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地理分布
——人口锐减对角线和灾难地区

“我们已经完全，完完全全地被毁灭了!”(1)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2)（Andreas Gryphius）在这首或许是他最著名的战争诗歌中，用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词语来哀叹军队的无所不在及其“毁灭性的”（verheerend）后果。同时代的诗人马丁·奥皮茨(3)（Martin Opitz）则反问道：是否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战争侵袭？如果回答“有”，不过是随心所欲的答案，而如果回答“没有”，那说明人们对战争的到来并非“无所畏惧”。在德意志战场的边缘地区，确实有未受侵害的地带，然而在帝国的核心地区，编年史学家们哀叹着，军队的破坏力巨大，并带来了无休无止的战争负担。有时，即使是短短几年的战事，便足以给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很多地方甚至更加可怕。

20世纪中叶，历史学家君特·弗朗茨尝试借助散落在德国各地的资料，呈现出战争中人口损失的全貌。于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帝国西南部，受害尤为严重的地区绵延成一条“摧毁对角线”，贯穿整个德意志境内。其中，损失最巨即损失半数以上人口的邦国，当属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邦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中部从图林根直抵萨克森，南部有普法尔茨和符腾堡。不过，北部的勃兰登堡、中部的黑森和法兰克福以及整个施瓦本地区都不得不承受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损失。除去这条超宽的“摧毁对角线”之外，西北部和东南部还留有少许受损很小的“未受影响地区”。

首次进行这样的划分并对战争的恐怖程度进行分级是在1940年，这就带来一个双重可信度的问题。首先，作者是一位被誉为“农民弗朗茨”的历史学家，以其值得称赞的特别研究而闻名，曾活跃在纳粹的科研组织及其项目中。在其著作的第一版中，没有历史学论断，而是主要论述三十年战争的影响，且充斥着粗鲁的种族意识形态式臆想。在去纳粹化的战后新版中，这部包含简单评价和比较的地方史则因缺少各种统计方法，再度引起学界质疑。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弗朗茨曾经是纳粹且在人口统计学方面一直是个半吊子，但他是正确的，甚至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正确。诚然，首位全面测量者尴尬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将战争的恐怖程度相对弱化了，这确有几分荒谬。在借助更多信息和现代方法进行验证时，死亡率、损失率等仍须大幅上调：无论是地理上的广度，还是区域内的激烈程度，实际情况均比弗朗茨的统计结果严重得多。

《生死施瓦本》（Leben und Sterben in Schwaben）一书专门讲述了施瓦本这一如今已被并入巴伐利亚的地区。作者维尔纳·伦格（Werner Lengger）精通现代标准，进一步拓展了这项研究，令读者获得了更多、更确切的情况。就“死亡”而言，整个施瓦本地区属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损失的区域，人口损失约40％——高于弗朗茨的估计——再延伸至巴伐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甚至高达60％。然而，“对角线”仍需延伸，并向东南方向改道，因为对奥地利世袭领地受战争损失较小的估计，受到了对当地情况更为熟悉之人的有力反驳。对于有过多番交战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上述情况并不适用，但就整个下奥地利而言，篇首的地图也需要修改。该邦战争开始时有60万人口，大战中损失了近四分之一，且在损失最为严重地区，那些战前还有能力纳税的所谓的“能支撑的人家”中，三分之二在战争结束时都已经不能指望了。

再向北看，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整个萨克森是帝国受侵袭最惨烈的地区之一。尤其糟糕的是，在战争的后半程，在政治上巧妙规避风险的萨克森选帝侯领地（Kursachsen）交替或同时被交战双方占领，受蹂躏最惨烈的是在“痛苦之年”（Qualjahr）——1640年。整个邦在战争中失去了半数人口，沿易北河方向贯穿该邦的一块宽阔的带状区域中，甚至丧失了其人口的三分之二。卢萨蒂亚（die Lausitzen）的损失应当是“巨大的”，但具体数额尚有待进一步确定。甚至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双方军队列队交战的战场勃兰登堡，其受损等级也必须调高。这样看来，未受影响地区越来越小，遭受重大损失的规模则越来越大。

从空间上衡量战争恐怖程度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遭遇的情况更为糟糕。当然是农村，因为村子里没有城墙保卫——这是一个容易想到且广为传播的正确答案。村庄依然是当时最重要的聚居形式，编年史中记载的一连串疯狂暴力行为正是发生在毫无戍卫的乡村。有能力的人试图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之后或在军队前的树林里为自己找到安全的庇护，而一位逃难的编年史学家汉斯·黑贝勒（Hans Heberle）则不得不从乌尔姆（Ulm）郊区的内宁根（Nenningen）这个小地方逃出来30次，这一数据创了纪录。受灾最严重的则是军用道路沿线地区、被争夺的城市及战场的周边地带。在勃兰登堡，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乡村地区普里克尼茨（Prignitz）损失了近70％的家庭，是帝国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各邦等级会议代表哀叹着村庄惨遭蹂躏、荒无人烟，且多数在大火中毁于一旦。有33个教区在战火后仅剩一两户人家。平原地区人口锐减至此，其后果对于基本农业供给而言是毁灭性的，且这绝不是某个地区的个别情况。然而，城市遭受的灾难远不输给乡村。

最早被摧毁的城市之一是一座小而尊贵的帝国城市——温普芬（Wimpfen）(4)。它因建有皇帝行宫而修建了防御工事，一度是帝国法院所在地，却遭逢不幸。在1622年5月攻入行宫的战争中，一场用其名字命名的战役在温普芬城门前打响，战役令小城饱受摧残。最终，山谷里的郊区彻底沦为废墟，12座居民们赖以生存的磨坊中有10座毁于一旦，134座房屋仅剩瓦砾或者完全被夷为平地，内城中心的残垣断壁被飞廉草灌木覆盖，几乎难以被发现，原有的300名市民仅剩37名。

在萨克森，除了村庄外，无数城市被反复包围和占领，遭到帝国军队及瑞典军队的摧毁、焚烧和蹂躏。首先是鲍岑（Bautzen），在被萨克森人占领后又两度被围攻并进一步被摧毁；接下来是埃尔茨山脉的矿业城市及经济中心开姆尼茨（Chemnitz）和茨维考（Zwickau），它们被多次包围和占领，损毁严重。莱比锡亦三度被占领，最终不得不长期忍受被占领之苦。幸免于难的邦都德累斯顿（Dresden）虽未遭兵祸，却在两年内有近8000名居民死于瘟疫，另有大量市民远走他乡。

对于帝国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来说，战争及其后果则尤为悲剧。奥格斯堡曾经见证了众多皇帝的统治和数届帝国等级会议，亦曾以己之名命名了诸多宪法和宗教法规，因此，在最辉煌的岁月里，它一度被视为帝国的隐形首都，被富格尔（Fugger）家族(5)和威尔赛（Welser）家族(6)等商行视为财政首都。这座允许天主教会和新教会同时存在的城市却饱受涌入奥城的、不停变化的交战势力之苦，但更糟糕的还是因外人传入或因饥荒而爆发的瘟疫——1627—1628年间有9000人、1632—1635年间又有18000人命丧于此。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了奥格斯堡曾引以为傲的、一度增至40000的城市人口数的一半。新的研究表明，在其他城市甚至像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其遭受的损失要比农村地区惨重得多——这一点与人们迄今为止的设想不同。

受灾最惨烈、进而成为战争暴力之象征的城市，是马格德堡（Magdeburg）。这座不肯投降或太晚才投诚的城市被蒂利（Tilly）麾下的天主教同盟军攻陷，其时，数千名居民在胜利者烧杀抢掠的暴行下，在一场将这个城市化为灰烬的漫天大火中死去。根据当时的战争法规，如果围攻者和被围攻者之间未达成协议且某地已被攻占，那么，暴力掠夺和缴获战利品则完全是胜者的权利，即使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他们本应是被保护的对象。这绝不是个案，因为像多瑙河畔的诺伊堡（Neuburg）、内卡尔格明德（Neckargmünd）等一系列其他城市均曾被攻破，给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马格德堡的受损情况已经超出了以上任意一次，交战双方和唯恐天下不乱的出版界则格外关注这场灾难，鼓励将其与索多玛和蛾摩拉、耶路撒冷的毁灭或者特洛伊的灭亡相提并论，甚至反复从其城市名“Magdeburg”(7)往外延伸，说它丧失了“童贞”，仿佛有事实给这个类比撑腰。与此同时，对“马格德堡化”的恐惧则轰开了一些城市的城门，人们主动献上赎罪金以换取对方放弃放火烧城，即当时所说的“放火勒索”，只不过，这样只能救下市民的性命，却因而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养家糊口的机会。

当然，极乐之岛还是存在的，那就是被水和城墙戍卫的、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汉萨同盟(8)城市汉堡。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正为之欣喜。原因显而易见：人们心怀巨大的恐惧和对易北河下游的新教姐妹城市马格德堡的深切同情，尤其在教会中，这更是一个令人忧心的话题。不过，汉萨城市也为皇帝和天主教提供军队补给，并锻造武器。在马格德堡被攻占的过程中，这些武器有没有用上呢？市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想毁了自己的生意，于是他们警告传教士闭嘴，对来自马格德堡的难民采取并非完全拒绝但十分严格的政策。在本书面世的今天，这听起来仿佛是带有倾向性的含沙射影(9)。事实的确如此。

所以，总存在一些例外之人，他们没成为牺牲品，而是狠发一笔战争财。这些人根本搞不清楚战争暴力的全貌。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村，从历史重镇到经济强邦，战争将整个帝国带到了深渊的边缘。

编年史学家和当地行政官员目睹了这一切。许多地区这样记载：人们因部队安营扎寨或军队过境、士兵掠夺施暴而叫苦不迭，他们不是偶尔，而是持续地承受战争暴力之苦。时人常说，敌友难分被视为当时市民的第一个基本体验。人们如果密切关注并重新组合这些当地史学家和报道中反复出现的陈述，就会得出一个有关战争体验和战争后果的整体形象——恐怖。我们从富格尔家族统治下的一位管家的公务手记中可以了解到，奥格斯堡城区及附近地区的三支军队对当地造成了什么损害：仆人再也没法取出粮食和牲口，房屋被闯入、放火、洗劫。“那时候施瓦本和阿尔高地区再无家族联盟可以忍受这一切”，这位管家这样认为，且这一情况绝不仅限于当地。另一位管家的统计显示，一切谷粒、马匹、家什“尽数被敌方或己方军队抢走，在战争期间，人们要么迁徙，要么死于饥荒，要么被射杀”。“一切都被毁坏殆尽”，一份官方小结如是写道，这也印证了诗人的话。为什么事情会走到这步田地？难道没有人能够制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