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艾黎·福尔的《写给大家的世界艺术史》,1901年出版第一卷,1911年出版第二卷,1914年出版第三卷,1921年出版第四卷,以其文笔的优雅,字色的明亮,词句间洋溢的诗意,百年以来盛行于法语世界,它不断再版,直至今日,仍是人们爱读之书,是法国书店里常备之书。
35年前,我因准备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的注释,初读此书的英文本History of Art(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 Y. , London,1921),即受其语言的震撼,并从中抽译一段,写入笺释。震撼之余,我也想起1979年有幸在卢鸿基先生与伍蠡甫先生的谈话中叨陪末座,饫闻绪论,知道了伍光建先生的一系列译作,其中就有福尔的《拿破仑论》(商务印书馆版)。几年后,我又在母校的院刊上见到蔡威廉翻译的《艺术史》中的一节《中国艺术概论》,才恍然感到福尔与我校的悠久因缘。这段经历,让我一直关注着福尔的学术著作和传记。34卷本的《艺术词典》(The Dictionary of Art)一出版,我即想从索引中找到他的条目,遗憾的是竟然阙如。后来我在布鲁塞尔买到法语作者纂辑的《艺术史家词典》(Dictionnaire des Historiens d' Art Allemands, 1750—1950,Paris,2010)也未见其。
福尔的《写给大家的世界艺术史》脍炙人口,而他的名姓却在专家的笔下翳如,这种反差大概由福尔不是专业的艺术史家所致。如此的猜想,更引起我对他的兴趣。下面我将勉力为他画出“肖像”。
福尔1873年4月4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大圣富瓦,全名Jacques-Élie-Paul Faure,是商人皮埃尔·福尔(Pierre Faure)与苏珊娜·何克律(Suzanne Reclus)之子。他的两位舅舅,一位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埃利塞·何克律(Élisée Reclus,1830—1905),另一位是人种学家艾黎·何克律(Élie Reclus,1827—1904),都在知识上给他影响。15岁那年,他负笈巴黎,进入拉丁区的精英学校亨利四世中学,不久,他迷上了卢浮宫博物馆和他的哲学老师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著作。从此,对艺术和哲学之爱伴随了他一生。
福尔的大学在医学院度过,接着身为麻醉师在巴黎的一些医院工作。1899年他26岁,递交了自己的医科博士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军医的身份,忙碌在前线。他也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满怀正义地参与了为德雷福斯(Colonel Dreyfus)平反的事件。他还经常为人民战线时代的进步刊物《欧洲》(Europe)撰稿,1921年出版的拿破仑传记曾享誉一时。20世纪30年代,他担心法西斯主义抬头,支持西班牙战争中的共和主义者,反对佛朗哥,还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探望那些战斗者,1936年当选支援西班牙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
有一类知识分子,法国人称之为“忠于智慧者”(un intellectuel engagé),福尔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兴趣广泛,活动范围也广泛,既是批评家、小说家,也是诗人。但他最为人牢记却被专家们所遗忘的是艺术史家。
他对美术的爱好始于中学时代,从医期间也未间断参观展览、访问艺术家的画室。1896年4月7日,他娶了牧师的女儿苏珊·吉拉尔(Suzanne Gilard),生有一女伊莎贝特(Élisabeth)。1921年,卡里埃(Eugène Carrière,1849—1906)为这个女儿画了一幅著名的肖像,卡里埃与罗丹要好,也是福尔的朋友,同样参与过德雷福斯事件。
1902年,福尔开始为《极光》(L'Aurore)杂志撰写论艺术的文章。他热爱塞尚,喜欢戈雅,尤其欣赏委拉斯开兹,对中国和印度的艺术也怀有极大的热情。1905年至1909年之间,他在坐落于巴黎第三区的民间大学La Fraternelle(意为“兄弟之情”)举办了一系列艺术史讲座。以此为基础,从1909年他开始出版其最重要的著作《写给大家的世界艺术史》。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些作品:《建设者》(Les Constructeurs),1914;《圣容》(La Sainte Face),1917;《水火之上的舞蹈》(La Danse sur le Feu et l'Eau),1920;《艺术形式之精神》(L'Esprit des Formes),1927。其中的《建设者》是对塞尚、米什莱、尼采、拉马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评论,这些大师的思想极大地充实了他的观念。但也许,柏格森对生命活力与普遍之爱所表达的诗意,更为磅礴地汇聚于他的笔端。在《写给大家的世界艺术史》第一卷初版导言中,福尔正是以诗人的身份把柏格森所谓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把活力的宏丽特出,也把写作的艰辛劳苦,表达得气象峥嵘:
诗人的心中日夜不辍地回荡着这种声音,这混合着宇宙万籁、人间私语、红尘喧嚣、心灵战栗的声音,这经过扩大、激增的声音,无时无刻不传入他的耳鼓:每当他注目纤草轻轻摇曳,在路途中体察到或雄壮或优美的形象呈现一派生机时,每当他在树木的枝干中追寻潜匿的树汁从根系上升到叶脉时,每当他静观大海波起潮落,像在回应它席卷着的无数萌芽的潮汐时,每当孕育万物的丰富的热能或充沛的雨量将他吞噬淹没时,每当携着生命种子的四方来风反复地告诉他,人类的赞歌是由充溢着大千世界的对愉悦与希望的求助混响而成时,他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对预感中的形影孜孜以求,犹如怀春的少年、发情的禽兽寻觅情侣一般。欲念纷至沓来,他不偏不倚地将它们一一比较,直到有朝一日,那无比优越的形态从中脱颖而出。他一日不将其身心交付与这个形态,它就会一日不离他的脑海,让他为之魂牵梦萦。他注定要终生受苦,直至辞别人世,因为每当他酝酿成熟一种形态,充分阐发一种观念,另一种形态和观念便会接踵而至,令其殚精竭虑;因为只有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失望才能孕育不倦的希望。他不但自己备受折磨,而且他那无法摆脱的焦虑也常常让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吃尽苦头。但是,他的努力不仅慰藉了与之同时代的人,还会宽慰5000 年以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他所留下的形象,将会使能够理解这些形象的逻辑性和确实性的人的能力大为增长。后人在倾听他的声音时,将玩赏他一度玩赏过的幻觉——尽管这种幻觉常常让人望而生畏,但他总会使完满的适应变得崇高。
这是独一无二的神圣幻觉!
这种神圣的幻觉就是艺术。而福尔给艺术的定义乃是“和谐的最崇高、最富表现力的形式,是仰仗对物质和智能的厚爱来证实它的一致性的生动形式”。他的《写给大家的世界艺术史》则是力请语言的神力来阐明这种形式:“言语,只有言语,才能捕捉和保留住我们周围能直接深深触动感官的表象。”
一般说来,法语古典、明丽,不像德语那样晦暗、深幽,因此它总是让基本轮廓闪出光亮,即使进行明暗烁灭的对比,也不能忽视感官的欢愉,就是浪漫,也是对折的浪漫(only half romantic),是浪漫的古典。且看一段由沈宝基先生翻译的罗丹的艺格敷词(ekphrasis):
我们不用参看这段文字所指涉的雕像或绘画,这段文字本身就是一件古典主义的作品。它穆穆在上,明明在下,风神散荡处,令其后生晚辈在谈论帕提侬神庙入口那种空灵的地方也是如此抽毫点注:
这段引文出自勒·柯布西耶的《走向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像他那样的现代艺术家也是以文字为颜料在画一幅古典主义的绘画。这就是法语的优雅。当福尔说:“我所构思的艺术史不是经由准确无误的诗意的移植,而是通过尽可能栩栩如生的诗意的移植完成的,它是由人类建构的造型诗章。”他就是这样结撰自己的文字的。他的整部巨著,一幅幅的图像联翩而来,常常给人画中画或雕像纷至的感觉,就连讲到希腊的地理山水,也建构成了一幅“迢迢南浦,渺渺伊人”的画面,与罗丹的文字同一理路:
福尔的语言堪称是这种优雅的典型。它精致、讲究,越是不露声色的地方越是自然之响而越能自佳,就像一位国色天香,即使不施粉黛,也能让人在远山芙蓉外看出其无形佳丽。本书的译者也是倾其多年心血,揽其英华,缀裁字句,求取情状,奋力把原书的文字奇彩尽泄笔底。所以欣赏福尔的艺术史,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欣赏译者的学问、智慧和才华。谈起译者,不禁想起蔡威廉的筚路蓝缕之功。此处姑且拈取蔡先生的译文一段,用与本书对比,一以觇语言的变化,一以见译事的日趋精细。先看蔡先生的译文:
此段引自1928年国立艺术院出版的《亚波罗》第五期。下面是本书与之对应的译文:
对比这些译文,我们得以见识语言的变化微妙,译者显然也让我们穿透一层,去体味原文的优美和色彩。福尔对批评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的影响,对艺术史家于热(René Huyghe,1906—1997)的影响,也许透过语言,能叫人看得最真切。
然而,戈达尔给他的电影《狂人比埃洛》(Pierrot le Fou)插入朗读福尔论述委拉斯开兹绘画的片段,不是强调“它像一股滑过物体表面的气浪,浸润着物体那些看得见的散发物,以便规定它们、塑造它们,把它们作为一股芳香、一阵回声携带到其他地方,并将它们化为不可胜数的尘埃扩散到周围的环境中”,而是攫取上述文字之后的“白痴、侏儒、肢体残缺扭曲而衣着华贵的小丑,他们的职能只是出乖卖丑,取悦于死气沉沉、无法无天、陷于阴谋、谎言和勾心斗角而不能自拔的权贵”。这样,他就能顺势从另一面向福尔致敬,表明新电影也有教养、有师法,或者用钱锺书先生引证博尔赫斯的话:“事实上,每个作家都创造他的先驱(El hecho es que cada escritor crea a sus precursores)。”
1937年10月29日,福尔因心脏病去世,他的遗体安葬在位于法国西南小镇圣安托万德布勒伊劳伦斯的家庭墓地。当年的12月号《欧洲》向他致敬(Hommage à Élie Faure)。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德桑热(Paul Desanges)又发表了对他的专门研究(Élie Faure,Greneva,1963)。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福尔留给我们的遗产,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文采,我们阅读他的艺术史的目的与阅读其他的艺术史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欣赏他讲述艺术史的语言,享受这位制言者(word-men)遣词研句的意象奇警,风采隽远。
范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