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研究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项国际研究议程⁽¹⁾

门洪华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陆续提出和付诸实践，是中国领导人立足国情、世情，预防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和“修昔底德陷阱”风险而进行的战略判断和积极筹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功，中国自2010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处在世界市场舞台的中心，从来没有像今天成为世界治理的重要成员，从来没有像今天更广泛、深入地参与世界治理，中国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大而不强的底色仍在，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等诸方面仍体现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但必须清醒认识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以及现实所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期、社会矛盾凸显期、人与自然矛盾凸显期，必须积极应对、妥善处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到更加密切、更加敏感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在加速转型，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走向更为敏感，随着中国新的大战略框架的逐步显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国际制度的构想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是否正在试图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乃至挑战者，已被视为国际社会观察和看待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尺。⁽²⁾

当前，世界面对着一个快速崛起和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中国面对着一个形势更加复杂、变化更加深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着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发达国家加紧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堵中国的意图明显。中国周边环境趋于复杂化，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加紧与美国的联合。可以说，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其面临的疑虑、担心、困难和挑战也在增多。为直面国内外挑战、抓住国际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在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如何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塑造世界的未来，成为中国超越和平崛起、丰富和平发展、规划崛起之后的战略着眼点。⁽³⁾习近平就此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习近平进而指出，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中国成为当前世界变革的重心。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迅猛提升，中国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了中国的国家理想，中国梦以其丰富内涵和宏伟愿景为中国勾勒出一幅理想蓝图，成为引领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更高阶段的新动员。随之，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积极的世界理想情怀。中国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一手抓全球利益拓展，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战略谋划已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注重心。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对时代趋势的科学把握、对实践要求的系统回答、对人民期待的积极顺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握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在国内凝聚起更多人心、共识、智慧和力量，也赢得国际政要、主流媒体、智库和公众的持续关注，成为当前国内外最受关注，研究也最多的中国议题。

当前，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国内外研究如火如荼，成果可谓极其丰硕，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提供了诸多启示，其中也更多展现了国内学术界、政策研究界的赞许之情，以及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存在的各种不理解、误解乃至故意歪曲，尤其是，单一学科角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则属凤毛麟角；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则明显不足；从国内角度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但从国际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甚少，更多的是引述国外人士的观点加以批驳或作为佐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性研究成果甚为缺乏；研究当前具体领域新问题应对的成果丰富，但面向未来尤其是结合国内外情势变化进行战略谋划的成果甚少；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应用性指向明确，但战略规划性明显不足。

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种全局性的研究思路，即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国际和大战略的角度，深入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积极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新难题，尤其是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风险，着眼于破除崛起困境，规划崛起之后，以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为指引，构建并完善面向21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的中国大战略框架，并就具体的战略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这一研究的价值在于：第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中国和平发展与其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渐进而坚定地融入国际社会，积30余年改革开放之功，积极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小康社会等理论，确立了比较稳定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态，同步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将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当前的情势下，惟有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第二，国际的角度。当前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大多立足国内，国际视角的缺乏和对国际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分析不够，不可谓不是一个较大的缺憾。惟有融合美国、欧洲、日本、东亚等国际社会的研究动向，才能推进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第三，大战略的角度。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致力于顶层设计和理论建构，惟有从大战略的角度才能予以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我们可从大战略角度构建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问题、面向21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以融入—变革—塑造为三维支柱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框架，并就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经济合作、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促进地区制度化合作和维护周边安全、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等议题深入研究，形成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系统性、全局性理解和把握。

第四，立足当今、面向未来的角度。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系统思考和建构，不仅仅着眼于处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眼前问题，而且布局长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理论和战略保障。相关研究也有必要解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行必要的横向历史比较和纵向国际比较，尤其是与英国、美国两个先后的世界大国进行战略比较，寻求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评估与国际视角的必要性

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分析视角多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生态、安全、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各领域，成果汗牛充栋。

（一）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时代背景研究

如何深刻剖析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剖析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新认识为立论基础。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并以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和面临的新问题为底色。当代中国的国情表现为“三个三”：首先是“三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中最根本的就是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其次是“三个前所未有”，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再次是“三期叠加”，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三个三”的新国情带来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对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各专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其中以经济学家的解读最为集中。例如，林毅夫指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优异成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但渐进式双轨制转型是一个双刃剑，它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消费与储蓄以及国际收支方面的失衡；⁽⁴⁾蔡昉等指出，中国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遭遇经济增长减速，应该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⁵⁾胡鞍钢认为，中国必须清醒认识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以及现实所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期、社会矛盾凸显期、人与自然矛盾凸显期，必须积极应对、妥善处理，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成功地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要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突破并跨越“西方民主化陷阱”。⁽⁶⁾

第二，对世情变化的分析。研究界深刻认识到世界情势的深刻变化，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例如，朱云汉指出，在过去数个世纪里，全球的生产活动重心加速向非西方世界移转，我们过去熟悉的世界即将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⁷⁾刘贞晔认为，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种全球性问题与危机正日益在人类生活的各领域向纵深发展，人类已然处于应对和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与危机的全球治理时代；⁽⁸⁾苏长和强调，国际体系进入累积矛盾和新旧矛盾的多发时期，其权力结构出现从单极向多极、从失衡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酝酿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能量，同时，各种积压着的矛盾浮现以及新旧矛盾频发；⁽⁹⁾门洪华则用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来概括世界转型，认为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正在推动新战略时代的到来。⁽¹⁰⁾

第三，对国情世情互动的洞察。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¹¹⁾张蕴岭认为，中国与世界关系新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因素放大、中国被多面解读，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猜疑，甚至不满也随之增加；外部世界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咄咄逼人的、具有进攻性的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判定，让中国难以接受。其结果，必然会增加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甚至敌意。⁽¹²⁾蔡昉则视之为中国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提醒我们必须关注“修昔底德陷阱”，要结合中国的问题和变化来观察其他国家的变化和反应，特别是认识大国必然做出的反应，进而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和应对策略。⁽¹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比较中美和平崛起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乐观地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情况可能会比美国当年“和平崛起”时具备更有利的条件。⁽¹⁴⁾唐永胜等也认为，国际体系变迁将为中国崛起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变化就是机遇。⁽¹⁵⁾就此，习近平的提醒发人深省：“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¹⁶⁾

第四，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阐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由党中央提出并长期秉持。当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也是世界政治一个普遍面临的理论问题。⁽¹⁷⁾习近平强调，“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¹⁸⁾对此，研究界进行了不多但较为深刻的阐发。苏长和认为，当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单纯地割裂开来；⁽¹⁹⁾朱云汉强调，“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而是构成互为因果、相互牵引的辩证关系。⁽²⁰⁾胡鞍钢进一步指出，对中国而言，统筹两个大局这一大战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实现人和。⁽²¹⁾门洪华则认为，中国密切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渐进而坚定地融入国际社会，积30余年改革开放之功，积极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确立了比较稳定的道路形态，同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功开辟了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新道路。⁽²²⁾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全面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挑战，对中国未来发展表达了深刻的忧虑。⁽²³⁾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凯利·布朗（Kerry Brown）则乐观地认为，习近平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人，把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作为其战略重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全球政治重要参与者正在日益开放，领导人务实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推动对外交往。⁽²⁴⁾

党中央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对世界局势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深刻认识到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看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的同时，也看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艰难和曲折，既有战略的坚定性，也看到在实现目标的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下，如何维护、实现这一主题是党中央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指出，中国处在一个艰难的大环境里，中国领导人必须要很好地应对来自国内外的艰巨挑战。⁽²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杰夫里·贝德（Jeffrey A. Bader）认为，习近平对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看法有全新的认识，中国有选择地主动“走出去”积极作为，几乎没有延续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的策略，而是秉持一种全新的理念。⁽²⁶⁾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认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履新伊始就展现出要将社会改革的各项措施全面深入推进的态度，新政策远远超出了保持和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一范围。⁽²⁷⁾

（二）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研究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战略的指引，中国最重要的创新机制在于思想创新、观念创新。⁽²⁸⁾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致力于理念创新和思想先行，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形成了谋划新战略的理论基础。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梦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对此，国内研究界从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了深入阐发。许多学者指出，中国梦贯穿着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历史主轴，连接着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前途命运，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丰富内涵。⁽²⁹⁾英国学者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认为，中国梦体现了中国从注重国家概念向注重个人概念的转变。⁽³⁰⁾许多学者强调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如韩庆祥指出，“从国际维度看，中国梦就是和平发展之梦、合作共赢之梦；从国家和民族维度看，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民众和公民个人维度看，中国梦是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人们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人生出彩”。⁽³¹⁾纪亚光、杨晓成强调立足中国、观照世界是中国梦思想的鲜明特征，中国梦思想的提出，既有对世界前途命运的自觉担当，也有对国家民族未来的主动把握，它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致力于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³²⁾

第二，五大发展理念渐成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分析的核心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胡鞍钢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路，其中创新发展是发展的动力、协调发展是发展的艺术、绿色发展是发展的模式、开放发展是发展的助力、共享发展是发展的目标，其核心和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³³⁾李君如指出，发展新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³⁴⁾但惜乎研究界对如何实质性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着墨不多，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正在深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义所在，也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保障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就在世界引起重大反响，被视为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战略构想。提出这一构想的基础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王毅外长指出，命运共同体回答中国追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内涵。⁽³⁵⁾王公龙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和平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国际责任观和文明互鉴观等观念构成，反映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潮流的新认知、对21世纪国际关系模式的新主张以及对全球治理时代国际秩序的新思考，丰富了中国和平发展理论。⁽³⁶⁾门洪华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秉持正确义利观，开启以“共同利益”“互利共赢”“大国责任”为核心的新外交时代。⁽³⁷⁾秦亚青认为，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中国梦与世界梦结合起来，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思想依据。⁽³⁸⁾以此为基础，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思想，致力于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在统筹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推进世界治理更加公平合理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如何深入总结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思想和理论创新，进而创造性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摆在研究界眼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待深入挖掘的思想宝藏。就此，胡鞍钢总结指出，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提出了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而且还要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国内目标也决定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提倡共赢主义，共赢主义的核心目标和宗旨就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打造更美好世界。⁽³⁹⁾王存刚进一步指出，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共进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⁴⁰⁾这些总结深化了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最新体现。

第四，关于治国理政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和付诸实践，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结果。正如陈先奎等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在艰难曲折中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上升趋势，始终能够在艰难曲折中冲破僵化和教条的思想桎梏，除了中国实践主题转换的强大动力外，靠的就是辩证法在解放思想、打破教条方面的巨大威力。⁽⁴¹⁾习近平高度关注改革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灵活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他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⁴²⁾不断把中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最大的理论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运用显然具有指引意义。当前，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的研究体系性不够，对方法论的关注甚少，不能不说是相关研究的重要缺憾。

（三）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研究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主线，其战略布局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有鉴于此，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战略的研究多是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阐发的，更多聚焦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这突出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明确导向。另一方面，研究界也关注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国际层面，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第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战略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对“五位一体”总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作出一系列新部署；与此同时对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也提出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论断和工作举措，以上这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予了新的引领。⁽⁴³⁾“五位一体”总布局研究着眼于统筹两个大局，不同学科对此进行了非常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相关成果异常丰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一时成为热点，而关注点很快转向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战略研究的核心。习近平指出，“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要协调贯彻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⁴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矛盾，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着力解决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前进动力；着力解决法治建设还存在的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着力解决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突破的关键。从逻辑上看，“四个全面”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的实现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政治保证。⁽⁴⁵⁾“四个全面”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集中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主要矛盾。⁽⁴⁶⁾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新形势下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重点。“四个全面”不仅引起了国内研究界的全面关注，也为国际社会所深入研究，如哈萨克斯坦学者詹尼斯·坎巴耶夫认为，“四个全面”形成了中国新的发展纲领，是影响深远的理论突破。⁽⁴⁷⁾

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是国际层面深入研究的重点。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不同制度模式、发展道路深层较量和博弈，能否在世界大变动中把握机遇、在国际大棋局中赢得主动，需要胸怀全局、统筹谋划的大思考、大智慧。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坚持并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为国内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如火如荼，并突出表现在创新和平发展思想、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共同体建设、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等方面。当前，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基本完成，大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特色愈益鲜明。在这一方面，相关研究极其丰富，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是聚焦的热点，诸多人士为此建言献策。⁽⁴⁸⁾

第四，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探索进行总结。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深入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受到研究界的密切关注。⁽⁴⁹⁾胡鞍钢深入研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渊源和演变，指出自主性、自觉性、自信性是中国探索的核心词。⁽⁵⁰⁾郑必坚认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将是中国把和平发展道路进一步具体化的重要时期，共同体的取向能够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共识。⁽⁵¹⁾研究界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持续研究，为从统筹两个大局的角度剖析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四）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举措研究

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举措研究成果丰富，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均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就其各自重点关注的领域提出了丰富而切实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涵盖如下七大领域的治理：经济领域的市场治理；政治行政领域的政府治理；文化领域的文化和思想道德治理；社会领域的社会治理和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生态文明领域的生态治理；国防建设领域的军队治理；党的建设领域的执政党治理。⁽⁵²⁾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四个核心的内容，即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⁵³⁾党中央在形成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⁵⁴⁾研究界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例如，周光辉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落后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速度是与中国赶超式现代化方式密切相关的；⁽⁵⁵⁾魏东初认为，“四个全面”实际上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战略构想，即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制体系、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体系，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⁵⁶⁾江必新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⁵⁷⁾俞可平建议遵循如下原则建立中国国家治理评估标准：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借鉴国外和国际组织治理评估的经验；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突出重点，兼及治理的基本内容；重在评估治理现状，同时充分注意中国民主治理的未来发展；主客观评估相结合，全面检测中国现行政府治理的现状；治理评估必须具有简便性、实用性和可行性。⁽⁵⁸⁾

第二，应对经济新常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党中央面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率，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调存优增，发展动力从资源要素转向创新驱动的形势，及时提出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面对供需关系的明显变化和结构性失衡，针对供给侧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的现状，为解决生产要素向有效需求领域和中高端领域配置，果断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作出精准扶贫决策，吹响了脱贫攻坚的进军号角。对此，经济学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他各研究领域对此也多有关注，应对经济新常态成为引领各领域思想创新、战略调整的关键点。李扬等指出，新常态所展示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经济发展新台阶的美好愿景亟须正确引领，这包括打造创新驱动引擎、在调结构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以及实现包容性增长；⁽⁵⁹⁾王一鸣指出，经济运行的新变化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主动作为，适时有序预调微调；远近结合，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⁶⁰⁾金碚则强调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并平衡好经济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的取舍。⁽⁶¹⁾研究界也对如何积极应对新常态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⁶²⁾

第三，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如何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中国在市场资源、国际事务、治理规则上，由对外依赖、积极参与、被动接受，逐步转向相互依存、主动引导、双向互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继续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不断提高。⁽⁶³⁾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导筹建亚投行（AIIB），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开放的主动赢得了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可以说，中国对外合作倡议迭出，影响巨大。每一个议题都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丰硕；国外学者对此也高度关注，佳作迭出。⁽⁶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问题，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⁶⁵⁾可以说，在经济研究领域的成果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色彩非常浓厚。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国际秩序建设。中国的国际作为成为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战略越来越重要的议题，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国际秩序建设深受研究界的重视。朱云汉认为，我们可能迎接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来临，⁽⁶⁶⁾中国如何抓住机遇至为重要。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明确提出中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定位和责任，并提供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中国方案”。对此，研究界进行了不同视角的解读。例如，胡键认为，中国可以主动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适应全球治理的新形势，加快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实现中国角色的重新定位；加快内部的制度创新，实现内外联动、内外统筹的协同制度；创新外交理念，突破传统外交理念的束缚，积极且有效地融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⁶⁷⁾李光耀则审慎地指出，中国并不急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急于承担那个位置上的重负，就当前而言，中国对大型国际组织（如G20）的成员身份很满足，在这里中国的意见受到重视，经济利益得以维护。⁽⁶⁸⁾在此领域，研究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深入而颇为全面的研究，⁽⁶⁹⁾强调了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对全球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第五，关于中国周边局势和周边安全的研究更加丰富。国际局势的演变使得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关系的维护，“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提出和中国在周边地区加深制度化经济合作的努力受到高度关注。研究界剖析周边对中国的重要性，深入研究周边安全局势，⁽⁷⁰⁾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和周边政策调整，⁽⁷¹⁾强调维护周边合作与安全大局和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⁷²⁾并就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深入发展和推动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⁷³⁾对此，国外专家有诸多不同的解读，成果颇为丰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⁷⁴⁾但总体而言，在国际问题研究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成果并不丰富，这一现象值得相关研究领域深入思考。

（五）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评估与政策建议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起各界热议，国际研究界评价尤多。这与越来越热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学）密切相关。中国前景得到各方面重视。例如，中国梦不仅在国内引发强烈共鸣，在国际社会更是产生强烈反响。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主流认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出现一些曲解和误读、疑虑和猜忌，甚至把中国梦曲解为霸权梦，认为中国难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西方人士尤其关注中国发展地区合作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构成的挑战，认为中国在悄悄占领世界。⁽⁷⁵⁾对此，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白瑞邦（Michael Pillsbury）对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偏见和误判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分析家总是一厢情愿地描述中国，有关中国的研究结论和预测与事实截然相反，误导了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⁷⁶⁾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则强调不要一味唱衰中国，如果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关联性会使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各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遭受严重影响，并拖垮全球经济。⁽⁷⁷⁾

许多外方人士对中国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了总体评述。俄罗斯科学院彼得罗夫斯基表示，治国理政新思想是中国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总结提炼而成的，对中国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西蒙表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非常及时，它将推动中国经济继续以较快速度发展，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⁷⁸⁾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认为，中国新的治理模式不但可以应对国内和周边安全事务，也是对当今全球和跨国治理的全新尝试。⁽⁷⁹⁾美国著名华人学者熊玠指出，中国领导人更多地将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运用到处理国际关系中去，中国不会延续西方帝国主义或斯大林式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两种令其厌恶的治理模式，而是更多地关注国际正义。⁽⁸⁰⁾尽管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按照西方思维、融入西方体制的过程，⁽⁸¹⁾但更多的人士认为，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⁸²⁾崛起的中国意味着世界将不再完全由西方主导。⁽⁸³⁾加拿大学者罗伯特·韦尔（Robert Ware）强调，中国正在寻求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展开国际合作，中国已经到了超越“机械运用外来思想”的时刻。⁽⁸⁴⁾

对中国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乏积极或肯定性的评价。福山认为，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堪称三个支柱，国家能力在构建政治秩序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较好。⁽⁸⁵⁾西方学界和政策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习近平是自邓小平以来最受关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世界提供了解中国领导人思想的窗口，成为西方名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读本。⁽⁸⁶⁾西方国家知识界的主流也有很多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正面分析，包括《泰晤士报》这样老牌的西方主流媒体都罕见地开始呼吁西方学习中国的治理思想。⁽⁸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Carlos Magarinos）指出，中国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负责任的贡献者，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积极主力；⁽⁸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约翰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是习近平推进国家复兴和巩固中国世界领导地位之“中国梦”的体现。⁽⁸⁹⁾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山口信治正面评价习近平强调的“秉持联合国宪章”“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⁹⁰⁾

当然，唱衰中国的声音依旧存在。正如联合国高级官员马和励（Khalid Malik）指出的，驻中国的西方财经记者年复一年地发给西方媒体的中国经济分析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相同结论，即“中国经济明年会崩溃”。⁽⁹¹⁾某些人士的观点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例如沈大伟片面强调中国的治理问题；⁽⁹²⁾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中国目前选择了冷崛起的大战略，可能会使中国增加军费支出，存在与亚洲邻国对抗和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存在的风险，并难以修复与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的关系。⁽⁹³⁾

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有了新版本。一些西方学者宣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外交政策开始显露出强硬和傲慢，即所谓的“新的盛气凌人”（New Assertiveness），这将导致新的国际安全困境。⁽⁹⁴⁾就此，熊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威胁论实质是惧怕中国复兴论。⁽⁹⁵⁾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辩证性评价明显增多，并提出了诸多实质性建议。柯兰安认为，中国治理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引起关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软实力构成了挑战。⁽⁹⁶⁾巴里·诺顿指出，中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但现在预判成功与否还为时尚早。⁽⁹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易明认为，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日益强势，但其经济改革任重道远，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她建议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参与TPP，同时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军事力量。⁽⁹⁸⁾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贝格（James Steinberg）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海伦（Michael O'Hanlon）指出，中美两国应该坚持互动、透明和弹性的原则，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相互信赖关系。⁽⁹⁹⁾

相比评价而言，国内学术界倾向于从政策咨询角度建言献策。胡键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如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下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中国和平发展能否成功实现；二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三是崛起后的中国会不会谋求霸权地位；⁽¹⁰⁰⁾张蕴岭强调，中国与世界需要良性互动，实现良性互动，中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办好自己的事情、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¹⁰¹⁾唐永胜认为，中国需要在更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综合衡量各种因素，在竞争与合作、适应与塑造、传承与创新、自主与融合中寻求平衡；⁽¹⁰²⁾门洪华建议深入研究国际潮流、大国历史和中国进程，以丰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前瞻性地规划中国崛起之后，形成整体性的战略布局；在实践中要客观判断国家实力，清晰划定国家利益底线，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塑造新型大国形象，并强化战略管理意识，妥善应对重大分歧。⁽¹⁰³⁾许多学者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呼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加强国际政治传播能力建设，更好地促成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解和认识。⁽¹⁰⁴⁾

综上所述，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关系等角度的前期成果堪称汗牛充栋，为下一步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大战略的角度、从国际的视角进行总体性学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以上三个研究视角恰是现有研究所关注较少，甚至颇为缺乏的，这也为我们从总体把握的高度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国际研究议程设计

我们拟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时代高度，从大战略和国际的角度，深入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总体研究思路是：剖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背景研究切入，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理性判断，对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国内国际环境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论证依据与现实背景。在此基础上，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剖析其核心内容和战略指向，深入研究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结合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新旧难题的应对，总结概括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观念创新、思想创新、战略思路、战略布局和战略实施，从而提炼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体系；结合“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提炼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面向21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的中国大战略框架；结合十八大以来中国观念思想创新、战略构想、实践布局与战略举措的深入剖析，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地说：

（1）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时代背景研究。坚持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时代逻辑演进，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国内国际背景，深入剖析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剖析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程、新特点与新趋势，形成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理论认识；考察历史上大国崛起进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内在规律，尤其是对英美这两个先后的世界大国与汉唐时代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其不同国别与时代的战略选择动力系统生成机制，进而在比较视野中深入剖析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全要素发展进程中的优势与劣势，确定中国的全球定位和未来战略指向。全面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经典文献，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文本理路分析，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线索和现实逻辑。

（2）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创新与思想创新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战略辩证法，深入研究党中央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指引，针对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和“修昔底德陷阱”风险，以“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家理想和世界理想的双重维度，致力于治国理政的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逻辑分析。全面总结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想创新以五大发展理念、新型国际关系（包括新义利观等）、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内容，以共赢主义为核心指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体系，凸显富有时代特色与思想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提炼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标识性概念，彰显党致力于当代中国破除崛起困境、谋划崛起之后的战略智慧和历史担当。

（3）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研究。基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框架的时代性建构与中国道路的价值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旨在通过政治自觉和执政自觉的系统辩证思维，进行顶层战略设计层面的整体考察。深入研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互动的战略表达与耦合实践方式，在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中，贯通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制度和法治、治国和治党、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当下和未来的逻辑响应，进一步剖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机制与中国立场的世界文明多样性交往智慧，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效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实践难题，面向21世纪中叶的世界大国前景、以融入国际社会—变革自身—塑造世界为三维核心支柱的中国大战略框架。

（4）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举措分析。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和全球治理思想为指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离不开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深入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聚焦的重要战略问题，始终要把本国利益与各国人民利益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战略与世界发展战略“对接”起来，这就要求：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对经济新常态，深化经济改革，加强经济合作，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进程，推进国际秩序建设；加强地区全方位、制度化合作，维护周边稳定与地区安全，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战略依托；加强治国理政的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以上述重要战略议题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分析为基础，构建国家发展战略、地区战略与全球战略相辅相成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

（5）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总体评估与政策建议。梳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国际影响及其引起的世界反响，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的成就进行总结和评价，有效凝炼“中国智慧”“中国思想”的时代表达特色，提出“中国方案”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实现方式，以及创新具有中国属性的战略议题设置，打造一批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标识性”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具有战略性和前沿性的研究和讨论，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积极的实践效果，积极扩大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重点关注如下议题：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研究。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内外环境演变及其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具体包括如下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如何确定中国的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如何评估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面临着怎样的世界趋势和时代潮流？中国所处的周边形势和东亚地区局势如何？中国崛起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其主要研究思路是：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历史与理论出发，确立剖析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为起点，分别从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分析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判定中国的全球定位和战略指向，明确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从而实现“现实—未来”以及“理论—实践”的双线逻辑链。

第二，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观念与思想创新研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观念与思想创新的内涵和价值。具体包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治国理政提出了哪些新理念与新思想？这些观念与思想由何发源而来？其主要脉络、核心内容与内在联系分别是什么？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观念与思想创新对于突破崛起困境、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哪些助益？其主要思路是：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指引，针对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和“修昔底德陷阱”风险，以“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家理想和世界理想，以五大发展理念、新型国际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内容，以共赢主义为核心指向，在梳理与总结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与思想创新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其研究目标是，分析、论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提出的新观念、新思想，指出思想和观念结合的逻辑性，结合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准确理解，明确战略观念、历史观念、辩证思想、创新思想的内在联系，相互贯通；促进治国理政的观念创新和思想创新，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

第三，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观念与思想创新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党中央如何以新理念、新思想为指导谋划和平发展的全新战略布局。这具体包括：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与战略布局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党中央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层面上采取了哪些战略布局？这些战略布局的总体目标、规划和路径是什么？其研究思路是：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为贯穿始终的原则，首先分析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布局，接着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对总体布局进行解构和探讨，总结归纳出相应的国内战略布局和国际战略布局，最后结合既有的现实成就，从理论深度和战略高度提炼出中国和平发展新阶段的国家大战略，进而实现“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其研究目标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研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互动，剖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题、面向21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的“融入—变革—塑造”的和平发展大战略框架。其基本结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成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宏观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则是总体布局之下，分别针对国内和国际层面的相应战略布局，而“融入—变革—塑造”和平发展战略框架则是结合党中央既有战略布局而提出的更具学理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凝练与提升。

第四，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举措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党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地区战略与全球战略三个层面上所采取的战略举措，这具体包括：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举措与战略布局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国家发展战略有哪些具体的战略安排？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有哪些战略举措？这些战略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其研究目标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这两大治理思想为指引，构建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为基础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模型。基于此，其重点研究内容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深化经济改革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建设、中国地区战略和周边外交的谋划与展开、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其基本结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构成战略举措的“输入端”，中间三方面则分别在国家发展、地区和全球层面总结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举措，话语体系建设则是战略举措的“输出端”。

第五，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策建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理性剖析来自国内外的不同声音，客观评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未来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具体包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取得了哪些成就？国内外如何评价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何深入借鉴这些评价？展望党的十九大，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何展开新的探索？我们拟在系统、准确地综述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评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成就，同时结合国内外褒贬评价，评判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国内外影响，进而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提出未来应坚持的原则和努力的方向。其研究目标是：系统评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取得的成就，总结概括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各界人士的相关评价，就中国如何进一步实现理论创新与战略创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结合上述研究目标，其主要关注的内容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绩效评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国内外影响、国内外对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褒贬评价和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未来展望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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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5-29页。

(2)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63-93页。

(3)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4)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0页。

(5)　蔡昉、王美艳：《中国面对的收入差距现实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2-7页。

(6)　胡鞍钢：《“十三五”时期的国内外环境》，载《紫光阁》2015第8期，第37-39页。

(7)　朱云汉：《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载《经济导刊》2015年第9期，第21-27页；《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8)　刘贞晔：《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调适》，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3-22页。

(9)　苏长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4-19页。

(10)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63-93页。

(11)　《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1版。

(12)　张蕴岭：《寻求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第50-59页。

(13)　蔡昉：《中国崛起与“修昔底德效应”》，载《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第9-10页。

(14)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Cox，“China and the US：Comparable Cases of‘Peaceful R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No.2，2013，pp.109-132.

(15)　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27-36页。

(1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3版。

(17)　蒲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载《外交评论》2014第2期，第25-38页。

(18)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第1版。

(19)　苏长和：《中国外交能力分析——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第7-14页。

(20)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第194页。

(21)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大战略：统筹两个大局与天时地利人和》，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1-15页。

(22)　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4-66页。

(23)　David Shambaugh，“Assessing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New Leadership”，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lloquium o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the Friedrich Neumann Stiftung，Berlin，November 5，2013.

(24)　Kerry Brown，“Expanding China’s global reach：strategic priorities under Xi Jinping”，in Sebastian Heilmann and Matthias Stepan，eds.，China's Core Executive：Leadership Styles，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Under Xi Jinping，Merics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No.1 2016，pp.26-29.

(25)　David Lampton，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p.5.

(26)　Jeffrey A. Bader，“How Xi Jinping Sees the World...and Why?”，Asia Working Group Paper.，No.2，2016，pp.1-10.

(27)　裴宜理：《增长的痛楚：崛起的中国面临之挑战》，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第71-78页。

(28)　胡鞍钢：《思想创新机制：中国迅速崛起的思想密钥》，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9期，第22-23页。

(29)　李君如：《中国梦的意义、内涵及辩证逻辑》，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7期，第14-17页。

(30)　William A. Callahan，China Dreams：20 Visions of the Future，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Section 1.

(31)　韩庆祥：《人民共创共享思想——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系统阐发》，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第15-27页。

(32)　纪亚光、杨晓成：《习近平和平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载《理论学刊》2016年第2期，第4-10页。

(33)　胡鞍钢等：《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

(34)　李君如：《发展新理念和中国大趋势》，载《理论视野》2015年第12期，第14-15页。

(35)　王毅：《2015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2/c128523606.htm.

(36)　王公龙、韩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96-104页。

(37)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38)　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载《求是》2014年第12期，第55-57页。

(39)　胡鞍钢：《习近平的共赢思想：中国与世界》，载《紫光阁》2016年第3期，第45-47页；《中国为何能打破“国强必霸”逻辑——习近平“共赢主义”思想目标与内涵》，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15期，第48-54页。

(40)　王存刚：《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0页。

(41)　陈先奎、滕明政：《中国与世界：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第33-38页。

(4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3版。

(43)　徐光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实践——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体会》，载《求是》2015年第18期，第8-11页。

(4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1版。

(45)　周明海：《比较视野中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第10-15页。

(46)　郝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5-9页。

(47)　詹尼斯·坎巴耶夫：《“四个全面”是影响深远的理论突破》，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2日，第5版。

(48)　Goldstein，Lyle J，Meeting China Halfway：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Washington：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李光耀口述：《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49)　肖晞：《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文化基础、战略取向与实践意义》，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1-21页。

(50)　胡鞍钢：《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3页。

(51)　郑必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利益共同体》，载《解放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7版。

(52)　许耀桐：《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论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7-22页。

(53)　薛澜：《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载《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第1-6页。

(54)　陈宝生：《政治体制改革在深化》，载《求是》2016年第5期，第31-33页。

(55)　周光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决策民主化》，载《理论探讨》2014年第5期，第5-10页。

(56)　魏东初：《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三个维度》，载《求索》2015年第7期，第10-14页。

(57)　江必新：《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39-148页。

(58)　俞可平：《关于国家治理评估的若干思考》，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2页。

(59)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载《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9页。

(60)　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载《求是》2014年第22期，第40-43页。

(61)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第5-18页。

(62)　林毅夫：《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载《新金融》2015年第6期，第4-8页；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载《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1期，第34-38页；Michael Pettis，Avoiding the Fall：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3，pp.25-60.

(63)　毕吉耀、张哲人：《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加深》，载《经济观察》2014年第10期，第64-66页。

(64)　可参见徐绍史：《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抉择——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论述》，载《求是》2015年第9期，第10-13页；周天勇：《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83-90页；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第177页；Lauren Dickey，China Takes Steps toward Realizing Silk Road Ambitions，China Brief，No.11，2014；Scott Kennedy and Christopher Johnson，Perfecting China inc.：the 13^th Five Year Plan，A Report of the CSIS Freeman，Chair in China Studies，No.5，2016.

(65)　可参见门洪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第13-26页；肖晞、郎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模式构建探析》，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9期，第51-58页；王存刚：《外部战略环境的新特点与中国海外国家利益的维护》，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第26-37页。

(66)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第9页。

(67)　胡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约性因素分析》，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第63-74页。

(68)　李光耀口述：《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14页。

(69)　David Lampton，“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Seeking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ties”，Asia Policy，Vol.16，No.1，2013，pp.51-68；Avery Goldstein，“First Things First：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in US-China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2013，pp.49-89；唐永胜：《理解和适应国际体系变迁》，第17-18页。

(70)　肖晞：《加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载《理论视野》2011年第6期，第51-54页。

(71)　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26页；于向东：《习近平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丰富内涵》，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2期，第185-193页。

(72)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5-25页。

(73)　徐步、杨帆：《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启航》，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35-48页；门洪华：《四大力量博弈与东亚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49-65页；唐永胜：《发挥地缘战略优势，积极塑造周边秩序》，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第34-35页。

(74)　Robert Haddick, Fire on the Water: China,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75)　J. Cardenal and H. Araújo, 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r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 2013; Howard W.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2015.

(76)　Michael Pillsbury, Misunderstanding China, September 17, 2014, 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0623-misunderstanding-china.

(77)　Stephen Roach, 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n and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78)　《让中国发展更具活力——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3日，第3版。

(79)　David Lampton, “Xi Jinping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4, No.95, 2015, pp.759-777.

(80)　熊玠：《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235页。

(81)　Edward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2)　李光耀口述：《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5页。

(83)　Jacques Martin,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84)　罗伯特·韦尔：《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第57-62页。

(85)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132.

(86)　Elizabeth Economy, “Ten Fun and Fascinating Facts about Xi Jinping”, http://blogs.cfr.org/asia/2014/10/15/ten-fun-and-fascinating-facts-about-xi-jinping.

(87)　刘晓明：《对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观察与思考》，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12日，第3版。

(88)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G20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载《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23-27页。

(89)　Christopher Johnson, “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Report to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3, 2016.

(90)　山口信治：《中国の国際秩序認識の基礎と変化》，载《防卫研究所纪要》2016年第18卷第2期，第45-63页。

(91)　Khalid Malik, Why Has China Grown So Fast for So Long?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xii-xiii.

(92)　David Shambaugh,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Wall Street Journal, No.6, 2015, pp.1-8.

(93)　Barry Buzan, “The Logic and Contradictions of‘Peaceful Rise/Development’ as China’s Grand Strate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7, No.4, 2014, pp.381-420.

(94)　Andrew Scobell and Harold, Scott W, “An‘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 Vol.9, No.2, 2013, pp.111-131; Michael Yahuda,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2, No.81, 2013, pp.446-459; Kevin Rudd, “Beyond the Pivot: A New Road Map for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2, No.4, 2013, pp.9-15.

(95)　熊玠：《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第160页。

(96)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Dreams: 20Visions of the Future, Section1.

(97)　Barry Naught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olicy-makers Look Fora Way Ou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49, 2015, pp.1-13.

(98)　Elizabeth Economy, “China's Imperial President: Xi Jinping Tightens His Grip”, Foreign Affairs, Vol.93, No.6, 2014, pp.80-91.

(99)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0)　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逻辑、经验、前景》，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第38-43页。

(101)　张蕴岭：《寻求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第50-59页。

(102)　唐永胜等：《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27-36页。

(103)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第4-26页。

(104)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第208-220页；韩庆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话语权”》，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第47-50页；孔根红：《关于对外传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理念的几点思考》，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第70-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