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问答王志纲之一
在二十一世纪的坐标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以及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对策,已成为西方各大企业乃至研究机构的必修课。因为中国机遇是世界上的最后一道盛宴,所以引得外国人纷纷来分享。而对于数百年西风东渐的中国来说,一个古老的命题——如何用东方智慧解读中国,也浮出水面。可以说,谁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中国国情,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踏实敦厚的山东
问:王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胶东半岛的问题,我来自胶东半岛,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山东的发展前景和问题?
王志纲:我与山东的渊源很深,这些年来除了南方,我最关注的就是山东。我比较深入地介入了山东一些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对山东有几句评价传得很广。
第一句话是我在当记者的时候说的,我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东就像一部日本小轿车,反应敏捷,一启动就走;而山东则像一部沉重的大卡车,启动很慢,但一旦启动就势不可挡。”这是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对山东的看法。1993年我拍完一部讲述珠三角改革史的大型电视片《南方的河》之后,烟台市请我去,专门在胶东半岛跑了半个月,拍了一部片子叫《北方的躁动——胶东纪事》,在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还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所以说我对山东有比较直观的感受。
第二句话是“山东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路线下也是模范”,因为山东人一直听党的话。山东人习惯于听老大的话,只要你是老大,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宋江,替天行道,兄弟们都来了,招安的时候虽然不愿意,但大哥说了话咱们还是得去,这就体现了山东的特点。
下面回答你的问题,山东半岛经济增长仅次于广东,这是很不容易的。今天山东的经济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山东的产业结构比较均衡,不像广东没有资源,纯粹是靠制造业和加工业。这些年光是靠煤炭等原材料涨价,山东的GDP就接连翻番,这是山东的有利条件;其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确在中国北方城市群、城市带中条件优越,既有大的港口城市青岛,也有二线城市比如说威海和烟台,还有很多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比如潍坊,结构是比较好的。而且在东北亚经济圈中山东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青岛和烟台有几十万韩国人扎堆,有些韩国人原来只是租房住,后来干脆买房住了下来,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能遇见韩国人。
现在的城市经济首先考虑的是世界级城市。这个刚才讲过了,大上海、粤港一体化、京津一体化形成的大都市圈;第二个层面是第四极的竞争,山东原本有很好的条件,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困难。国家形成了环渤海战略,真正的老大是北京和天津,山东和辽东作为双卫,是护卫者和参与者。而在中西部方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成渝这两个节点城市,注定了辐射和聚合半径是很大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山东半岛城市群未来的功能和作用,山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已经排到了第二、第三位,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山东的。谢谢!
◎ 后发制人的贵州
问:王老师您好,您刚才讲到城市战略,我们说“云贵一家亲”,现在云南省的旅游很发达,比如丽江,那么请问您如何看待贵州的发展呢?
王志纲:这个小姑娘是我的老乡啊!我在中国任何地方演讲都会碰到这样的小插曲,我的老乡提出问题来:你帮了很多城市,为什么不更多地帮帮贵州?近来贵州开始成为热点,落脚点是旅游。云南和贵州是一家,云贵高原云南先行了一步,通过旅游立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人们认识了云南,从而拉动了第三产业如生物制品、花卉产业的发展。下一步贵州也要迎头赶上了,国家旅游局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旅游九五看云南,十五看四川,十一五看贵州”。
现在的贵州已经开始在旅游方面后发制人、后来居上了。前不久我去贵州与龙永图先生进行了一次“论道”,关于贵州我说了八个字:“咫尺神秘,稀奇古怪”。什么叫“咫尺神秘”?贵州的区位优势是非常突出的,距离广州只有一小时十分钟的航程,从北京、上海去云南都必须经过贵州,这是个交通枢纽;贵州是目前中国气候最宜人的地方。目前全球温室效应严重,特别是南中国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人们就发现了贵州凉爽气候的价值,所以贵阳的定位是“避暑之都”;什么是“稀奇古怪”?人们到了贵州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稀缺的风光和资源、奇特的人文和景观、古远的历史和传说、怪异的民风和民俗。最近我正在帮助贵州做一个项目,深入挖掘之后,我自己都吓一跳,没有想到贵州有如此神秘的地方,比如说夜郎古国、乌蒙文化,各种各样的民族风情更是多得不得了。我估计以后贵州菜将会大行其道,贵州的酸汤鱼、苗岭鹅等东西原来不为人知,现在伴随旅游的兴旺慢慢被人发掘了。
这次我去贵州,到贵阳的飞机票都买不到,为什么?全中国都发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很多人到那里去。贵州最近在旅游方面有两件大事:要修一条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到广州。两条路修通以后从贵阳到广州坐火车三个小时,坐汽车五个小时。这个项目一旦成功,贵州的后发优势了不得。我现在担心的是机会来得太多太快,人们都发现了贵州的神奇和魅力,但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拥而入的人们糟蹋掉了好资源。我们这次去贵阳做策划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把握资源,怎么保护性开发。总之一句话,我认为云贵一家人,云南打前锋,贵州打后卫,假以时日,五年到十年之内,肯定能在中国成为旅游业中的瑞士,这种条件是很优越的。
◎ 独辟蹊径长株潭
问:王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长株潭一体化的问题。长沙北有武汉,南有广州,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话,其优势和潜力在哪里?怎样才可能实现一体化?
王志纲:这个同学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长株潭一体化意欲何为?上海成了世界级城市,周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都主动要纳入大上海城市群,温州和宁波都要花很多工夫才能被接纳为其中的一员,因为它有强大的辐射力,大家都去投靠它。那些做不了世界级城市的可以朝区域中心城市努力,只要有条件的都要走这条路,要走这条路首先要提高城市首位度。辐射其他城市暂时做不到,锁定我湖南三湘大地这是能做到的,只要锁定湖南省的中心并向我来聚合,就有条件去跟其他省讨价还价,所以说长株潭一体化是明智之举。
但是城市化除了做大堆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个性、魅力、核心竞争力。一位中科院院士做了中国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我觉得他有句话说得不错。他说中国的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三个毛病:第一个是大城市不大,第二个中城市不强,第三个是小城市不特。长沙有一样东西已经在冒头了,那就是文化产业,如果把握得好的话在特色上和辐射力上是可以跨越地域的。你们看湖南一个小小的地方电视台敢挑战中央台,“超女”、“快男”还有金鹰节,搅得全国天翻地覆。另外,中国各地夜总会打歌的DJ也有大批湖南人。湖南这个地方虽然是经济小省,却是个文化大省。我认为下一步长沙借助文化产业可能会大有作为,我也可能会去参与这个平台的搭建。
◎ 辽老大的涅槃
问:王老师你好,上次你讲的是中国三大经济圈和中国改革试验区的情况。我想问个有关辽宁的问题:辽宁从2002年以后,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应该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辽宁的五点一线、沈阳铁西复兴以及全省的工业走廊。从2006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辽宁从总体上来讲呈现出非常蓬勃的局面,辽宁的定位是成为世界新型装备制造业中心。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是站在整个东北亚的战略高度来看沈阳和大连的,他希望把大连建设成东北亚的门户,要把沈阳打造成一个东北亚文化、经济的中心和新型制造业中心。我想问一下,你怎样看待辽宁?沈大将来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中具有何种战略地位?辽宁在东北亚整个战略大格局中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谢谢!
王志纲:我前天刚从沈阳回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就是报春的布谷鸟,哪里有我们的歌声,哪里的春天就来了,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有它的道理。我这次去沈阳是干啥呢?现在我们有很多大的项目在那里,而且我们的这些项目都是大财团几十亿上百亿地投向那里的。
原来我在新华社就一直很关心东北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它潮起潮落循环的几个阶段。记得我1988年去东北的时候,那时候辽老大遭遇了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原来辽宁作为辽老大在中国是非常风光的,整个东北都是非常风光的。当时我去的时候见过省委书记,还有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他们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他们把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归结成为四句话,说“广东靠南洋,北京靠中央,山东靠老乡,咱们东北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些年我做过很多战略以后有了一些影响,什么叫战略?最适合你的商业模式和操作模式就是最好的战略。如果错位了没找到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特性,一个城市需要最适合它的模式或者说战略,比如说重庆和成都,这两个城市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一个阳刚,一个阴柔。重庆是制造业,有点像沈阳,很多人都是从军工厂出来,过去拉来复线,一辈子就会拉一个来复线。他们原来只是大工业上的一个零件,这个工厂不在的时候你再让他去创业,他怎么创业啊?根本不具备这个可能。沈阳也是这样,这一地区的悲剧都是这样造成的。当一个传统的工业改组以后,人们需要重新创业,走出去发展经济,但是沈阳的人们没有这个能力转型。成都就不一样,成都多年来是一个消费城市,是一个休闲城市,所以你让它搞重工业根本不可能。但是你可以让它去搞休闲旅游创意,比如一些养生的东西,它的川菜做得全国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到处都是它的火锅。成都还出玩家,网络啊,动漫啊,它做得好了全中国的人都愿意到它那儿去。
一个城市有它的性格,关键是你赶到了哪一波行情。整个东北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重工业是最能够体现它性格的,因为它是辽老大。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重新洗牌,辽老大找不到感觉了,东北找不到感觉了。我到了俄罗斯以后觉得辽宁就是俄罗斯的缩影,前苏联解体之后就造成了很多工人失业,辽宁当时也面临一次劫难。到了1993年我去就感觉整个东北都变了,都停了。那个时候我到了沈阳,那么多下岗工人,整个市区那种感觉就像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形一样,人们找不到希望,陷入了迷茫。而最近这两年我去了以后才真正感到现在又轮到辽宁了,轮到东北了。
中国的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以轻工业和出口加工实现原始积累的过程已基本完成,下一步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会进入一个重化工时代。轻工业巨大的提升需要有重化工配套,所以中国必须重建重工业。当然必须记住,绝不走前苏联那个时代的“傻大黑粗”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重工业。在这种背景下面环顾中国,辽宁既有发展基础又有工业传统,还在环渤海工业经济圈当中占有一个有利的位置,所以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最后无非就是人和,就是思路决定出路,找到一个科学的思路就能搞好。所以刚才这个同学提出的一系列的辽宁和沈阳的战略啊,沈大将来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战略地位啊,其实都是在落实这样一种打法。现在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事情,一个是英特尔三百亿已经砸到了大连,另一个是沈阳和大连的高速铁路竣工指日可待,一旦高速铁路修通,两个城市同城化,下一步的沈阳、辽宁都不可小看。谢谢!
◎ 新“四化(划)”——谋划、策划、规划、计划
问:王老师你好,你讲课过程中展示的几张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你好像是在成都,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坐在下面听你讲课。我想问你的是像城市规划这么大的事情,你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群众还有你这样的民间智囊分别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中国或者国外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的?
王志纲: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义。这个同学讲到决策程序的问题,这些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几种:一种叫强势政府,一种叫弱势政府,一种叫民主政府,是哪种政府跟这个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最喜欢什么样的领导人呢?敢说,敢干,铁腕人物,脑袋清楚。我最害怕的是那种磨洋工的,方案出来以后要民主化,要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七大姑八大姨大家坐在一起,开了几天会,议而不决,民主程序全走完以后,创新途径也没有了,机会也错过了。大家想一想,所有人都来参与的时候,其实谁对这个项目都不完全清楚,完全是盲人摸象,刻舟求剑,最后能搞好吗?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当前风起云涌的格局下面,思路一旦清楚以后,政府和主要领导的决策非常重要。
我跟很多地方合作的时候经常告诉大家邓小平的一句话,小平同志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听得懂经济,我党懂得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懂经济,所以朱镕基可以当总理。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说太霸道,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这就是政治领袖高明的地方了。他决策,但是他很谦虚。最可怕的是啥?是领导有权力,没知识,敢蛮干,由于权力可以无限放大他的胆量,这就会给当地带来灾难了。
这些年做完许多区域和城市的战略策划以后,我发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诟病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城市的同质化,几乎全中国的城市都是大同小异,路灯全是葵花灯,一搞广场全中国都是大连的星海广场,一发现房地产对经济拉动作用很大,全国都搞房地产,最后全中国同质化。原因在哪里?其实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自身的操作和思维方式,我们的地方领导看到什么好,就赶快找设计师来,照搬过来。他不会想到你能够想到这个,别人也会想到。你前脚刚走,别人后脚就赶到,最后你搬过来,只不过比别人早搬了五分钟。最后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城市同质化了。第二个问题是城市建设是短期行为,拆了建,建了拆,换了新领导就要推倒许多项目,重新来建。怎么办呢?要在思路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做成都战略时感悟最深的,总结起来就是重提“四化(划)”。
第一是谋划。新的领导上来以后,他必须要吃透上头的精神,了解下面的民情,要承上启下,左右逢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了解整个全球化的过程,按照一种错位经营、差异竞争的方式找到自己的特色,从而把当地的个性找出来。第二是策划,找一个超脱的中立的机构,请他们来评头论足,拿出一个科学的方案。然后第三步才是规划,这个时候的规划就有神了,就有魂了,就个性化了。最后是计划,就是把这个“魂”具体落实下去,然后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来规避蛮干和同质化的问题。我们工作室出过一本书叫做《城变》,把这些重要的积累都放在里面了。
2007年末中央电视台请我参加了一期《对话》节目,我作为嘉宾和三位市长对话。如果你看了这期节目你就会发现,现在中国的官员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昨天那种靠摸着石头过河,觉得哪里的东西好就去搬点过来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