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世界城市争夺战
中国近三十年的城市化浪潮超过了过去上千年城市化的结果，而且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解决“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的弊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要走向何方？
就天时来讲，我常感叹我们这代人躬逢其盛，能亲身经历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一辈子活出几辈子。就地利而言，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为青年人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所以人生规划不仅仅是选择一个职业的问题，而应放宽视野，着眼未来。
把握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势要抓住三个关键词：全球化、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伴随着信息以及交通技术的发展，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中国百年前的屈辱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趋势，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成就正是顺应了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化的合作与分工中，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相对优势，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发展的代价也正在此。中国承接的低端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低端产业已经无可转移，能不能实现升级换代，能不能上这个台阶，这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产业的升级换代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是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的。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城市化率是个硬指标。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到百分之十，头十年里不到百分之二十，头二十年里不到百分之三十，而在最近这十来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
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四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过度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扩张过快导致城市建设的无序、庸俗化和同质化。三十年城市的高速发展进程像黄河壶口大瀑布一样，携石裹砂，泥沙俱下，带着生态、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给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应该何去何从？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城市化率在百分之二十以前增长缓慢，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高速发展，而到百分之七十以后再度放慢。欧美城市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它的城市化就不再是大规模建设，而是升级换代。就好比盖房子，房子已经盖好了，接着是装修。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三百年的历程，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时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多重转换，现在中国的城市同样面临升级换代的问题。
城市是工业文明的孪生兄弟，有了现代工业，需要集约化生产，才有了现代意义的城市。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在全球化竞争中能不能占据主动权，首先表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上，取决于有没有世界级城市，有多少国际化的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历史的聚光灯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中旋转、选择。
◎ 全球化下的世界格局
世界城市有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的必然是伴随着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而产生的：第一个世界城市是英国的伦敦。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我们讲的股票、期货、银行制度，甚至篮球、排球、高尔夫等规则都是英国人制定的。他们抢占了历史发展的先机，有些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延续下来就成了公认的规则。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时代，伴随着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势力扩张，伦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中心城市。伴随着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的地位受到威胁。当世界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之后，原来工业城市的布局束缚了发展。伦敦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转型期，如今转型已经完成。泰晤士河以前也像咱们现在的长江、黄河一样，污染很严重，后来慢慢恢复，又变得澄清，伦敦重新成为宜居城市，成为全球知识、创意、金融和信息中心。
财智论语
随着城市空间的变化和产业的新陈代谢，往往是那些更能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复合效应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性格和特点的产业占据了城市中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城市产业的“腾笼换鸟”。
伴随着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英国变为美国，纽约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全世界政治中心（联合国所在地）和金融中心（华尔街）。二战之后，各国力量的对比更多是通过经济力量的对比来体现的，美国利用战后确立的霸主地位把它的一套金融、经济体制推销到全世界，都按照它的规则办事，纽约成为世界中心。战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京这个超大型城市也成为世界城市俱乐部中的巨头。
比这一层级稍微低一点的，但同样是世界城市网络中重要节点的城市还有巴黎、新加坡、香港，甚至还包括崛起中的迪拜，它不仅是欧亚之间的重要航运枢纽，而且它的稳定和繁荣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将其作为中东地区的世界城市。
今天的世界基本上是以这些城市为中心运转的，它们引领着世界潮流，全世界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以这些城市为节点而流动。在这种背景下所有有雄心的城市都渴望挤入这个巨人阵容。我记得十五年前广州一位农民出身的市长一上来就提出要把广州打造成世界级大都市。他很自信，但他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什么叫世界级都市？他想的是香港，香港不是有摩天大楼吗？把中环搬过来不就是世界级城市了吗？所以就搞了一千亩地，做了个珠江广场，规划按照容积率30%～40%来建。但由于这个想法脱离了城市自身的定位和发展阶段，这个广场到现在还没有建起来，摆在那里十五年了。他这种雄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可能会出现两个世界级都市，这与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和未来巨大的潜力有很大关系。国家力量的对比会在世界城市的能级上表现出来。纽约和伦敦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美英力量的消长，中国的崛起也会在中国城市的地位上升中表现出来。上海已经成了全球认可的世界大都市，成为中国的门户。全球性机构要进入中国，首先要选择上海；中国企业要想与世界对接，也大多选择上海，于是上海就成了一个变压器，一个枢纽，价值便凸显出来了。上海崛起的同时，便是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失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北京要想成为世界城市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世界城市都是拥有出海口的。可以说，没有海洋、没有港口的支撑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城市的。其次光靠北京的自我循环是不可能的。北京城市的能源环境压力已经不堪重负，需要形成城市群来为城市带分流压力，并且拉动周边地区发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京津一体化。
六年前我去天津，那时的天津风雨飘摇，经济比较落后。我与当时天津的最高领导聊，为什么天津不主动向北京靠拢，接受北京的辐射呢？他说他们请了美国一家很大的咨询公司做战略，得到的建议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北京做什么天津就不做什么。北京没有海，所以天津要往海边走，于是集全市之力打造了一个塘沽经济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单就开发区而言算是很不错的，但与天津之间有个真空地带，不能有效地接受天津的辐射，反过来也没能最有效地反哺天津，天津的经济仍然落后。
2006年北京有个重要举动，就是对城市的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位。北京原来的定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在新定位中不提“经济中心”。这很难得，说明北京的领导有世界眼光，过去那种大而全一个都不能少的做法是自然经济的做法，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必须搞错位经营、差异竞争。“人无我有、人有我先、人先我变、人变我快”。在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结构中，怎样成为太阳和月亮，让周边的城市好像星星一样围绕左右？只有扩大能级、形成集群，加大聚合和辐射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真正具有竞争力。所以北京和天津，不管哪一家，要想做大必须联手，京津必须一体化。如果京津不能一体化，别说上海，恐怕连珠三角都比不过。
要想实现京津一体化，北京就要给天津让利，怎么让利？配合天津的滨海战略。北京不提经济中心了，让天津一把拿过去，将自己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北京怎么办？四个定位：第一，国家首都；第二，历史文化名城；第三，世界城市；第四，宜居城市。这最后一点“宜居城市”现在还众说纷纭，争议很多，北京怎么能宜居？但是人们一边骂，一边还是拼命往北京挤，为什么呢？宜居的前提是宜就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许多有志向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还是想留在北京，因为机会多。要实现宜居就要把传统的制造业移出去，腾笼换鸟，把第二产业甩给天津，北京则可以通过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来辐射和覆盖更大的区域。假以时日，高端人士越聚越多，低端产业越来越少，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北京可能成为真正的宜居城市。
伴随北京这个重新定位的出台，天津一下子如释重负地把自己的头扎进来了。两个城市的互补性变得更强，一个专注于做上肢，一个做下肢，一结合就成了一个整体了——两个巨人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一形成，大家的思维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考虑两城共同起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在这个大的格局下面，中央又适当地给了天津一些优惠政策，天津就有了天时、地利（临港），加上更新观念，可以说遇到了千年未遇的良好机遇。天津现在成了整个中国目前最热闹的投资热点，大批的世界500强企业，包括国内很多大的民营资本开始抢滩天津。2008年，北京市又适时地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京津城际铁路。这本来首先在上海和杭州之间喊了很多年的，但最后却先在京津间实现了。“三十分钟改天换地，两城一体共享繁荣”的梦想从纸上变成现实，从看得见摸不着，到看得见摸得着，人们真正感受到京津一体化了。
为什么东京、关东地区可以有3000多万人口这么一个大城市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新干线。很多在东京上班的人可能是在300公里外的地方居住的，晚上回去，早上过来，300公里只坐一个小时的火车。为什么这些年来北京房价居高不下，越炒越高，越高越买，越买越高呢？就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小青年北漂都往北京挤，怎么办呢？北京只能摊大饼，三环、四环、五环到六环，到六环还是承受不了。最后终于幡然悔悟，应该学东京、伦敦，有个一小时、两小时生活圈。当北京的小白领到天津去的时候，北京的压力减缓了。北京释放了压力，天津也被拉动起来了。
两城一体将优化这一区域的资源配置，大大提高区域竞争力。在解决同城化的问题上，许多城市喊了许多年，比如长株潭一体化，粤港一体化，成渝一体化，还有广佛一体化，广州佛山只一步之遥，喊了十年现在这趟列车还没开通。在中国需要一体化的地方有很多，这些城市一体化的真正实现，将是中国城市化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下一步北京要发展成为宜居城市，真正的腹地拓展就有赖于天津。北京的很多产业是完全可以甩到天津去的，像现在甩到大山子、顺义、通州一样，无非是多了十分钟，性质是一样的。从这方面讲，天津就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京津双子星是有可能争夺世界城市的位置的。
◎ 一体化下的区域态势
北京和上海争夺世界城市，其他城市怎么办？这是各路诸侯都在思考的问题，成不了世界级城市，我能不能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成为一个区域的领跑者？一个城市的能级不够，能不能几个城市联合在一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区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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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在全球化的合作与分工中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也受害于这种不计成本，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中国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产业的升级换代，城市的腾笼换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每一次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变革都孕育着新的机会，意味着重新洗牌。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广东省委提出了一个“追龙计划”，希望广东在20年之内赶上亚洲“四小龙”。当时广东省委、广州市委，还有深圳都已经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没想到这个“追龙计划”追到1997、1998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发力，特别是通过1999年的APEC会议向全世界亮相以后，获得世界的满堂喝彩。以此为转折点全球纷纷看好上海和长三角，开始冷落珠三角。其主要标志是国内和欧美的大财团和总部纷纷登陆上海。原来一些看好珠三角的海外资本也纷纷东移，飞往苏南。在这一过程当中，江浙一带的省份利用自己非常活跃的民营经济完成了从农民到绅士的转型，形成了很多品牌企业，特别是浙江省。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通过整合江苏和浙江，延伸到包括安徽和江西等省，形成了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左右人口的经济体，其总量已经超过了珠三角。
原来广州深圳等珠三角的城市一直自我感觉极好，相互看不起，在长三角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深圳和香港这对难兄难弟终于走到一起了。上海的崛起不只是直接打压了广东，而且挑战了香港。香港感到它作为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人才中心还有科技中心的地位都受到威胁。由此这两个城市嚷了二十多年的一体化终于尘埃落定，就像冬天里没穿衣服的两个巨人一样，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共渡难关。这个时候中央又不失时机地给它们提供了催化剂，温家宝总理到香港的时候送了香港一个大礼，就是所谓的CEPA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让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产品比全世界其他加入WTO的国家和地区提前五至十年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在这个背景下，香港和广东开始进行一体化的具体落实，包括香港开辟了对广东居民的自由行，凡是广东的居民凭身份证就可直接进入香港；甚至还包括交通一体化的问题，香港现在已经在规划里面把它的地铁直接修到了皇岗口岸的边上，而深圳在修地铁的时候也把接口留到了罗湖，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能够实现城市交通一体化。另外有个经典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桥，也是嚷嚷了一二十年，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多年前就开始在构想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中央的同意，得不到社会的呼应，现在已经基本敲定。这个桥一旦竣工，从香港到澳门和珠海，就会形成一个香港跟整个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格局。
这个格局形成之后，香港由于有了珠三角更广阔的腹地，特别是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腹地，它的第三产业如现代服务业和航运、物流、金融等都会得到最有效的支撑，将会成为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都极具竞争力的一个区域。原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推出了一个泛珠江三角洲战略——“9+2战略”，这个战略认为要应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必须要一步到位，必须要把自己的腹地和空间做得更大，必须在那些关联性很强的城市之间建立一个空间和平台。这个战略获得了9个省的呼应，不仅是广东，包括华南地区的广西、湖南、湖北、海南，甚至还加上旁边的福建、江西、甚至还有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把整个西南和华南，还有华东的一部分整合到一起，再加上香港和澳门。由于这个思路和这种战略的提出顺应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潮流，而且这些城市之间本身存在能级的差别，第一世界是广东，第二世界是江西、湖南这些省，第三世界是贵州、云南、广西这些省，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梯度传递和梯度推进的关系，互补性很强，由此形成整个中国甚至亚洲都不可小看的一个新的经济圈——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形成以后，上海又感到很大的压力。社会就是在这种竞争当中相互制造压力，促使对方去创新，去发展。
◎ 中国的“第四极”
伴随着北京调整城市战略，国家调整京津冀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战略，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发展的第三极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其他的区域都在争夺所谓的“第四极”：第一极是长三角，第二极是珠三角，第三极是环渤海，第四极在哪里？如果能成为“3+1”格局中的“1”，就可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权。
现在有几个区域都在做这样的努力：第一个是辽东走廊，也就是“沈阳—大连”这条线；第二个是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半岛城市群，辐射东北亚。第三个是武汉。武汉多少年来在中国一直很被动，但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同一般的，九省通衢，京广铁路纵横南北，一条长江横贯东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能有大的发展。近来武汉提出一个口号：“得中者得天下”，就是要充分发挥出它的优势，重振雄风。它把十堰的二汽搬过来，整合周边的资源，也是遵循这个思路。往北还有一个郑州也是雄心勃勃，河南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郑州又是省会城市中首位度最高的城市，也想成为第四极。再往下走长沙也不服气，但是长沙分量不够，怎么办？所以提出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一体化，一个好汉三个帮，加起来就有规模效应了。还有陕西又不干了，八百里秦川有西安和宝鸡，按陕西人自己的说法：“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吼秦腔……”
还有一对竞争者是成都和重庆这对冤家，虽然它们联合不容易，但也在开始探讨如何成渝一体化，加大在整个中国格局中的分量。这么多区域在争第四极，到底将花落谁家？最近中央有一个重要决定，把中国第三个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名额给了成都和重庆，这个确认使得成渝两地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城市经济新的一极，因为它们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我们作为一个城市和区域战略咨询机构，这几年深度介入了成都和重庆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两地的战略顾问，从大的城市战略到各个区县的具体项目做了不少。下面我就想讲一讲我们是如何解剖成都，如何制定战略，通过三四年的发展成都又是如何成为后起之秀的。
在座的可能有四川的同学，大家知道重庆和成都原来都属四川，但这两家绝对是不同性格的两个地方。有一句话说得好，“重庆的女人像男人，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庆的女孩子像男子汉一样干练，而成都的男孩子白白净净的，像女孩一样温柔。成都是水，重庆是山；成都人阴柔，重庆人阳刚。所以重庆人和成都人要结为夫妻，最好的方式是重庆的女人娶成都的男人，女主外，男主内，和谐安康。这是两种地域文明，一个是巴，一个是蜀，合成一个四川。十年前又分开，重庆成了直辖市，成都还是省会，分开之后就是成渝两地长达十年的口水战，谁也看不起谁。重庆人看得上成都那块地，看不上成都的人；成都人看得上重庆的妹子，看不上那块地。但正是这种摩擦碰撞，使得巴蜀地区在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经济活力、文化最多元、最有魅力的区域之一，这就是巴蜀地域人才辈出的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城市开始各自的定位。首先是成都，成都找我们的时候正是成渝口水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非典”刚过，在重庆人开的“粑子火锅店”里，成都市委书记请我吃火锅。我感慨很深，成都人看不起重庆人，可是成都的很多新发明都是重庆过来的，只是成都人把它精美化了。
成都战略是在中国城市战略中继昆明世博会之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我们与成都的合作沉淀出来两本书：《城市中国》和《城变》，现在国内的很多省市领导都非常喜欢。我认为成渝这两家必须化干戈为玉帛，本来是一家人，成都是老婆，重庆是老公，一起好好过日子。只有成渝两地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中抢占高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其实有三个层面的中国，一个是沿海中国，带领整个中国纳入全球一体化；第二个是中部中国，从长沙到武汉到郑州；第三个是西部中国，现在中央已经制定了西部发展战略。中国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东西部断裂，那么就必须在中西部找一个支点城市。就像一把弓箭一样，弓背是沿海；搭箭，支点在中西部，哪个城市成了这支箭的支点，就成了一个承上启下的着力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在西部有可能成为整个支点介入这场竞争的只有三个城市，一个是得天时的重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的超大型城市；第二个是得地利的西安，八百里秦川，一直是西北的中心城市，千年古都，文化鼎盛；最后一个是成都，可能只是得人和。因为重庆和西安还没有醒过来，重庆还在按照传统的思路走工业化道路，西安则是在搞开发区，都是围绕自身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辐射和聚合。这个时候如果成都把握住机会，错位经营、差异竞争，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最后就有可能成为这个第四极。按照这个思路，成都要想成功就必须搞成渝一体化，只有一体化才可能做大堆头，增强竞争力。这是我们当时为成都发展战略提供的思路。
那么成渝怎么一体化呢？成都战略里有几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很超前的，第一不再提工业化，而是定位于休闲之都，打休闲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成都人本来就够休闲的了，成天就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这怎么能行？我说这是小农经济的思维，如果不与外界交换，这种生活方式自我循环下去，必然是发展中的劣势。我在成都碰到一件事，一天中午我想坐黄包车，给师傅十块钱说要到哪里去，司机拿张报纸盖着自己的头，说：“不去。”我就问他：“有钱挣为什么不挣？”司机说：“我要休闲。”成都人就是这样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必须要保证，不能为了挣点钱就不睡午觉，这是成都文化。如果只是自我服务，这的确是成都的弱点，但在今天，广东的老板们穷得只剩下钱了，看到成都的景象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人活在世上，是钱多幸福呢还是自由时间多幸福？他们会把成都当成一个泡菜坛子，一个火锅，把自己当成鲍鱼、鱼翅，争着抢着往火锅里跳，让成都人赚钱，成都的休闲面向的是全中国的人。跳进来的这些人，可能是成都的投资者，可能是成都的消费者，通过休闲反过来拉动现代服务业、光电和IT产业。
我和我的助手在成都市领导班子学习会议上把方案讲完，表决通过后写进了成都市党代会的报告并予以执行。我开了个玩笑，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借用成都的一句话：“一年成镇，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我们为它提出的目标是：“一年成形，二年成名，三年成功”。在这种背景下请来张艺谋拍了成都的城市形象片《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到现在三四年过去了，成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近我去了新疆、陕西、贵州以及很多周边省市，很多领导都承认现在与成都已经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成都已经成了西部的老大，他们都开始向成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成都搞的是第三产业，没有跟重庆抢第二产业，反而使重庆通过第二产业挣到的钱大批大批地流向了成都，重庆人来到成都消费，重庆的成功人士到成都买房的大有人在，周末到成都休闲更是家常便饭。两者形成了错位经营、差异竞争的局面，一个强化第二产业，一个强化第三产业，加起来强化了一个区域的竞争力，中央再给成渝一个试验区，我相信下一步成渝成为新的增长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通过这样一种站在全局高度的扫描，我们可以对当今中国所处的时势和位置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今天的中国就像一条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如今，这条巨龙已经抬头，正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重新崛起。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与这条巨龙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不能不将其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中，我们在顺应这样一个大势的同时个人的生活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