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一、澶渊之盟后的政治形势
景德元年（1004年）末，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北方的威胁终于解除。宰相寇準、毕士安等开始致力于裁减北方的边防军事力量，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景德二年正月，即“诏河北诸州强壮（民兵的军号），除瀛州（今河北河间）城守得功人，第其等级以闻，余并遣归农，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1)。“强壮”是咸平三年（1000年）政府为加强抗辽兵力强行征集民户壮丁组成的，每户有二丁、三丁的征一人，四丁、五丁的征二人，六丁、七丁的征三人，八丁以上的征四人，按正规军编制组织成民兵，进行军事训练，一旦辽军进犯，全部集中守城抗敌，在抗辽战争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现在战争结束，使得数以十万计的青壮年解除了兵役，重新投入农业生产。
随后又将河北的三个边防军区，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和高阳关（即瀛州，今河间）三路都部署中的镇州、定州合并为一个都部署，亦即减少了一个边防军区。而较靠内地的天雄军（治大名，今河北大名东）、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邢州（今河北邢台）、贝州（今河北清河西）等四州、军的驻军，减少为步军六指挥（每指挥五百人）。其余禁军原驻营地在河阳（今河南孟州南）和首都开封的，全部回到原驻营地。又罢除因抗辽而在河北设置的部署、钤辖、都监、使臣等军官二百九十余员。其时宋政府与党项李德明议和已开始进行，虽议定尚需时日，但议和已成定局，西北形势的缓和，使得宋政府决定精简禁军。同年六月开始直至年末，又对正规军“禁军”进行精简，以达到淘汰老弱、减去冗员、节省军费开支的目的，即所谓“谋省兵惜费”(2)。
宋真宗在毕士安、寇準两相的辅佐下，也开始励精图治。景德二年十月，首相毕士安暴病卒，寇準独相。由于当初寇準的坚持，真宗勉强北上亲征抗辽，终于签订“澶渊之盟”而取得和平，因此，真宗常怀着敬畏的心情对待寇準，寇準也孜孜以求治，君臣关系融洽，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当初主张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副相王钦若，因为受到宰相寇準不指名的严厉谴责，并被出为地方官，对寇準怀恨在心。王钦若于景德二年初回朝复任副相后，因不愿与寇準同朝执政，于四月间自请罢副相。此后，一直伺机报复。
景德三年初，王钦若利用宋真宗的虚荣心，向宋真宗进谗言说，寇準力劝真宗亲征，是利用他“孤注一掷”，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件蒙受耻辱的事。王钦若别有用心地将澶渊之盟的责任，完全推到反对议和主张抗辽的寇準身上。显然，王钦若的离间计发生了作用，景德三年二月，寇準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副相王旦升为宰相，王钦若也因而升为执政，任知枢密院事。
罢免寇準，起用王钦若，并不能改变王钦若所说的城下之盟的耻辱，宋真宗为此常常闷闷不乐，因为当初拒绝采用寇準主张抗辽，“可保百年无事”之策(3)，而竭力主张签订这城下之盟的正是真宗本人。
于是，宋真宗向王钦若询问雪耻之策，王钦若明明知道真宗当初因惧辽而求和才签订这城下之盟的，却故意说：“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真宗当然不敢采纳出兵以雪耻的对策。王钦若就乘机提出，只有举行封禅“大功业”，才能“镇服四海，夸示戎狄”。封禅是秦汉以来帝王建有非常功业，并得到上天所赐“祥瑞”才能进行的。为了使封禅能名正言顺地进行，王钦若对真宗说：“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这即是说“天瑞”可以伪造。真宗私下里决定伪造“天瑞”，以便进行所谓“大功业”的封禅活动，但宰相王旦反对说：“封禅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真宗只得说：“朕之不德，安能轻议。”(4)这时，一方面由王钦若去向王旦说明真宗进行封禅活动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真宗又请王旦到宫中赴宴，以赐酒为名，贿以整壶珍珠，王旦也就不再持异议了。
景德五年正月的一天，真宗对宰相王旦和执政王钦若等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半夜，见到神人降临内宫，并说：“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有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在东华门内）的屋角挂有黄帛，当即是所降“天书”，这样就产生了“天瑞”，即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接着，以王旦为首率百官及民众等二万多人累次上表请求进行封禅大典。真宗遂下诏当年十月东封泰山。于是，宰相王旦、执政王钦若等人分任封禅的大礼使、礼仪使等，王钦若和副相赵安仁还兼任判兖州，并轮流前往泰山所在的乾封县（今山东泰安）处置有关事项。在这期间，又制造了两降“天书”的闹剧。
十月，真宗率百官带着“天书”前往泰山，于山顶“封”祀天帝，次日又到西南的社首山“禅”祭地神。封禅典礼后，又于十一月前往曲阜县（今山东曲阜）祭祀孔子。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再带着“天书”，西祀后土地祇于汾阴，并升祭祀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终于完成东封泰山（天帝）、西祀汾阴（地神）的旷世盛典。又派各级官员祭祀四岳及四海、河渎，以及其他诸神，整修或新建庙宇神祠。
早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四月，首都开封就开始修建规模宏大的昭应宫（后改玉清昭应宫），以供奉“上帝”和“天书”。由于所费不赀，当时遭到包括宰相王旦在内的群臣谏阻，丁谓却说：“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5)王旦等遂不敢再谏。玉清昭应宫历时数年才建成，极尽奢华，消耗了巨额财富。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又编造赵氏始祖是“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降临于皇宫内的延恩殿，于是追尊其为圣祖，供奉于玉清昭应宫，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
同年十二月，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加号道教始祖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正月再带着天书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太清宫，祭祀老子。孔子、老子被追加封号至后世无可复加的程度，可以说是肇自宋真宗。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于是各种人造的祥瑞纷纷出现，真宗也一一认可，真是“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当时的著名学者龙图阁待制孙奭，当所谓“天书”频频下降时，就向真宗说：“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又针对所谓的祥瑞，正确地指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诽窃笑，有识尽然。”(6)
但是，宋真宗在王钦若、丁谓等人的诱导下，已听不进诤言。从此，他疏于朝政，热衷于各种祭祀活动，陶醉于各地的祥瑞纷呈、群臣的歌功颂德。为了粉饰太平，不惜多次耗费巨额国库经费，将北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二朝，以及真宗前期十多年来的积蓄消耗殆尽，遂致“海内虚竭”(7)，终于将北宋推向积贫积弱的边缘。
枢密使王钦若以制造“天书”祥瑞、策划封禅等活动有功，深得真宗的宠信，因而傲视群臣，即使宰相亦常受其欺蒙。枢密副使马知节深恶王钦若所为，从不附和其荒诞举措，而且还不时在真宗面前揭露其擅权及奸伪情状。但宋真宗深信王钦若，王钦若遂愈益狂妄，甚至假称奉旨，肆意妄为。大中祥符七年六月，王钦若不经奏请而擅自为人加官，侵夺了皇帝的权力，以致真宗愤怒地说：王钦若等“敢以爵赏之柄高下为己任，近位如此，朕须束手也”(8)。王钦若随即被罢官，宰相王旦即推荐寇準为枢密使以接替王钦若。但寇準多次指斥王钦若的党羽、三司使林特的奸邪，特别是不信真宗的那套做法，终不获信任，于次年四月即被罢官。接着，王钦若复任枢密使，并于天禧元年（1017年）八月升任宰相。
王钦若又从《道藏》中找出四十位赵姓神仙的事迹，绘图于景灵宫的廊庑，以邀宠于宋真宗。天禧三年三月，寇準时任判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属下的巡检朱能伪造“天书”降于乾祐（今陕西柞水）山中。朱能献“天书”，真宗向王钦若询问，王钦若说：“始不信天书者，寇準也。今天书降準所，当令準上之，则百姓将大服。”(9)真宗遂迫使寇準奏告其事。两月后，王钦若以和妖道谯文易交往而被罢相。数日后，寇準起为宰相。
史称：宋真宗“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引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10)。而助成其事的，即是王钦若、林特、丁谓、陈彭年及宦官刘承珪五人，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竞相以“天书”、妖妄迎合真宗，置国家兴衰于不顾，被时人称为“五鬼”(11)。
二、刘太后专政与积贫状况的加剧
刘太后，父刘通，宋初任侍卫步军司虎捷（神卫）都指挥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从征北汉时病死。宋真宗为襄王时，刘氏入襄王府，时年十五岁，受到襄王的宠爱。刘氏性格轻浮，襄王的乳母刘氏曾向宋太宗报告，太宗令襄“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宫指使张耆家”(12)。真宗即位后，即召入宫中。
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郭皇后死后，真宗即欲立刘氏为皇后，因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而作罢，但刘氏已控制后宫并参与处理政务。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宫女李氏生子，刘氏取作己子，命杨妃抚养，取名受益，竟无人敢向真宗说明真相。次年，刘氏被立为皇后，是为章献皇后。
宋真宗自大中祥符末年生病以来，病情逐渐加重，天禧二年（1018年）八月，在群臣的再三上表奏请下，才立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赵祯。次年春天，真宗的病情加重，时好时坏，朝政实际上已多取决于刘皇后，六月间“太白昼见”，“占曰：女主昌”(13)。
天禧四年六月，真宗病情加剧，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和宦官周怀政商议命皇太子赵祯监国，以学习处理朝政。周怀政随后转告宰相寇準，寇準即乘间奏请皇太子赵祯监国，得到真宗的首肯。但因机事不密，在正式颁诏前，被与刘皇后勾结的枢密使丁谓侦知。当时的朝政实际上已由刘皇后决策，当丁谓攻击寇準时，病中神志不清的真宗居然同意将寇準罢免。寇準遂以太子太傅、莱国公罢相，奉朝请。丁谓随后升任首相。
不久，又发生了宦官周怀政“阴谋杀（丁）谓等，复相（寇）準，奉帝（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刘）皇后”的事件(14)。结果事泄，周怀政被杀，并不知情的寇準被贬出任知州，几乎危及太子的地位。时人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15)而寇準在丁谓的打击下，连遭贬斥。一年多以后，真宗“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对”(16)。真宗也没有再追问。真宗实际上已经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给刘皇后、宰相丁谓擅权、弄权提供了机会。
同年十一月，次相李迪奏称：前相寇準无罪而遭罢斥，首相丁谓奸邪弄权，又曾奏请当“以法治”宫内只敬刘皇后、不敬真宗的内侍、宫女之罪。因被刘皇后在屏后听到，李迪遂遭到刘皇后的排斥，不久即罢相。丁谓虽也同时罢相，但次日即对真宗说自己不该罢相，真宗只命赐坐，丁谓却自行宣称：“有旨复平章事”，重又担任宰相。其后真宗虽命太子处理日常政务，然而“时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刘皇）后，中外以为忧”(17)。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病危，已不能说话。或许他忽然考虑到太子赵祯年仅十三岁，刘皇后擅权，宜立长君以安宋室，据称真宗“乃以指点胸，又展五指，再出三指，以示丁谓等”。宋人称宋真宗之意，是想立八弟赵元俨为帝，赵元俨时称“八大王”，“有威名”，“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契丹尤畏其名”(18)。事无可考。
数日后，真宗去世，太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刘皇后为太后，杨妃为太妃，军国事权取刘太后处分。从此，开始了刘太后的专政时期，也宣告了北宋前期的结束，中期的开始。丁谓等为了讨好刘太后，决定次年的年号为天圣，其意为当政的是刘太后和皇帝赵祯“二圣人”。其后改元为明道，其意略同。
丁谓虽对形成刘太后专政有功，但丁谓的本意，只是使刘太后在处理大事时，与仁宗同召大臣决策，而日常政务由宦官雷允恭传达，自己乘机控制朝政。权力欲极强的刘太后却欲寻机除去丁谓，而丁谓的所作所为也引起执政们的不满。同年六月，副相王曾遂乘丁谓的同党宦官雷允恭擅自改移真宗陵穴获罪之机，攻击丁谓，刘太后立即将其罢相，贬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今河南洛阳），不久又以其与女道士刘德妙往来而语涉妖诞，将其远贬海南，同时还清除了丁谓、雷允恭的党羽。
王曾虽因此升任宰相，但他并不依附刘太后。“天书”也是在宰相王曾、副相吕夷简的建请下，从葬于真宗陵内，以示真宗后期以“天书”为核心的封祀活动的终结。
当初宋真宗想立刘氏为皇后，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而作罢，数年后刘氏得立为皇后，可能与当时的知枢密院王钦若支持有关。刘太后专政以后，对王钦若始终是恩宠有加。天圣元年（1023年）八月，乘时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的王钦若奏至，刘太后即命宦官以赐汤药盒为名，“口宣召之，辅臣皆不与闻”。王钦若八月末到京，九月初即被任为首相。王钦若虽仍想如真宗时那样擅权，阿附刘太后，但“同列往往驳议，钦若不堪”(19)，已不能为所欲为。
天圣二年九月，刘太后想在天安殿受尊号册，如同皇帝受册一样，当即遭到次相王曾的反对，只得改就文德殿受册。作为首相的王钦若也无能为力。而当马植向王钦若行贿的事败露以后，本“当以失举坐罪”，虽“诏不问”(20)，但刘“太后颇解体，同列稍侵之，钦若亦邑邑以殁”。天圣三年十一月，王钦若死于首相任上，不仅“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而且“皇太后临奠出涕”，并以“后有诏塑其像茅山（今南京东南），列于仙官”(21)，对于真宗时被时人列为“五鬼”之首的王钦若，刘太后的褒宠达到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程度。
刘太后虽然不再进行封祀活动，但消耗财力营造宫殿、寺庙的举动，仍不断发生。不仅在刘太后专政之初，天圣元年时俞献卿即指出：“非常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益高，民力积困”(22)，天圣五年，“时方崇建塔庙，议营金阁，费不可胜计”(23)，遭到监察御史曹修古的极力谏阻，结果曹修古被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刘太后派亲信曾继莘前往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建造佛塔时，永兴军的长官姜“遵希太后旨，悉毁汉、唐碑碣以代砖甓，而又佐继莘躬自督治”(24)，当佛塔于天圣六年建成后，姜遵即被提升为枢密副使。刘太后又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西太一宫。
天圣七年六月，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原本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烧得只剩下一两座小殿。刘太后想修复，枢密副使范雍说：“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25)，得到宰相王曾、吕夷简的支持，刘太后只得作罢。但刘太后却乘机将多次阻止自己想享受皇帝礼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火灾为名罢相，出为地方官，次相吕夷简随后升为首相。
刘太后在专政之初，曾自称：“候上（仁宗）春秋长，即当还政。”(26)实则贪权恋位，到天圣六年（1028年）时，仁宗年已十九，刘太后却毫无还政之意。谏官刘随只是奏请日常事务专由仁宗处理，即被逐出朝廷。刘太后一心想享受皇帝的礼遇，甚至向执政大臣探问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想依皇帝的礼仪建立刘氏七庙，因遭到副相鲁宗道的否定而作罢。在鲁宗道去世、宰相王曾被罢免及吕夷简任首相以后，刘太后开始逐渐地享受皇帝的礼遇，终于登上天安殿受朝贺。在进谒太庙的礼仪上，刘“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虽遭到副相晏殊、薛奎的反对，也只是“少杀其礼”(27)。随后，范仲淹又奏请刘太后还政于仁宗，也被逐出朝廷任地方官。此后，奏请刘太后应还政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为中低级官员，也都遭到贬逐。
明道元年（1032年），北宋宫廷接连发生两个重大事件，史官讳其事，遂成千古之谜。二月，仁宗的生母李氏病，刘太后派亲信“张怀德押医官杨可久等入侍”医治(28)，李氏遂“遽薨，年四十六”(29)。李氏生育仁宗，依例当进位皇后，但李氏一生只是普通宫嫔，直到临死前，才晋升为宸妃。刘太后死后，燕王（八王）赵元俨始向仁宗告白：“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30)刘太后的亲信张怀德和医官杨可久等人，不久即遭到贬黜，这些都说明李宸妃的死因确有可疑。李宸妃死，刘太后以“一宫人死”，拟草草殓葬了事。只是在宰相吕夷简说明利害关系以后，刘太后才不得已答应以一品礼治丧，但出丧不由宫门出而准备拆宫墙，在吕夷简坚持下才由西华门出丧，最后仍是吕夷简背着刘太后，又向刘太后的亲信罗崇勋说明利害关系，才以皇后礼入殓(31)。
其次是同年八月，内宫发生大火，连烧八殿，“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去其锁”，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宋仁宗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仁宗只说王守规带他逃命，并非如史官所说的是带着仁宗和刘太后同逃(32)。而火灾发生以后宰相吕夷简的态度，更使人感到这场火灾来得蹊跷。据载火灾发生以后，“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仁宗）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帝使问其故，（吕夷简）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33)。其态度与真宗即位之日宰相吕端的行为类同，说明宰相吕夷简对火灾的发生、仁宗的存亡及城门楼上皇帝是谁，都存有疑问，因而要仁宗举帘与群臣相见，否则他不敢有如此不臣之举。
《宋史·吕夷简传》在记叙宫中失火，吕夷简在晨朝时看清仁宗才下拜之后，复又载曰：“初，荆王（赵元俨）子养禁中，既长，夷简请出之，太后欲留使从帝（仁宗）诵读，夷简曰：……。即日命还邸（荆王府）中。”紧接着即是“太后崩，帝始亲政事”。说明荆王赵元俨子养于宫中多年，皇宫失火后才出宫归王府。而此前刘太后也将楚王赵元佐之孙赵宗保长期养于宫中(34)。联系仁宗生母李氏的暴亡、宫中起因不明的大火，以及刘太后收养多名诸王之子于宫中的目的，不能不使人联想这些与刘太后意图继续专政有关。这也许即是仁宗虽已二十多岁，刘太后仍不肯还政于仁宗的原因所在。
明道二年三月，刘太后病死。刘太后生前既拥有皇帝的实权，临死仍不忘享受皇帝的礼遇，史载，其临死前，“太后疾不能言，而犹数引其衣”，副相薛奎指出：“其在衮冕也”(35)。在薛奎的谏说下，刘太后最终还是以皇后服殓葬。
刘太后专政十一年间，不论是支持她摄政而诬陷寇準的丁谓、曹利用、雷允恭，还是她所信任的王钦若及内臣罗崇勋、江德明等，无一不是些擅权的奸臣和贪官污吏，以致还未亲政的宋仁宗也认为：“王钦若久在政府，察其所为，真奸邪也。”另外，丁谓“四方赂遗，不可胜计”(36)，后来只是因为与刘太后发生权力冲突，才被贬斥。深得刘太后宠信的雷允恭，贪污金、银、珍珠以千万计，因与丁谓勾结以挟制刘太后，也被借故给予严惩。曹利用是因参与“澶渊之盟”谈判，由小军官迅速升迁为执政大臣的，却也参与诬陷“澶渊之盟”的主要功臣寇準，是个“人怨神怒”的人物，后因得罪刘太后的亲信内侍罗崇勋，才被远贬而死(37)。
史官对刘太后多溢美之词，称刘“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38)。实际是“天圣之间，多由内降，莫测夤缘，尽由请托”(39)。即使在刘太后专政时及其后，也多有臣僚指出“奸邪者易进”，“朝夕左右，非恩泽即佞幸，上下皆蔽”，且“垂帘之后，外戚用事”，“政出多门”，“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等等(40)。
真宗时，宫廷内虽也是随意消耗国家财富，但还需要凭“合同凭由”，才能到库房支取；刘太后专政时期，内侍们只要拿着“白帖子”，就可随便支用。明道二年七月，谏官范仲淹指出：“近年赦宥既频，赏给复重”，“国无远备”(41)。次年，财政大臣三司使程琳也说：“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绌也。”(42)都说明了刘太后专政时期的财政状况。到宋仁宗亲政时，已是国无余财，实际上真宗末年形成积贫的政局，经过十年的刘太后专政时期，财政状况不但没有改善，还由于广修塔庙，随意耗费国家资财，积贫状况日益加剧。
三、对西夏战争中暴露出的积弱形势
自从景德三年（1006年），宋封党项族首领李德明（宋赐姓赵）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以来，终李德明之世，双方和平相处。正如范仲淹所说：“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43)，一片和平发展的景象。
刘太后专政时期，完全无视军备与边防，有识之士石延年在其专政末年的“明道中”，就曾建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选将练兵，为二边之备”，但并未引起她的重视。西、北的民兵，已是“承平岁久，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数”(44)。即使被称为正军的禁军，也因“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四五百人）艺精者不过百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45)。积弱的形势早已形成，只是到刘太后死后的仁宗亲政初期，才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暴露出来。
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宋晋封李德明为夏王，而李德明已于上月去世，子元昊继位。李元昊是辽朝驸马，臣属于辽，辽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宋廷在得知父亡子继的消息后，也于当月封李元昊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
李元昊虽接受宋的封号，但实际上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即于同年废去唐、宋所赐的李姓、赵姓，改姓嵬名，改名曩霄（为便于行文，仍称李元昊），并自称“兀卒”，意为“青天子”，而称宋帝为“黄天子”(46)，意在与宋处于对等地位。并改易服饰，后又建立自己的年号，同时准备进攻宋朝的西北边疆。
宝元元年（1038年）九月，党项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李元昊的族叔李惟亮（山遇）叛降于宋。宋以惯例执送李惟亮给李元昊，以谋求维持边境和平相处，李惟亮遂为李元昊所杀害。同年十月，李元昊即称帝，建国号夏，史称“西夏”。
宝元二年正月，李元昊派遣使臣至宋京城，奉表上奏，虽仍称臣，但要求宋仁宗将其“册为南面之君”(47)，要宋承认他称帝的事实，遭到宋仁宗的拒绝。六月，宋以李元昊谋反而削去所封官号，后又对西北的战略部署作了一些调整。西夏随后不断侵边，但都未得逞。同年十一月，西夏军进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被守将卢守懃击退。西夏又以三万人围攻承平寨，守将许怀德率军千余人突围，击败西夏军，又亲手射死其将领，西夏军遂退走。后来成为著名武将的狄青，时为无品的小军官，在保安军的战事中，狄“青功最多，故超四资授官”(48)，升为正九品的右班殿直衔武官，首次崭露头角。
李元昊在进攻保安军、承平寨未能取胜以后，派人向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范雍假称求和，以麻痹宋军。范雍竟然信以为真，不加防备。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乘宋军不备，突然大举进攻保安军，范雍十分惊慌，立即调遣宋将刘平、石元孙前去救援。而西夏军已在袭占延州的西北门户金明寨后，直抵延州城下。范雍除了急令刘平、石元孙立即回兵，并命令其他将领也领兵来救之外，唯有祈祷山神保佑延州平安无事。刘、石二人即率军日夜赶回延州，又会合前来的其他三将所部，合计步骑万余人，结阵而行，向延州进发，行至延州西偏北不远的三川口，与西夏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后军黄德和率军先逃，宋军遂溃退。次日，刘平、石元孙率残部千余人抗击西夏军，兵败被俘。史称“三川口之战”或“延州之战”。西夏军也因伤亡惨重而退兵，延州解围。这是北宋中叶宋军在对西夏战争中首次重大失利。
同年八月，宋廷调整战略部署，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任延州知州。范仲淹到任后，改革地方军制，将鄜延路的部署所领万人，钤辖所领五千人及都监所领三千人，共一万八千人，改分为六将，每将率三千人，分部进行训练，这是后来“将兵制”的滥觞。此前不论西夏来犯的军队多少，总是官位低的将领先领兵出战，官位高的将领后领兵出战。范仲淹改为依据西夏入侵军的多少，派相应的将兵抗击。由于延州有了准备，西夏不再以延州为攻击目标，并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仲淹）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雍）老子可欺也。”(49)延州的边防形势有所改善。
三川口败后，北宋朝廷在如何对待西夏问题上展开讨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设攻守二策入奏，仁宗采纳攻策，改变以前“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的局面，要求各路宋军“并出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以攻敌(50)。次年初，宋由泾原、鄜延两路进讨西夏。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又派人到泾原路表示请和，冀图再次欺骗宋军。韩琦适巡视边防，得知李元昊聚兵准备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立即赶往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命任福率领镇戎的所有驻军及招募的“敢勇”万余人，进讨西夏军，并向任福面授机宜，出兵西夏军背后，各兵寨之间相距四十里，不仅可以互相救援，且便于军粮供应，并反复叮嘱如“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51)。任福出军后遇上另一路宋军常鼎所部，战胜一股西夏军，斩首数百，西夏军佯败北退，任福的先锋官桑怿率部追赶，任福大军随后跟进。当晚，任福大军屯驻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另以朱观率偏师屯龙落川，两军相距五里，约定明日会兵攻敌。第二日，任福不知是西夏诱敌之计，继续率军尽力追击，遇西夏大军于羊牧隆城（今宁夏隆德西北）南五里，西夏军结阵抗击宋军，宋军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只得勉强进攻，主将任福、先锋桑怿率部拼死作战，战斗异常激烈，但由于宋军“人马已乏食三日”，先锋桑怿等战死，主将任福手“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而死。西夏军在击败任福主力后，又转攻朱观等所部偏师，自午至申，激战半日，宋军死亡六千余人，其余溃散，仅朱观率残兵千余人据民宅抵抗，直到暮夜。适泾原部署王仲宝率援军赶来，西夏军伤亡亦多，遂乘夜退兵。史称“好水川之战”或“镇戎军之战”。此战“任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52)，加上轻敌冒进，为西夏伏兵邀击，遂致大败。
宋军两战皆败，迫使宋廷再次改变战略部署，变进攻为防守。同年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任命韩琦（兼知秦州，今甘肃天水）、王沿（兼知渭州）、范仲淹（兼知庆州）、庞籍（兼知延州），分任各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又以武将李昭亮、葛怀敏、王仲实、王信为各路副帅，各路自保疆土，抗击西夏军。鉴于上两次战役中，主将临战皆因部属奔逃而相继阵亡或被俘，允许主将依据各自的官衔高低，各设七十、一百、一百五十名亲兵不等，专门保护主将。
庆历二年闰九月，李元昊率军进犯泾原，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怀敏不听都监赵珣的建议：“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扼贼归路……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53)而是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发，结果在定川寨为西夏军所包围，又被切断水源。葛怀敏与部将曹英率军出战，战败回奔，葛“怀敏为众所拥，蹂躏几死，舆至瓮城，久之乃苏”。赵珣等率刀斧手前行肉搏，又命骑兵进攻，才稍稍击退西夏军，是夜遂谋结阵退往镇戎军。次日晨，主将葛怀敏再三指挥大军出发，但大军不听指挥，葛怀敏以剑击不从命者，结果士众溃散。葛怀敏不得已骑马向东南逃去，大批将领跟随而行，才行二里多，即被西夏军包围。其余二万人或在定川未动，或据堡寨以守，得以保全，但都不敢出兵救援，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俘。定川寨之役，未经重大战斗而败，实际上以宋军士兵拒战、降敌而告终。“大军无斗志”(54)，是导致战败的根本原因。
宋与西夏的战争，宋军若以小部队出击或守城，则常能获胜或成功抵御西夏军的攻击。而三次重大的战役，都是属于野战性质，西夏集中了几倍甚至十多倍于宋军的兵力，围攻没有城寨作防御设施，或是被迫处于缺乏水源的小城寨中的宋军。宋军在前两次战役中，由于主将的轻敌，虽经激烈战斗，仍以重大伤亡而战败；第三次战役则除了主将指挥失当外，更由于宋军士兵怯敌拒战而失败。宋廷的积弱现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暴露无遗。宋朝长期忽视军备，士兵得不到正规而有效的训练，加之武器质量低劣，导致宋军战斗力低下，以之守城则有余，以之野战进攻则不足，最终导致三次重大战役的失败。
训练只注重形式而不关心实效，是造成宋军战斗力低下的首要原因。如射箭则“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这种只看重拉开弓弩者力气的大小，却不问能否射中目标，实际上“不能射中”，“乃与空手无异”，而弓弩手是宋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当时身居西北战区的尹洙指出，马军中十分之八是弓箭手，步军中十分之七是弩手，虽各带剑一口，却不在教练之列(55)，因而宋军不利于近战。“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也是只看花架子而不考虑实效；以及“其左右斫骔、腰射、脑射、一绰筈子放数箭之类，乃军中之戏”，本是一些与战斗无关的军事杂耍，无补于实战，“而使臣军员缘此，例得拔用”，“故诸军亦循守常法而无所更，以此临阵对寇，罕能取胜”(56)。这样训练出来的宋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即使是上等禁军，侍卫马军司所辖最上等的“龙卫（军）闻其有不能被甲上马者”，而次等骑兵，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57)。宋军总的情况是，“每指挥（三至五百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58)。而且当“时边任多纨绔子弟”，“军行，倡妇多从之”(59)，加上“守将或为他名以避兵任”(60)，不敢担任边防守卫。如此将官，如此军队，与骁勇善战的西夏军交战，焉能不败。
武器质量低劣是宋军战斗力低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小大，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武器制造的官员也不检查武器的质量，以致只“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61)。上述欧阳修所言，正是当时宋军武器质量的真实写照。
宋军战斗力低下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由于宋朝特殊的统、调、管兵三权分开，互相制约的政策，除了各指挥（营）的低级军官外，中高级将领尤其是主将并不熟悉所率各部队的特性与战斗力，对下属部队亦无威信可言，势必影响作战效果。典型事例如庆历元年初的好水川之战，主将“任福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突然调至泾原，临危受命，虽勇气可嘉，但“麾下队兵逐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62)，这不能不说是好水川之战宋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当好水川之战宋军战败，宋朝穷于应付西夏战事之际，庆历二年三月，辽遣使递书，索要被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十县土地，并以举兵相威胁。宋廷惊慌失措，宰相吕夷简立即向宋仁宗建请，派富弼出使辽朝以求和，富弼所带“国书”中，有辽朝“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的内容(63)。同年九月，辽不费一兵一卒，宋即以每年增加绢十万匹、银十万两给辽的条件，双方重订盟书。北宋积弱的形势，在宋对辽无理要求的妥协中更进一步得到反映。
庆历三年正月初，辽即依与宋的约定，派遣耶律敌烈等出使西夏，促令西夏与宋议和。西夏“虽屡得胜，然丧和市之利，民甚愁困”(64)，且伤亡亦重，遂于同月下旬遣使至延州议和，但仍求与宋处于对等地位，国书中自称男而不称臣。夏使到宋京城，宋以“名体未正”而拒绝召见，另遣使与夏使同往西夏议和，坚持李元昊须称臣受封，同时许诺以“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以及生日等节庆的其他赐予(65)。虽经往返协商，但李元昊仍拒不称臣。
庆历四年五月上旬，辽因部族归降西夏，下诏征兵准备讨伐李元昊。李元昊为避免两面受敌，同月下旬始表示愿意向宋称臣，自称夏国主，遣使议和。九月，辽军进攻西夏，西夏随即遣使来宋议和，同意宋朝的条件。
同年十月初，宋以“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加上各种节庆、生日等所赐银、绢、茶，以及衣物杂帛等，西夏则以称臣而定和议(66)。十二月，宋正式下诏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依李元昊的请求而改其名曩霄，宋夏正式议和。
(1) 《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壬子。
(2) 《长编》卷60，景德二年六月。
(3) 《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
(4) 《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宋史》卷281《寇準传》，卷282《王旦传》。
(5) 《宋史》卷283《丁谓传》。
(6) 《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宋史》卷431《孙奭传》。
(7) 《长编》卷108，天圣七年五月丁未。
(8) 《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
(9) 《长编》卷93，天禧三年三月末注。注引刘攽《寇準传》（《宋史·寇準传》略同），称为王旦所说。李焘按语称王旦早于两年前去世，刘“攽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按：王钦若时任宰相。
(10) 《宋史》卷8《真宗纪三·纪赞》。
(11) 《宋史》卷283《王钦若传》。五人之事，参见同卷《林特传》、《丁谓传》，卷287《陈彭年传》，卷466《刘承珪传》。
(12) 《宋史》卷242《刘皇后传》。真宗端拱元年（988年）封襄王，淳化五年（994年）进封寿王。
(13) 《长编》卷93，天禧三年六月辛卯。
(14) 《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甲戌。
(15) 《长编》卷99，乾兴元年七月己卯。
(16) 《长编》卷96，天禧四年八月壬寅。
(17) 《长编》卷96，天禧四年十一月己巳、闰十二月乙亥。
(18) 《长编》卷98，乾兴元年二月甲寅；《宋史》卷245《赵元俨传》；《东都事略》卷15《赵元俨传》。
(19) 《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八月甲寅、九月丙寅。
(20) 《宋史》卷283《王钦若传》。《长编》卷102、《宋史·王曾传》作大安殿，误。
(21) 《长编》卷103，天圣三年十一月戊申。
(22) 《长编》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23) 《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八月辛未。
(24) 《长编》卷106，天圣六年三月癸丑。
(25) 《长编》卷108，天圣七年六月丁未。
(26) 《长编》卷99，乾兴元年八月乙巳。
(27)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十二月辛丑。
(28) 《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五月己巳。
(29)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二月丁卯。
(30) 《宋史》卷242《李宸妃传》。
(31) 参见《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二月丁卯；《宋史》卷242《李宸妃传》。
(32)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九月庚午。
(33)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八月乙丑。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34) 《宋史》卷245《赵宗保传》。
(35) 《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三月乙未。
(36) 《长编》卷107，天圣七年三月戊寅；《宋史》卷283《王钦若传》、《丁谓传》。
(37) 《长编》卷107，天圣七年正月癸卯、丙辰。
(38) 《宋史》卷242《刘太后传》。
(39)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壬戌。
(40) 《长编》卷105，天圣五年九月庚戌；卷113，明道二年十月辛亥。
(41) 《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42) 《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五月乙丑。
(43) 《范文正公集》卷9《答赵元昊书》。
(44)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丁亥、六月甲辰。
(45) 《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七月癸亥。
(46) 参见《长编》卷122，宝元元年九月。
(47)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正月辛亥。
(48)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十二月乙丑。
(49) 《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庚戌。“老子”，类似于今日的“老爷子”。参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
(50) 《宋史》卷312《韩琦传》。
(51)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己丑。
(52)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己丑。
(53)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54)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55) 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三。
(56)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丙寅。
(57)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58) 《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七月癸亥。
(59)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六月乙未。
(60)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壬戌。
(61) 《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甲寅。
(62)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63)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七月癸亥。
(64)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癸巳。
(65)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癸卯。
(66) 《长编》卷152，庆历四年十月己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