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垂帘听政后至光绪帝亲政前的早朝

晚清最后50年，由于皇帝皆幼年即位，国家大事在很长一段时间由垂帘听政进行决策，相应的早朝程序和政务处理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来说，这些变化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御门听政完全停止。御门听政以处理题本及疑难题本——折本为议事内容，但因题本皆已先由内阁票拟进行了初步的处理；又因题本所报事件重要性的降低，折本发下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到咸丰朝，御门听政年均不到五次，变成一种纯粹为了彰显勤政而做出的姿态。同治帝即位后，御门听政即告暂停，实际上在此之后，从未恢复过。（详见第一章）

其次是奏摺的处理，变为皇太后先阅、军机处代拟批旨这一模式。

最后是军机处及部院堂官见起，加入了皇太后垂帘的内容。这一条较为直观，故下文重点叙述第二点。

咸丰帝去世前一个月，政务由承德行在的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代为处理，具体方式是：每日奏摺，咸丰帝发给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阅看，由他们拟批，将批单呈进请示，咸丰帝略作修改，即发下执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此时的权力与明朝中后期职司票拟的内阁大学士近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票拟尚有司礼监的介入。咸丰帝去世后，任命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³⁴⁾赞襄政务大臣随后向吏部、兵部咨文，规定各路统兵大臣，各省督抚等文武官员，“拜发摺报时，另备印文，开明所发摺若干封，片单若干件，用印封，随摺报交捷报处”，以便查核。每天奏摺的详细意见，由赞襄政务大臣拟旨，呈慈安皇太后、小皇帝（慈禧太后代）在意见单的首尾分别钤用咸丰帝御赐的“御赏”“同道堂”两枚图章，以作凭信。⁽³⁵⁾每天奏摺的简略批答，则由赞襄政务大臣“于各摺片后，缮写‘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云云’，钦此”，即以皇帝名义代为批答奏摺。⁽³⁶⁾

也就是说，奏摺仍是先由奏事处交到御前，皇太后先阅，但上奏人须将奏摺、片的作者和数量另单汇报给赞襄政务大臣；同时，每天奏摺由赞襄政务大臣拟批，交皇太后钤印确认。在这个体制之下，因赞襄政务大臣掌握奏摺的数量和作者信息，皇太后无法压下奏摺留中不发；赞襄政务大臣可对奏摺自行拟批。尽管皇太后可以用钤印方式行使最后决定权，但赞襄政务大臣因握有咸丰帝授命的奏摺拟批权，他们可以通过罢工（“搁车”）方式，强迫皇太后同意其意见。皇太后的图章，仅剩下象征意义（详见第三章第一节）。

1861年10月（咸丰十一年九月），两宫皇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处置赞襄政务大臣，建立起垂帘听政的新制度。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领班军机，辅助朝政的处理。早朝程序中，“议政王军机大臣”代替赞襄政务大臣，掌握阅看奏摺及进行后续拟批和拟旨的权力。不同的是，赞襄政务大臣由咸丰帝遗命授权，议政王军机大臣则是由两宫皇太后所授权；前者有着高度的自主性，后者须遵循两宫皇太后意志阅摺、拟旨。

每天早朝的内容，为两宫皇太后先阅奏摺，形成初步的印象，然后发下议政王军机大臣，由他们详细讨论，再捧入请旨，根据口授旨意缮拟谕旨或批答意见，将拟批、拟旨于次日递上，待两宫皇太后阅定后，钤用图章发下。在这个程序中，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同时参加议政王军机大臣的见起，议政王军机大臣的工作量变大，主动性也高于前朝的军机大臣，他们不只是预备咨询和被动拟旨而已，对于各项奏摺，须“悉心详谈”，且拟旨时间也格外长，并在次日呈递意见。⁽³⁷⁾

对于早朝时召见大臣及各级官员的引见，礼亲王世铎等人撰拟章程，规定：

召见内、外臣工，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皇太后前垂帘，于议政王、御前大臣内轮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

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分，并将应拟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名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等军机大臣传旨发下，该堂官照例述旨。⁽³⁸⁾

除此之外，原有的早朝内容之一，部院轮班值日、递奏摺及膳牌等待召见的制度，依然照旧施行。1865年（同治四年），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奏，建议两宫皇太后“勤召对”，旨命大学士倭仁等会议覆奏。倭仁等上摺称：

查原奏内勤召对一条，据称，请每日召见大臣，并令九卿科道多派数员，按日轮班引对，以资献纳等语。查定制：各衙门每日轮班值日，各该堂官均呈递膳牌预备召见，此例并未寝废。倘有必须顾问之事，即可立时召见。至科道向无值日之例，如各有所见，原准随时封奏，并不待引对时，方准敷陈。所奏多派数员轮值之处，应无庸议。⁽³⁹⁾

由此可见，垂帘听政时期，各部院轮班值日、堂官呈递膳牌预备召见之制并未改动。

1873年2月（同治十二年正月）同治帝亲政后，每天早朝的内容皆“规复旧制”。不过，同治帝的早朝，并不像他父亲、祖父时代的状态，他似乎有意与勤政的祖制作对。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五月），首席帝师李鸿藻上奏称：

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⁴⁰⁾

不仅如此，同治帝也经常压下奏摺，不发给军机处。频繁的奏摺“留中”使得军机处非常不安，同年8月27日（七月十六日），奕訢与醇亲王奕譞等上奏，建议同治帝“遵祖制”“纳谏章”。奏摺称言：“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摺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⁴¹⁾

不过，同治帝亲理朝政的时间并不长。1874年12月13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也就是亲政约一年半之后，同治帝因天花卧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上奏，拟定新的办事章程，建议：“现在圣躬正宜静心调摄，臣等拟请每日摺件仍遵前旨，暂由臣李鸿藻敬缮；其清字摺件并暂由臣奕訢等敬谨缮写，仍随时候旨遵行。”⁽⁴²⁾17日，他们上摺，“吁恳”两宫皇太后参与召见，披览奏摺，发表意见。⁽⁴³⁾这样，早朝的模式，又恢复到垂帘听政时期。

年底，同治帝病故。慈禧太后以奕譞之子载湉入承大统，改元“光绪”。这时，京中王公、六部九卿联衔，奏请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并拟定听政章程，其内容与同治初年近似。早朝的奏摺处理与接见大臣的程序，也就一并恢复。⁽⁴⁴⁾早朝要点包括：部院衙门轮值，堂官递膳牌；皇太后先阅奏摺，对于大部分的京中奏摺，直接以指甲划痕再传旨；对于部分京中奏摺和所有的外省奏摺，军机处按照皇太后的意思，以“军机大臣奉旨”的模式拟批、拟旨，然后交皇太后定夺；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一起参加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见起。

上述垂帘听政模式维持到1881年（光绪七年），做了细微调整。当年4月8日（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病故，慈禧太后成为养心殿帘幕之后唯一的听政者。4月10日（三月十二日），原本由两宫皇太后作掐痕处理的部院奏摺，也开始交由军机处落实于纸面拟批。当天《随手登记档》出现一条新记载：“奏单一件内务府等摺拟请传旨由。”⁽⁴⁵⁾该奏单可在《军机处录副奏摺》中寻获，内容是：

三月十二日，内务府奏三月十八日在大高殿办道场奕劻捧表事，拟请旨传“知道了”；又奏三月十八日在大光明殿办道场惇亲王捧表事，拟请旨传“知道了”。恭理丧仪王大臣奏，大行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几筵前每遇皇上亲奠，请派领侍卫内大臣递酒杯事，拟请派礼亲王世铎、肃亲王隆懃……⁽⁴⁶⁾

按常理，京中部院奏摺除指示“留”以外，其他多为两种意见：“知道了”“依议”，无须动笔，两宫皇太后直接处理即可；但慈禧太后单独垂帘之后，这些奏摺连同外省奏摺一起，皆发下交军机处拟旨拟批而非作摺面掐痕处理。⁽⁴⁷⁾此时，慈禧太后在处理朝政时的主动权有多大？我们不妨通过“甲申政变”中的细节来观察她与军机处的权力关系转移及此时的早朝模式。

甲申政变是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借清流弹劾军机大臣之机，密谋推倒恭亲王奕訢所领导的军机班底的政治事件。其导火索，是詹事府左庶子盛昱于1884年4月3日（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所上的一道奏摺。《随手登记档》记载当天军机处奏单题由：“奏单一件左庶子盛昱等摺拟传旨由旨‘知道了’。”⁽⁴⁸⁾奏单的全文是：

三月初八日，左庶子盛昱、御史何崇光封奏各一件，均拟请旨传“留”；内阁汇奏上谕，拟请旨传“留”；又奏月摺，拟请旨传“知道了”；工部奏修理宫殿安挂竹帘事单一件，拟请旨传“知道了”；镶白旗满洲奏署佐领图记事，拟请旨传“知道了”；桂祥、海绪、铨兴各请训政，拟请旨传“知道了”；舒璧请安代奏谢恩，拟请旨传“知道了”；王嵩龄请安，拟请旨传“知道了”；福锟、张樑各谢恩，均拟请旨传“知道了”；鸿胪寺、镶白旗蒙古汉军各奏无事，均拟请旨传“知道了”。⁽⁴⁹⁾

根据上文的考述，我们可以从上面这一段引文中提取以下信息：当天，值日衙门是工部、鸿胪寺、镶白旗三旗。京内奏摺，包括机密的御史“封奏”，都由军机大臣撰拟了初步的传旨意见。除盛昱、何崇光、内阁三摺暂“留”外，其余皆依照旧例，照军机处拟批意见口传谕旨发下。按照程序，奏单上递后，三件批“留”的奏摺亦一起呈上，等待进一步发下拟旨；或由军机大臣在见起时接受咨询，而后发下拟旨。然而，当天军机处见起，并未提及上述封奏的处理情况。军机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今日入对时，谕及边方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臣等惭惧，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沾汗不已。”⁽⁵⁰⁾

我们可据此推断，当天，军机大臣已得知盛昱呈递的奏摺一份，并拟定处理意见“留”，即留待军机大臣入见时，商讨处理之策。但是，慈禧太后并未发下这一奏摺，军机大臣见起时，她也没有谈及盛昱奏摺的处理意见。三天后，也就是4月6日，翁同龢又记载：“军机起，武官，一刻七分。发两封奏，而盛煜〔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⁵¹⁾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可知当天发下封奏，其中一件为4月3日何崇光所上。与档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矛盾的是：从日记的内容来看，翁同龢对盛昱奏摺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晓。当时清朝处于中法战争的紧张状态之中，京内封奏几天未发下，翁明显感觉到其中充满异常。

4月8日，包括翁同龢在内的全班军机大臣被撤，朝野震惊。10日，翁同龢记：“张子青来，始知前五日五封事皆为法事。盛煜〔昱〕、赵尔巽、陈锦、延茂二件。惟盛煜〔昱〕则痛斥枢廷之无状耳，今日始发。并劾丰润君保徐延旭之谬，又牵连及于高阳之偏听。”⁽⁵²⁾张子青，即张之万，时任刑部尚书，在4月8日被任命为新的军机大臣。盛昱奏摺引起了当时政坛的地震，翁同龢以一种揭开重大谜底的语气，记述盛昱奏摺发下的情形。也就是说，翁此前对盛昱奏摺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晓。进一步而言，4月3日，尽管军机处对盛昱奏摺“拟请旨传‘留’”，但却并未拆阅其内容。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是，慈禧太后虽发下封奏，却没有授予军机处拆阅之权，军机大臣只能奉命批“留”。

由此可见，军机大臣对内外奏摺皆有拟旨之权，然奏摺的初阅权、缓发权、对批示的裁决权，却操之于慈禧太后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