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业文化：一个历史与演化的分析框架

宽泛地说，产业政策可以指一切偏向于特定经济活动的政策，但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此处对产业政策仍采取较为严格但绝非狭义的界定，即把产业政策限定为政府介入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专门政策。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从词语industry的含义本身可以看到，产业政策原本就是工业政策，采取较为严格的界定自有其历史依据。其次，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多种多样，很多政策并非针对工业而制定，也会影响到工业，但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独立的政策类型，只能指那些专门以工业部门和工业经济为对象的政策。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不少经济政策的界限并不分明，一种政策也可能包含多种目标，但严格围绕工业展开探讨，既有利于厘清产业政策的历史脉络，又契合当代各国实施产业政策之用心。也只有在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后，才有可能从工业文化的视角对产业政策进行审视。

产业政策是由观念与行动两部分构成的。观念决定行动，这是人类行为最基本的逻辑之一。决策者头脑中的思想决定了其是否制定产业政策、制定何种产业政策以及准备如何实施产业政策。决策者的思想，除了其个人形成的独有认知与判断，还包括其所处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的信念与思维模式。这种环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体观念，也就是文化。作为集体观念的文化，在空间上具有广阔的覆盖性，在时间上具有稳固的结构性，是支配人类行动的深层次力量。例如，中国先秦时代的重本抑末思想形成一种文化后，延续了几千年，尽管到清代中期，重本抑末思想已经不再适应工商业发展的新形势，但清政府仍然固守着重本抑末政策，这就是文化对于行动施加的强大约束力。再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既定的思维和行动习惯往往不会消失”，因此，中世纪行会的垄断精神在资本主义时代“先是维持现状，而后只是缓慢衰弱”，成为新的保护主义。^[14]文化对于时间的穿透力由此可见一斑。在研究产业政策时，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行动，还应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充分考虑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恰如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所言，广义上的文化是指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观点和信念，这些观点和信念会影响政治决策。^[15]在严格界定产业政策的前提下，作为文化的产业政策，既是一种可以辨识的特殊的工业文化，又是更具普遍性的广义工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工业文化被认为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包含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6]若从文化本身的定义出发，广义的工业文化是指工业化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形态，狭义的工业文化是指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的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和价值观。^[17]工业文化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18]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起源于欧洲重商主义时代为培育与发展制造业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因此，产业政策必然包含着促进工业发展的价值观，也就构成了一种工业文化。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审视产业政策，会看到产业政策不仅是一连串实践活动的历史，也是具有传承性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演变史，而这种演变又成为工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换言之，以思想和价值观为内涵的文化是决定产业政策的重要变量，而这一变量不全然是经济性的。产业政策的工业文化视角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思想和价值观在短期内参与塑造特定产业政策的内容与形式；其次，某一时间点上特定的产业政策有可能抽象化为思想和价值观，对后续的产业政策施加长期的影响。

从历史起源看，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了增进财富与权力而采取的手段，富与强是产业政策的基本追求，而富与强分别属于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因此，产业政策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统合在一起的动态过程。萌芽于重商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既是创造产业政策的思想动力，又是分析产业政策的研究工具。然而，自从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后，经济学逐渐取代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看成对经济学在不够科学的开端时的一种描述。不过，到了20世纪下半叶，由于人们日渐不满于建立在理性经济人模型基础上的狭隘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迎来了复兴。许多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与用供求表述的个人理性最大化相比较，经济活动应包括更多的因素，如制度、政治意识形态、人类心理和文化等。马歇尔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忽略或抽象掉这些非经济因素，而政治经济学则对其加以重视。^[19]事实上，一些并不自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经济学家，也形成了某种政治经济学视角。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称：“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取决于既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结合，倒不如说更取决于如何将隐藏的、分散的和利用不当的资源与能力动员起来用于发展之目的。”^[20]要进行此种动员，就必须依靠一定的政治组织并具备一定的价值观。一直执着于探讨经济增长问题的罗斯托（W.Rostow）亦称：“人，进而社会的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决定了最大化的行为假设通常是误导人的。非经济力量能够强化、淡化或抵消经济动机……相比构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一种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会是一个更加恰当的目标。”^[21]尽管罗斯托一再强调经济增长应考虑非经济因素，也指出既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多为总量研究而欠缺部门研究，但他自己并未对产业政策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太多探讨。不过，罗斯托说对了一点，即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比构建一般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更有用。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同样重在理解。

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将主要研究对象划分为政治领域的国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这两大块，并从市场角度出发来构建理论。罗德里克对产业政策的分析即立足于市场经济的信息获取问题。另有政治经济学家指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交换与权力相互排斥，由于存在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人能够对市场施加影响；但在不完全市场即集中性市场中，经济行动者则可能拥有影响他人的能力。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是价格接受者，集中性市场中的企业则可能是价格制定者，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意味着经济行动者能够把更高价格或隐含地把更差的交换条件强加给其他经济行动者的能力。在权力存在的状态下，企业可能采用各式各样的惯例和策略，产业政策也成为一种可能。^[22]这些观点皆有其合理性。不过，如果回归历史的实态，从政治而非经济角度出发来分析产业政策，将更符合产业政策形成与演化的逻辑。历史对于当代政治经济学各流派的重要性在于：“所有思想流派都试图把经济置于历史时间中，来研究各种制度和社会群体的演进，重点研究推动变化发生的各种力量和变化的破坏性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时间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渐渐对包含这些现象的概念产生兴趣，诸如滞后、路径依赖、规模收益递增、循环累积因果以及混沌动力学等。”^[23]从工业文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产业政策，必然要建立在历史与演化分析的基础上。

产业政策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涉及国家与社会两大领域，国家制定政策，政策激发社会的反应。彼得·霍尔（Peter Hall）认为：“每个产业政策实际上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提供给产业的资金量；选择所支持的部门、企业、项目的判断标准；在产业内重新组织、分配资源时政府施加压力的力度。”^[24]这就涉及国家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的主体是企业，产业政策通过改变市场信号和资源流动来促使企业产生相应的行为，造成符合国家目标与意图的结果。因此，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过程可分解为目标、手段、反应与结果这4个环节。表0-2为产业政策的过程及要素。

由表0-2可见，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个单向流程，其最终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通过分析流程可知，影响产业政策成败的环节为手段与反应。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合适的措施才能提升产业政策成功的概率；另一方面，国家终究无法直接从事具体的产业活动，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企业的反应，而企业的反应必定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行为，由此也就导致作为企业行为结果的产业政策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具体的政策手段与企业在市场中的反应是决定产业政策成败的关键。当然，这里还必须假定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合理的。

国家被一些学者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事实上，产业政策由国家制定，国家本身就是影响产业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任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关于国家的基本模型。从政策绩效角度出发分析，“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理论是一个较合适的研究工具。国家自主性是指，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25]从政策制定与实施等履行职能的角度说，国家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一个整体。在理论上，可以假设一种关于国家的理想型（ideal type），在这个理想型的一端，国家是不同利益团体的角斗场，斗争胜出者将使国家执行有利于本团体利益的政策；在理想型的另一端，国家将表现出高度的国家自主性，即追求超越任何小团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在现实中，国家的形式会分布于上述两端的区间内。而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既可能只是动用公共资源维护某种小团体利益的手段，又可能是出于爱国主义理想而追求国家整体利益的举措。和任何政策一样，产业政策反映了一国内部不同群体或集团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尤为重要的是，国家自主性的强弱决定了国家执行其政策的能力（capacity）。决定国家自主性强弱的因素很多，文化是重要的方面。可以合理地推论，那些具有更强烈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国家权力执掌者，更有可能推行考虑公共利益的政策并坚定地执行。同理，信奉工业文化的国家精英更有可能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若进一步分析，还可以辨识出影响产业政策过程的其他因素，为了研究的便利，此处仅讨论工业文化对产业政策政治经济过程的影响。首先，工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会影响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目标。事实上，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往往是为了培育特定的工业行业或推动整体性的工业化，故工业文化本身就是促使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因素。其次，由于历史发展的演化性，从前曾经实施过的产业政策会变成经验，这种经验固化后就形成一种工业文化。当国家考虑产业政策的具体手段时，过往的经验通常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于是，作为产业政策经验总结的工业文化有可能直接决定国家对政策手段的选择。最后，企业作为对政策手段产生反应的主体，既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价值观营造的环境氛围里，又受到具体的思想与精神的支配，而宏观的社会氛围与微观的思想精神都有重要内容包含于工业文化中，所以工业文化也能对企业的反应产生影响。必须指出的是，若将熊彼特界定的企业家精神视为工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则工业文化本身就是决定企业对产业政策做出反应的关键因素。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此处仅从熊彼特的原始定义出发，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创新的价值观，^[26]这种价值观及其导出的创新行为，直接决定着企业响应政策的效率。总而言之，不同类型与不同层面的工业文化在产业政策政治经济过程中的目标、手段与反应环节均具有影响，能够左右产业政策的实施结果。

既有的工业文化研究成果已经指出，以重视生产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即实业精神有助于一国制造业的发展，反之，当一国制造业衰退甚或根本未发展时，通常会由非生产性的食利者（rentier）文化占据社会主流。^[27]实际上，当一国文化氛围由以实业精神为核心的工业文化主导时，政府通常会施行一些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因此，产业政策的推行既受益于工业文化，它本身亦是工业文化的一部分。世界体系论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运用于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指出近代以来，世界体系反复出现物质扩张的资本积累阶段（MC阶段）和金融再生与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28]很显然，在不同的阶段，流行着不同的文化。与物质扩张的资本积累阶段相适应的是发奋进取的工业文化，在该阶段，工业文化很可能不只局限于一国，而成为依靠产业政策互相竞争的诸国共享的价值观。到了金融再生与扩张阶段，沉迷于消费和依赖金融投机的丰裕社会取代克勤克俭的奋斗社会，各国风气出现变化，经济政策也由积极干预而变为消极放任。这种描述当然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括，并非对历史的精确还原，但世界体系演化进程中存在着工业文化与食利者文化的交替，确实与体系的不同资本积累阶段的交替相一致。表0-3为世界体系不同的积累阶段与相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倾向于不同种类的经济政策。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世界体系的认知不尽相同，所建构的理论亦不尽一致，不过，总体来说，学者们都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由具有不同等级与地位的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居于最中心的是所谓世界霸权（world hegemony），指的是一个具有对主权国家体系行使领导和支配职能的权力的国家。阿锐基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观念解释此处的“权力”，认为权力是许可和强制的结合体。具体而言，起支配作用的霸权国家能够使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前进，并能够将其他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29]阿锐基认为，从15世纪欧洲开始兴起的现代世界体系，共经历了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大霸权国。在霸权国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些相互竞争的强国，它们同样处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但实力逊于霸权国，而它们不只相互竞争，也与霸权国竞争，存在着代替现有霸权国的可能性。这些国家可以称为中心竞争国。在中心的外围，则存在着实力更弱的外围国家，以此类推，直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出现最弱小的边缘国家或者根本不能称其为主权国家的殖民地等政治经济实体。中心竞争国从事着争夺霸权地位的斗争，而外围国家和边缘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则进行着向体系更高等级攀升的奋斗。那些在斗争中落败的国家，不管是霸权国还是中心竞争国或者外围国家，都有跌入体系较低等级的可能性，对霸权国来说，则面临着下跌的必然性，因为霸权国只可能有一个。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往往需要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产业政策通常是地位较低国家向上攀升所使用的工具，是国家间彼此竞争所采用的手段。因此，产业政策与工业文化互为因果，而两者都受制于世界体系的宏观演化。

表0-4为世界体系的演化与产业政策及工业文化的关系，随着积累阶段的交替，在霸权更迭的过程中，国家间的地位出现变动，经济领域内的文化观念也循环交替。这是产业政策必须面对的宏观背景与制度框架，由此也影响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产业政策的绩效。

从历史记录看，一国推行产业政策时，如果该国恰好与世界体系同样处在物质扩张的积累阶段，并由生产主义的工业文化主导价值观，则产业政策较易成功，反之则不然。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之间由激烈对抗转向合作，在生产集中度较高的部门，寡头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能够按照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降低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而1951—1970年全球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了32%。^[30]这一切都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扩张。在这一阶段，日本、法国等国推行产业政策，既顺应了某些工业部门生产集中度提升的趋势，又恰好与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相契合，看上去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赞美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1973—1975年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爆发，到1979年后，美、英等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凯恩斯主义政策遭到抛弃，货币主义者鼓吹的紧缩性政策受到青睐，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全球开启。^[31]随着条件与形势的变化，部分国家一度被神化的产业政策出现失灵的情况越来越多，到20世纪90年代末，对产业政策的否定达到顶点。这充分表明，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产业政策，辩证地分析其演化发展与成败得失。

如前所述，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已经产生了连篇累牍的文献。在当代学者中，张夏准继承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传统，用历史方法揭露了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产业政策却又矢口否认的事实。赖纳特（E. Reinert）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挖掘了经济思想史中与产业政策相关的资源，并以此解释了国家富裕与贫穷的原因。贾根良创立新李斯特经济学，对李斯特学说进行了创新，提出了新的产业政策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在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前已经产生。然而，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及其在中国社会激起的巨大反响表明，对产业政策进行某种溯源性的研究并揭示其本质仍有必要。

本书将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审视产业政策，以历史方法追溯产业政策的起源与演化，分析产业政策的文化内核，由此论证产业政策的必然性，归纳产业政策的理想型，同时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尽管本书采取历史方法展开分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和呈现了世界产业政策通史，但本书不是一部试图刻画历史细节的产业政策史，除第四章与第五章作为重点案例会较为详细地叙述历史外，本书主要的目的在于剖析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机制、精神、文化与规律。自2014年以来，工业文化研究在中国已逐渐展开，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成果。本书既准备对产业政策这一工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进行探讨，又尝试建立一种工业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以期进一步促成工业文化研究的学术化，使工业文化理论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够起到切实的参考作用。囿于篇幅，本书不单独附列参考文献，相关引用可参见详尽的注释。本书作者要感谢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长期以来给予的知识养分，这本书可算是对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小小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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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上卷，郭庆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2] 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上卷，第612页。

[3] 塞缪尔·芬纳：《统治史》卷一，王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4] 村上泰亮：《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上），张季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5] 莫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2页。

[6] 村上泰亮：《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下），第329页。

[7] 村上泰亮：《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下），第289-291页。

[8] 村上泰亮：《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下），第331-336页。

[9] 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张军扩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10]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第60页。

[11] 哈里·兰德雷斯、大卫·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第47-48页。

[12] 詹姆斯·卡波拉索、戴维·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刘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13] 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第98-99页。

[14] 约瑟夫·熊彼德：《资本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学》，蓝元骏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48页。

[15] 西奥·范德克伦德特：《增长的动力》，刘文祥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36页。

[16] 王新哲、孙星、罗民：《工业文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9-40页。

[17] 陈文佳、严鹏：《工业文化基础》，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18] 陈文佳、严鹏：《工业文化基础》，第16页。

[19] 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下卷，第1034页。

[20] 吉拉德·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编：《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刘鹤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86-87页。

[21]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4页。

[22] 詹姆斯·卡波拉索、戴维·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09-212页。

[23] 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下卷，第1053页。

[24] 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25] 彼得·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页。

[26]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6页。

[27] 严鹏：《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28]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9]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第33-35页。

[30] 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8-50页。

[31] 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