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你负责肤浅美丽，我负责《筋疲力尽》

Breathless,and the Daisy Miller Doll

《筋疲力尽》（Breathless,1960）这部新浪潮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已经登陆美利坚了，这是一部有点儿惊心动魄的追逐轻喜剧，没有豪言壮语也一点儿不做作。年轻的米歇尔是个巴黎混混[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饰]，他偷了一辆汽车，又杀了一个公路巡警，到处追讨以前行窃应得的赃款，这样他和他那位美国小女友就能够逃到意大利去。在讨债的过程中他又犯了各种不同的罪，靠偷盗抢劫得来的钱应付花销。与此同时，警察也在追捕他。但无论是米歇尔的逃亡还是警察的追踪都不那么认真：米歇尔并不是拼命想逃跑——他不认为自己的命有多值钱；警察也是例行公事地装装样子（让人不禁想到了“启斯东警察”[70]）。如你所见，这部作品在体裁上的特点就是轻松、顽皮、随意甚至有点儿傻乎乎的，这些特点也正是这部电影的艺术风格。看似偶发的意外，却浓缩了真实的现代世界；相比其他任何一部电影，它更是现实世界的写照。

《筋疲力尽》中打动你的是那个腼腆得有点儿可爱的小混混身上带有的散漫而又不经意的优雅，以及那个表情木然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假小子似的美国女友；他们身上的肤浅和空虚，你可以透过跑车的车窗、在都市的超市里以及报纸上任何一起没有动机和目的的犯罪报道上看到，它们就浮现在那些青春灿烂的脸上。然后你会怀着可怕的疑虑离开电影院，你怀疑人类产生了新的种群，他们在混乱中成长，混乱对于他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不在乎做什么也不在乎怎么做。片中的女主角爱好文学，她引用了《野棕榈》[71]中的一句话：“在悲痛与空虚之间，我选择悲痛。”那不过是她当时所喜欢的一种态度，最终她用行动证明了那是个错误的态度。男主人公却说出了他们两个人的心声：“我宁愿选择空虚。”《筋疲力尽》里的人物都是漫不经心、无忧无虑的道德白痴。欧洲的影评人路易·马克雷尔（Louis Marcorelles）将他们的世界说成是“毫无道德可言，肤浅地活着”。也许我们美国人身边尽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习惯成自然了，所以电影刚开始并没有那么令人震惊。这也正是《筋疲力尽》的惊心动魄之处：不仅以一种刺激并且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人物的似曾相识，而且还把他们描绘得极度迷人。

如果你指望本地的评论家给你点儿指点，那你就太笨了，因为你可能就不去看这部《筋疲力尽》了。首先，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联想到这个片名指的是电影的快速剪接的，还有部电影叫《两头拽着》[72]，难道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告诉人家这部电影是宽银幕的？片名的法语原意是“断了气”（À Bout de Souffle），意思就是“气喘吁吁”，说的是主人公不断东奔西跑直到断气为止。然而令他们不解的是电影所主张的那种快速而即兴的风格以及永不停歇的节奏。爵士风格的配乐和喜剧手法完美地表现了人物的生活状态，跳跃式的剪接传递出人物活动的步伐和特性——这些人款款走来并不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只是从一个地方奔到另一个地方而已。电影似乎在解释人们都有各自的活法，这种风格有一种新颖的“客观性”。这部电影是一种创新，在它年轻气盛的压迫下人们似乎确实感到喘不过气来。

如果你在灯下仔细阅读《记事报》（Chronicle）对《筋疲力尽》的评论，你可能会看到字里行间都写着“救命”两个字。

有些场景的出现完全是直白的，缺乏整体形式却具有坦率的冲击力。例如贝尔蒙多声称简·茜宝（Jean Seberg，女主人公扮演者）是自己深爱的女人，他在后者的小房间里与她相见那场戏就有些絮叨——但极其生动。然后，年轻的戈达尔又突然调转镜头展现了另外一个场景，其中警察正在跟踪茜宝小姐以便抓到贝尔蒙多。这场戏安排得如此笨拙，以至于人们不禁会问导演的意图是不是戏仿。但是贝尔蒙多所面临的险境却是很严肃的，他对自己处境的反应很敏感……他总表现得精力充沛并且很傲慢，这两种表现恰恰说明了他失落的品质和温柔的幽默感。那是他要支撑的外壳，用来庇佑自己愤世嫉俗的小世界不受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的侵扰。

电影中的主人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评论家却没有那么玩世不恭，因此他们看不清这些人物的本质：他们就是什么都无所谓。这个电影讲的就是无所谓。《考察家报》（Examiner）的评论员很惋惜地称这部电影是一个“大杂烩”，他还抱怨说自己实在对片中的人物喜欢不起来——这话有点儿像说对教会区[73]那四个孩子实在喜欢不起来一样。这几个孩子出去见到同性恋就打，还打死了一个年轻的学校老师。这种看法纯属抓不住重点——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听到一个衣着讲究的有钱的老夫人说：“可怜的艾希曼！[74]这回他可跑不了了。”

我们怎样才能理解那些满不在乎的人呢？真的有那么难吗？即便这样的人并非在我们身边随处都是，但他们仍然存在[借用《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1944）里的话]，比你想象的要更接近。[75]

他们与世隔绝就像海外遥远的殖民地，超然度外如同天外来客，然而有些国家的年轻人好像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相同的特点。他们并不有意识地反社会：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思想意识，他们甚至都算不上“无因的反叛”。他们不反叛任何事物——不会对任何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消遣的事情上心。没有他们真正想做的事，也没有他们不做的事。他们也不是脾气乖张或故意残忍：他们都挺讨人喜欢也很聪明——但是他们靠一时的心血来潮活着。

文明生活的准则意味着人要有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目标，但是这个新的物种只活在当下，因为他们只关心当下。他们对于我们想要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评判标准不感兴趣，这些标准对于他们也不适用。他们有青年人的自恋，而我们没有，我们都挺招人烦的。他们代表着广大社会年轻人的常态。他们看上去似乎轻浮、粗鲁、强调个人主义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但是你会意识到这种个人主义不仅是对大众同一性的一种反作用，更可怕的是，它是大众社会所接受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对人的价值的无视和冷漠。

对于一部警匪片来说，戈达尔采用的可以说是一种纪实性的背景。在传统的美国警匪片中我们常会找到导致匪徒败落的线索：他可能会暴露出一种虚荣或是性格上的弱点，甚至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而这些蛛丝马迹最终证明是致命的。但《筋疲力尽》却从表现帮派和权势的剧情片式的外衣中去除了电影中常见的匪徒形象：这个匪徒的形象就是被奉为神明的鲍嘉，他在现代意义上是一位浪漫的英雄，因为他除了享受爱情和跑车以外其他都不在乎。这里甚至没有美国电影里匪徒对警察和奸细的仇视。米歇尔不讨厌警察，因为他们只是警察而已。这是个“后局外人时代”[76]的匪徒，他不在意动机，“杀人犯杀人，告密者告密”，对他来说就这么简单。没人在乎米歇尔的死活，他自己也不那么担心自己的生死。

然而戈达尔太喜欢米歇尔这个人物了，他没有让米歇尔成为一个告密者：他可以是一个杀手，但绝不是一个告密者！尽管在一种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德气氛中，米歇尔仍旧是一个像“逃犯贝贝”[77]一样的浪漫人物，并且忠于爱情（他最后临死前的镜头如此具有歌剧效果，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文艺女青年。她问他喜不喜欢正在往墙上挂的绘画复制品，他回答说：“还可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没那么喜欢。她训斥他说：“雷诺阿可是个非常伟大的画家。”他厌恶地反驳说：“我说了‘还可以’。”他们俩谁对此做了更对的回应，这一点毫无疑问。尽管在社会上被认为是个精神病，但他诚实并且可爱；而她也是个神经病，但不是被社会公认的那种精神病——她被社会容纳，却是个忧伤、甜蜜、没有感情的玩偶。

在简·茜宝扮演的那个来自艾奥瓦的帕特里夏身上还能找出更多的讽刺，茜宝曾经被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从几千个美国姑娘里选中饰演那位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而现在她饰演了一个身在法国的“民族女英雄”——一个典型的身在海外的美国女孩。帕特里夏是个幼稚但自信的生物，还有点儿男孩气。她是个新型的黛西·米勒[78]，但不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设想的那个黛西。帕特里夏很独立，但没有道德上的顾虑也没有清教徒式的道德良知或者更高端的志向，那些在詹姆斯眼里可是美国姑娘的特殊品质。但她确实是黛西在新时代的翻版——然而比詹姆斯想象的要邪恶得多：她太自由了，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也不知道什么是罪恶。无论在何处她好像都在玩耍——对待生存，对待工作，对待“爱情”，她都是“尝试一下而已”。那已经是她凭经验力所能及的了。她不喜欢被打扰，当爱人成为一种累赘的时候，她就把他交给了警察。

小伙子被子弹击中后受伤倒地，他在临死前还豪气地想要逗她开心。他仰面看着她说道：“你真是个婊子。”（法语的原话要比这个意思更重）——不是做结论也不是责备，更形象一点说，是一种勉为其难的恭维。她平静地用小女孩的口气说：“这话啥意思啊？”口音里带着乡土气（cornbelt voice）[79]。即便她听懂了，她也不会在乎自己怎么就是个婊子了。她更有可能根本没听懂，反正她才不会操这份心呢。所谓爱情与忠诚的守则，即“如果你背叛了你的爱人那你就是一个婊子”这样的论断，取决于你对情人真的有感情还是只拿他当作没事解闷的备胎。这些都取决于感情，而她在这方面却是无辜的，因为她曾经说过：“当我们彼此对视的时候，我们毫无火花。”一个新版的背信弃义的金发婊子出炉了，这样的婊子不知毁了多少电影中的匪徒，你甚至都不能说她们有罪。简·茜宝扮演的帕特里夏——她的表演很出色——是现代电影中最浅薄的女神加婊子的双料缪斯。在她之后还有《双重赔偿》里诡计多端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和《有这么一个傻瓜》（A Fool There Was,1915）里的蒂妲·巴拉一样，都成了古董。

片中饰演小混混的让——保罗·贝尔蒙多可能是继白兰度之后银幕上出现的最激动人心的新面孔；如果没有强大的才能储备，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控银幕。他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却已经出演了九部话剧和九部电影。彼得·布鲁克[80]说，他是当今欧洲最优秀的青年演员。在次要的部分，影片混合了一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个人形象，特吕弗[《四百击》（The 400 Blows,1959）]和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漂亮的塞尔日》（Le Beau Serge,1958）、《表兄弟》（The Cousins,1959）]以及戈达尔自己都参与其中。这部电影的故事是特吕弗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他将故事提供给戈达尔，后者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编写了剧本；夏布洛尔慷慨地做了挂名的监制。但这是戈达尔的作品，他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电影不是交易，也不是团队合作。人在拍电影的时候总是很孤单，就像面对一张白纸。”他的这部电影是献给曼格兰电影公司（Monogram Pictures）的——这个公司曾经投资制作了很多部低成本的美国警匪电影，一般都是在都市背景的外景地拍摄（《筋疲力尽》的总投资为九万美元）。还有一位重要的电影导演也在影片中现身了，他就是让——皮埃尔·梅尔维尔——他在几年前刚刚完成了一件在电影界惊人的壮举：在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他进入了让·考克托的世界并且导演了一部电影[81]——把考克托最有名的小说《可怕的孩子们》（Les Enfants Terribles）变成了一部杰出的电影，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名字叫《异类》（The Strange Ones,1950）。梅尔维尔被看作新浪潮的精神教父，他在这部电影里扮演一位被采访的名人（真正的名人，也是这场运动的鼻祖，考克托）。帕特里夏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名人故作深沉地和她开玩笑说：“成为不朽，然后死去。”

KPFA电台，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