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宋初的租佃制生产关系
一、招抚流亡 开荒与屯田
唐末五代战乱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所受的破坏更为严重，直到后周时期，农业生产才有所恢复。宋朝建立后，继续实行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的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
建隆三年（962年）、乾德二年（964年），都曾下诏命各地长官“劝农”，主要是强调农业是衣食之源，民以食为天，希望“广务耕耘”，以达到“地无遗利，岁有余粮”的一般性的号召(1)。到乾德四年下诏时，才触及具体的开荒和地租问题。首先指出了造成田地荒芜的原因，是由于“五代以来，兵乱相继”，政府因“国用不足”，故而“庸调繁兴”，甚至采取“围桑柘以议蚕租，括田畴以足征赋”的办法，一旦发生逃亡，租赋就由邻里均摊负担，以免“致树艺之不得勤，汙莱之不敢辟”，任由田地荒芜。在阐明了宋朝政府七年来“未尝加赋”，以期小康的所作所为之后，提出开荒免租的政策，“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并且许下了“永不通检”的诺言(2)，目的在于招抚逃亡农民，回归农业，开荒种地，以恢复生产。
对于新征服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淳化元年（990年）九月，下诏：“江、浙等路，（南唐）李煜、（吴越）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宜令诸州籍其陇亩之数，均其租，每岁十分减其三，以为定制。”(3)还以五年内免租赋为条件，吸引流亡的农民恢复耕种。
除了五代战乱以外，宋辽战争也是导致农民逃亡、田地荒芜的重要原因。河北是直接遭受战祸的地区。“先是雍熙三年（986年），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君子馆（今河北河间）败衄之后，河朔之地农桑失业者众”(4)。太宗曾想以营田方式，即利用屯边兵士，进行农业生产来解决部分军需。但由于地处沿边，战事频繁，害怕将士因而生变，未能实行。但营田作为一种开垦荒地的方式，在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实行。如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有无税荒地四百多顷，唐州（今河南唐河）有一百七十七顷。咸平二年（999年），襄州知州耿望在襄州设营田上、中、下三务，先“调夫五百，筑堤堰”，然后调“集邻州兵，每务二百人”，又从“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5)，当年就种稻三百多顷。同年又在唐州的赭阳陂（在今河南方城县境）设置营田务，“每岁于属县差借人户、牛具，至夏又差耨耘人夫六百人，秋又差刈获人夫千五百人，岁获利倍多”(6)。五年，于顺安军（今河北任丘西）、威虏军（今河北徐水西）开渠引河水设置营田。也有些营田务经营不善，例如襄州的下务（蛮河）营田务，即于咸平五年被废，改为“召民请佃，量出租调”(7)。但开垦荒地的目的已经达到，荒地成为熟田，才有更多的农户愿意佃种。
开荒的另一种形式为屯田。屯田是以军士开垦为主，而营田主要是政府经营、以民户耕种为主。实际上有些营田也动用军士；而有些屯田，主要是南方的屯田，主要耕种者是农户而非军士。屯田在北方，主要是以军士开荒为主，并取得相当好的成效。屯田取得显著成绩的，首推宋初河北的屯田。
早在端拱二年（989年），宋太宗以横海军（治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米信文化素质不高，特命何承矩以知节度副使，专治州政事务。何承矩提出在河北沿边兴办屯田，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若于顺安寨（指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可以遏敌骑之奔轶。”还提出兴建屯田的具体办法，“俟期岁间，关南（河间，今河北河间。此处系指关南的三关地区）诸泊悉壅阗，即播为稻田。其缘边州军临塘水者，止留城守军士，不烦发兵广戍。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休息民力，以助国经”(8)。但是没有实行。
淳化四年（993年）三月，宋太宗任命何承矩为河北缘边屯田使，黄懋任判官。黄懋此前任临津（今河北东光东）县令时，也提出在河北兴修水田的建议。于是征调河北诸州兵一万八千人，在雄州（今河北雄县）、莫州（今河北任丘）、霸州（今河北霸州）、平戎军（今河北霸州南）、破虏军（今河北霸州东）、顺安军等六州、军，兴修渠堰六百里，设置斗门，引淀水进行灌溉并种稻。第一年由于引种的是普通品种，成熟时已天冷降霜，没有收成。黄懋提出改种江东早稻，第二年终获丰收。史称：“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9)
另一个兴建屯田取得比较显著成效的，是陕西转运使刘综。咸平四年（1001年）十二月，刘综在西北的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设置屯田，“开田五百顷，置下军(10)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提出在附近设立堡寨，每寨居五百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推行之后，至少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史称：“既而原（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
宋初兴建营田、屯田以开辟荒地，进行农业生产，对恢复与发展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载到北宋，“天禧（1017—1021）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11)。而河北路的屯田每年收获粮食二万九千四百多石，可以解决部分军粮所需。
二、优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和新农具的使用
上述淳化四年在河北兴置屯田时，黄懋提出以江东早稻推广于河北，取得了明显效果，是宋初南稻北植的著名成功事例。
而几乎在同时，这年的二月，诏给岭南诸县令，“劝民种四种豆，及黍、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旱，官给种与之，仍免其税”(12)。此后不久，太宗还因为“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农作物品种交流。于是诏令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13)，以政府拨给种子及新作物免租税的优惠条件，鼓励南北广大农户种植新品种农作物。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真宗因“江（南）、淮（南）、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14)。这种稻比普通稻的稻穗长而无芒，稻粒稍小，适应性强，随处都可种植。这种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部）的稻种，现在又从福建移植到江淮流域。
宋初进行的这几次农作物品种的南北大交流，增强了各地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初，统治者还采取了无偿提供、推广新农具的办法，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淳化五年，宋（今河南商丘睢阳）、亳（今安徽亳州）等数州，发生牛疫，死亡过半。三月，“宋、亳、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州民无牛畜者，自挽犁而耕”。政府一面借钱给缺牛户，“令自于江、浙（一作淮）市之”，同时因怕农民耕种失时，令搜访此前武允成曾献上的“踏犁”式样，依制铸造数千具，由陈尧叟先押送往宋州，还“委本处铸造，以赐人户”。据称，“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
耕之功则倍”(15)。
这种新创制的农具，以后又多次在缺牛地区使用。景德元年（1004年）冬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次年正月，数以十万计的河北诸州民兵被遣散归农。二月，又以河朔地区经过长期的宋辽战争，不仅“耕具颇缺”，而且“牛多瘠死”，一方面命官府购买耕牛送往河北，并且依据“淮、楚间民用踏犁”的经验，“凡四五人可以比牛一具”，因而取式样给河北转运司，“令询于民间，如可用则造给之”(16)，将“踏犁”推广到河北地区。
天禧四年（1020年），又刻印古农书《四时纂要》、《齐民要术》，利用宋代新兴的印刷术，传播农业生产知识。
三、宋初的租佃制生产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末五代以来，租佃制生产关系在中原地区得到迅速发展(17)。地主和佃户之间通过订立契约，规定以分成租或定额租的形式交纳租粮。订立契约实行分成租的租佃关系，在宋初政府的诏令中也得到反映。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闰十二月诏：诸路州民户，或有能勤稼穑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丁男与牛力者，许众户推一人谙会种植者，州县给贴，补为农师。……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具述土地所宜，及其（应作某）家见有种子，某户见有缺丁（缺丁，一作丁男），某人见有剩牛，然后分给旷土，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18)。这是政府要求农师与乡村的基层官员，依照民间的租佃关系，组织各类农户订立契约进行生产，收成依契约进行分成。上述提供土地的农户相当于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耕种他人土地者相当于佃农，而且牛和种子也参加分成，这在后来的租佃关系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这里要“明立要契”，“收成”要“依契约分”，是典型的分成制的租佃关系，直接反映在宋初的官方文件中。
但是，在中原地区以外，还存在农奴制或半农奴制的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川蜀地区的山区州县。“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19)。最多的达数千户之多，而且豪民之役属旁户为世代相承。由于有人认为川蜀地区经常动乱，是“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宋太宗遂于至道二年（996年）八月，“诏制置剑南、峡路诸州”，“令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并派时载和刘师道前往传谕诏旨，而他们的复奏称：“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一旦更以他帅领之，恐人心遂扰，因生他变。”(20)说明豪民对旁户不但是地主与佃户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着人身的隶属关系。这道诏令随后被废止，也说明生产关系的改变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只能有待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种生产关系从全国范围来看，只占很小的比重，绝大多数地区是普通的租佃制，租佃制通常实行对分制，或六四、四六分成制，田主提供牛、种子的得六成，反之则佃户得六成。
(1) 《宋大诏令集》卷182《赐郡国长吏劝农诏》、《劝农诏》。
(2) 《宋大诏令集》卷182《劝栽植开垦诏》。
(3) 《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
(4) 《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1。
(5) 《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
(6) 《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2。
(7) 《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2。
(8) 《宋史》卷273《何承矩传》。
(9) 《宋史》卷273《何承矩传》；《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然《长编》既称“初年，稻值霜不成”，又称“是年八月，稻熟”，“是年”应作次年。
(10) 宋代军制，禁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三等，下军多为役兵。
(11) 《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屯田总数中可能包括营田面积。
(12) 《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
(13)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14)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参见《长编》卷7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8。
(15) 《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163；《长编》卷35。
(16) 《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4；《长编》卷59。
(17)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再版），提出唐宋盛行庄园制说，在史学界流行多年。1963年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否定上说，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1964年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为庄园制说辩护。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针对郑文提出质疑，再次肯定租佃制。此后，“唐宋庄园制”已不见于论著。
(18) 此诏的原始记载见于《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宋大诏令集》卷182《置农师诏》、《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长编》卷23，所载内容相似，但文字已经修饰，看不出其间明确的生产关系。
(19) 《宋史》卷304《刘师道传》。传称：“时有言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请择旁户为三耆长迭主之。”则直以“旁户”为豪民之尤者，可能是北宋《国史·刘师道传》的修撰者不了解川蜀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致生歧义。
(20)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