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面与程度的有限

总体上章太炎的学问难以超越，具体落实到各个部分，却似乎都已经被分别突过。太炎之所以被视为清学的殿军而非新学的开山，与此不无关联。其造诣最深的音韵训诂学已被黄侃超过，古文经学则不及刘师培（刘有家学渊源，并非一己之功）。黄侃在入了章门之后还要拜刘师培为师，是因为刘当面说黄的文章“总是学无根柢，根柢者经也。黄询以治经之法，刘谓你要治经，可从我研究，黄诺之”。⁽¹⁰⁾钱玄同本人虽然“喜谈经学”，却声明“此与章公无甚关系，止接收其经为古史之说了耳，‘古文经’我决不信也”。1911年他拜谒崔适，“深佩之”，1914年终于“受业称弟子，乃言经，然实副业也。正业总是小学”。⁽¹¹⁾可见章太炎虽然以古文经学闻名于世，在经学方面对早期弟子其实影响有限。

史学方面，章太炎虽然曾一度表示要用新的方法写《中国通史》，却并未实现，讲国学时又一度认为史学不宜讲，尽管后来也讲了，所以几乎没有史学著述。其文学除语言文字的小学外，观念与后来大相径庭。经过文学革命，所谓旧文学的观念，今人大都已经难于理解，为此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内斗了将近二十年。此外，太炎的学问，并非一成不变，今人所推崇的，或许恰是其短，而非所长，如医学；或是早年偏好，后来放弃，如佛学；或是原来趋新，继而改弦易辙，如西学东学。不明章太炎学问的境界与局限，而尊奉其人其学，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章太炎的诸子学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范例。清代学问有所谓由经入史以及诸子学复兴之说，前者涉及经史关系的纠葛，未必如今人所以为的是不同学科的畸轻畸重甚至取舍，后者本来就在经学理学的范围之内，不过提到所谓平等的地位。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认为章太炎最拿手的是诸子学，胡适提出关于整理哲学史料的办法共有三种，校勘、训诂之外，就是贯通。“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穿，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宋儒注重贯通，但不明校勘训诂，所以流于空疏臆说。清代汉学家精于校勘训诂，但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所以流于支离琐碎。到了章太炎，才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而章太炎的《原名》《明见》《齐物论释》所以如此精到，“正因为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中国古代的哲学，去今太远，不明其意，必须比较别国的哲学史，才能相互印证发明。胡适自己做“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¹²⁾

章太炎的确好谈佛学，他的父亲章濬和老师俞樾都信佛。在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后，他在狱中还向邹容传授佛学，使革命军中马前卒增强信念。可是，章太炎却并非真的精于佛学，参与支那内学院事务后，晚年他嘱咐门下编文集时将所有涉及佛学的文章统统删去，显然还是觉得不过附会而已。胡适说太炎用佛学治诸子，所以大见成效，实则太炎于佛学未必升堂入室。章太炎逝世后，北平追悼会上钱玄同介绍其学术，“略述师于‘文、史、儒、玄’四学之要点”，并无佛学一项。⁽¹³⁾儒表佛里，本是韩愈、朱熹以来理学的真相，新儒家的禅释与禅宗的说理异曲同工，清代汉宋相争，胡适称之为反理学运动，其实所争仍在儒学的正统，事实上则起到剔除禅释回复经义的作用。晚清以后，佛教复兴，受日本影响甚大，可是不免望文生义，如梁启超、梁漱溟的佛学，在钢和泰到任后就只能走避或束之高阁。佛教研究涉及教史和教义，又有信仰与否的分别，僧俗两界评价往往迥异。以往号称能够得到教内外一致认可的，唯有陈寅恪和汤用彤。而陈寅恪自称不敢谈教义部分，至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评奖，获得一等，可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通信评议时两位评议人均与支那内学院有关，一位认为勉强可列三等，一位认为根本不懂佛学，完全不够格。可见高下另说，一致认可则非事实。

梁启超推许章太炎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尽管胡适推崇太炎的诸子学，太炎却不认可胡适的诸子学，他告诉胡适：“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¹⁴⁾此言与后来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批评要旨一致。可见老辈宿儒的看法，不能以保守一言蔽之。

1922年，章太炎著文《时学箴言》，论治诸子学之难易得失及其门径，所指时弊显然包括胡适，甚至主要指胡适，他说：

今之为时学者，曰好言诸子而已矣。经史奥博，治之非十年不就，独诸子书少，其义可以空言相难。速化之士，务苟简而好高名，其乐言诸子宜也。不悟真治诸子者，视治经史为尤难：其训诂恢奇，非深通小学者莫能理也；其言为救时而发，非深明史事者莫能喻也；而又渊源所渐，或相出入，非合六艺诸史以证之，始终不能明其流别。近代王怀祖、戴子高、孙仲容诸公，皆勤求古训，卓然成就，而后敢治诸子。然犹通其文义，识其流变，才及泰半而止耳。其艰涩难晓之处，尚阙难以待后之人也。若夫内指心体，旁明物曲，外推成败利钝之故者，此又可以易言之耶？偏于内典哲理者，能知其内，无由知其外；偏于人事兴废者，或识其外，未能识其内也；偏于物理算术者，于物曲或多所谕，非其类而强付之，则所说又愈远。岂以学校程年之业，海外数家之书，而能施之平议者哉！今人皆以经史为糟粕，非果以为糟粕也，畏其治之之难，而不得不为之辞也。至于诸子，则见为易解，任情兴废，随意取舍，即自以为成一家之言，以难为易，适自彰其不学而已。魏、晋之清谈，宋、明之理学，其始皆豪杰倜傥之士为之，及其末流，而三尺童子亦易言之。今之好言诸子者，得无似其末流者耶？⁽¹⁵⁾

次年，章士钊论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治墨学事，指“任公有时阙疑，不似适之武断”。章太炎见报，认为胡适“所失非独武断而已”，而是“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胡适得知，觉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意的考定”，“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特致函章士钊，转请向章太炎讨教。后者答称：校勘训诂只是治经治诸子的最初门径，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因此入门之后，须各有所主。经文时有重赘，诸子则下意简贵。训诂之术，略有三途：即直训、语根、界说。墨辩专用界说，不用直训和语根，因此不得解为重赘。胡适以为章太炎的指责是由于误解其《大纲》的相关论述，也承认自己“当日著书，过求浅显，反致误会”。同时辩解道，校勘训诂之法虽为初步，欲求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¹⁶⁾不过，章太炎的本意，不仅是校勘训诂之上，还须求义理学说的贯通，而是所求之道不尽相同，治诸子要通小学，明史事，合六艺，较治经更难。此意不仅见于《时学箴言》，直到章氏晚年写《制言发刊宣言》，仍然指出：“其间颇有说老庄、理墨辩者，大抵口耳剽窃，不得其本。盖昔人之治诸子，皆先明群经史传而后为之，今即异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¹⁷⁾

章太炎的说法，与通语境以解文本不无近似，详情可以参见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叙》。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近代学人多将诸子认作哲学，与今文经学以及程朱理学颇有类似。张尔田曾致函王国维，提醒其注意：“读书得间，固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初步，但适用于古文家故训之学，或无不合，适用于今文家义理之学，则恐有合有不合。何则，（古）［故］训之学，可以目譣，可以即时示人以论据；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譣，或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故也。……故弟尝谓：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虽然，此种方法，善用之则为益无方，不善用之亦流弊滋大。”⁽¹⁸⁾其实胡适也是将诸子视为哲学，只是“因为古代哲学去今太远，成了绝学。当时发生那些学说的特别时势现在都不成问题了。当时通行的学术名词，现在也都失了原意了”。⁽¹⁹⁾所以今人难以理解。不过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根据别国的哲学史的问题、名词和学说来比较参考，互相印证发明。他本人就是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在他看来，章太炎也是用佛学作为工具解释演述诸子学，并不觉得可能会穿凿附会。相比之下，章太炎的先明群经史传而后治诸子的办法的确高明许多。

此外，中国文人有所谓好用其短，所长或秘不示人，或不屑与谈。章太炎也有类似。他最好与人谈时政和岐黄之术，其实二者都不擅长，前者每每为人所诟病，后者至今说法截然相反。据说有人问章太炎：“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太炎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太炎家的确有些医学基因，所谓祖、父、兄“三世皆知医”。不过，中国士人出为良相，入为良医，是一种理想的处世方式，太炎谈医理头头是道，行医术却形同庸医。1922年10月，章士钊听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说，章太炎亦喜标榜所短。章氏本最长于小学，政治学次之，至于医学，简直可以说未曾问津。但章氏偏自言医学最好，政治次之，小学又次之。易曾在上海患疾，章为其开方，几乎被他诊死。⁽²⁰⁾拿章太炎所开医方匿名给名中医看，即断为乏善可陈。太炎所讲医理，信奉者甚多，但研究近代中医改革，如果全以太炎门生为线索，而不及恽毓鼎等人，只能是离题万里。

治史应当整体之下研究具体，非此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当论者略，当扬者抑，不知藏拙，适以露丑，不能体味前贤的高明到位。论章太炎的学问，首先要把握历代尤其是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变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学术演化的大体状态，进而明了其优长及短处，再做专题研究，才能体现其博大精深。若是一味打洞，看似窄而深，不仅难免偏颇，而且褒贬失据，主观上意在颂扬，实际上却非但揭了太炎的短，也显出自己的陋。清季民国以来，分科治学，历史上同一人事，在不同学科的叙述中迥异其趣。姑无论那些不入流者在附庸蔚为大国的分支中每每被奉为宗师，即使关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研究，也有与章太炎类似的情形，本人付之一炬或一笑了之的少作，不妨用来研究相关史事，如果作为学问上的抬举，则形同不断地揭疮疤，贻笑方家之外，前贤起于九泉，岂不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