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角下的美国定居主义

与帝国征服中的类似实验一样，美国历史的开端和政治基础首先是作为一个定居者社会而存在的。虽然定居者的拓荒者形象已成美国大众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内容，但定居者殖民主义对于国家制度和思想发展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依然隐藏于集体意识之中。想象定居者经验的主要方法，要么是歌颂粗犷的拓荒者的英雄主义，要么是谴责美国定居者如何对待原住民。上述两种变化形式都没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即这一经验的解放性与排他性是如何深深地相互交缠在一起的。结果，它们对于我们过于简化而呆板地理解集体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流描述也忽视了这些方式，经由这些方式可以更广泛地对照定居者社会来理解美国的过去，能够清楚地显示出何为美国经验中共有的东西、何为美国经验中独特的东西。与此相对照，本书力图辨别清楚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的早期类型，以及后来的变体，并寻求勾勒出美国身份是如何经由帝国建立的历史实践而形成。对民主自治（self-government）和经济独立这些集体目标而言，这些实践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必要手段。

从技术上讲，定居者社会的特点是拥有大量的永久性帝国式族群，因而他们要寻求将母国的方式移植到新的环境中。就像罗纳德·韦策（Ronald Weitzer）所写的那样，殖民地定居点一般都会产生大量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它们“从（帝国）中心（metropole）那里取得了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治独立地位”¹²。这种事实上的自治，对内部政治权力的分权化以及更低程度的等级制模式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殖民者的后裔也从原住民群体那儿夺取了政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永久性地或许多代人都维持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发展出复杂的思想来使这种强制性的不平等合法化。¹³

在帝国的扩张史中，现代定居者殖民主义曾有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波包括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和苏姗·佩德森（Susan Pedersen）所称的“新世界殖民地”，欧洲在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是其典型。¹⁴这些殖民地的特征是力图主张定居者社会排他性地拥有原住民的领土，这些领土被反复描述为处女地或无人居住地。进而言之，驱离本地原住民的主要方法更多的是渴望“攫取他们的土地，把他们赶到永远处于扩张的定居点边疆之外的地方；而非对原住民进行统治，或在他们的经济冒险中赢得原住民的支持”¹⁵。新世界殖民地一贯寻求削弱帝国中心对定居者生活所施加的权力；同时，为实现完全独立并彻底清除原住民群体，他们利用事实上的自治关系进行施压。

第二波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和中期，包括欧洲和日本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地方的定居点。与新世界殖民地相比，这些后来的殖民企图通常与原住民群体发生对峙，而原住民的规模和人数都使定居者在数量上成为明显的少数派。这一特点导致前后两波殖民化之间出现重要差异。定居者和帝国中心的官员们都不能简单地把原住民从领土上驱离；相反，他们被卷入“与人口数量总是更多的原住民之间久拖不决的谈判或斗争之中”¹⁶。这些现实意味着，虽然殖民者可能已从母国寻求更大的自治，但是最终他们依然在政治上——尤其是军事上——依赖帝国中心的权力，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政治社会中，如果没有母国的支持，殖民者将持续地面临成为少数的危险。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定居主义与此前新世界定居主义的形式之间存在的关键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如今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曾与定居者的过去或意识形态计划联系在一起。就像研究澳大利亚社会的学者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指出的那样，早期一波定居者的基本逻辑是对原住民群体进行清除，而非对他们进行剥削。这种清除出现的形式，不仅仅是以暴力针对本地社会，或者使原住民的政治经济实践解体；它也意味着定居者寻求取代原住民社会本身，并且“在被剥夺的土地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殖民社会”¹⁷。在某种意义上，把原住民领土想象成无人居住地，乃是定居者将自己变成“本地人”并力图逃脱殖民主义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持这种想象，把美国看作一个例外国家的愿望，部分地建立在这样一种需求的基础之上，即拉开这个国家同其欧洲渊源的距离，并主张一种真正的美国本土特点或生活方式。

然而，由于没能将全国性计划置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语境之中，美国公众话语在根本上忘记了美式自由叙述得以产生的条件及其对当代政治的意义。学者和评论家们在描述美国建立的民主特点时，不知不觉间只将定居者殖民地内部的那些方方面面隔离开来。因此，大多数有关这个国家根源的讨论，没能够正确评价这些内部特点，是如何作为定居者与被排除在外的原住民人口互动的结果而发展出来的。就像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的那样，定居者民主在历史上曾与种族和政治清洗联系在一起。强调种族性作为经济和政治控制的正当理由已经意味着，这样的民主，与公民的基本观念复杂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些观念将政治共同体描绘成一个以种族和文化相近为基础、与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联盟。对曼来说，在定居者社会中，民主政府的历史前提条件经常是征服、强行迁移，或者对那些被视为外部人的人进行公开谋杀。曼写道：

虽然这些明显是民主社会，但是他们对原住民的种族清洗，却经常比殖民地那些更不民主的帝国当局的所作所为更糟糕。无论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无论是英国君主、总督省长，还是天主教会和某些新教教会，他们都比定居者本身倾向于对原住民持更温和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大多数印第安人支持英国人的原因。第二，在英国定居者中间，蓄意的种族屠杀爆发得比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定居者中间更加普遍。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发现，行凶者间的民主越是稳固，种族屠杀就越是厉害。¹⁸

因此，聚焦于定居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将美国经验中的解放性与压迫性这两个特点联系起来的工具。虽然定居者社会的种族基础抚平了内部的不平等，但却使得依附性外部社会的构建正当化，无论这些外部社会是奴隶还是原住民。仅仅通过观察定居者殖民地的内部特点，许多评论家决不会遇到如此程度的问题，即我们的民主理想本身是由殖民支配产生和维持的。

这并不是说，美国对作为一项历史上例外的政治社会计划的自我理解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相反，美国经验的独特之处，必须根据其相对的稳定性来进行理解。美国评论家和公民经常将美国国家历史的方方面面看作独一无二、土生土长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特点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众多定居者社会之中，其多样性就像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英国人在北爱尔兰、欧洲犹太人社会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一样。除此之外，这些本质特性经常包括：第一，相对于帝国中心或母国，定居者殖民地内部有更大程度的平等；第二，在文化上，有一种被“选择”作为某个种族或宗教去共同完成一项历史使命的感觉；第三，由于认为存在原住民和外国人的威胁，因而更加强调军国主义；第四，对不时被描述为腐败堕落的帝国中心的社会政治习俗保持警惕。¹⁹

甚至把边疆看作美国独特的思想，也模糊了由其他定居者社会所提出的类似主张。例如，虽然一个世纪前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认为，边疆经验对塑造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自治政府至关重要²⁰，但南非阿非利卡人（Afrikanders）和澳大利亚盎格鲁定居者们（几乎是在同一历史时刻）提出了差不多相同的观点，以解释其自身社会的平等主义和独特性。对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而言，无论是大迁徙（the Great Trek），还是人们所知的讲荷兰语的农夫开拓者（Voortrekker）——他们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规模移民到南非腹地，都既被叙述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又被用来作为对欧洲扩张的庆祝。根据这种边疆神话，那些阿非利卡人拓荒定居者寻求的不仅是用于放牧的新土地，而且是通过建立奥兰治自由邦（the Orange Free State）和德兰士瓦（Transvaal）这样的共和国，来寻求脱离英国暴政的自由。²¹

然而，就像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的那样，使美国定居主义榜样卓尔不同的，“它始于一次革命事件，它是‘第一个新国家’，是除冰岛外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²²。从16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开始，美国是第一个定居者成功反叛帝国中心统治的例子。当然，其他定居者社会也曾使用暴力来减少或消除殖民当局过分的控制。南非阿非利卡人进行了两次终未成功的反抗英国强权的战争——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的两场布尔战争，以维持共和主义者对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控制。²³在爱尔兰，评论家们经常忘记20世纪发生的第一场反叛是在1912年9月28日，而不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 Rebellion of 1916）。当时将近50万神圣盟约组织（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的英国新教徒签名，以捍卫阿尔斯特免受爱尔兰本地统治运动（the Irish Home Rule）²⁴的威胁。

然而，就像贯穿本书将要进行的讨论那样，13个英国殖民地反叛成功，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定居者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融合了种族民族主义、新教神学与共和主义，以将作为自治的自由与领土帝国信念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自治包含消除所有模式的专制权力，并要求个人经由对生产的控制和民主参与来维护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实际决策权力。结果，美国定居主义围绕四个基本构成部分得以组织起来。第一，在使英国那些日渐普遍的17世纪共和主义思想激进化的过程中，定居者逐渐把经济独立看作自由公民的伦理基础。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把对工作手段和条件的控制，看作为内部人提供一种自治和道德独立的集体经验。定居者主要通过土地拥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对内而言的平等主义社会和政治上的参与性社会。第二，美国人把征服看作共和主义自由的基本动力。如果定居者没有新的领土，那么“自由劳动力”合乎伦理的利益在总体上就易受影响。换言之，作为一种政治需要，定居者认为共和主义在本质上必然导致帝国和扩张。

第三，定居者社会认为，共和主义原则在根本上并非普遍包容的。换言之，大多数定居者相信，并非每个人都能享有经济独立的好处。他们认为农业生活的本质意味着有些人从事以生产控制为标志的有尊严的工作，那就不得不由其他人参与到长期被认为低人一等的劳动形式之中，如租佃、雇佣劳动和家庭服务。因此，对定居者来说，在经济独立这一共和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中，存在着自由与非自由工作之间的基本区分。久而久之，美国人通过使用从属的外部群体，尤其是非洲奴隶，从事最具压迫性的生产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他们通过种族和宗教优越论的观点，将对原住民土地的剥夺和对依附性劳动群体的控制正当化。

第四，定居者承认，为了维持共和主义的自由和领土征服计划，他们必然需要超过最初的英国殖民者流动之外的新移民。结果，他们为被视为共同种族、因而也是这项共和主义计划共同参与者的欧洲人，制定了明显开放的移民政策。这意味着就大部分美国经验而言，美国的边界本质上是欧洲移民的入境港口，他们经常很快就融入这一政治共同体之中。这些融入内容包括在今天看来令人十分吃惊的做法，例如普遍存在的非公民投票以及非公民获得西部联邦土地。一方面，通过扩大谁可算作美国人的种族和宗教类别，移民对领土的需求阻止了19世纪进程中移民社会内部最排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也使社会的内部人与从属的外部人之间的分裂固化。因此，虽然许多新欧洲移民或许已即刻享受到自由公民和平等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但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黑人或墨西哥人却被拒绝享有这些基本权利。本质上，他们作为被殖民人口存在于美国领土之内，这种方式类似于20世纪定居者制度对原住民的控制方式，在其中“等级制划分……（被）固定于经济、政治制度和法律之中，与之相伴的是为定居者人口中的成员保留了……具体经济活动及政治上的特权”²⁵。定居主义与移民并不是作为美国经验的两种不同描述而存在着；相反，就大部分过去的集体经验而言，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思想直接与定居者需求和制度上的特权绑在一起。

通过与其他殖民化例子比较而对美国社会的这种定居者结构及其稳定性进行评估，我们或许能够意识到目前对有关历史记录进行讨论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即便当内部自由与外部从属——美国自由的两面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公众话语中被提出来的时候，定居者的排他性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原罪。它代表了一种虽然应受谴责，却几乎没有被谈及的集体制度发展的历史片断。然而，定居者排外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征服和从属时期，它为美国人的生活提供了超过三个世纪的基本统治架构。²⁶这是因为经济独立和民主自治之目标有赖于不断扩张的计划。美国政治认同与关于帝国权力以及需要对原住民和依附性群体进行外部控制的这些设想，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

在强调定居主义如何为集体生活设定意识形态和制度界限时，我的观点绝非要贬低或拒绝过去。我们对自由的叙述，可能恰好出现在奴隶制和对原住民进行剥夺的背景中。这些背景是与自由形成对照的生动体现：奴役和束缚。然而，由于英裔美国人至上和社会从属的标记，任何对定居主义的片面排斥，都必将忽视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催生一种集体解放的可能性愿景。²⁷就美国的大部分经验而言，这种愿景明确有力地说明了一种历史性的新政治动物的产生，并使之正当化：它乃是独立的帝国式定居者国家。

然而，在那些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它也导致一些美国人想象出一种既包容又与领土征服没有关联的共和主义。在本质上，这些改革者把这一民主理想看作是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其在哲学上或政治上都不受现有奴役形式的束缚。他们为这个国家构想出一种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将大大改变美国对外权力的使用，并因此创建一个具有普遍性而非帝国式的新美国政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提出了美国计划真正的例外论：努力去除共和主义理想中的压迫性根源，并使所有人都广泛地获得自由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