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并不是蓄意写成的。最初，它只是一个描述尼加拉瓜铁路运输状况的观察报告，在我前一本书中只占一个段落，即本书第四章的开头部分。一位评论家以一种宽以待人的方式对那一段落提出了批评：“其中，必定暗含着许多假定。”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把这些假定从暗处“揪出”来，可没多久却开始了另一番饶有兴味的征程；我原打算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以悠闲思考的方式打发时光，没想到却为“揪出”这些假定而整整干了一年。

我锲而不舍的主要原因对读者而言是有心共鉴的：我所碰到的问题是分析某些经济过程，并有望在较大的范围内阐释社会、政治以及道德现象。为了将其他的内容也串联起来，本书并未以某一学科为分析工具。如附录所示，我所采用的概念不仅可以转换成传统经济分析的语言，而且还会使之更加丰满，但这些概念又决非仅限于传统经济分析领域。我的创作出人意料地轻松，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反而使我感到心里不踏实：“退出”、“呼吁”等概念是不是有些太宽泛了？面对这种担心，我失却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大大地缩减了这本书的篇幅。我思考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竞争与两党制、离婚与美国人的性格、黑人权势，以及某些“不得志”的高官未因越战而下野，而且，我还能将这些问题捏合起来一并考虑，因而，总得稍稍地发挥一下才是。

研究中心为此类项目提供了一个极其惬意的环境。我经常“强拖硬拽”地“缠住”其他研究人员与我“谈天说地”。当然啦，这种方式也是该研究中心口头交流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人与我共度了一年时光，为我提供了很多知识源泉，对此，我深表感谢，并在本书的注释中有所提及。我尤其要对以下各位致以由衷的谢意：G.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他自始至终是我研究项目的支持者，并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观点；R.洛温塔尔（Richard Lowenthal），是他的评论激发了我第六章的创作；T.科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与斯坦福商学院的R.威尔逊（Robert Wilson），是他们的帮助使得本书中的技术分析论证更具说服力。

手稿完成后，A.伯格森（Abrarn Bergson）和A.菲什洛（Albert Fishlow）通读了全文，并提出了犀利的评论和有益的建议。早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学院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为我交流学术思想提供了机会，使我受益匪浅。1967年，D.S.弗伦奇（David S.French）就竞争问题寻查了大量的早期文献，幸而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P.G.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教授，觉得我书中的某些假定特别值得制定一个计划加以验证，我深表感谢。其研究计划参见本书附录。

H.泰尔海特（Hildegarde Teilhet）极富热情和技巧地为我反复打印手稿。

在前一本书中，我的妻子为我做出了大量的奉献；这次，她自作聪明地认定：我能在加州沐浴明媚的阳光。

艾伯特·O.赫希曼，1969年于加州，斯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