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权力如何交接
相声里边有一类很传统的包袱叫“占大辈儿”。郭德纲、于谦、高峰说过一个群口相声,郭德纲说,他要是当了皇上,就把于谦封为大太子,高峰封为二太子。按道理讲,这仨人本来是师兄弟,平辈论交,郭德纲是在占于谦、高峰的大辈儿。于谦、高峰应该生气才对。但是,于谦却表现得很开心,只有高峰一个人在抗议:“凭什么他是大太子,我是二太子?”因为当了“太子”,所以对“占大辈儿”这件事便可以全不计较。于谦排行老大,扬扬得意;高峰排名靠后,心下不快。这一小段相声很能体现中国人对于“当太子”的热衷,哪怕只是过过嘴瘾。
按照华夏传统,太子只有一个,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多个太子同时并立,是金朝以后北方民族兴起的叫法——太子头衔矜贵,有势力的王子干脆一人来一个,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一路排下去。金朝最有名的是四太子金兀朮,准确地说,我们应该叫他完颜兀朮或者完颜宗弼。当然,即便有多个太子,真正能够继承皇位的也只有一个。那么,谁来?
最高权力的交接直接关系到高层的稳定,搞不好会引发战争,甚至把整个国家拖入混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人性是贪婪的,所以必须有制度去对抗人性的贪婪。从本质上说,皇位继承制度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
华夏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简言之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它有两大原则:第一,有嫡立嫡,嫡长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无嫡立长,没有嫡子,庶子即位,年长者优先。
有嫡立嫡,嫡在长先。为什么首选嫡子?因为妻和妾的遴选标准不同。正常情况下,妻出身于与夫家地位相当的贵族,而妾往往出身于贱族,所以妻子的家族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联盟。换句话说,嫡子是有强大的母家做后盾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宗想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王皇后跟李唐宗室一样,都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王皇后与唐高宗的结合是关陇贵族集团和皇室的结合,整个关陇贵族集团都是支持王皇后的。相比之下,武则天之父只是山西太原的木材商人,虽然也及时投入李渊建唐的事业当中,但是跟王皇后的家族相比,只能算是边缘人物。传统婚姻的本质,是联结两个甚至更多利益相关家族的关系。妻子高贵,所以妻子所生的儿子也高贵;妻子母家厉害,有外公、舅舅、姨父等支持,妻子所生的儿子就更可能把江山稳稳当当地守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外公野心膨胀,把皇位从外孙手里夺过来。比如隋文帝杨坚的皇位就是从北周的小皇帝手里夺来的(虽然北周小皇帝不是杨坚女儿亲生的,但论关系也是杨坚的外孙)。宋、明两代,皇后的家族势力已经没有那么强硬了,但是嫡长子优先的继承原则还在。这就是皇位继承的第一原则——有嫡立嫡。
皇位继承的第二原则是无嫡立长。在庶子中实行年长者优先原则,所有庶子,无论生母是谁,一律按出生顺序排队,先到先得。
宋徽宗的即位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原则。宋神宗的向皇后没有生儿子,神宗死后,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哲宗即位。哲宗比他爹还短命,而且没有子嗣。哲宗死后,继承人只能从他的兄弟,也就是神宗的其他儿子里选。神宗之子,当时还健在的,最年长的是申王赵佖,可是这位王爷“有目疾”,身体残疾,不堪大任。接下来就排到端王赵佶了。赵佶为哲宗的异母弟,哲宗生母朱氏还生有一子简王赵似,比赵佶小。哲宗生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他驾崩后,当务之急就是选择继承人。哲宗嫡母(神宗正妻)向太后主张按长幼之序立端王。而宰相章惇却主张立简王赵似,理由是简王是哲宗的同母弟,所以比端王高贵。同样是庶子,还分什么高贵不高贵?这下可惹恼了向太后,向太后说,都是神宗的儿子,怕是不能这样分别。按长幼顺序,应当立端王。就这样,端王赵佶成了宋徽宗。
图十三:北宋 赵佶(款) 《听琴图》
《听琴图》,147.2厘米×51.3厘米,绢本设色工笔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据传是宋徽宗赵佶所作,而历代书画鉴赏家认为此图并非出自徽宗之手,有人认为是南宋画院画家孙必达作。此图表现的是松下抚琴与听琴的情景。图中,宋徽宗正襟危坐,头戴黄冠,身着缁衣,作道士打扮,身后左侧有一株苍松,枝叶繁茂,凌霄花攀缘其上,树旁有稀朗的翠竹数竿,右侧立有一木几香炉。徽宗轻抹慢挑,略微垂首,显得沉静安宁。全图中另有二人(传为童贯和蔡京)坐于下方倾听,显得谦卑而恭谨。画面构图简洁干净,人物神形刻绘细腻,似有清幽的琴韵流淌在疏朗的松竹间,意境高雅淡远。
无嫡立长原则在明朝得到了稳固的保守。比如,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常洛是宫女王氏所生。对于王氏,万历别说感情了,连感觉都没有,所以万历对长子常洛也毫不在意。万历喜欢的,是他的真爱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按礼法制度,应当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万历的生母皇太后也站在常洛一边,可是万历真正想立的是爱子常洵。一个著名的桥段说,皇太后责问万历为什么拖着不立常洛,万历小声说他是宫女生的。结果此言一出,皇太后大怒,愤然喝骂:“汝亦都人之子!”意思是你也是宫女生的。一边是礼法制度,一边是心头至爱;一边是皇太后和群臣,一边是万历和郑贵妃。双方拉锯十五年,到最后,权力仍然拗不过制度,还是按照“立长”原则立了常洛,可是国家大事都被磨叽坏了。
不管是立嫡还是立长,采取的都是“先赋”原则,也就是说让老天来做决定,关键看投胎水平,谁能从皇后肚子里降生,或者比别的兄弟先到,谁就具有皇位继承的优先权。只要嫡长子身体没残疾,精神没障碍,哪怕有兄弟比他更聪明、更能干,也不能动摇他的继承地位。先赋原则最简单,也最稳定,大智若愚。
在皇位继承当中,华夏的文化传统是反对竞争,鼓励谦让。《史记》记载了两个类似的故事,一个是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另一个是吴国的开创者太伯。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其弟季历人更能干,还有一个好儿子名叫昌。周太王一心想把王位传给季历,进而传给姬昌。为了让父亲放心,太伯和另一个弟弟仲雍干脆跑到了南方荆蛮之地,“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结局是两全其美的,季历之子昌就是周文王,而太伯开创了吴。
有趣的是,这一类谦让故事主要发生在传说中的圣王时代。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之后,不知道是因为史料丰富了,还是人心变坏了,兄友弟恭的谦让故事基本绝迹,人们在史书中常常看到的,是围绕皇位争夺展开的骨肉相残。最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唐初的玄武门前,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发现了秦王李世民的伏兵,拨马便逃。李世民大喝一声,紧追不放。李元吉想要射杀李世民,却因为慌乱,怎么也拉不开弓。而李世民却沉稳得多,他挽雕弓,出利箭,一箭射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则被尉迟敬德射杀。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皆窦皇后所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从人伦角度来说,玄武门前的这一幕无疑是人间惨剧。传统的历史叙事和民间故事却只把这一幕放在了皇位争夺的大背景之中,忽略人伦,只论胜负。李世民手刃亲兄弟事实俱在,不容抵赖,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解释了。事实固然凶残,毕竟属于过去,而解释是关乎未来的。
那么,古人是怎样解释“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夺位的呢?一种是“情有可原论”,认为唐朝的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建成一无是处,只因生得早,得为太子,他若当皇帝,必然会容不下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情有可原。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观点。这种观点已经背离了皇位继承的原则,强调的是李世民的功劳,而不是先赋的继承顺序。若按这套理论解释,那些有功劳、有势力的人抢夺皇位就是合理合法的,至少可以被原谅。而事实上,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已经证明,大唐创业并非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李渊的作用更大,李建成也绝非草包,他反而可能更有天下胸怀。后来辅佐李世民成就贞观之治的魏徵、王珪,都是李建成的旧僚。
司马光的学生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解释更为高明。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建成、元吉并非“得罪于天下”者,李世民为一己之私,弑兄杀弟,不孝不悌,“悖天理,灭人伦”,是不义之人。范祖禹强调,“立子以长不以功”,皇位继承必须遵循“立嫡以长”的原则,严格按照长幼顺序进行,功劳或其他因素一律靠后。范祖禹的说法虽然不会改变历史事实,但是他没有因为历史事实的凶残而扭曲道德原则,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史学的价值判断不会改变过去,但是会影响将来。即便有再多的阴谋和血腥,华夏的皇位继承原则不变,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超越长幼顺序,就是违背道德,是应当受指责的。
也有域外学者认为,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明争暗斗得到了其父李渊的默许甚至鼓励。而李渊之所以鼓励竞争、容忍残杀,乃是受了突厥文化的影响。这种说法可以聊备一说。不过,北方民族对待皇位竞争的问题,的确和华夏传统不太一样。比如,清朝在入关之后,也开始学习汉法立太子,但是,康熙皇帝最终还是废掉了太子,让阿哥们各显其能,明争暗斗,临驾崩前才以遗诏的形式“传位于四阿哥”。民间传说“于”本为“十”,四阿哥夺了十四阿哥的位,致使四阿哥声誉受损,甚至搞出个《大义觉迷录》来亲自撰文自证清白,对此康熙是要负点儿责任的。而四阿哥则创造了秘密立储制度。生前并不公开皇太子人选,而是将传位诏书藏在“正大光明”匾后,死后开拆,方知花落谁家。
不管是华夏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清朝的秘密立储,前提都是皇帝有儿子,儿子还挺多。若皇帝没有儿子,要过继宗室,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最高权力交接完成。但是,你以为新皇帝从那一刻起就能够大权独揽、管理天下了吗?还早着呢!当皇帝,是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