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碎泥板

公元前18世纪，乌尔城隶属拉尔萨王朝，当时的国王名叫瑞姆辛（Rim-Sin）。瑞姆辛是一个猛人，干了60年国王，东征西战将拉尔萨带入强盛。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

商人们四处游走，勇于冒险，他们不依靠政府体制分配，也不依赖家族机构，而是凭借投资买卖获取收入、保障未来和颐养天年。

这些经济上独立的个体一旦作为阶层出现，就会成为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规模足够大，就会以一种微妙方式解构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王权的力量。

公元前18世纪的乌尔，资本似乎有了一丝冒头的曙光。

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型的农业形态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很低，永远不可能逃离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

一个商人要赚更多的钱，就意味着要剥削更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这很可能撕裂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阶级冲突。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代中国，王朝总是周期性地更迭，背后原因之一，就是财富过度集中，导致社会贫富悬殊，阶层分裂。因此，在农业社会，商人这个群体总是被长期、有组织地打压。

或许是对商人势力的恐惧，或许是对高利贷者的厌恶和对债务苦工们的同情，还有可能国王本身也深陷债务危机，公元前1788年，瑞姆辛颁布了一道敕令，宣称所有的贷款都是无效的。

这条法令要求，免除所有未偿还的消费债务，把土地归还给最初的所有者，允许所有的债务苦工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母亲的身边。

有学者认为，当时商业贷款可能不在免除债务范围之外。

但不管如何，贾米勒和其他放贷人仍然全军覆没。他们提出了诉讼请求，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国王瑞姆辛宣称，他的王权来自天授，具有超自然的身份，因此他在必要的时候，有权利重新塑造人类社会。

这种赦令后来成为惯例。每到春天庆祝新年的时候，巴比伦统治者们会举行一个“砸碎泥板”的仪式，主题总是冠冕堂皇：重建公平和正义，保护寡妇和孤儿，等等。

赦令向深陷债务的平民百姓伸出了援手，但粗暴的方式也令许多商业行为的发展陷入停滞。当远距离贸易、金融资本的收益，无法抵销债务豁免带来的潜在损失时，资本形成成本升高，商业架构就会土崩瓦解。

在贾米勒之后的1000年里，考古学家在乌尔再没有发现任何贸易文件，以及类似的充满想象力的金融凭证。

乌尔昙花一现的资本秩序，最终湮没在烈烈风沙当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但在公元前的几千年时间里，尽管贾米勒等商人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合作秩序却仍像困在与世隔绝的“钟罩”之内，到处都是难以跨越的阻碍和栅栏。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下，美索不达米亚逃脱不了“治乱循环”的历史宿命。有份叫作“苏美尔王表”的文献，描述了两河流域此起彼伏的政权更迭。按照王表，“王权”自天而降，然后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