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告密活动的多重影响
在刑事案件中，利用线人的手段对整个司法制度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下内容将讨论这些影响的范围，而本书其他章节将探究这些影响的深度。
（一）打击犯罪
线人好，案子就好破。线人孬，案子就难破。没线人，案子没法破。
——一位资深执法者如是说
总而言之，线人交易是一种强大的执法工具。正如一家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如果没有线人提供的线报，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线人，执法当局将无法渗透和摧毁有组织犯罪集团、垄断贩毒团伙、银行诈骗、电话诈骗、公共腐败、恐怖主义犯罪团伙、洗钱者及间谍团伙，等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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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人使警方有更大的机会渗透进某个集团或犯罪组织。例如，亨利·希尔（Henry Hill）是一名有着25年“职业生涯”的黑手党毒贩，他的人生经历甚至被拍成了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希尔于1980年被捕，他作证指控了许多同伙以换取证人保护。[39]同样，安然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Andrew Fastow）的合作也导致安然首席执行官肯尼思·雷（Kenneth Lay）下台。[40]线人交易不仅使起诉犯罪集团的高级领导人成为可能，而且能破坏犯罪组织的稳定性，因为犯罪团体的某一成员有朝一日可能会反正。
线人交易还能让政府追查政治力量强大或隐蔽的犯罪行为。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是一名资深说客，他利用贿赂、恩惠和非法影响来帮助自己的客户获得有利的立法监管。2006年，他承认犯有邮件诈骗、共谋和逃税罪，作为减刑的交换，他同意成为政府的线人。到目前为止，在他的协助下，至少有一名国会议员和几名高级政府官员被起诉。[41]如果没有与这些相关人员的合作，这种不法行为就会被继续隐瞒。
与此类似，在2008年联邦政府对田径运动非法使用兴奋剂的调查中很大程度依赖线人特雷弗·格雷厄姆（Trevor Graham）的证词，他向检察官提供了许多优秀运动员的名字和与之相关的文件。之所以格雷厄姆同意与政府合作，是为了避免自己被指控贩毒和洗钱。[42]
一方面，恐怖主义犯罪则让人们对线人交易的价值产生了新的积极印象。执法部门之所以能够破获妄图炸毁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燃料箱的恐怖主义阴谋，要归功于一名被定罪的毒贩。[43]本书第七章将进一步讨论线人在国际社会阻止恐怖组织活动的努力中日益承担起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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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来说，线人交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使执法活动变得更容易也更便宜。通过线人，调查人员通常可以避免费时耗力地向法院申请搜查、窃听和其他授权程序。[44]使用线人所具有的保密性更让政府得以避免司法审查，并能以更迅速且更保密的行动打击犯罪活动。[45]
就个别被告人而言，将其转为线人可能较传统的审判或认罪答辩更有利于解决案件。与辩诉交易不同，线人交易是暂时的和部分的：政府暂时同意减轻或消除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嫌疑人暂时放弃行使抗辩权，同时承诺提供其他人的线报。线人交易的存在使政府得以将起诉被告人或使被告人认罪的事项暂时搁置，先达成政府与线人之间的协议，而将刑事责任及刑罚等最终问题留到最后。在我们刑事制度已经不堪重负的情况下，检控人员缺乏追查每一宗案件的资源，线人交易为此开辟了一种既缩短办案时间又节省办案资源的案件处理措施。因此，线人交易为政府带来了许多好处。与此同时，线人交易通常对犯罪分子也是非常有益的。它允许他们避免承担责任，逃避惩罚，甚至有时可以继续实施犯罪。这些互利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线人交易会成为一种同时受执法部门和违法行为人欢迎的刑事案件处理措施。
（二）对执法目的的戕害
使用线人虽然有诸多益处，但它也威胁到了执法行为的一些根本目的。20年前，社会学家加里·马克斯（Gary Marx）担心，政府对告密等卧底手段的日趋依赖，正在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打击犯罪转移到监视和社会控制上，并将后者视为目的本身。[46]他的担忧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的警察向吸毒的线人提供价值数千美元的毒品和现金，据称就是以“打击毒品战争”的名义进行的。就在去年，布鲁克林的警察被发现向线人提供毒品，而这些毒品恰恰是从毒贩那里缴获来的，这些毒贩在线人指认后被捕。在一段录音中，一名警官还吹嘘这种做法，解释说警官会没收毒品，但上报的数量会少一点，而这未上报的毒品就会截留下来给线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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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让知名罪犯逍遥法外以换取线报的做法，甚至为了提高他们所提供的线报价值而为犯罪行为提供便利的做法摧毁了警方的执法努力。2005年，美国司法部曾报告，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档案中有10%的证据表明线人正在实施未经授权的犯罪，而政府对这一事实完全知情。[48]部分刑事案件和新闻报道也显示，在线人犯下敲诈勒索、欺诈、洗钱、贿赂、盗窃、逃税、卖淫、非法持有武器甚至谋杀等罪行时，他们的执法者上线往往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线人肆意妄为。[49]
一些线人借着自己特殊身份的幌子犯下了新的罪行。例如，托尼·沃伦（Tony Warren）从2001年开始担任特勤局线人，他在调查尼日利亚的一个支票欺诈案件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支票欺诈计划，涉嫌盗窃了数十万美元。[50]阿曼多·加西亚（Armando Garcia）曾因走私可卡因而被判有罪，为了挣钱，他帮助联邦调查局在佛罗里达州海面上拦截了一艘载有1200千克[51]可卡因的潜艇。加西亚利用他与联邦调查局和毒品监督管理局的关系掩盖了自己进行的25千克可卡因非法交易。
有时，线人从事的犯罪行为在获得授权和未经授权的边界之间徘徊。2004年，警方告诉特洛伊·史密斯（Troy Smith），他需要经历6次逮捕才能逃脱指控。2005年，史密斯将冰毒卖给了另一名线人。当史密斯被指控为毒贩时，他声称自己的上线一直在对他施压，要求重新逮捕他，因此他才获得授权出售毒品，以完成工作绩效。法院不允许史密斯传唤警员出庭或向陪审团作证，于是史密斯被判决有罪并处以13年监禁。[52]类似地，当拉尔夫·阿卡西斯（Ralph Abcasis）被控走私海洛因时，他声称他的纽约禁毒执法局上线知道并授权了这一计划，而特工则称阿卡西斯在走私海洛因之前已经被终止了线人身份。[53]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犯罪是否得到了政府的授权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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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犯罪越严重，惩罚也将越重。但是，线人活动却打破了这一基本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在线人圈内还经常遭到藐视。例如，在克里普斯帮派成员、毒贩和截瘫患者塞德里克·罗伯逊（Cedric Robertson）的毒品案件中，检察官还指控了他的女朋友拉基莎·墨菲（Lakisha Murphy）以及其他四名活跃的帮派成员。法官承认拉基沙不是该帮派或塞德里克毒品生意的一部分，但由于与截瘫伴侣生活在一起并照顾对方，拉基沙尽管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也依然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然而，由于四名罪行严重得多的活跃帮派成员选择与警方合作，提供了针对塞德里克的线报，他们被判处的刑期反而比拉基沙还低。就连法官也抱怨这种不平等，他告诉拉基沙：“在这个案子中，你比这些人服刑的时间更长，这似乎很不幸……但我对此无能为力。”[54]
有时，这样的差异也受种族因素的影响。1999年，黑手党杀手约翰·马托拉诺（John Martorano）同意与政府合作，对付他在波士顿黑手党的同伙怀蒂·巴尔杰（Whitey Bulger）和斯蒂芬·弗莱米（Stephen Flemmi）。作为交换，他承认了洗钱和敲诈勒索的指控以及参与的20起谋杀案，最终仅被判处12年监禁。非裔领导人抱怨，就在检察官与冷血杀手马托拉诺达成协议的同时，检察官们正在考虑如何对被控犯有两起谋杀罪的当地年轻黑人帮派成员判处死刑。一位马萨诸塞州众议员断言：“这种行为是对‘司法公正无私’原则的嘲弄，也加剧了人们对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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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学教授威廉·斯顿茨所说，这类案件体现了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即告密线人歪曲了对有罪和无罪的系统性评估。
掌握线报最多的被告人获益最大……用刑罚上的让步换取线报意味着对行为最恶劣者给予了最大的优惠……更糟糕的是……检察官为了证明他们口中的威胁不是纸老虎，就会惩罚那些没有向他们提供线报的被告人……在一个慷慨奖励线人的制度（如我们国家的制度）中，一些被告人将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名义上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实际上却是因为他们没有为检察官提供那种只有犯罪组织高层才能获得的线报。[56]
这种刑事责任的圈套削弱了立法程序的力量。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规定了应承担责任的行为，并明确了处罚范围。例如，《加州抢劫法》明确将抢劫罪定义为“以暴力或恐吓手段，违背他人意愿，对他人占有的个人或直接控制的私有财产进行非法夺取”，并规定了具体的刑罚。[57]当立法机构界定应受惩罚的行为，并将对某一特定罪行的处罚规定得高于其他罪行时，就代表立法机构对全社会发出了一项严肃声明，即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更恶劣的。
然而，对线人从事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予惩罚，严重侵蚀了那些内容翔实的法律规定效力。事实上，即便线人可能犯下了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是否对线人实施惩罚也只会取决于警察和检察官对其提供线报的价值的临时判断。[58]实际上，线人告密在每一部《刑法》中都属于例外规定，就仿佛每一部《刑法》中都暗含规定着这么一条：“罪刑法定，除非你跟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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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里谁说了算？
“你和你的线人一样优秀，”警察向社会学教授解释说。[59]“这年头，毒品犯罪调查已经不是特工去做了，而是归线人来完成”，一位在缉毒局工作了12年的资深人员抱怨道：“特工已经变得如此依赖线人，以至于他们任由线人们摆布。”[60]就连检察官也担心：“这些毒品案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调查……我们的案子是通过线人和他们对事实的陈述而发展起来的。通常，缉毒局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跟进相关案件，所以当一名线人来这里提供特定事件以外的线报时，我们往往无法判定他所说的是真是假。”另一名检察官则透露：“最令人吃惊的是你与罪犯相处的时间之长，你居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线人身上，这简直太离奇了。”[61]
特别是在毒品犯罪调查中，警方和检察官更依赖线人提供的线报来作出关键决策：究竟要调查谁？起诉谁？哪个同伙可以当证人？哪个同伙应该是被告人？由于线人往往是关键线报的来源，因此无论他们选择披露什么或隐瞒什么，都会成为官方决策时的关键因素。这就使得政府的决策者往往任由他们自己的线人摆布。
对线人的严重依赖也取代了本应更加独立的决策过程：根据一位前缉毒局和海关人员的说法，“对线人的依赖已经取代了本应由优秀而坚定的警察从事的卧底行动和监视行为”。[62]雅罗舍夫斯基研究中的六十二名检察官将帮派暴力案件的破获描述为“全部基于线人……证据中只有一个接一个的线人”。[63]
这种相互依赖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将警方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贫困的少数族裔社区，而这些地区往往是毒品犯罪中线人的发源地。警方对线人的依赖性自然会导致其将注意力集中在与线人关系最密切的人身上，因为线人不太可能认识他们社群之外的人。因此，线人活动演变成了一种集中针对社区的机制，这种集中机制导致执法部门将自己的新目标钉死在了线人所在社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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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警方和检察官经常不经意间就帮助其刑事线人获得利益。执法人员普遍认识到，线人选择与政府合作，有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消除犯罪中的竞争对手或报复其他人。[65]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意味着国家实际上将打击犯罪的权力授予了犯罪分子。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执法裁量权的完整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系统从大量潜在的追诉对象中选择目标的方式。[66]事实上，由于大多数潜在案件永远不会被追查，警察和检察官的主要作用是以能体现公平和效率这些公众所认同的价值观的方式选择处理哪些罪行。[67]当警察和检察官愈发依赖线人选择目标时，执法系统的完整性就愈发会受到戕害。
（四）过失和腐败
根据缉毒局的资料，“对合作线人管理不力，可能是导致缉毒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出现严重诚信问题的最明显原因之一”。[68]菲茨杰拉德特工讲述了一个没有经验的特工放任线人犯下新罪行的故事，这名特工完全听从线人的摆布，以至于特工本人实际上充当了线人入室盗窃时的放哨人。[69]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联邦调查局利用黑手党线人的行为被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称为“联邦执法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在这三十年里，联邦调查局“决定使用杀人犯作为线人……已知的杀手受到了保护，免受自身犯罪的影响，并故意将杀人犯留在街上”。[70]那个时代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也许就发生在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办事处。20年来，特工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和其他几个人一直与爱尔兰黑帮杀手“怀特”詹姆斯·巴尔格（James “Whitey” Bulger）和“步枪手”斯蒂芬·弗莱米（Stephen Flemmi）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为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办事处提供了对手意大利黑手党（La Cosa Nostra）的宝贵线报。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种关系，康诺利保护巴尔格和弗莱米免受发现和起诉，而后者不仅敲诈勒索，还至少谋杀了19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源，康诺利向检察官和其他联邦调查局特工撒谎说，弗莱米现在因敲诈勒索罪正在服刑10年，而巴尔格仍然是一名被通缉的逃犯。在此期间，为了保护线人，联邦调查局特工还让4名无辜男子因谋杀罪而服刑数十年，这违反了法律规定，2007年，联邦调查局被判支付1.01亿美元的赔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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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线人有关的不当行为也可能小规模地发生。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警察与他们的线人米歇尔·苏海（Michelle Szuhay）发生了性关系，并希望帮助她找到一份脱衣舞娘的工作。因此，警方在俄亥俄州居民海莉·道森（Haley Dawson）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的身份——以驾照和社保号码的形式——交给了苏海。一名仲裁官裁定，尽管这些行为构成了“严重的判断错误”，但这些官员拿走了道森的身份并将其交给苏海的行为并不违法。[72]
最后，警方有时将线人作为实现绩效目标的一种廉价而简单的方式。达拉斯警方付钱给线人，让他们在移民工人身上注入假的毒品，然后这些移民就被逮捕了，他们中有的人会在骗局被发现之前被驱逐出境。这些造假行为被用来夸大该部门的业绩数据。[73]
从检察方面来看，为了实现定罪，有时会故意做出违规行为以误导法院和被告人。例如，在起诉布鲁福德·海耶斯（Blufford Hayes）的谋杀犯罪时，加州的一名检察官与另一名罪犯安德鲁·詹姆斯（Andrew James）达成协议，撤回对詹姆斯悬而未决的重罪指控，以换取他对海耶斯的证词。詹姆斯还获得了起诉豁免权，因为他自己可能参与了这起谋杀案。随后检察官向法庭撒谎，坚称没有达成任何交易，并引诱詹姆斯在陪审团面前作伪证。[74]
同样，另一名加州地区检察官为了成功起诉一宗骇人听闻的双重谋杀案被告人，而与被告人之一的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达成了合作协议。虽然诺曼·托马斯承认自己肢解了一名受害者，但为了换取他对一名共同被告人的证词，检察官撤销了对他的谋杀指控，并安排托马斯免于精神鉴定，因为这可能会损害他的证人资格。控方向辩护律师和法庭隐瞒了这些交易，托马斯的证词则成了被告人亲自犯下谋杀罪的唯一证据。[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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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为一己之私而部署线人的情况也令人担忧。例如，波士顿探员大卫·乔丹（David Jordan）就曾与一名线人合作，从一名毒贩那里窃取了价值81000美元的可卡因。[76]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特工或检察官为了自己的线人而歪曲或违规惩处其他罪犯和案件。如此一来，原本出于善意的公职人员在与犯罪作斗争时，最后自己也会犯罪。由于利用线人本质上就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犯罪行为，所以这种官方的违法行为必然会导致上述问题。
（五）刑事案件被害人
虽然为刑事受害人提供救济和辩护是刑事制度的核心目的之一，但这一目的却不得不因为线人活动的需要而不断作出妥协。正如马文·杰弗里（Marvin Jeffery）盗窃私人信息案中一位受害者所言：“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合法的，我规规矩矩投票，我的信用记录完全可靠。我在所有事情上都循规蹈矩，一板一眼。但是，这个家伙却嬉皮笑脸地兑现了我的支票，开着一辆金色凯迪拉克到处兜风。”[77]
释放危险的线人则会为他们重新犯罪埋下祸根。例如，达里尔·摩尔（Darryl Moore）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手、毒贩、抢劫犯、强奸犯和瘾君子。他作的伪证太多了，以至他的母亲都表示自己不会相信他宣誓后的鬼话。然而，为了换取他在一起谋杀案中的证词，芝加哥检察官愿意跟他达成这样的交易：撤销对他持有武器罪和持有毒品罪的指控，并向他支付报酬。于是摩尔在此案中作证，尽管他后来表示，他所陈述的证言纯属捏造。在他获释回家后，又一次持枪袭击和强奸了一名11岁的女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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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用线报换罪行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决策者对这种妥协也从一开始的谨慎敏感变成了司空见惯。例如，为提供毒品犯罪线报的罪犯所犯下的财产犯罪或暴力犯罪开脱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都有受害者，这种做法向受害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们个人的身心痛苦或诉讼代理需求远不如缉毒案件的目标那么重要。正如第五章详细讨论的那样，这个问题在贫穷的高犯罪率社区达到了顶峰，在那里，无处不在的线人活动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犯罪和不安全感。
（六）脆弱的线人
我们的刑罚制度对犯罪分子几乎没有同情心。随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等理念的衰落，“严厉打击犯罪”等政治口号登上了舞台，即便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身心受到了创伤，也往往会被认为罪有应得。受这种敌视被告人的观念启发，法律学者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提出了犯罪矫正方式中的“废物管理（waste management）”构想，即越来越多的罪犯被关押在愈发恶劣和惨无人道的环境里。[79]
在线人活动中，这种冷漠的姿态则转化为对线人活动带来的风险和伤害的严重漠视，甚至到了对线人生命袖手旁观的地步。正如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所说：
秘密线人为了使自己的罪行被从宽处理，经常同意从事危险的卧底工作，他们在卧底时可能遭到贩毒者的殴打甚至杀害。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尤其是基于宪法文本或理论的理由——来明令禁止线人冒着这样的风险，毕竟他们选择承受风险，是因为想获得从宽处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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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极端情况下，线人所遭受的暴力行为得不到重视，他们遭受的对待会被一笔勾销。而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线人和政府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讨价还价的，线人愿意合作，那么随之而来的风险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线人在与政府谈判伊始就会面临的权力不对等问题。线人——这些没有律师协助，没有受到教育，吸毒成瘾，受到官方压力的人——可能是这场刑事司法戏剧中地位最弱势的演员。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出台线人制度“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简单讨价还价的范例，而是刑事司法系统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复杂互动”。[81]
事实上，招募线人的过程就包括了一部分对其脆弱性的有意操纵。正如菲茨杰拉德探员所描述的那样，“对线人施加压力的方法各不相同，而且只受调查员的想象力、经验和技能的限制”。[82]前缉毒探员马洛里更直言不讳地说：
人们普遍认为，犯罪嫌疑人在被捕之后最容易马上同意合作……因此，我学会了趁热打铁。如果给线人太多时间来考虑这一决定，他们就会重新思考究竟有多少证据暴露在警方面前，然后决定不合作。然而，如果把他们扔进拘留所一两天的话，他们就会同意与警方合作了。[83]
如上所述，犯罪嫌疑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不仅可以就合作是否有价值提出建议，还可以消除许多犯罪嫌疑人在面临起诉或监禁时感到的恐惧。因此，有专业的辩护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资源充足的线人可以更为理性地作出判断，决定是否合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作，或者是否直接在对抗性诉讼程序下针对指控提出抗辩。而对于那些吸毒者、青少年、智力残障人士或生命受到威胁的囚犯等弱势群体而言，他们不仅更容易同意与警方合作，且更有可能在收集线报的压力下提供虚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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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警方和检察官在同线人谈判时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因此他们可以从合作线人那里获得的条件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例如，艾米·格普费特（Amy Gepfert）为了避免遭到持有可卡因指控，同意冒充妓女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口交。警察劝她不要打电话给律师，并告诉她将面临40年的监禁，实际上她的最高刑期只有10年。[84]从西边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到南边的得克萨斯州沃斯堡，都有警察因向毒品犯罪中的线人施压与自己发生性关系而被解雇。[85]
最近，线人的弱势地位问题获得了公众的热切关注。2008年，23岁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生雷切尔·霍夫曼（Rachel Hoffman）因携带少量毒品被捕，她为了避免坐牢而成为了一名线人。在她的律师及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同意参加卧底诱捕行动，任务是从另外两个毒贩目标那里购买一把枪和大量毒品。在诱捕过程中，她不幸被那些毒贩杀害。
霍夫曼的死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同情，这对于一个犯罪线人来说是非同寻常的。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在《20/20》节目中专门悼念她的死亡。在朋友们眼里，霍夫曼是“天真”“精致”和“脆弱”的人，专家认为她不应该被安排在如此危险的行动中。评论家推测，因为她是女性，受过教育，又是白人，长得漂亮，所以她看起来并不像那种能与毒品犯罪联系在一起的危险犯罪分子。[86]此外，与许多罪犯的父母不同，霍夫曼夫妇有充足的资金公开谴责政府如此对待他们女儿，他们通过提起诉讼，游说呼吁制定新法等方式以保护像雷切尔这样易受伤害的线人。[87]关于这方面的立法改革将在第八章中具体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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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线人都居于弱势地位。黑手党杀手、跨国贩毒人员和拥有高薪辩护律师的高级政客在与政府谈判时拥有丰富的资源。事实上，这本书中描述的一些最糟糕的情形正是政府无法控制这些线人而带来的恶果。但对于典型的街头罪犯或关押在监狱中的贫困犯罪嫌疑人而言，他们不仅没有律师和其他资源，还经常处于滥用毒品的阵痛中，那么政府确实可能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这些嫌犯可能出于恐惧、无知或者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才会走上线人这条路。
（七）暴力恐吓下的证人
华盛顿的富兰克林·M.汤普森（Franklin M.Thompson）对14岁的贾克马·普琳西斯·汉森（Jahkema Princess Hansen）说：“说真的，小妹妹，你最好不要告密。”一名旁观者说，汤普森是在这名少女要求其支付封口费后说这番话的，这样她才会对五天前目睹的一起杀人案只字不提。几个小时后，汉森被枪杀了。[88]
恐吓证人以各种方式与线人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果线人被识破，通常就会遭到威胁或伤害。其实，即便当普通证人同意在刑事案件中作证时，他们也可能产生对威胁或报复的恐惧。虽然普通证人和刑事线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但与告密相关的暴力氛围已经蔓延到普通证人的领域。
恐吓证人已经演变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问题。许多城市的警察和检察官都表示，很难让严重犯罪的证人出来作证。[89]从证人保护方案到对合作囚犯的单独监禁规定，现有的刑事制度从许多方面对与线人有关的暴力行为作出了回应。第六章将结合“停止告密”现象详细讨论证人恐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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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恐吓证人只是线人活动引发和传播暴力的方式之一。广泛传播的告密文化助长、容忍也加剧了针对线人、受害者甚至无辜旁观者的暴力行为。帮派采用何种暴力手段对待内部背叛者，就采用何种暴力手段对待无辜旁观者。例如，16岁的玛莎·普埃布拉（Martha Puebla）被洛杉矶帮派成员杀害，因为警方错误地告诉谋杀案嫌疑人何塞·莱德斯马（Jose Ledesma），普埃布拉是线人，而且已经举报了他。事实上，普埃布拉向警方说的是自己并没有见过莱德斯马犯罪。但警方在一堆伪造的照片上代签了普埃布拉的名字，并将其出示给莱德斯马，以迫使他认罪。莱德斯马并没有认罪，而是下令杀害了普埃布拉。[90]
事实上，从袭击11岁小朋友的线人达里尔·摩尔到因错误线报而死于亚特兰大警方之手的92岁的凯瑟琳·约翰斯顿，这本书中包含的几乎每一个线人的案例都与线人暴力有关。一项社会学研究指出：“告密在城市街头生活中无处不在，对街头罪犯和守法居民都构成了威胁。”[91]因此，暴力事件的加剧是线人政策带来的破坏性代价。
（八）系统完整性与信任
与线人活动有关的最后一方面影响与刑事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有关。执法行为有赖于它所管辖的民众和社区的信任、接受和合作。如果没有这种良性的互动前提，整个执法系统就会崩溃。[92]
然而，通过本书中诸多内容都可以发现，线人活动在许多方面侵蚀了公众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任感。例如，更多罪犯通常会得到较轻的判决，这一事实影响了公众对该制度公平公正的感受。涉嫌暴力的犯罪分子却能继续逍遥法外，这对守法的公民而言更加可怕。法律本身的威慑作用被削弱了，正如一家法院所说：“被控重罪的被告人现在学聪明了，他们知道怎么样快点摆脱法律的制裁，那就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达成交易。这一点从未像现在这样真实。”[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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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克马·普琳西斯·汉森（Jahkema Princess Hansen）的死亡惨剧揭示了线人活动的另一种破坏性：这位14岁的女孩错误地认为正义可以买卖，如果她与罪犯合作，她就会得到报酬，就像警察给罪犯支付报酬一样。概言之，警方似乎更重视获取线报而不是立即逮捕罪犯，这可能动摇了公众对警方的信心，这一现象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最后，线人活动的秘密性加剧了上述所有问题，掩盖了利用线人的真实成本和收益，也使利用线人的执法官员和承担后果的公众之间产生了裂痕与矛盾。[94]
在上述所有因素的作用下，即便线人活动以其独特甚至有时立竿见影的方式为执法活动作出了贡献，然而其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完整性也留下了严重的创伤。本书的其余部分将深入探讨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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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ichard Rosenfeld, Bruce Jacobs & Richard Wright, “Snitching and the Code of the Street,” 43 Brit.J.Criminol.291, 303（2003）.
[2] United States v. Singleton, 144 F.3d 1343, 1347, rev'd en banc, 165 F.3d 1297（10th Cir.1999）.
[3] 因为刑事系统中的绝大多数是男性，包括93%的服刑人员和76%的被捕的人，我经常使用男性代词来指代嫌疑人、被告和线人。这并不是要以任何方式减少或消除目前处在我们刑事系统下的一百多万妇女的经历。See Wome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Briefing Sheets，The Sentencing Project，Washington，DC，May 2007（available at www.sentencingproject.org/tmp/File/Women%20in%20CJ/women_cjs_overview（1）.pdf）.
[4] See Stephanos Bibas,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81 N.Y.U.L.Rev.911, 923—924（2006）（describing the secretive, off-therecord quality of plea bargaining）.
[5] Jaxon Van Derbeken, “Informant in Officer's Slaying, Gang Killings Was Repeatedly Freed to Pursue Life of Crime,” S.F.Chronicle, Aug.13, 2006.
[6] Graham Hughes, “Agreements for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Cases,” 45 Vand.L.Rev.1, 3（1992）.
[7] Dennis G.Fitzgerald, 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Boca Raton, FL: CRC Press, 2007）, 45.
[8] Stephen L.Mallory, Informant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Incline Village, NV: Copperhouse Publishing, 2000）, 23.
[9] Fitzgerald, 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 at 57.
[10] Mallory, Informant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t 18—19.
[11] Id. at 52.
[12] Id. at 42—43.
[13] John Madinger， Confidential Informant: Law Enforcement's Most Valuable Tool（Boca Raton，FL: CRC Press，2000），122.
[14] Id. at 168.
[15] Ellen Yaroshefsky，“Cooperation with Federal Prosecutors: Experiences of Truth Telling and Embellishment，” 68 Fordham L.Rev.917，952—956（1999）.
[16] Kurt Eichenwald & Alexei Barrionuevo，“The Enron Verdict: The overview: Tough justice for executives in Enron era，” N.Y.Times，May 27，2006，at A1; Associated Press，“Lea Fastow Gets a Year in Enron Plea，” N.Y.Times，May 7，2004，at C1.
[17] Fitzgerald，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37.
[18] See Stanley Z.Fisher，“‘Just the Facts，Ma'am’: Lying and the Omission of Exculpatory Evidence in Police Reports，” 28 New England L.Rev.1，36 & n.179（1993）（描述芝加哥和纽约的“双重档案”系统，在这种系统中，警方维护两套报告，而只向检察官提供公开版本）。
[19] Fitzgerald，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46.
[20] Daniel Richman，“Prosecutors and Their Agents，Agents and Their Prosecutors，” 103 Columbia L.Rev.749，789（2003）.
[21] See Massiah v. United States，377 U.S.201（1964）; Miranda v. Arizona，384 U.S.436（1966）; George C.Thomas & Richard A.Leo，“The Effect of Miranda v. Arizona: ‘Embedded’ in Our National Culture?” 29 Crime & Justice 203，244（2002）（至少80%的嫌疑人放弃米兰达权利并与警方交流）。
[22] Fitzgerald，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46.
[23] John G.Douglass，“Jimmy Hoffa's Revenge: White Collar Rights under the McDade Amendment，” 11 Wm.& Mary Bill of Rts.J.123，124—25（2002）.
[24] Michael S.Schmidt & Duff Wilson，“Prosecutors in Balco Case Turn to Wife of Trainer，” N.Y.Times，June 20，2008，at D1. See Sample Target Letter，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U.S.A.M.）§9，Criminal Resource Manual，at 160（1997）（available at 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crm00160.htm）.
[25] Daniel Richman，“Cooperating Clients，” 56 Ohio St.L.J.69，74（1995）.
[26] See chapters 5 and 7.
[27] 参见导论。
[28] Jay Atkinson，“Snitch: When cops trust a pair of criminals to help catch a major heroin dealer，it reveals the ta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e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nts，” Boston Globe，Aug.20，2006.
[29] 参见第二章。
[30] Michael D.Sorkin & Phyllis Brasch Librach，“Top U.S.Drug Snitch Is a Legend and a Liar，” St.Louis Post-Dispatch，Jan.16，2006，at A1.
[31] Mark Curriden，“The Informant Trap: Secret threat to justice，” Nat'l L.J.，Feb.20，1995，at 2; see also Fitzgerald，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22，63—74.
[32] Rhonda Cook，“Chain of Lies Led to Botched Raid，” 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Apr.27，2007，at D1; Beth Warren，“Kathryn Johnston Shooting: Informant hiding out，plans to sue city，polic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April 28，2007，at 1B.
[33] Matthew Dolan，“Officers in Corruption Case Guilty of Gun，Drug Charges，” Baltimore Sun，April 8，2006，at 1B.
[34] Patrick McGreevy，“Case Not Closed Yet for LAPD: Despite progress since the Rampart scandal，the department still falls short of goals that would end U.S.oversight，” L.A.Times，Apr.20，2006，at 1; Andrew Blankstein，“LAPD Eases Rules on Street Sources，” L.A.Times，Aug.13，2005，at 4; Scott Glover，“Officers Allegedly Gave Drugs to Informant，” L.A.Times，Feb.13，2000，at 1.
[35] United States v. Burnside，824 F.Supp.1215，1225，1228，1244，1246（N.D.Ill.1993）.
[36] Fitzgerald， 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267.
[37] See Fitzgerald， 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261—286; Todd Richmond，AP，“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s Hurting: Programs don't have enough to keep witnesses safe，”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May 1，2008，at A1.
[38] United States v. Bernal-Obeso，989 F.2d 331，335（9th Cir.1993）.
[39] Simon & Schuster，Inc.v.New York State Crime Victims Bd.，502 U.S.105，112（1991）.
[40] 第七章将会有更深入的论述。
[41] United States v. Jack Abramoff，Plea Agreement（D.D.C.Jan.3，2006）.
[42] Duff Wilson，“Witness in Track Doping Case Is Ready to Name Big Names，” N.Y.Times，Apr.13，2008，at A1.
[43] Alan Feuer & William K.Rashbaum，“Terror Case Takes Winding Path in 2 Nations' Courts，” N.Y.Times，Aug.9，2007，at B2.
[44] 参见第二章。
[45] 参见第四章。
[46] Gary T.Marx，Undercover: Police Surveillance in Ame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2—4，9（描述执法目的向监视方向的转变）。这种向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变是整个犯罪系统的特征，而不仅仅是线人的使用. See Jonathan Simon，Governing through Crime: How the War on Crime Transformed American Democracy and Created a Culture of Fe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3—5; David Garland，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15—17.
[47] Al Baker，“Drugs-for-Information Scandal Shakes Up New York Police Narcotics Force，” N.Y.Times，Jan.23，2008（记录警方将毒品从缉毒行动中拿出来，而非记录在案，作为支付给线人的做法）。
[48] Special Report: The FBI's Compliance with the Attorney General's Investigative Guidelines，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U.S.Dep't of Justice（Washington，DC: Sept.2005），chapter three，at 18（available at www.usdoj.gov/oig/special/0509/final.pdf）（hereinafter “OIG Report”）.
[49] See，e.g.，Alan Maimon，“A Plot That Failed，” Las Vegas Review-Journal， March 30，2008，at 21A（documenting story of informant who falsified loan documents and tried to bribe a judge）; United States v. Giffen，473 F.3d 30（2nd Cir.2006）（一名商人声称，他贿赂外国官员和洗钱是美国政府授权的）; United States v. Flemmi，225 F.3d 78，81—82（1st Cir.2000）（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容忍线人的敲诈勒索和谋杀）; Michael D.Sorkin，“Top U.S.Drug Snitch Is a Legend and a Liar，” St.Louis Post Dispatch，Jan.16，2000，at A1; David Rovella，“Some Superinformant: Lies，rap sheet of DEA's million dollar man starts a legal fire，” Nat'l L.J.，Nov.22，1999（缉毒局特工掩盖了线人的税务欺诈、卖淫、伪证行为）。
[50] United States v. Warren，454 F.3d 752（7th Cir.2006）.
[51] United States v. Garcia，193 Fed.Appx.909（11th Cir.2006）.
[52] United States v. Smith，481 F.3d 259（5th Cir.2007）.
[53] United States v. Abcasis，45 F.3d 39（2nd Cir.1995）.
[54] David M.Zlotnick，“The Future of Federal Sentencing Policy: Learning Lessons from Republican Judicial Appointees in the Guidelines Era，” 79 U.Colo.L.Rev.1，41—42（2008）.
[55] Shelley Murphy，“Black Community Leaders Criticize Martorano Deal，” Boston Globe，Sept.29，1999，at A21.
[56] William J.Stuntz，“Plea Bargaining and Criminal Law's Disappearing Shadow，” 117 Harvard L.Rev.2548，2564—65（2004）.
[57] West's Ann.Cal.Penal Code §§211，213（a）（1）（A）.
[58] 斯顿茨教授提出了更笼统的观点，即宽泛的刑法和重刑将权力下放给警方和检察官，以决定谁应该被判有罪，以及什么行为应该被判有罪，这使得关于刑事责任的立法细节几乎无关紧要。随着刑法的扩展，立法和裁决都交到了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决定谁入狱和入狱时间的是执法者，而不是法律。犯罪线人利用就是这一普遍现象的强烈体现。William J.Stuntz，“The Pathological Politics of Criminal Law，”100 Mich.L.Rev.505，509（2001）.
[59] Bruce A.Jacobs，“Contingent Ties: Undercover Drug Officers' Use of Informants，” 48 Brit.J.Sociol.36，37 n.1（1997）（study of U.S.city police describing “sentiment echoed by every officer”）.
[60] Curriden，“The Informant Trap，” at 4（quoting Celerino Castillo，twelveyear veteran DEA agent）.
[61] Yaroshefsky，“Cooperation with Federal Prosecutors，” at 937—938.
[62] Curriden，“The Informant Trap，” at 6（quoting Michael Levine，25-year veteran of the DEA and Customs）.
[63] Yaroshefsky，“Cooperation with Federal Prosecutors，” at 938.
[64] Donna Coker，“Foreword: Addressing the Real World of Racial Injustic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93 J.Crim.L.& Criminol.827，837（2003）.（对于主要是针对非洲裔和拉丁裔的社区发出的搜查令，80%依赖于机密线人。在白人占多数的社区发行的逮捕令就不是这样了……正如一些研究所发现的，瘾君子更可能从同一种族的毒贩那里购买毒品，那么人们预计，交通拦截和搜查的种族模式将会使搜查令中的种族差距成倍增加。即使成功率很低，签发逮捕令时的明显种族差异也可能导致涉毒品逮捕和监禁方面在种族方面呈现差异。）See also Laurence A.Benner, “Racial Disparity in Narcotics Search Warrants,” 6 J.Gender, Race & Just.183, 200—201（2002）.
[65] Fitzgerald，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23—24，36; Madinger，Confidential Informant: Law Enforcement's Most Valuable Tool， at 53—55; Mallory， Informant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t 48—50.
[66] Morrison v. Olson，487 U.S.654，727—28（1988）（Scalia，J.，dissenting）（引用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观点，检察官最危险和最重要的权力是她确定被告的能力）。See also James Vorenberg，“Decent Restraint of Prosecutorial Power，” 94 Harvard L.Rev.1521，1524—1525（1981）（检察官的核心权力是起诉，辩诉交易，以及当嫌疑人在检察官的控制下时，启动调查）。
[67] Marc Mauer，Race to Incarcerate（New York: New Press，2006），114—119（描述犯罪系统这一金字塔，其中大多数被举报的犯罪不会导致逮捕，大多数逮捕也不会最终成为案件或定罪）; Berger v. United States，295 U.S.78，88（1935）。（“联邦检察官不是争议的普通一方的代表，而是主权的代表，其公正治理的义务与其治理的义务同等重要；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其利益不是赢得官司，而是伸张正义。”）
[68] Fitzgerald，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233（quoting Integrity Assurance Notes，DEA，Planning and Inspection Division，vol.1，no.1（Aug.1991））.
[69] Fitzgerald，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232.
[70] Everything Secret Degenerates: The FBI's Use of Murderers as Informants，H.R.Rep.no.108-414，at 1（2004）（available at www.gpoaccess.gov/serialset/creports/everything-secret.html）.
[71] United States v. Salemme，91 F.Supp.2d 141（D.Mass.1999），rev'd in part，United States v. Flemmi，225 F.3d 78（1st Cir.2000）; Amanda J.Schreiber，“Dealing with the Devil: An Examination of the FBI's Troubled Relationship with Its Confidential Informants，” 34 Colum.J.L.& Soc.Probs.301，330—38（2001）; Everything Secret Degenerates，at 2; Shelley Murphy & Brian Ballou，“U.S.Ordered to Pay $101.7 Million in False Murder Convictions: ‘To the FBI，the plaintiffs' lives ...just did not matter': FBI withheld evidence in '65 gangland slaying，” Boston Globe，July 27，2007，at 1A.
[72] Bill Bush，“Arbitration Hearing: 2 officers keep jobs in identity dispute，” Columbus Dispatch， April 19，2006，at 6E.
[73] “Fake Drugs: Evolution of a scandal，” DallasNews.com（available at www.dallasnews.com/s/dws/spe/2003/fakedrugs/fakedrug1103.html）; see also Ross Milloy，“Fake Drugs Force an End to 24 Cases in Dallas，” N.Y.Times，Jan.16，2002，at A1.
[74] Hayes v. Brown，399 F.3d 972（9th Cir.2005）.
[75] Silva v. Brown，416 F.3d 980（2005）.
[76] Shelley Murphy，“Detective，Dealer Convicted on Drug Charges: Pair sold cocaine worth $81000，” Boston Globe，April 13，2006，at B2.
[77] Van Derbeken，“Informant in Officer's Slaying，Gang Killings Was Repeatedly Freed to Pursue Life of Crime.”
[78] Rob Warden & Patricia Haller，“Profile of a Snitch: A tragic choice，” Chicago Lawyer，Oct.1987.
[79] Simon，Governing through Crime，at 143，152.
[80] Alexander v. DeAngelo，329 F.3d 912，918（7th Cir.2003）（Posner，J.）.
[81] Rod Settle，Police Informers: Negotiation and Power（Sydney，Australia: Federation Press，1995），250; see also Martha A.Fineman，“The Vulnerable Subject: Anchoring Equality in the Human Condition，” 20 Yale J.L.& Feminism 1，8，16，18（2008）（指出政治和体制政策加剧了个人平等这一价值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的贬损）。
[82] Fitzgerald， Informants and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at 57.
[83] Mallory，Informant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at 21，37—39.
[84] Alexander v. DeAngelo，329 F.3d at 917（当警方强迫她与一名嫌疑人口交以换取逃避起诉时，线人提起了诉讼）。See also Susan S.Kuo，“Official Indiscretions: Considering Sex Bargains with Government Informants，” 38 U.C.Davis L.Rev.1643（2005）（分析亚历山大案中警察的做法是否存在争议，即迫使女性线人使用性手段获得关于他人的有罪线报，以避免自己被起诉，这是否是作为性别从属的一种形式）。
[85] Peter Farrell，“State Police Dismiss Detective Although He Escapes Indictment，” Portland Oregonian， Sept.23，1998，at B07; Kathy Sanders，“Fort Worth Officer Put on Restricted Duty: A drug informant says he coerced her to have sex，the police say，” Fort Worth Star-Telegram，Nov.15，1997，at 5.
[86] Brian Ross，“Undercover Informant Found Dead，” 20/20 Report，ABC News，July 25，2008; Julian Pecquet，“Hoffman's Death Sparks Debate about Informants，” Tallahassee Democrat，May 11，2008，at A1.
[87] S.11-00444A-09，2009 Sen.（Fla.2009）.
[88] Henry E.Cauvin，“Witness Says Slain Girl Was Warned，” Wash.Post，Feb.11，2004，at B01.
[89] Todd Richmond，AP，“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s Hurting: Programs don't have enough to keep witnesses safe，” Wisconsin State Journal，May 1，2008，at A1.
[90] Joel Rubin，“Slaying of Witness Spurs LAPD Changes，” L.A.Times，July 18，2008，at Cal.1.
[91] Rosenfeld，Jacobs & Wright，“Snitching and the Code of the Street，” at 306.
[92] Tom Tyler & Jeffrey Fagan，“Legitimacy and Cooperation: Why Do People Help the Police Fight Crime in Their Communities?” Columbia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06-99（April 1，2008），11—15（available at www.ssrn.com/abstract=887737）.
[93]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v. Bowie，243 F.3d 1109，1123（9th Cir.2001）.
[94] 参见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