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宿命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拥护共和：“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虽然后来袁世凯曾短暂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但他说的是对的。末代皇帝的退位表明，统治中国2133年的帝制宣告终结，中国迈入共和时代，君主政体将“永不再行于中国”。

那么，帝制的终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在走向终结之外，帝制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比如转变成君主立宪制？

在共和之前，帝制和清王朝曾经有过通过改良继续存在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一次是1905年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但凡抓住其中一次机会立宪成功，那么，中国也许就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皇帝从专制君主变成立宪君主，清朝统治得以继续。然而，那两次机会都从清王朝的手掌心里溜走了。政治改革失败，君主立宪流产，清王朝的统治寿终正寝，帝制终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先说1898年的维新运动。如果光绪皇帝本人和康有为稍微有一些政治经验，懂得稳中求进，平衡各方利益，改革措施推出得不是那么急迫激进，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样一个浅陋自私、唯利是图的老太太，她的势力没那么大，手腕没那么强硬，如果袁世凯在关键时刻能够“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此后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再说立宪运动。如果满洲贵族的私心不是那么畸形膨胀，略微懂得一点“同舟共济”的道理，让渡一些权力给汉人精英，比如“皇族内阁”十三个阁员不是八个满人（五个皇族）、一个蒙古旗人、四个汉人，而是相对均衡，那么，民族矛盾就不会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孙中山的反满宣传就不会那么有效。退一步说，如果最后一个帝制王朝不是满洲人建立的，那么，也许共和未必能够取代帝制。

慈禧太后阵营与光绪—康有为组合实力悬殊的对阵，袁世凯的叛变，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凑巧是非汉人统治，而满人在最后关头恰好表现出了最最狭隘的一面。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偶然。

然而，所有偶然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悲伤的必然，这就是皇帝制度的权力特点。慈禧太后那个自私蛮横的老太太，她的权力几近一手遮天，如此大的权力怎么来的？皇太后是摄政——皇权的代理人，慈禧的权力来源就是皇权。帝制发展到清朝，皇帝的权力是空前强大的。

就其权力本质而言，在帝制时期，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换言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合理合法地对皇帝进行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当一个皇帝决心要做昏君的时候，除非将其废黜、囚禁，或干脆杀了他，没有别的办法；而废立既需要实力，又需要突破道德束缚的勇气，其实并不容易发生。

就朝廷国家具体的治国理政而言，明代以前，皇帝之下有宰相，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宰相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皇帝跑偏，让大政方针基本符合王朝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清两代不设宰相，明有内阁，清有军机处。然而无论内阁还是军机处，都只是秘书咨询机构，在制度上不享有决策权；比之宰相，内阁和军机处的权力是不稳定的，更加依赖于皇帝的信任。没有了宰相，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一身而兼二任。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中央权力向皇帝集中。而权力就是责任，皇帝个人在军国大政和政府行政中所承担的责任变得空前巨大。

朕即国家。这样的权力结构对皇帝的个人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好皇帝，承担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呢？他应该精力充沛，头脑清醒，公正无私，高瞻远瞩，有大局观，富有政治智慧，并且要熟悉政府运作的得失利弊。这是最高标准下的理想状态。

问题是在实际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坐上皇帝的宝座？

在皇帝制度下，同一王朝之中历代皇帝的能力水平通常是“递减”的——越到后面越平庸。雄才大略的皇帝基本上只存在于王朝初期，清朝算是很不错的，康熙、雍正、乾隆连续三代基本合乎最高标准，但是，嘉庆以后就“一蟹不如一蟹”了。通常情况下，开国之君能力水平较高，后来的守成之主能做到“中主”，稍微克制个人私欲，遵守祖宗法度，每天按时上朝处理政务，就很不错了。雄才大略？可以不必期待。何以至此？

制度使然。帝制时期最高权力的承递实行世袭制，通常而言，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顺理成章做皇帝，选择余地因此有限，此其一；皇帝的成长空间狭窄，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曾经风雨见世面，除了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其他的政治历练基本阙如，此其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多皇位继承人能够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都是以“宅心仁厚”之类的品质取胜的——不管是发自真心还是他人教导的。比如，两位年幼的皇位候选人在一块儿玩，凑巧过来一只猫，胖男孩过去踢了那只猫一脚，瘦男孩乖乖地没动，皇帝看见了，就觉得还是那个乖的好——仁厚。最终，瘦男孩被选中，成了皇帝，这就是宋孝宗。欺负猫咪当然不好，可是用这一类的纯道德（甚至是性格）标准来选择治理国家的人，实在是文不对题。

因此，以正常手段登上皇位的，基本上是一些“老实孩子”，能力、精力这些都是不论的。但是朕即国家，不管你能力有没有，精力够不够，只要坐到那个宝座上，就被赋予了无边无际的权力。

把这样一些平庸的、缺乏因应能力的人，放到至高无上的皇位上，朝廷政治难免越来越僵化腐朽。周围环境没有大的变化，马马虎虎，做个守成之主倒也可以；若要他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则完全无能为力。所以，晚清即使没有慈禧这个自私浅陋的老太太，即使光绪皇帝自己当家，他的能力、意志力和领导力也靠不住。看他选的“队友”是康有为团队，便可知其大概。而死到临头还要整出一个“皇族内阁”的摄政王大人，就显得更加愚昧无知了。

如此说来，清王朝的灭亡与帝制的终结，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皇帝终身制，皇位世袭制，骨子里是“家天下”。天子以天下为家，以四海为家。汉高祖刘邦年轻的时候吊儿郎当，不好好种田经营家业，老被父亲数落，说他“不如仲（老二）力”。后来刘邦当了皇帝，得意扬扬地对老爹说：“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全天下，都是他的家业。

那么，皇帝拥有天下的自信和治理天下的权力来自哪里？来自上天。中国的皇帝是人间的君主，但同时兼具神的品格，秉天命治理人间，直接沟通天地，所以又称“天子”。“皇帝”这个名号当中也包含着神性。这个秘密就藏在“帝”字当中。秦始皇以四十虚龄混一天下，成就了“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功业，下令群臣制定新名号。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和博士们商量之后，提交的新名号方案是“泰皇”。为什么是泰皇？因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皇”是上古时期最尊贵的人间君主称号。秦始皇并没有接纳“泰皇”，他自作主张“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秦始皇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帝”字？因为“帝”本是神的尊称，秦始皇看重的就是“帝”字的神性。

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秦的玉玺上就有“受命于天”四个字。后代的皇帝也都强调皇帝的统治权来自“天命”。比如，刘邦就觉得：“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后世皇帝为了证明“天命”的存在，最喜欢编造皇帝的出生神话，最普通的是其母“梦日入怀”。

中国的皇帝以人君为天子，自己来充当世界秩序的核心和枢轴，协调贯通人与宇宙。比如，皇帝祭天，就是要亲自与天沟通。我每次去天坛，站到最上面一层的时候都会想，这就是皇帝和上天进行“电话连线”的地方。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天，因此无远弗届，无所不包。这一点，在元朝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元朝皇帝诏书的开头是这样的：“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句话是从蒙古语中硬译过来的，诸位可能觉得陌生，那下面这个明朝的圣旨开头大家就都不陌生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随时随地把天、运挂在嘴上，声称天命，这就是中国的皇帝。

《周颂·清庙之什图》由被誉为“小吴生”的南宋宫廷画家马和之所绘。绢本，973厘米×32.6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全图字画各有10段，右书左画，书画相间，其中文字部分是宋高宗赵构的亲笔书法。画作包括《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等篇。本文呈现的是《昊天有成命》篇，反映了周王率领诸侯群臣在祭台上祭告上苍的场景，以此来表达对周人先祖功德的感谢，并祈盼德业永续。画面中，人物相貌、衣饰器物皆以细笔线条勾勒。构图整饬严谨，笔法细腻精纯。

我们比较一下罗马的皇帝，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罗马的皇帝和中国的皇帝虽然在英文里都译作“emperor”，但区别是极大的。举一个小例子，哈德良皇帝在旅途中被一个女人拦住，说有事需要跟他请愿。哈德良跟她说没空，这女人说，那么你就不要当皇帝了。闻听此言，哈德良就赶紧停下来听她说了。罗马的皇帝是第一公民。虽是第一，但也是公民。罗马的主权属于元老院和全体公民。罗马皇帝在形式上需要元老院任命，一年一次。权力是被授予的，看得到他权力扩大的过程。罗马皇帝要接近人民，与民同乐。这样的故事断然不会发生在中国皇帝身上。中国的皇帝虽然也有与民同乐的仪式，但骨子里是高高在上、与民隔离的。紫禁城的高墙，宫殿建筑的高台，皇帝身边环绕的仪仗、宦官、宫女，都把皇帝打扮成神秘崇高的样子，像神一样。

中国皇帝受天命统治人间，以天下为家，皇帝终身，皇位世袭，天下所有的权力向皇帝集中。这种权力结构注定了清朝帝国无法灵活转身，走上现代化道路，也注定了帝制必然终结的历史宿命。

但是，话又说回来，帝制毕竟统治了中国2133年，可以说是影响中国最大的制度因素。那么，帝制为何能够延续如此之久？简而言之，第一，这两千多年不是一姓统治的万世一系，帝制与改朝换代相配合，改朝换代是帝制的存在方式；第二，两千多年之中，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于东亚世界，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可以取代它。帝制自有其存在价值。在制度当中的皇帝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谁能约束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