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摺处理

清朝的最后50年，是近代中国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段，既产生了为清朝士人所称颂、媲美前代的“同光中兴”，也出现了为后世所熟知、学界聚焦的镇压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系列事件。这一时段内，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并直接促成各种政治后果的，首先是清代最高层的权力结构与政治制度的变化，它并非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军机处为标志的君主专制的顶峰”一句话所能概括。在该时段的多数时间内，出现了一种皇太后参与政务的垂帘听政和训政的制度。两次垂帘听政的后续，出现同治、光绪朝两种不同的“归政”模式，后一模式衍生的权力结构，直接酿成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与庚子国变。⁽¹⁾

前章对晚清的朝会，尤其是同治帝、光绪帝的时刻表进行了详细论述，本章将重点论述垂帘听政、训政、归政、皇帝亲政这一系列制度的基本意涵，聚焦于奏摺处理方式及其背后所体现的高层权力的分配与变动，补充前章内容，尝试从清代文书制度的内在线索来理解晚清政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