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我们都是“混血儿”

华夏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就是中原，但中原并不为华夏族所独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曾有许多其他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比如来自北方草原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从东北深山密林里走出来的乌桓、鲜卑、女真，来自西北的羌、羯、回鹘和党项。这些曾经称雄中国北方，甚至统治过整个中国的民族，有的西迁进入欧洲，比如匈奴、突厥；有的仍然存在于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比如蒙古族和满族；还有一些，却仿佛沙漠中的河流一样消失不见，比如契丹。

《卓歇图》，传为五代胡瓌作，长卷，绢本设色，256厘米×33.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宋代以前，画家一般不会在画作上题款，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相关资料来推测画作的作者。胡瓌为五代后唐画家，善画北方边疆牧马与驰猎的生活，如部族迁徙、游骑出猎等情景，尤工画马，笔法遒劲细密，马匹体型健硕，姿态矫健，颇为生动。《卓歇图》展示的是契丹可汗率部下在狩猎后歇脚宴饮的场景，画卷前半部分是出猎场景，后半部分是宴饮场景。“卓歇”意指牧人搭帐篷驻扎歇脚，此处呈现的正是歇息的场景。从画作中人物髡顶辫发、圆领长袍及革带等的装扮特点，我们足以感受到浓厚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的生活气息。

10世纪初，契丹人一度成为东亚霸主，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辽，领土扩张到长城以南。1125年，辽为金所灭，共存在了二百一十九年。辽亡之后，部分契丹贵族逃亡到中亚，建立了西辽政权。问题是，那些留在中国的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从史书记载能够看到，辽的皇族耶律氏中有一支留在金朝继续做官。到13世纪蒙古人崛起之后，耶律氏的这一支里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耶律楚材，他的一席话曾救下华北千千万万汉人的性命。当时，有蒙古贵族认为汉人没有用，想要把汉人杀了，把汉人的土地变成牧场，放牧牛羊。幸好耶律楚材向窝阔台汗进言，才阻止了屠杀。耶律楚材的祠堂就在颐和园内。

那么，后来呢？契丹人究竟到了哪里？答案很明白。他们就在我们的身体里。所有那些曾经活跃一时的民族，如果后来没有西迁或者北归，而是留在中国，最后都融入了现代中国人的血液中。

哲学家梁漱溟先生，看姓氏当为汉族无疑。然而，梁先生自述是蒙古人后裔，而且是蒙古皇帝的同宗。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逃回北方的时候，梁先生的祖先没有随行，而是留在了河南汝阳，把姓氏从一看即知为蒙古人的“也先帖木儿”改成了“梁”。五百年后，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梁家的蒙古族血统。梁家人则是靠着家谱的记载传承祖先记忆。梁先生说，几百年来，他家和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的气质”的。这个“中间的气质”，就是混血气质。

若置之历史长河做纵深观察，则何止梁漱溟先生，所有中国人皆为混血儿。相信不少人都学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翦先生是湖南桃源人，同时也是维吾尔族人，不是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而是元朝时从中亚过来的色目人的后裔。翦先生高鼻深目，的确带有几分异族特征。

这幅《胡人驯马图》是敦煌莫高窟第二九〇窟的壁画。马情性刚烈，通常要经过驯服才便于驾驭。图中一位高鼻深目的马夫，身穿圆领窄袖胡服，脚蹬长靴，左手牵缰绳，右手举马鞭，双膝略弯，正在专注地驯马。被驯之马高抬右前腿，两后腿压低弯曲，俯首后坐，呈踢蹬状，似正要躲避挨打，又略显出些许不驯服。画工通过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和纯熟高超的画技，对胡人驯马的形象进行了精炼准确的表达。画中胡人高鼻深目的面部轮廓及异域服饰亦清晰可见。

回溯历史，来自北、西两个方向的其他民族陆陆续续进入中原，与中原的原住民——华夏族交往、通婚，为华夏文明注入新鲜精悍的血液，丰富了中国人的生物学基因，也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第一次是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也就是从2世纪末到6世纪末，四百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民族在中原的北部先后建立政权。最终，鲜卑人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其间，不仅有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有汉人的鲜卑化。那个时代的中国北方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隋、唐的皇室都融合了汉与鲜卑两股血脉。比如，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拥有胡族血统的有三十六人，占到近十分之一。唐代在民族问题上呈现出空前的包容性，许多异族人在长安做官，而唐代后期基本上是靠所谓的番将在守边。如陈寅恪先生语，“取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让唐王朝一度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

第二次是从10世纪到14世纪，也就是从契丹崛起到元朝退守塞外，差不多四个世纪。这一时期，先是契丹在北方建立了广阔的草原帝国，统治区域扩大到长城以南，宋辽定盟，双方皇帝约为兄弟，两国平等交往，为南北朝。此后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金朝，灭辽驱宋，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北方。之后蒙古崛起，统一草原各部，首先向西把势力扩展到中亚，接着回师中国，灭西夏、金、大理，包围夹击，终灭南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长城南北的大统一。在战争与和平的变奏中，首先是契丹、女真与北方汉人深度融合，成为新的汉人；然后是大批色目人，包括西夏人，中亚、西亚各族人跟随蒙古大军进入中国，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穆斯林，他们与当地汉人通婚，成为回族的祖先；最后，是大理和南宋被征服，大理人和宋人被纳入了元朝的统治范围，而蒙古人、色目人也进入了南方的广大地域。

这幅《福田经变图》是莫高窟第二九六窟的一幅北周壁画。该窟从北顶中段开始，画面分上下两层。本文图中上层展现的是在一座果园里，有三人在树下歇息；另外还有一辆卸辕的骆驼车，人和骆驼都在水井旁休息，水井另一侧有人正在饮骡马和骆驼。壁画生动地描绘了在干旱的西北古道上，商旅行人路遇水井时的欣喜场景。下层左边有两人扶着一位半卧的病人，在给他喂药，旁边有人正在捣药；中间部分画了“设桥”，两个商人押着满载货物的驼队过桥；桥对面走来一个西域商人，牵着两头驮着货物的骆驼，领着商队正准备过桥。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概貌。

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形象地比喻成“滚雪球”。这个大雪球滚了四千年，最早是黄河下游的不同部落之间碰撞融合，汇聚成雪球的核心；然后长江流域的部族加入进来；到秦汉时期，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基本融为一体，汉人出现；东汉至隋四百年，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入华；两宋三百年间，女真、蒙古相继崛起，以战争促融合；清朝满洲的入主、对新疆的开拓、对西南统治的加强，又为雪球增添了新元素。其他民族的加入，在数量上壮大了华夏人口，在文化上则让华夏趋于多元。

在“大雪球”形成的过程中，很多曾经称雄一时的民族失去了自己的名称，完全融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而华夏，即为历史上通常所说的汉族，在历史过程中融合了不同民族的血液，当然是混血的。生物学上有“杂交优势”的说法，指两种遗传基础不同的植物或动物进行杂交，其杂交后代所表现出的各种性状均优于杂交双亲；只不过这种杂交优势往往只能保持一代。华夏民族的“杂交优势”却是长期性的——不需要其他证据，华夏民族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证据。

那么，这个吸收了诸多异质因素的“大雪球”怎样才能保证它仍然是“中国”而非其他呢？尤其是当中国被“异族”统治时，比如，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女真人所建立的金，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满族人所建立的清。有些外国学者称这些朝代为“征服王朝”，这是普通中国人很难接受的说法。在中国人的历史书写和历史教育之中，异族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中国，辽、金、元、清都是传统中国王朝兴替链环上的组成部分，缺了其中任何一环，传统中国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在我们看来，“征服王朝”所象征的黑暗与断裂是不存在的，“中国”一直在延续，辽、金、元、清四代虽然是“异族”统治，华夏仍然是华夏。那么，果真如此吗？

辽、金、元、清四代，统治者来自北方，文化与血缘都与华夏有异，异族征服，战争中的血腥残酷、统治中的歧视压迫、文化上的野蛮倒退，都是事实，无可否认。同样不容否认的，还有其统治者对于华夏文明的学习与接纳——华夏民族之文化长期领先于东亚其他民族，而向往、追求先进文化是人类本性，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只要开始接受华夏文化，早晚都会被它同化。辽、金、元、清四朝，虽然统治民族的汉化程度有深有浅，但国家治理的方式基本上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有国号，有年号；国家机构是中国的，可以远溯周礼，近追唐宋；虽然统治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仍然在延续，弦歌不绝；即便统治者为异族，史官们仍然按照中国的史学传统为胜朝编修纪传体的正史，以明“天命”之转移、国祚之在我；科举在举行，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士大夫仍然怀抱着修齐治平的理想——“中国”从未中断。

“政治上的中国之道，就像是水田里的稻作经济一样，看起来比朝代或者种族更具根本性。”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这样总结道：

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比民族主义更具根本性。确定无疑的一个原因，是早期的中国皇帝总是宣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种族或者语言。继起的异族统治者发现，延续并加强这一传统是最方便的。无论夷夏，儒家的统治者所重视的，是官僚的忠诚及其合乎儒家礼法的行为。肤色和语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儒家）经典并身体力行。成功的异族皇帝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因此成为刻苦的儒家学者、书法家和鉴赏家。他们引用子曰诗云、举行礼典、发布大赦、开科取士、任命官吏，像前朝天子那样颁布诏敕，由此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费正清的表述，与唐代韩愈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遥相呼应，当异族统治者“进于中国”，又有什么理由不“中国之”呢？华夏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而非生物血缘，凡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无论肤色、种族，都可以成为“华夏”。而就生物学事实来看，华夏民族人口规模巨大，远超进入中原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在群体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以此压倒性优势之人口规模，携相对先进之文明成就，纵然遭遇军事征服，然其人在，文化在，一番动荡扰攘之后，归于和平安宁之时，华夏文明又是草长莺飞了。当然，影响是相互的，经历“征服”与“同化”之后的华夏民族“大雪球”，也必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加以梳理。

《胡商遇盗图》是莫高窟第四五窟的唐代壁画。图中有一队西域来的商人，他们留着浓密的胡须，戴着高高的毡帽，个个高鼻深目。他们牵着驮有货物的驴子前往中原进行交易，但刚转过山头，就遇上了身着唐装的持刀抢劫的强盗。这些强盗头戴幞头，身穿圆领长衫，还打着绑腿。他们自山谷中举着长刀冲出，拦住胡商们的去路，似乎在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些胡商胆战心惊，双手合十，露出惶恐乞求的神色。他们将钱财丢在强盗面前，似乎表示只要不伤及性命，钱财任由强盗取去。壁画生动写实，极为传神，是唐代敦煌地区胡人与中原之间商贸活动的生动写照。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其强大的包容性，海纳百川而不失自我。在海纳百川的过程中，中华的“自我”也在不断蜕变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