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讲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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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参加郡试

郡试快到了。一天清早,我从杭州动身往绍兴去,因为我们那一区的郡试是在绍兴举行。行李夫用一根扁担挑起行李走出校门,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扁担的一端系着一只皮箱和一只网篮,另一端是铺盖卷。走到校门口,碰到一位教师,他向我微微一笑,并祝我吉星高照。

穿过许多平坦的石板路,又穿过许多迂回狭窄的小巷,我们终于到了钱塘江边。渡船码头离岸约有一里路,我小心翼翼地踏上吱吱作响的木板通过一条便桥到达码头。渡船上有好几把笨重的木桨,风向对时也偶然张起帆篷。船行很慢,同时是逆水行驶,所以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渡过钱塘江。当时谁也想不到30年之后竟有一条钢铁大桥横跨宽阔的江面,桥上还可以同时行驶火车和汽车。

上岸以后雇了一乘小轿。穿过绵亘数里的桑林,到达一个人烟稠密的市区,然后转船续向绍兴进发,船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我们只能直挺挺地平躺着睡,如果你缩一缩腿,原来放腿的地方马上就会被人占据;如果你想侧转身睡一下,你就别想再躺平。

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绍兴。寄宿在一个制扇工匠的家里,房间又小又暗,而且充满了制扇用的某种植物油气味。晚上就在菜油灯下读书,但是灯光太暗,看小字很吃力。我们不敢用煤油灯,因为屋子里到处是易燃的制扇材料,黑暗中摸索时还常要跌跤。

考试开始时,清晨四点左右大家就齐集在试院门前,听候点名。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天气相当冷。几千位考生挤在院子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一只考篮。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桌。监考官就是绍兴知府,昂然坐在长桌后面。他戴着蓝色晶顶的红缨帽,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外罩黑马褂,胸前垂着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他提起朱笔顺着名单,开始点名。他每点一个名,站在他旁边的人就拖着长腔唱出考生的名字。考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就高声答应:“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随即唱名证明。监考官望一眼以后,如果认为并无舛错,就用朱笔在考生名字上加上红点。

考生点名后就可以进考棚了。他的帽子和衣服都得经过搜索,以防夹带,任何写了字的纸头都要没收。

考生鱼贯进入考棚,找出自己的位置分别就座。座位都是事先编好号码的。考卷上有写好考生姓名的浮签,缴卷时就撕去浮签。考卷的一角另有弥封的号码,录取名单决定以后才开拆弥封,以免徇私舞弊。清末时,政府各部门无不百弊丛生。唯有科举制度颇能保持独立,不为外力所染。科举功名之所以受人器重,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考试的题目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所以每个考生必须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我在家塾里以及后来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已经在这方面下过苦功。题目写在方形的灯笼罩子上,白单子上写着黑字,灯笼里面点着蜡烛,因此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灯笼的人把灯笼擎得高高的,在考生座位之间的甬道上来回走好几次,所以大家都不会看漏题目。

将近中午时,办事人员开始核对考生的进度,每一份考卷的最末一行都盖上印子。下午四点钟左右,炮声响了,那是收卷的第一次讯号。大门打开,吹鼓手也呜呜啦啦开始吹奏起来。考生缴了卷,在乐声中慢慢走出大门,大门外亲戚朋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缴了卷的人完全出来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第二次缴卷的讯号大约在一小时以后发出,同样的鸣炮奏乐。第三次下令收卷则在六点钟左右,这一次可不再鸣炮奏乐。

考试以后,我们要等上十天八天,才能知道考试结果。因而放榜以前我们可以大大地玩一阵。试院附近到处是书铺,我常碰到全省闻名的举人徐锡麟,在书铺里抽出书来看。我认识他,因为他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算学。想不到不出数年,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安徽巡抚恩铭灵前致祭,因他为革命刺杀了恩铭。街头巷尾还有象棋摊子,棋盘两边都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两句俗语。街上有临时的酒楼饭馆,出售著名的绍兴酒和价廉物美的菜肴。一毛钱买一壶酒。醉蚶、糟鸡、家乡肉,每盘也只要一毛。如肯费三四毛钱,保管你买得满面春风,齿颊留香。城里有流动的戏班子,高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戏。

放榜的那一天,一大群人挤在试院大门前一座高墙前面守候。放榜时鸣炮奏乐,仪式非常隆重。榜上写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而非姓名。号码排成一圆圈,以免有先后次序的分别。

我发现自己的号码也排入圆圈,列在墙上那张其大无比的长方形榜上,真是喜出望外。号码是黑墨大字写的,但是我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揉了几次眼,发现自己的号码的的确确排在榜上的大圈圈内,这才放了心。连忙挤出人群,回到寄宿的地方。在我往外挤的时候,看到另一位考生也正在往外跑。他打着一把伞,这把伞忽然被一根栅栏钩住,他一拖,伞就向上翻成荷叶形。可是这位兴奋过度的考生,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的伞翻向天了,还是匆匆忙忙往前跑。

几天之后,举行复试。复试要淘汰一部分人,所以初试录取的还得捏一把汗。复试时运气还算不错。放榜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居中的某一行上。

第三次考试只是虚应故事而已。除了写一篇文章以外,名义上我们还得默写一段《圣谕广训》(皇帝训谕士子的上谕);但是我们每人都可以带一册进考场,而且老实不客气地照抄一遍。这次考试由学政(俗称学台)亲自莅场监考。试院大门口的两旁树着两根旗杆,旗杆上飘着长达15尺的长幡,幡上写的就是这位学台的官衔。记得他的官衔是:“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

再过几天之后,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阵当当小锣惊醒。原来是试差来报喜。我已经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试差带来一份捷报,那是一张大约六尺长、四尺宽的红纸,上面用宋楷大字写着:

贵府相公某蒙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某考试录取余姚县学附生

所谓“县学”只有一所空无所有的孔庙,由一位“教谕”主持,事实上这位“教谕”并不设帐讲学,所谓“县学”是有名无实的。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我须呈缴100元的贽敬,拜见老师。不过经过讨价还价,只缴了一半,也并没有和老师见过面。

当讨价还价正在进行的时候,父亲恼怒地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旁边一位老先生说,那是说不得的。从前有一位才子金圣叹,因为讥笑老师,说了一句“把孔子牌位取消,把财神抬进学宫”的话,奉旨杀了头。临刑前这位玩世不恭的才子叹道:“杀头至痛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郡试以后,又再度回到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我离开绍兴时,房东告诉我,一位同住在他店里的考生愤愤不平地对他说,学台简直瞎了眼,居然取了像我这样目不识丁的人,其意若曰像他那样满腹经纶的人反而落第,真是岂有此理。我笑笑没说什么,考试中本来不免有幸与不幸的!

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又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两个月以后,寒假到了,奉父亲之命回到乡间,接受亲戚朋友的道贺。那时我是19岁,至亲们都希望我有远大的前程,如果祖坟的风水好,很可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二哥已早我几年考取了秀才,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当时的学生们听说“京师大学”四个字,没有不肃然起敬的。想不到15年之后我竟为时会所迫承乏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职务。回想起来,真令人觉得命运不可捉摸。

在绍兴时曾经收到一份捷报,不久,试差又用一份同样以红纸写的捷报,敲着铜锣分向我家乡的亲戚家属报喜。开筵庆祝的那一天,穿起蓝绸衫,戴了一顶银雀顶的红缨帽。好几百亲戚朋友,包括妇孺老少,齐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大厅中张灯结彩,并有吹班奏乐助兴。最高兴的自然是父亲,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在朝中做到宰相,因为俗语说,“秀才为宰相之根苗”。至于我自己,简直有点迷惘。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么办。

在乡间住了三个星期,学校重新开学,我又再度全神贯注地开始研究新学问。在浙江高等学堂再逗留了半年光景,到暑假快开始时,又离开了。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霄汉,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

我的近亲当中曾经发现有人患精神病,我有时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也有点神经质的遗传。父亲和叔祖都说过,我小时候的思想行动本来就与常儿不同。我还记得有一天伯祖骂我,说我将来如不成君子必成流氓。虽然不大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我心里想,一定要做君子。

这个世界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难道我也真的发了疯吗?至少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的瓜分。革命正迅速地在全国青年学生群中生根发展。投身革命运动的青年学生愈多,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广。清室覆亡已经近在旦夕了。

我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因为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楚: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有一天早晨,无意中闯进禁止学生入内的走廊,碰到了学监。他问有什么事,我只好临时扯了个谎,说母亲生病,写信来要我回家。

“哦!那太不幸了。你还是赶快回家吧!”学监很同情地说。

回到宿舍,收拾起行李,当天上午就离开学校,乖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那是1904年的事,为争取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