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双循环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2020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顺应未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推动国内大循环要避免陷入误区

双循环的提出有它的特殊背景，即美国退“群”，实行单边保护主义，破坏WTO（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经济战”等，对中国实施“断供”，以及所谓的“脱钩”“去中国化”等，这使得我们的产业链存在断供风险，国际循环不畅。为应对国内外形势结构性转变，我们要更多依靠国内循环，利用我国的超大市场，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拉动供给，创造需求，使我国经济进入更好的良性循环。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

从统计数据看，国内销售产值的增加值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85%，而出口尽管总额较大，但其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5%左右。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14亿人口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大市场优势，把各方面的需求调动起来。

其一，激发消费潜力。传统一般消费品制造业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根据经济学方面的分析，1万美元通常是一个坎儿，达到1万美元，人们便开始高消费。这种高消费不是很奢侈的消费，也不是比发达国家居民高的消费，而是在居民收入中，消费的比重会逐步提升，储蓄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进入新的消费阶段。我国有14亿人口，低收入居民、中等收入居民以及高收入居民消费的有效需求均不足，消费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优化社会分配结构，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多层次、多元化的内需市场，不断提升大众的消费能力。

其二，拓展投资空间。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体量，更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一是推动城市化、城市群发展。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发展的中期阶段，美国、欧洲的人均GDP已达五六万美元，我们刚突破1万美元，仍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城市化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大城市群达到1.5亿至2亿人的规模，以中东部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也达到3000万至5000万人的规模，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这些城市群通过快速交通，将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甚至周边的农村连接起来，解决房地产和其他的供求关系，有效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从而促使国内的市场能够更好地循环起来。二是深挖数字经济潜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子商务市场，引领全球。我们应用数字技术的速度也非常快，各个领域不断出现新技术、新的互联网公司，这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集聚地。同时，数字技术的惠及面很广，除了惠及电商，也惠及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中国有14亿人口，网民数量众多，互联网的覆盖率不断攀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各种产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且规模巨大，我们要在这方面做好文章。

第二，双循环的重点不只是扩大内需，还要在供给侧使产业链、供应链更好地循环，也要更好地创造需求。

其一，供给侧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自主科技创新，这是破除产业链断供，畅通双循环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中，中国必须具备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补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保障，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机构，以及跨学科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吸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原始创新研究，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对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加大对战略高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找准源头性技术创新领域，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发展好民营经济。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风险都极大，这需要民营企业家积极推动。中国的体制优势在“模仿攻关”阶段比较明显，但在“无人区”创造阶段则会式微，因此政府应该制定激励创新的机制，如保护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创新创业等，让千百万的企业、企业家、科学工作者“胡思乱想”，不断产生新点子，创新创造。二是政府可以制定设置孵化器等普惠政策，并投资一些创新项目，鼓励科技创新。但是政府不能引导和规定发展哪些产业，要敞开这个口，让市场去配置，让企业去创新。三是让市场发挥作用，吸引、鼓励风投资金进入市场，进行市场化资源配置。政府各类奖励补贴，可以以风险投资基金的市场化方式支持，避免出现市场扭曲；政府基金也可以学习风投的做法，积极“跟投”市场关注的行业，分担一部分风险；如果项目成功，就要提前退出，让利于市场，不以高额回报为目的，这样更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这就需要政府一方面鼓励创新创业，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梳理、分析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鼓励一些基金进入这些领域，鼓励产业内部重组，鼓励企业优胜劣汰、兼并重组，使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其二，深化体制改革，包括供给侧、产业链、供应链等，消除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各种梗阻。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是促进经济发展，畅通供给循环的关键。过去，我们曾面临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资金不到位、有需求没供给、有供给没需求等供需错配、结构性问题，存在很多梗阻。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审批环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政府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打通交易环节、流通环节、物流环节存在的一系列堵点和梗阻，消除市场上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促进供求关系进入良性循环。

其三，以供给创造需求。一是以更多好产品、更加多元的消费方式拉动需求。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短期内因以前过热而产生的“过剩产业”要转型转移，要改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不能一味“停产”。同时，要积极创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满足各类消费需求。二是通过降低成本拉动需求。完善政策支撑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除了企业要通过自身转型升级有效降低成本外，政府也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帮助企业降低包括税收、资金、劳动力、土地、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各项成本，为企业纾困，让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研究和生产，从而更好地刺激需求。

双循环要继续做好国际循环

双循环没有否定改革开放，更没有否定国际循环。双循环中的国际循环的意义，不在于卖出多少东西，而在于学到多少知识和技术。这样，一旦面临断供局面，我们还能继续支撑和发展下去。因此，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继续学习，继续做好国际循环。对中国企业来讲如此，对跨国公司来讲也如此。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就是中国GDP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内部循环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跨国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要继续做好国际循环，形成全球利益共同体。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仍然落后，尤其是在主要技术产业领域，联合国260多项子产业的1200多项次级产业中，我们有600多项是受制于人的。600多项依赖别人，缺乏最先进的技术，要追赶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依靠国际循环。继续做好国际循环，就是要继续扩大开放，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向世界学习。只要别人比我们先进，我们就要向人家学习。与研发相比，后发优势的学习成本是最低的。当然，在学习过程中要提升研发能力，只有继续开放，才能具备提升研发能力的条件。同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了解国际标准，才能知晓国际竞争现在的水平，进而才能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即发展自己的优质工业的那套理论和政策，早期拉美均采用过，但最终都没有发展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温室”里长大的产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比不过人家，并且不知道国际标准是什么，所以根本无法竞争。一旦封闭，就无法竞争，无法具备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要继续开放，继续学习，继续推动国际循环。

纵观当今世界，全球化不可逆转，全球化进程仍在继续。即便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政策，使得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但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全球化最初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尽管全球化导致美国一些产业衰败，美国的一些政客便利用工人的失落感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跨国公司为了获取利润，依然在思考如何在全球更好地配置资源。因此，全球化的原动力没有改变。尽管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存在一些反全球化的势力，但是从全球来看，支持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比当年更多更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初，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是有疑虑的，认为跨国公司是来剥削自己，搞新殖民主义的，所以不是很支持。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发现自己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特别是从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看到了可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机遇，因此现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都支持全球化。从这个意义来讲，全球化不可逆转，多边主义不可逆转。我们生活在一个多边的世界，某些消极因素可能猖獗一时，但长远来讲，它们无法改变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我们的企业要想继续发展，仍然要有全球化思维，思考如何在全球市场更好地发展自己，更好地配置资源。

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可能改变的是全球产业链重组。多元化产业链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全球产业链过多集中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断供。全球产业链重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产业链重组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产业链在重组时会考虑在地理位置上对自身的影响小一点，产业链不在自己国家的，也会尽可能放在离自己国家近的地方。因此，全球可能在三大区域——亚洲、欧洲与非洲、美洲——形成三大相对完整的生产供应体系。这三大区域都有较齐备的资源要素，如市场、资金、技术和廉价劳动力等，这些要素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再全球化”。其次，根据成本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产业链可能进行局部调整，一些企业会进行迁移，如一些跨国公司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国家，有些公司会将产业布局在中国等。虽然全球产业链会出现局部调整，但基本的趋势和逻辑不会变，即中国的市场、发展机会、资源、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会吸引更多公司。目前，我国的进出口增速双双“转正”。我们成功控制了疫情，实现了复工复产。其他国家受疫情影响，复工复产没那么顺利，这使得海外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但当地的供给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这些需求很大一部分就成为我们的外贸出口机会。因此，中国仍要继续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外贸，继续做好国际循环，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通过双循环迈向发展新征程

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某些方面处于“锯齿型引领”状态。所谓“锯齿型”，即在某个领域“你有在前的，我有在后的”，但在另一个领域“我有在前的，你有在后的”，彼此各有千秋，各有长短，不再是我们完全落后，他们完全领先。因此，美国的一些政客企图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想方设法以各种策略遏制中国（尤其是引领型）的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内外形势变化，我们应继续保持高速或正常增长，保持5年、10年、15年、20年稳定的经济增长，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当那些国家意识到无法遏制中国的发展时，就会跟我们谈合作。此外，在国际形势逆风逆水的情况下，我们要形成全球化“黏合剂”，通过技术发展、技术进步连接全球，通过数字经济连接全球。在数字经济领域，只要那些国际不脱钩，只要继续在这条链上，我们就能继续发展，保持发展态势，还可以继续和它们交流，从而使得我国在国际多元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做更多的事情。

“十四五”期间，我们仍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打通堵点，消除各种梗阻，畅通国内国际循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