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书制度的深入变化与御门听政的衰微

到了乾隆、嘉庆朝，随着奏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题奏本章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其不经由皇帝先阅、而直接递交内阁票拟的制度就巩固了下来。乾隆朝《大清会典》“通政使司”卷，言及该司执掌：“凡内外臣工封事，许自达其陈事之疏，在京径送内阁，在外皆邮递至司，移送内阁，进呈御览。”⁽³⁵⁾康雍两朝的《大清会典》都声称内阁票拟的对象是“凡内外衙门启奏本章并各官条奏”，而乾隆朝《大清会典》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各部院及直省题疏到内阁旧制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乾隆十三年定并改题本，大学士票拟进呈，得旨转下六科钞发各部院施行，以副本录旨，送皇史宬存贮。如原疏折出未定处分，俟御门听政时，满学士一人敷奏折本，大学士面奉谕旨，如前施行。⁽³⁶⁾

送内阁票拟的奏疏，从康雍朝《会典》的“启奏本章”，变成了“各部院及直省题疏”，也就是说，直接交内阁票拟而不用经过朝会启奏和下旨了。与此对应的是，内阁票拟时，出现了“两拟票签”，即拟定不同意见，供皇帝参酌。雍正帝曾令督抚自行检举之案，由大学士两拟票签备选；乾隆帝则令刑部题本及秋审案件有须覆核时，两拟票签，并写明情节进呈，“待朕酌量”。⁽³⁷⁾这些都说明，皇帝放松了处理题本的主动权，并非像从前直接指示票签意见，或者像处理奏摺那样，在先阅之后再吩咐军机大臣拟旨。

这段话也再次说明，如果题本票拟的诸多意见未被皇帝接受，则形成“折本”。御门听政时，由内阁学士上奏折本，大学士当面请旨。显然，这时的题本处理已和顺治、康熙年间不同，大多数题本已转变为先由内阁票拟、经皇帝批准后，交六科发抄实施，无须御门听政来处理。只剩下少数稍复杂的题本——折本，须借助御门听政当面请旨。因此，御门听政的举行，就与折本关联了起来。嘉庆朝《大清会典》言及内阁职守时称言：

御门听政则进折本。部本进呈后，有未奉谕旨、折本发下者，按日收贮，积至十件或十一二件，得旨御门听政。届期皇帝御乾清门升座，各部奏事毕，侍读学士二人，诣奏案前，奉各部奏函以退，学士一人，奉折本函恭设于案，启函依次启奏。大学士承旨迄，另缮签，随本呈进。⁽³⁸⁾

根据这段说明，折本收贮积累至十件或十一二件，即举行御门听政。也就是说，御门听政的频率，取决于折本积攒的数量，御门听政的主要内容，也是讨论折本事宜。这通过批本处的职责描述也可得到旁证。1851年（咸丰元年）所修的《批本处现行事宜》中专论“御门事宜”：

由军机大臣传旨，于几月几日御门理事，即于奉旨之日，将折本并二单交出，另换二分，并知照内阁，要内阁学士名牌一分，内阁学士次序单一分，共为一匣，于御门前一日，随当日本交内奏事，牌、单俱内留。御门日，内奏事传旨，派某人读本，如派出之阁学系在内廷行走者，该员至本房请本，如不兼内廷者，批本官将折本交出该阁学祇领。恭候皇上升座，读毕，仍交内阁，俟大学士传旨，内阁遵旨改签，随当日本交批本处拴妥，折本上加清字奏片，交内奏事先行覆奏，奉旨是，即照签批发，改签后务于折本档内补入，某缺放某人，某人是否赏给全/半俸，某人是否从轻，万勿遗漏。⁽³⁹⁾

批本处是负责给题本“批红”的秘书机构，一般是照皇帝意见，将内阁票拟或改票意见批于本面，属于题本处理的最后阶段。根据前文大意，“折本并二单”应是指累日积攒的折本与登记单一式两份。御门听政日期确定后，批本处将积攒的诸多折本以及内阁学士的名牌、次序单交给内奏事处。在御门听政当天，由皇帝选择的内阁学士负责读本。然后，皇帝裁决改签内容，由大学士承旨、内阁改签，最后交批本处批发。也就是，御门听政的前前后后，内阁大学士、学士、批本处、内奏事处，全都围绕着折本在打转。

尽管折本是听政的最重要内容，但到了此时，折本启奏的程序已完全流于形式。乾隆帝曾在自己的诗注中解释称：“内阁学士奏折本，率系背诵，凡记忆未熟及清语生疏者，往往遗忘讹舛，视为杂事。”⁽⁴⁰⁾而御门听政原本的主要任务，处理普通题本，因有了内阁票拟——皇帝批准——六科发抄这一完整的程序，在朝会上反而退居次要地位。1801年3月（嘉庆六年二月），曾有明发上谕称：

向来御门办事日，所有各部应进本章，惟刑部呈进三件，其馀俱只呈进一件，乃系相沿旧例。但朕每日披阅章疏，随时发行。若于御门日，将应进之本转为彻减，殊非勤政之意。嗣后凡遇御门日期，着各部将应进本章，不必拘旧例呈进。或虑本匣过厚，捧持不便，着各部不必过十件之数，各贮一匣。⁽⁴¹⁾

可见，御门听政时各部呈进的题本，并非积累多天所上，也不是各部当天的所有题本。而是象征性地选择个别题本呈进。这一方面是因为题本皆可交由内阁票拟，而后呈皇帝裁决，实在没有必要在听政时各本皆报；另一方面，也是控制题本数量，减少听政的程序和时间。

由于题本奏报政事已大规模被奏摺取代，折本亦随之减少；折本积累不易，御门听政也就只能零星举行。在乾隆年间，御门听政的频率已大幅降低，此后各朝，更是断崖式锐减。我们可通过《清实录》记载，辅之以起居注记录，统计御门听政在乾隆朝之后的情况：

到了咸丰帝在位时，11年之期，只举行了47次听政，平均每年4次多一点，实在是屈指可数。

我们可以通过翁心存的记录，看一下咸丰年间御门听政的执行情况。他在1856年12月31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五日）的日记中记载：

上御门办事。卯初（5:00），入内待漏。卯正三刻（6:45），驾升座，六部以次奏事。礼部第一，户部第五。退。内阁以折本上，读本官乌尔棍泰，吏本四，兵五，刑五。礼成，退。户部奏事，湖北、贵州、江南请拨兵饷。巳初三刻（9:45），三库引见二十六名，命柏静涛领带。退，拜客回。⁽⁴²⁾

由《实录》记载可知，上一次的听政，于10月22日在圆明园勤政殿举行。近40天的时间，积攒了疑难折本14件，由内阁学士乌尔棍泰负责报告。御门听政结束之后，还有另外的处理奏摺的程序。这天正好由户部递奏摺，还好这个程序由皇帝与军机处在室内就能完成，皇帝并没有另外召见和咨询翁心存（这个程序详见第二章）。我们可以想象，在北京的寒冬腊月，天还没亮的时候举行这样的露天朝会，对君臣而言是怎样一种折磨和煎熬。

如果皇帝在圆明园听政，大臣就更受罪了。翁心存记载1859年4月4日（咸丰九年三月初二日）的御殿听政说：

上御门办事，传卯初一刻（5:15）。予子正二刻（00:30）起，丑初二刻（1:30）下园，寅初三刻（3:45）到园，集朝房待漏。届时，上御勤政殿，各部以次奏事，今年第一次户部领班，无刑部。予捧本匣上，跪奏如仪，退。折本上，读本官载崇。予等复上，瑞相国领班，缘咏莪相国以足疾在告也，恭聆玉音而退。⁽⁴³⁾

因为启奏折本的关系，内阁大学士是御门听政的必到角色。当时在京的大学士有三位，彭蕴章因病请假，翁心存和瑞麟担起了责任。翁心存时年69岁，在当时算一个垂垂老者，却要半夜起床，一路颠簸地赶往圆明园，等待天亮前的朝会。他特意讲到听政时“跪奏如仪”“恭聆玉音”；他此前也曾提到，御门听政结束，算是“礼成”。可见，御门听政侧重礼仪的表达，侧重“玉音”传递这一颇具象征性的程序。这种重在形式的朝会，牺牲君臣的健康，代价实在不小，就政务运作的实际效果而言，作用却不大。

从操作层面而言，御门听政之所以锐减至屈指可数的地步，与另外一种处理奏摺的朝会也有关系。根据制度，每日凌晨送到宫中的诸多奏摺必须由皇帝先阅，并及时下达处理结果。为了完成这项最重要的国事，皇帝必须接见值日递摺的部院大臣、接见军机大臣（即翁心存所说的“户部奏事”）。随着奏摺繁复程度的增加，这个朝会早已挤占了君臣在清晨的时间，使得御门听政不再可能频繁举行。

御门听政在政务处理中作用的衰减和它礼法意义上的凸显，在其他文献中也有所显示。从《上谕档》及奏摺报告对御门听政的描述可以看出，自乾隆朝开始，档案中有关御门听政的内容，大多是在申斥旷误及失仪的官员，例如内阁学士读本失误、六部官员逢御门值日集体迟到或干脆不来、奏事官员踉跄跌倒等等。他们一般会被施以罚俸的处分。由于这些档册重在记载诸多军机要事，且在当时秘不示人，故其中只记御门听政纠正失礼之处，而不记听政商讨的内容，就不是因为事涉机密而有所隐瞒。唯一的解释是：听政已无实际内容，沦为一种纯粹的仪制。

尽管题本内容逐渐成为寻常事件，题本处理也逐渐沦为例行公事，御门听政从原有的重要政务商讨，逐渐演变成例行公务，它对国家政务的影响减弱，然而，由于是清代前期的“圣主”首创，代代坚持承继，逐渐成为皇帝勤于政务的象征。作为一项祖制，它在礼法上、形式上的意义，远过于它的实际内容。御门听政，甚至已经成为清朝君臣的负担。这一缺乏内容的国事活动，在皇帝风华正茂、躬亲理政的清前期尚可维持，到了皆以幼主继位的后期，就很难延续了。

1860年1月5日（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咸丰帝“御乾清门听政”。这次听政的主要内容是当场简放一些职缺。4月3日（咸丰十年三月十三日），搬往圆明园的咸丰帝“御勤政殿听政”。这是实录中记载的最后两次御门听政，一次是在宫中，另一次则在圆明园。⁽⁴⁴⁾五个月后，在英法联军隆隆炮声的进逼之下，咸丰帝逃往热河。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并且再也没有举行过御门听政。

同治帝即位后，实行两宫皇太后垂帘、议政王辅政的新制度。这项新制度，针对的是皇帝接见军机与各衙门轮值奏事的程序，核心问题是处理奏摺。在新制度之下，议政王等拟定政务章程细节，规定“谒陵、御门、经筵、耕耤，均拟请暂缓举行”。⁽⁴⁵⁾就实际操作而言，让年幼的皇帝在天色微亮的户外久坐，主持听政，也不具备可行性。1873年，同治帝亲政。在此之前，王公大臣已拟定了章程，规定御门听政“一切典礼，拟请循照旧制，随时酌定”。⁽⁴⁶⁾然而，还没等到恢复御门听政，同治帝就突然病故。之后，年幼的光绪帝即位，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根据王公大臣共同拟定的章程，御门听政再次暂缓举行。⁽⁴⁷⁾

1889年，光绪帝亲政，醇亲王奕譞奏称：“御门办事较易，请由军机大臣侍习数月，即可举行。”然而，实际上却并未恢复御门听政。⁽⁴⁸⁾这一时期的光绪帝，每天夜半即起身批阅奏摺，而后召见军机，接见轮班值日的部院堂官，其勤政态度令朝中官员动容（详见第二章第三节）。在这种情形下，朝中并没有人站出来，主张恢复已中止了二十余年且仅剩礼仪形式的御门听政。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实际处于被监视状态。不久，清朝“改题为奏”，以处理题本、折本为核心内容的御门听政旧制，完全失去了依托。故实际上，在同治帝即位之后，御门听政就宣告停止，直至清亡再也没能恢复。1860年4月在圆明园勤政殿举行的御门听政，就成为这一制度的绝响。

尽管如此，修纂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的《大清会典图》，在嘉庆朝原文的基础上，增列了《御门听政图》。因光绪朝并未举行御门听政，这个图似为通过考证而得出。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大明会典》将御门、御殿称为“常朝”，但是在《大清会典》之中，御门听政从一开始就与三大节的“大朝”、每月逢五日举行的“常朝”有着严格区分。按照制度规定，逢五之日皇帝御殿，百官行礼。如果不升殿，则百官在午门外齐集坐班。常朝制度在晚清已废弛，却并未终止，光绪年间的御史刘恩溥也曾上奏说，“臣同治初年官翰林时，每逢常朝日坐班，王公百官到者颇多；及光绪初年，在御史任内查班时，到者仍复不少；本年正月初五日，臣赴午门前查班”，“未见一人到班，询诸茶役，据云，此礼旷误已二三年矣”。⁽⁴⁹⁾这与前文引述袁昶的记载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