些作品包括《湖边凶杀案》《侦探伽利略》《幻夜》《伽利略的苦恼》《恶意》《变身》等。随着《嫌疑人X的献身》《秘密》《白夜行》《解忧杂货店》这四部作品的极大畅销，在中国，东野圭吾成为和紫式部、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一样家喻户晓的日本作家，风头一时无两。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东野圭吾的名字从中国读者眼中的“白纸”，变成了五彩斑斓、千人千面的“名画”。读者也逐渐熟悉那个面庞俊朗、眼神深邃的作家和他独具风格的推理作品。
无论是变格派、本格派、悬疑派还是冷硬派、法庭派，这些以犯罪设计和抽丝解谜为主要走向的派别，构成了日本推理小说的主流。但是大批经典的作品，已经将各种诡计应用殆尽，推理设计很难再有创新。东野圭吾在“社会派”的基础上，将重心转移到对人的刻画与人性的暴露上，可以说促进了日本推理小说“人的觉醒”。
以《嫌疑人X的献身》为例，靖子母女失控杀死了死缠烂打的前夫富樫慎二，一直暗恋着靖子的石神哲哉为了帮助她逃脱法律的制裁，精心设计了一个大局，这可谓是基于传统推理的“精妙安排”。但小说中情感的成分远远盖过了这种设计，石神哲哉为了所爱之人不惜撒谎欺骗警察、消灭痕迹、顶罪，甚至杀人。这种极端的爱背离了理性。无论是前夫的纠缠还是石神哲哉的“救助”，背后都是日本社会环境中女子“无力地位”的写照；比“大男子主义+纤弱小女人”常规爱情更进一层的“极端恋”在日本现实和文化语境里都不陌生，石神哲哉的“献身”在日本文化中就有了被认可的空间，因为在日本特定语境中，“义理”和“情义”要高于生命、伦理乃至法律。这就使得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推理“退居二线”，那种诡异而激烈到极致的情感和爱情里的迷失的人才是小说的核心。
类似的小说模式在《毕业后》和《白夜行》《秘密》《恶意》等作品中也得到了运用。与其说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建立在此类小说“应有的”情节诡奇之上，不如说他打破了推理小说人物脸谱化的桎梏。在东野圭吾的笔下，推理小说中的人比复杂演绎的犯罪故事有了更高的地位，他们不再是“犯罪的机器”。这种“人的觉醒”让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极具情感性。
东野圭吾这种带有东方神秘和日本式生命感的推理小说，似乎让兴盛了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推理小说实现了真正的“蝶变”。虽然有时东野圭吾在推理上的精彩程度与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甚至绫辻行人相比有所逊色，但他在人性的深刻剖析、对社会的观照上又独树一帜、独具慧眼。正是这种推理之外的对人性的深入剖析，才造就了他的与众不同。
游离于正统推理之外的小说家
在东野圭吾作品介绍到中国之前，虽然有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以及和东野圭吾同时代的绫辻行人（馆系列）等推理大师作品的引入，但这些作品并未像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的作品那般流行。这些作家无疑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佼佼者，江户川乱步被誉为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和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并称为“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绫辻行人有着“新本格推理掌门”之称。以这些大师为代表的传统日系推理小说，更重视叙事技巧和犯罪诡计设计，小说情节奇诡但和普通人的距离有些远，在某种意义上难以引起关注现实的中国读者的共鸣。他们的作品没能畅行于中国，或许和两国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无论是“狄公案”还是“包公案”，虽然也讲究环环相扣的推理逻辑，但统摄其上的要么是国运政治的宏大架构，要么是儒家社会的“人”与“仁义礼智信”的冲突，简单地说它们更具有社会和生活的体验感。正因为如此，冷眼批判现实的芥川龙之介和描绘青春成长与现实人生的村上春树，就很受中国读者的喜爱。东野圭吾作为一个游离于本格推理正统之外的小说家，许多中国读者对他反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通过一本本书、一部部影视剧，对这位面相雅致的作家已经极为熟悉。
东野圭吾在1997年甚至写出了《名侦探的守则》这样反本格推理的小说，如同揭穿魔术一样，他对本格推理小说的典型模式进行了辛辣批判。就像前文介绍的，由于对推理本身的消解，东野圭吾成为日本推理小说里的另类。
《解忧杂货店》《白夜行》等一众小说的畅销，让很多读者对东野圭吾的作品不再陌生。但他的自传随笔作品还没有被读者所重视。其实“窥探”作家的生平和过往，也是了解他作品的一条捷径。
东野圭吾至今总共创作了五部随笔集：《那时我们是傻瓜》《挑战？》《科学？》和《梦回都灵》《东野圭吾最后的致意》。他在《东野圭吾最后的致意》中直言：“正如书名所示，这恐怕是我的最后一部随笔集了。”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通过这些“原始资料”来梳理东野圭吾的创作历程了。
《那时我们是傻瓜》（中译本为《我的晃荡的青春》）和《东野圭吾最后的致意》是五部随笔中自传色彩最浓重的两本。作家的创作特点和自身的性格、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作家作品能像万花筒一般变化多样的原因之所在。东野圭吾作为游离于正统推理（本格推理）之外的小说家，他的行文风格、作品内容等都可以在他的这些自传里窥得一番。
东野圭吾的学生时代正是日本学生运动最为活跃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学生时代的无序感非常强，因此留存的记忆点就会多很多，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讲述得非常仔细和明确，这种详细记忆是很多人没有的。正因为如此，东野圭吾的不少小说就是以学生为描写对象的，比如《酷酷的代课老师》《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毕业后》《彷徨之刃》等。那个时代学生的癫狂之态和对死亡的莫名亲近在村上春树（几乎和东野圭吾同龄）的《挪威的森林》里也可以看到。
东野圭吾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时的那种全民投机的疯狂时代，而他的创作又集中在泡沫磨灭后漫长的“平成大萧条时期”（失去的三十年），大起大落的经济动荡和长时间的危机，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秩序和人的情感认知。对这种现实的直观感受导致了东野圭吾创作视角的转变，体察社会动向和表现人的矛盾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主题。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推理小说中，“社会派”推理作品是最为畅销的。
东野圭吾也是一位生活感非常强的作家，他在《东野圭吾最后的致意》中就详细讲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剑道的热爱，成为作家后对滑雪的痴迷等，这些也都常见于他的小说之中，甚至他还创作了滑雪（根津）系列小说：《雪国之劫》《疾风回旋曲》《风雪追击》《恋爱的贡多拉》。他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他在自传中对童年和学生时代的详细叙述，对家人过往的回忆分析，不禁让人感叹其记忆力之好和感受力之敏锐，这也有助于他在小说中构建复杂的生活场景和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
传统的日本推理小说，对犯罪的描写极为诡异、恐怖，有的甚至加入鬼魂、异闻等元素，当然这也是推理侦探小说的一贯手法，来营造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情节。然而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则在揭露人性幽暗和社会扭曲的同时，表现那种超越苦痛的爱，充满了传统推理小说不具备的温情。其实这也和东野圭吾的乐观有关。1995年发表《那时我们是傻瓜》时，东野圭吾已经是三十七岁的中年人了，他还是像学生时代一样嬉笑甚至还有些顽皮；2007年发表《东野圭吾最后的致意》时，东野圭吾在知天命的年纪，依然从容乐观，甚至还在回忆获得“江户川乱步奖”时，恶作剧般“嘲讽”了传统本格推理。东野圭吾曾说过，比起“推理小说”，自己的作品更像“娱乐小说”，即“让人在阅读中得到乐趣的小说”，这种创作宗旨大概源自他自己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