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本处理与御门听政

清制多承明制之旧，御门听政也是前朝的制度。成书于1587年（万历十五年）的《大明会典》，将明代的朝会分为以下几类：朔望朝、常朝御殿、常朝御门、午朝。所谓朔望朝，是每逢初一、十五在奉天殿举行的大朝，重在礼乐。国事朝会首先有御殿早朝，地点是奉天、华盖等殿。根据《大明会典》的说法：“国初常朝或御殿，今不行”。可见，御殿常朝并未一直持续下去。商议国事的朝会，就只剩下御门早朝和午朝了。这两种朝会都在室外举行。其中，御门早朝的地点是奉天门（嘉靖朝更名皇极门，清初改称太和门）之外，文武百官在门前丹墀东西序立，向皇帝行一拜三叩礼，然后依次奏事。午朝与此类似，地点则在内金水桥以东的协和门内。⁽⁶⁾

明朝中后期，大臣们常引祖制，劝勉皇帝勤于朝政。武宗在位时，曾被大臣说“每月朔望之外，视朝不过一二”⁽⁷⁾。到嘉靖、万历朝，皇帝长时间不举行朝会。皇帝不视朝，而国事能得到处理，国家能照常运转，这是因为明朝发展出以本章制度流转为核心的政务体制。国事政务，由题奏本章上报御前，经皇帝授权后，交内阁票拟，然后复呈皇帝核准，易红批出，变成国家政令发布实施。⁽⁸⁾在该制度之下，政务可循内阁票拟、皇帝钦定之程序而议决，早朝的讲政就变成非必要选项。

1572年（隆庆六年）夏，内阁首辅高拱向新即位的万历皇帝建议：“一、御门听政，凡各衙门奏事，须照祖宗旧规，玉音亲答，以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预；二、视朝回宫后，照祖宗旧规奏事二次御览毕，尽发内阁，拟票呈览，果系停当，然后发行。”⁽⁹⁾这里两次出现“祖宗旧规”，内容包括：必须举行御门听政，皇帝在听政时，要发声定调，给出本章的处理意见，且朝会结束之后，须将本章发给内阁，票拟意见。根据高拱的意思，可能是先皇偏离祖宗旧规久了，因此旧规才有建议给新皇的必要。从实践层面看，之所以能偏离祖宗成法不举行朝会听政，是因为皇帝有可能从现有的文书体制中抽身出来——不经过朝会上的事先表态，而直接将本章交由内阁票拟。

高拱的建议强调了御门听政的意义——“政令出自主上”，这正如同正德年间杨一清劝武宗御门听政所说的：“黼坐仅临于数刻，纶音不越乎敷言”，“而可以收拳纲，决壅蔽，示百官之承式，回万方之视听”。⁽¹⁰⁾这个象征意义也说明，在明中后期的朝会上，皇帝可能并不承担实质性的本章处理和文书决策的任务。明熹宗刚登基时（1621年），有大臣劝他：“皇上御门之时，宜择时政最切者，面奏数事，立赐裁决；若概称报闻，总成虚套。”⁽¹¹⁾让皇帝在御门听政时，不要总是对启奏的本章简单应答一声即交内阁票拟，最好挑重要事件表个态，好显示国事裁决取诸上意。

从以上线索，我们可以大概总结明代御门听政与文书处理的关系：两者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所谓“朝以出政，政以成事”，也就是在朝会时，皇帝给文书处理定个调，然后交内阁据此票拟，成为行政的依据。但事实上，皇帝却可以从这个程序中抽身出来，在御门听政时虚应故事，不做实质表态，甚至不举行御门听政，致使大臣们呼唤恢复祖制。

清朝入关之后，一般政务也经由题奏本章来处理，但内阁的作用就不如前朝了。1644年入关前，内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清代内阁前身）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抱怨说，“各部题奏，俱未悉知，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他们建议仿照明朝旧例，“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肯定。⁽¹²⁾可见，内院票拟的题奏是有局限的。不久，多尔衮就发下谕令，定下办事程序：“凡陈奏本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今后部院一切疏章，可即速奏，候旨遵行。”⁽¹³⁾所谓“速奏疏章”，是指部院官员直接递送题奏本章，在摄政王面前奏事，由他当场裁决，或由大臣将奏章封好上递，大学士读本，摄政王当面做出决定。⁽¹⁴⁾多尔衮并未扩大内院的票拟之权。

1652年（顺治九年七月），吏科给事中魏裔介向甫行亲政的顺治帝提出早朝及本章制度的建议：“请于逢五日期，驾临正殿，朝见群臣，从容晋接。部院科道本章应实封者实封，应面奏者面奏，得以咫尺天颜，亲聆睿语。”⁽¹⁵⁾他建议逢五之日举行朝会，并将京内的本章分成面奏本章、封奏两部分。可见，此前并无规范的朝会制度。结合《清实录》中1653年顺治帝与内院诸臣一段对话，我们可以大致知晓当时题奏本章的处理程序：

（上）问明时票本之制如何。诸臣奏曰：“明时京官奏疏恭进会极门，中官转送御览毕，下内阁票拟，复呈御览。合，则照拟批红发出；否，则御笔改正发出。”上曰：“今各部奏疏，但面承朕谕，回署录出，方送内院，其中或有差讹，殊属未便。”⁽¹⁶⁾

由上文的内容，可还原多尔衮摄政时期及顺治帝亲政初期各部院题本、奏本的处理方式：先由各部院呈进，交摄政王或顺治帝阅览，各部院“面承”上谕，而后带回本部拟旨、抄录，再交给内院。可见，皇帝（或摄政王）的意志是居于首位的。

在此之后，题奏本章的办理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内院转奏本章，皇帝至内院阅览，并由内院大臣协助拟旨。例如，1653年3月之后的《清实录》中便多次记载，“上幸内院览诸奏章”。3月14日（二月十五日），顺治帝在内院阅览奏疏，读到工部尚书张凤翔的致仕请求，谓诸臣曰：“朕亦以其效力有年，不忍允告，但因衰老，自请归里，不能复留，故允所请，尔等可拟温旨来奏。”⁽¹⁷⁾告知内院大臣他对张疏的态度，让内院大臣据此拟旨。12月15日（十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定各部奏事规则：

先是，各部奏事毕，仍携本章回部拟旨，方送内院，每致舛错。后于奏事时，奉御批即发内院。至是，上以章奏繁多，若竟送内院，又恐易滋弊窦。命和硕郑亲王同诸大臣更议。寻议：于太和门内择一便室，令大学士、学士等官分班入直，本章或上亲批，或于上前面批。若有应更改之事，即面奏更改，庶几无弊。议上，许之。于是钦定大学士、学士名次为二直，更番在内办事。⁽¹⁸⁾

据此，我们可归纳部院题奏的处理方式：各部奏章，由大学士、学士辅助皇帝亲批，或由大学士、学士当着皇帝之面拟批、修改。在整个顺治朝处理题奏本章的过程中，上意是主动的、居于指导地位的。

在这种分工下，国家事务经题奏本章陈奏，循官员递本——皇帝阅览后指示——内院拟旨——审阅下发的程序而完成。如此一来，举行早朝当面奏事，并无一定之必要。所以，顺治帝亲政后，是否存在行之有常的御门早朝，并不清楚。乾隆年间官修的《皇朝文献通考》称：“国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各员齐集启奏，率以为常。”⁽¹⁹⁾但现有文献似并不支持“国初每日听政”的说法。晚清学者震钧称：“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凡题本、大除授皆于此降旨。”⁽²⁰⁾这种讲法可备一说，但更多的材料表明，行之有常的御门听政之制兴盛于康熙年间。

1667年8月25日（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年满14岁的康熙帝诏命“躬亲大政”。同日“御乾清门听政”，令“嗣后日以为常”。⁽²¹⁾所谓的御乾清门听政，从这里开始，成为定制。根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御门听政主要是“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²²⁾那么，御门听政的程序及具体内容是什么？

成书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的《大清会典》，在《礼部·听政仪》中，详细记载当时的御门听政，称言：

凡御门听政，每日皇上御乾清门听政，设御榻于门之正中，设章奏案于御榻之前。部院大小官员，每日早赴午门外齐集，春夏于卯正一刻（6:15），秋冬于辰初一刻（7:15），进至中左门候。春夏于辰初初刻（7:00），秋冬于辰正初刻（8:00），进至后左门。该直侍卫转奏，候传谕进奏。直日侍卫随诸臣俱至乾清门丹墀东旁，西向排立，起居注满汉官于丹墀西旁，东向立。皇上御门升座，侍卫从丹陛下石栏旁东西排立，起居注官由西阶升至檐下侍立。部院大小官员按日轮班，依次由东阶升，堂官捧举奏章，先诣案前，跪置毕，转至东旁，西向跪奏。如应用绿头牌启奏事宜，亦由堂官捧至御榻前，西向跪奏。各官俱照品次，跪于堂官之后。每一衙门奏事毕，各官仍由东阶，照品序退。次一衙门进奏，如前仪。其启奏序次，吏、户、礼、兵、工五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轮班先后启奏。若宗人府奏事，在各衙门之先；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奏事，在礼部之后；督捕、太仆寺奏事，在兵部之后；五城奏事，在都察院之后。若内阁、翰林院、詹事府奏事，在各衙门之后。九卿有会奏公本，科道官有条陈事宜，亦在各衙门之后。若刑部奏事，每日在第三班。各衙门官于奏毕时，各依次第，随侍卫由后左门出。内阁学士每日收所奏本章如有折本事宜，大学士、学士面奏请旨。⁽²³⁾

据此，我们可勾画出御门听政的大致图景，如下所示：

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康熙年间御门听政的内容和特点。第一，制度上，御门听政每天举行；第二，御门听政的内容之一，是由部、院、寺、监依次向皇帝报告奏章；第三，御门听政的内容之二，是处理“折本事宜”；第四，参加御门听政的官员，除各部院堂官即尚书、侍郎之外，还有中下层官员。所谓“折本”，是题奏本章的一种，即交由内阁票拟之后，皇帝未给出指示而折角留待进一步讨论的题奏。

一些相关研究在提及清代题奏本章的时候，都说成是先交内阁票拟，然后呈皇帝定夺。实际上，这应是后来才成型的做法，前文所述的顺治朝情况就并非如此，康熙朝《大清会典》“内阁”卷解释说：

凡内外衙门启奏本章，并各官条奏有满文者，大学士、学士公同票拟，进呈请旨，如止有汉文蒙古文者，发中书翻译。或全译或止译贴黄。侍读学士、侍读校正对阅，送大学士等票拟，进呈请旨。⁽²⁴⁾

这里明确地说，题奏本章经“启奏”，然后交内阁拟旨。上文《听政仪》多次提及“启奏”，我将之理解为朝会时的当面奏白。也就是说，康熙朝的题奏本章，是先经朝会奏白，然后再发下内阁票拟。雍正朝所修《大清会典》，也有同样的记载。

不过，题奏本章的处理流程，也正是在康雍两朝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的变化，与奏摺的兴起及题奏本章地位的下降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