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省会城市的空间结构优化
除3个国家中心城市外，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还有9个，对这些城市的空间结构优化，目前有以下一些观点：
一、昆明市的空间优化
《新城市主义理念下大昆明城市空间扩展控制及其优化研究》一文认为，应当在区域层面轴向延伸，即以昆明为中心，沿三条重要交通轴线向外部延伸；在市域及都市区层面轴向发展，以自然地形分割形成的地理单元作为发展单元，城市组团与生态资源保护区间隔分布，平等发展，采取沿轴带状、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形成两条“十”字形产业带，采取沿轴拓展的空间发展模式。以轴向带状、多中心空间结构来适应城市发展需要，手段上突出政府的作用。主城区以优化整合空间、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重点。新区作为新的增长点，逐步构建两个综合性次中心（李嘉佳等，2014）(11)。《昆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研究》一文认为，昆明市的空间演变特征表现为基本空间结构未变，充分体现了山地城市高度密集和功能分区混杂的特点，并且呈圈层结构。调整方向是“东迁”和“西移”，形成新的中心，布局新兴产业、科研机构、文化教育功能等，降低原有城区的密度，同时打破同心圆、放射状的空间形态（马仁锋等，2010）(12)。《昆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及其优化初探》一文认为，城区结构总体上呈圈层扩展，单中心的城市空间形态与层次更加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发展脱节，疏解部分主城和新城人口，形成紧凑和高效的城区空间布局，以及在商业密集区周边增设其他功能，通过包围、分割、渗透等方式改造城市生态系统、复兴老城街区等，并提出了建议（刘瑞等，2012）(13)。
以上讨论重点针对空间形态和部分区域功能的布局调整，并且更多的是思路性的。面对日益增加的产业层次，如何让不同产业在城市中合理布局，没有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二、南宁市的空间优化
《南宁市中心城区城市开敞空间综合研究》一文提出，逐渐增加中心城区城市开敞空间数量与面积，优化现有开敞空间结构与布局，提高城市公园广场开放性，完善城市交通网络，提高开敞空间的可达性（郑雄彬，2013）(14)。因此要合理规划城市内部布局，把产业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社区转型、生态建设、绿色交通、绿色市政和智慧城市等有机结合起来，使不同功能区相互交织、有机组合。《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南宁特大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一文，分析了1990年至今南宁城区在人口流动、政府政策、土地开发和产业布局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空间结构由单中心结构演变为两中心结构，建议政府因势利导，顺应已经形成的空间演化趋势，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牛雄，2005）(15)。
以上研究偏重于空间形态和部分功能协调的分析。对于在城区迅速扩大的产业规模，虽然也作为重要影响因素纳入空间优化进行分析，但没有进一步展开，提出的建议仍然是思路性的，而且基本上没有涉及产业布局对空间布局调整提出的要求。
三、贵阳市的空间优化
在《贵阳市城市土地扩展空间的生态适宜性与优化》一文中，作者利用ArcGIS 9.3成本分析得出城镇空间扩展的阻力值，建立“建设用地为源+生态刚性约束+生态功能型阻力要素”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应用模式，动态模拟贵阳2010年城市空间扩展的生态阻力，并将其进行生态适宜性分区，发现在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生态冲突区面积占58.2%，其中生态调控区占35.4%、限制开发区占13.9%、禁止开发区占8.9%，因而提出了以保留生态用地为目的的城市空间拓展优化路径（邱从毫等，2015）(16)。在《关于贵阳市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思考》一文中，作者认为贵阳老城区几乎已没有拓展空间，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跳出狭小的山间盆地，打开发展新空间，是贵阳市城市空间发展迫在眉睫的任务（陈虹，2008）(17)。《贵阳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的几点思考》一文认为，贵阳市区是双核组团式结构和紧凑城市结构的结合。因为从生态保护、土地资源节约、基础设施运行效率提高、产业规模集聚等综合考虑，只能在突出规模扩张的同时，强调城市空间品质的更新与整合，走紧凑、集约发展的道路（袁军等，2008）(18)。在《浅谈贵阳市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发展的耦合发展模式研究的必要性》一文中，作者针对贵阳城市形态的特殊性以及贵阳市交通矛盾、贵阳市道路交通状况，分析了城市与交通的发展模式，提出应构建“高密度开发—公共交通”耦合发展模式（尹淑娟，2012）(19)。
对贵州城市空间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由于贵阳城市人口密集度过高，已经导致明显的交通、环境问题，因此研究者从构建双核组团的空间形态、更新和整合现有空间、构建城区开发与交通耦合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思路。然而，对于承接产业转移导致的空间需求及相关功能配套，以上文献基本上没有开展相关的分析。
四、兰州市的空间优化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优化的研究——以兰州市为例》一文认为，兰州市产业结构的二元特点决定了空间结构调整的特点，即按照“突出工业、提高农业、搞活第三产业”的要求，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空间结构优化（张志斌等，2007）(20)。在《城市空间拓展的模式——以兰州市为例》一文中，作者对三次规划的空间布局作了回顾。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由于规划区面积只有146平方千米，人口控制在80万人左右，因此确定了以东方红广场为中心、皋兰路为轴线发展的调整思路。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的面积和人口规模略有增加，空间布局采取“带状布局、沿河发展”策略，并对“带状组团分布、分区平衡发展”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市区面积和人口规模增加了1倍以上，因此考虑空间布局按“一河两城七组团”进行布局，引导城市从单中心向双中心结构演变。同时要求未来应以市区为龙头，以外围城市为节点，辐射、带动都市圈内地域空间发展（王翠等，2014）(21)。《兰州城市空间发展评价研究》一文，主张构建“一河两城七组团”的组团结构，“一河”指以黄河为城市核心发展轴，“两城”指旧城和新城，“七组团”即城关四组团，以及七里河、安宁、西固三个组团（王生荣，2007）(22)。《国家战略视角下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战略重构》一文认为，兰州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将实现快速扩张，预计到2030年和2040年，总人口将分别达到约600万人和700万人，建设用地面积分别达到650平方千米和700平方千米，这必然促使城市空间格局进行根本性重构。针对兰州目前处于超常规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态势，应推进城市总体空间格局由“带状组团”向高效、有序的“串珠式、组团状、多中心”转变，各发展中心（组团）之间通过交通走廊联系并以绿色开敞空间相间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规划的弹性。从都市区、市域和中心区三个层面进行总体空间格局重构，包括都市区空间重构、市域空间重构、中心城区层面重构、生态空间重构、文化空间重构等（杨永春等，2015）(23)。
兰州作为资源型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提高的阶段，面临的问题比其他西部城市更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上文献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通过构建组团式、多中心的空间形态，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等，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尤其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城区空间结构，直接针对产业布局与空间结构关系，指出了产业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甚至认为要在都市区范围内来考虑空间优化问题，将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范围扩大到行政辖区和紧邻的周边城市。至于如何优化城区产业布局，如何适应产业发展需要配置相关的交通、服务、居住功能，其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准有哪些，也基本未涉及。
五、乌鲁木齐市的空间优化
在《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一文中，作者指出，近年来，在老城区以外，形成了若干专业化的城市功能组团。促成这种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包括交通、经济、行政区划调整等。交通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吸引带动作用；经济方面，园区建设是主要动力；规划方面，强化城乡规划的法律地位，严格控制城市无序蔓延（赵楠鸽，2012）(24)。在《城市化过程中地形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一文中，作者认为生产建设用地不断扩大，并表现出工业用地向外扩张和商业用地向内收缩两种不同趋势（熊黑钢等，2012）(25)。在《乌鲁木齐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分析》一文中，作者认为自1992年以来，城市内部用地类型增多和分异现象明显。1997年以后，内部挖潜与外部扩张相结合，推动单中心向“多中心组团式”演进，地价因素和规划因素（开发区建设）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化（周兆军等，2009）(26)。在《干旱区绿洲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一文中，作者发现城市的用地扩展，有着时间上的快慢交替和空间上的轴向式向外扩张的特点，空间关系基本处于协调状态。空间结构优化的方向，应采取“城市北扩、东延西进”的“T”形扩张模式，在城市规划区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基础服务功能，完善绿地系统，建设生态城市等(27)。在《基于GIS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乌鲁木齐为例》一文中，作者引入城市化指数和城市用地密集度指数，通过对三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图的城市化指数进行运算，定量确定了城市的三个增长极。同时，引入城市用地密集度指数描述空间结构沿不同增长极的时间、空间演变过程，也得出单中心向多核心演变的结论。同时，还利用GIS技术，初步探讨了地形对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起伏度指数与分布比例指数两个概念。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地形与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结合起来进行定量分析，观察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变化特征，发现土地起伏度指数主要分布在5～26，整个地形分布表现出低、中、高三段式空间分布结构（邹桂红，2003）(28)。在《基于GIS的乌鲁木齐城市用地空间结构变化研究》一文中，作者运用GIS技术，探讨了乌鲁木齐城市用地空间结构演变的时间、空间特点和发展规律。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乌鲁木齐市由一个中心逐步发展为多个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出现多核心的分布特点。在各个城市中心点，农业用地面积都在不断减少。远离最大发展中心的农业用地减少的幅度最大，而居住用地、商业用地面积始终都在不断增加。最大发展中心附近工业用地一直在减少，次中心是前期增加（1970—1984年）后期减少（1984—1993年），远离最大发展中心的区域用地始终在增加（熊黑钢等，2010）(29)。
乌鲁木齐由于城市规模不大，加之土地相对宽裕，承接产业转移的进展不快，空间关系基本处于协调状态，因此空间矛盾并不突出。严格控制城市无序蔓延，是空间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尽管如此，若干专业化的城市功能新组团，受交通、经济、行政区划调整等的影响，也与其他西部重点城市一样开始出现。其中受工业用地向外扩张的影响，以园区为代表的新组团，正在成为城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动力。利用GIS技术，只是发现了居住用地、商业用地面积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远离最大发展中心区域的用地始终在增加，但没有解释内在的原因，也没有对产业布局与城区空间关系作针对性分析。
六、呼和浩特市的空间优化
在《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一文中，作者认为“大集中、小分散”是城市形态发展的主要方向。在空间上，应建设沿山、沿河流和交通干线的绿化隔离带，建设大片的生态绿地，使各城市组团式被绿色环抱。在城市文化方面，尽量从空间上促使现代文化、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互相衬托（王静芬等，2006）(30)。在《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绿色开放空间布局优化初探》一文中，作者也认为通过建设大青山生态屏障、构建中心城区边缘的生态绿楔、规划五横五纵带状生态通廊、设置三条环状生态绿道、拓展城市绿地、丰富景观文化内涵，可以增加市区的氧气量，改善市区的通气状况，提升城市景观效果，方便市民游憩（高永超等，2014）(31)。在《呼和浩特都市区空间组织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呼和浩特是典型的西北城市，地广人稀，生态环境基础薄弱，中心城市难以支撑全域发展，快速发展地区区域统筹缺乏，现有空间治理手段乏力，资源瓶颈凸显，环境破坏加剧。随着城市空间向外围更广泛地区加速扩展及国家“一带一路”等区域宏观政策的推动，亟须转向以都市区形式为依托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提出了组合式多中心模式，并据此从都市区空间结构、城镇体系组织、产业空间组织、生态空间组织、交通空间组织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空间组织方法（张梦琪，2015）(32)。
呼和浩特的情况与乌鲁木齐基本类似，对城市空间的问题，更多地从生态环境改善、空间开发治理等方面进行研究，虽然也提及“一带一路”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希望通过构建都市区和多中心的城市形态来重塑产业、生态、交通等空间，但由于缺乏西北的西安和兰州、西南的诸多城市面临的承接产业转移压力，因此也没有更多地探讨产业发展需求与空间发展的关系。
七、银川市的空间优化
在《银川市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一文中，作者根据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状态，以银川市的支柱产业为基础，结合银川市城市地域空间发展趋势，分析制造业八个行业和现代物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银川市大体上形成了兴庆区的东南现代物流业集聚，郊区和郊县沿交通轴线促进制造业块状集聚。产业集聚和空间结构拓展相互协调，共同优化（张芳霞等，2011）(33)。在《银川市产业发展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与研究》一文中，作者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三次产业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表现出明显差异，随着城市经济总量的增加，工业用地比重快速下降，仓储用地缓慢下降，居住用地快速上升，从而说明工业、仓储和居住用地对于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内部结构的转化，城市空间出现功能混合向功能分区转换。一是工业布局通过工业园区促进了城市地域结构的形成和演化；二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现代物流业与位于城市边缘的工业开发区呈现相互融通的趋势；三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城市居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围绕城市新的中心区轴向扩展的趋势。城市工业布局变化、物流园区变化以及居住空间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参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张芳霞，2011）(34)。在《银川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以政府目标和城市问题为导向，从政治、经济、资源等宏观角度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策略性建议的一种规划决策的研究。银川近几年发展很快，但在城市空间的迅速拓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为此，作者从区域、圈域以及城市内部三个层面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及规律，提出银川城市产业空间组织、功能空间组织、生态空间组织三方面发展的思路（王晓燕，2005）(35)。
银川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其人口规模不大，承接产业转移规模小，并且主要以商业为主，空间矛盾不突出。尽管如此，也有文献分别从八个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从区域、圈域以及城市内部三个层面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及规律，分析了城区工业用地快速下降、居住用地快速上升，城市空间出现功能混合向功能分区转换。指出了工业园区是促进城市地域结构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因素，城市工业布局变化、物流园区变化以及居住空间变化相辅相成。这些研究，为西部重点城市空间优化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可借鉴的分析方法。
八、西宁市的空间优化
在《西宁城市空间发展研究》一文中，作者探讨了空间演化的基本特质，指出应向多中心、多组团格局迈进，构建都市圈，并提出了都市圈的结构层次。还提出了兰州—西宁城镇带建设的结构，即“两圈加一轴”的空间格局（袁寒，2008）(36)。《西宁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与发展构想》一文指出，西宁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其空间结构应向城区空间优化、都市圈优化和兰西城镇带优化三个层面推进（樊海强等，2008）(37)。在《西宁城市空间扩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作者总结了空间扩展的形态特征，通过对影响城市扩展因素的分析，预测未来空间扩展的方向和策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对空间演变给予刻画，得出了城市扩展过程主要受地形地貌和空间布局影响的结论。空间扩展应以主城区为中心，沿河流和公路展开。主要驱动力是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形态趋于紧凑化、形态的稳定性越来越高（赵彦正，2012）(38)。
西宁市与西北多个城市一样，城区空间变化更多地受到人口增加及相关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虽然也有人指出城市应向多中心、多组团格局调整，但主要依据特大城市发展的趋势，没有探究产业发展引发的空间调整要求。
九、拉萨市的空间优化
在《拉萨城市空间格局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拉萨市属于典型的“傍山而建，逐水而扩”的“轴向式”城市，其空间形态上表现为“两山夹一市，一河穿城过”。目前拉萨市“现代化”的新区已经被“大众化”的建筑空间和千篇一律的开敞空间等所笼罩，自然空间的宜人环境逐渐萎缩，传统建筑和文化空间逐渐被“现代”所取代。在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城市缺失原有的特色、城市历史文化与民俗民风有待加强等现实问题的面前，政府主管部门和城市设计者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禄树晖等，2010）(39)。
拉萨市城市规模小，产业发展以旅游、生活服务业为主，整体规模不大，虽然也面临城区规模逐年扩大及如何根据人口增加和服务业发展合理配置相关城市功能的问题，但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