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在技术时代追问技术

我们正身处一个“技术时代”，无论欢呼还是警惕，人们都承认“技术”（或者许多人口中的“科技”）已然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引领着人类未来的走向。它就像中世纪的“上帝”那样，成为又一种“时代精神”，它无处不在，在万事万物中都显示着它的伟力，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围绕着它运转。

上帝虽然不可捉摸，但人们毕竟可以用各种概念的极限去界定它，比如全知、全能，又比如《圣经》中记载了许多明确的事迹，如造物、立约、复活等。无论上帝是否存在，人们都能够谈论属于它的特征和事迹。

然而，这个占支配地位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呢？

显然，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似乎是一类东西的总称。比如说，哺乳动物、节肢动物等，总称叫作“动物”。是不是像“动物”“植物”那样，所谓“技术”无非是采矿技术、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无数技术门类之总称呢？

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这一类被称作技术的事物，究竟有什么特点呢？或者说，这个技术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

朦朦胧胧地在万物中区分出动物和植物并不困难，但是从生物学给出明确的界定并不容易。而我们现在也还需要一门“技术学”，来探究技术的性质和意义。

现代生物学的成熟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标志，通过到自然史中追问物种之起源（图1.1），人们回过头来理解了当今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意义。类似地，我们需要的这门“技术学”，恐怕也绕不开这一课题——到技术史中追问技术之起源。

图1.1　基于进化论的物种分类学

不光生物学如此，事实上，当我们追问任何一种变化中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我们首先也总是要追溯其历史。比如说，我们问“中国”是什么时，仅仅在现成的世界地图上勾勒一下边界，是远远不够的。当“中国”影响着某些观点或行为时——比如我们认定某人是中国人，某座岛屿属于中国，某观念是中国特色的，某习俗是中国传统的——起着作用的并不是一条国境线。人们越是能够理解“中国”之历史，就越是能够理解“中国”之存在究竟是如何体现于当今世界的。类似地，当我们追问某个人是谁时，我们也总是要介绍他的“事迹”——他出生于何地，学过什么，做过什么……

在追溯历史时，“同一性”并不总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是追究一个人的过去，我们也时而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十年前的他和现在的他算是同一个人吗？而当我们追究的并不是一个个体的历史，而是某种笼统的聚合体的历史时，同一性问题往往更加凸显。比如“中国”在历史上分分合合，沧海桑田，你又凭什么说两千多年前一个叫“秦”的国家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的过去”呢？

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浩如烟海，可以被追究和记述的事情也是数不胜数，但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预先贴好哪些属于“中国”，哪些属于“技术”之类的标签。要从纷杂史料中梳理出技术之历史，我们似乎必须知道究竟哪些是技术。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循环”。我们追问技术是什么，就要去追究技术的历史；而我们要理清技术的历史，又必须知道什么是技术。

好在，这样一种循环并不是恶性的。当我们研究某种静止的、固定的东西时，陷入逻辑学循环可能是致命的问题，但当我们讨论的是某种历史性的事物时，这种“认识论循环”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的《媒介史强纲领》[1]一书中，我已深入探讨了这一“认识论循环”的意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考阅读。本书的定位相对更通俗一些，就不再继续这一哲学讨论了。

言归正传，以上的讨论无非是想要说明本书的定位和结构——本书旨在讨论，在技术时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本书将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之间穿梭，试图理解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