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谎的线人
很难想象，还有比减刑诱惑更强的撒谎动机。
——合众国诉塞万提斯–帕切科案[4]
吉姆·德怀尔（Jim Dwyer）、彼得·纽菲尔德（Peter Neufeld）和巴里·舍克（Barry Scheck）在他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本应无罪》（Actual Innocence）中估计，2000年的死刑错案中，有21%受到了线人证言的影响。[5]四年后，西北大学法学院错案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前有记录保存的死刑错案中，45.9%是由线人提供的虚假证言造成的，这种情况导致“线人成为美国死刑错案的主要原因”[6]。另一份报告估计，加州有20%的错案——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其他案件——是由线人的虚假证言造成的。[7]伊利诺伊州死刑委员会在审查该州被错误定罪的死刑被告人时发现“在一些案件中，检方似乎过度依赖未经佐证的证人证言并从中获益。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人会在某些案件中是同案犯，在另一些案件中则是狱侦耳目”。[8]法学教授塞缪尔·格罗斯（Samuel Gross）关于无罪的研究也同样表明，近50%的故意杀人案件错案涉及“狱侦耳目的伪证或其他能从虚假证言中获益的证人伪证”[9]。
由于线人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伪证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不良证人的威胁。例如，2006年一个联邦陪审团错误地认定安·科伦布（Ann Colomb）和她的三个儿子领导了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强效可卡因组织之一。科伦布一家在被关押四个月后，所有指控又被驳回了。对他们的错误定罪是基于一群狱侦耳目提供的虚假证言，这些线人从当地的联邦监狱购买了关于科伦布家族的信息。该团伙通过向囚犯出售文件和照片牟利，而囚犯则利用这些文件及照片来伪造证据以减轻自己的刑期。政府原计划使用31名这样的狱侦耳目来对付科伦布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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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阴谋之所以被揭穿，是因为一名囚犯奎恩·亚历克斯（Quinn Alex）为了拿到一份文件而向另一名囚犯支付了2200美元，然而这一“证据”并未被采纳，心怀不满的亚历克斯写了一封怒气冲天的举报信给检察官，指控那名囚犯还犯有盗窃罪。主审法官、美国地区法官塔克·梅兰肯（Tucker Melancon）事后告诉记者：“这些囚犯的证言像走马灯似的循环往复。我以前曾听说，联邦司法体系中有一个由囚犯组成的关系网，他们为了减刑而搜集涉毒案件被告人的线报。当被告人变成囚犯以后，又会搜集其他被告人的线报。没想到这一切最终都在科伦布案中达到了顶峰。”梅兰肯法官请美国司法部对此展开调查。[10]
所有的有偿线人都有捏造证据的风险，正在服刑的线人尤其危险。即使在监狱里也存在用捏造的线报换取减刑的情形，在1989年的一次《60分钟》（60 Minutes）时事杂志采访中爆出了一个丑闻，莱斯利·弗农·怀特（Leslie Vernon White）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在担任狱侦耳目时作了伪证，还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获得其他囚犯的信息并捏造他们的供词的。怀特丑闻导致大陪审团对洛杉矶监狱的线人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不仅狱侦耳目撒谎成性，而且警方和检察官在知情的情况下严重依赖不可靠的线人及其提供的线报。[11]例如，大陪审团发现，有证据表明警方和检察官如果“希望一名或多名线人能‘套出信息’来补强对某一可疑的犯罪嫌疑人的指控”，就会故意将他放进监狱的“线人仓”中，他的室友全部是狱侦耳目。[12]正如大陪审团所指出的，利用线人从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套取有罪信息的做法侵犯了这些嫌疑人的宪法权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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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内的告密问题是线人活动所带来的风险的集中表现，也对碰巧被监禁、有犯罪记录或与犯罪环境（如吸毒）有其他关系的无辜嫌疑人造成了威胁。与犯罪能搭上关系的无辜者更容易成为线人的目标并被最终定罪，因为执法部门和陪审员们早已先入为主地对他们作了有罪推定。因此，被监禁或曾经被判处刑罚的嫌疑人更容易受到不可靠线报的影响而被错误定罪，因为他们更难对抗不可靠的线人提供的虚假证据。[14]
当然，即使不可靠的线人有时也会讲真话。在20世纪70年代末，与官方长期合作的黑手党杀手阿拉迪纳·“吉米”·弗拉蒂亚诺（绰号“黄鼠狼吉米”）至少帮助警方将二十名暴徒定罪。[15]仅在宾夕法尼亚州，就有相当多案件的侦破可归功于毒品犯罪的线人，他们不仅瓦解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最大的可卡因分销团伙之一”，还“摧毁了斯克兰顿/威尔克斯·巴雷地区（Scranton/Wilkes Barre）海洛因销量占75%至80%的两个处于竞争关系的贩毒团伙”。[16]
易言之，问题并不是刑事线人的惯常性撒谎。事实上，人们本来就很难分辨他们何时不会撒谎。并且与其他类型证人不同的是，线人对他们的虚假陈述非常在意。线人让政府相信他们的线报是真实且有价值的，因为有时这可能意味着自己会继续遭到监禁还是重返自由，甚至意味着自己将被判处死刑还是活下去。正如法学教授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所说：“倘若一个证人的未来取决于取悦政府，为了能够使他和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他会编造一个始终如一的‘可信’故事，并将在庭审中虔诚地坚守他的庭前证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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