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所著《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是他的丰富多彩的论著中的较新一部。施蒂格勒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产业组织和经济学说史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生产和分配理论》（1941年）、《经济学说史论文集》（1965年）、《价格理论》（1966年第3版）、《产业组织》（1968年）以及《公民和国家》（1975年）等。施蒂格勒教授曾经担任1964年度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和1977年度的历史经济学会会长。他的理论建树使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恰巧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那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们陆陆续续接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但一般说来，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历史，尤其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家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的伦理思想基础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写作方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并不完全清楚。而《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阐述，使我们较多地了解到生活在西方社会里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这本著作的好处可能就在这里。

与数学和力学相比，经济学算是一门年轻的科学，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学家们的辛勤努力日益赢得广大公众的密切注意。在施蒂格勒教授生活的社会里，经济学家们不仅组成顾问委员会为国家元首出谋划策，而且还是各家大小报刊的专栏作家。每逢出现新的经济危机或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评头论足，活跃异常，新闻媒介也总是在这种时候寻找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进行采访和对话。由此可见，经济学家受到了社会或者说公共事务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能否作出相反的表述，即经济学家也影响公共事务呢？在这本著作中，施蒂格勒教授用一种犀利的但也不乏幽默和明快的笔调，透过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考察了经济学家在公共事务中的顾问作用，并且确信，在设计和执行政府政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具有影响力。不过，施蒂格勒也提醒读者：尽管不能否定经济学家的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微弱的和难以察觉的”，并且，这种影响是产生于科学的研究而不是产生于空洞的说教。施蒂格勒在本书中所指的“说教”的含义是：经济学家对人们或全体社会所作出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甚至谴责。他认为，一位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像传道士般的说教，而应该把对社会的影响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当然，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未必会被人们迅速地、普遍地接受；即使被人接受，也未必证明这一理论就一定正确。施蒂格勒教授考察了边际效用理论和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这两种理论的命运。边际效用理论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却是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为专业经济学家所完全认可。而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早已从科学研究中消失，但至今还充斥于许多教科书之中。

说教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特征，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经济学家必然是在一定的伦理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和研究，进而提出研究成果的。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说中流派林立，门户众多，那么，就其主流而言，经济学家的伦理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是顺从于精英的知识阶层的主导思想，还是受制于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为核心，还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为基础？施蒂格勒教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此作出了多层次的阐述。第一，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一句话就能解答的问题；第二，他认为经济学家受到了社会的熏陶，因而任何伦理思想都可能形成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源；第三，他认为就主流而言，经济学家主要接受的是功利主义伦理体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数理经济学前驱埃奇沃思（F.Y.Edgeworth）曾经对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作出了这样的表述：“‘机械社会’终有一天将与‘机械天堂’一起出现，分别攀上作为道德顶端的一个最大化原理的南北高峰。如同物质世界中一个微粒或张或弛的运动都不断地从属于累积能的一个最大总量一样，各个心灵的运动，无论因自私而分隔还是因同情而联系，也会不断地去实现最大的快乐能，即天地万物间神圣的爱。”施蒂格勒教授在本书中不乏溢美之词地认为，埃奇沃思等人代表了经济学中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高峰。需要指出的是，施蒂格勒教授本人则是一位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还包括了几篇用数量方法对经济学家的写作方法尤其是引证习惯进行研究的论文。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具备在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的背景，施蒂格勒教授在本书中考察了研究生院对经济学博士们日后写作风格的影响。由于英语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发挥支配性作用，本书对这一作用也作了分析。对于经济学家的引证习惯，施蒂格勒教授主要讨论了经济学论著中引证谁、在何处引证以及引证频率的意义。

对经济学说史乃至思想发展史感兴趣的人，会从施蒂格勒教授的这本论著中获取信息和知识。当然，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对作者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似应有清醒的和批判的认识，以避免食洋不化的毛病。

顺便，我要感谢刘泸生和郭治薇两位同志，当我被其他工作缠住而未能赓续本书的翻译时，他们欣然应允助一臂之力，分别承担了本书第8—12章以及第16—18章的翻译任务。本书第7章和第13章原已有中译文，我们在校译本书过程中参考了这些译文，在此向原译者表示感谢。

贝多广

1989年8月于北京六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