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丰子恺

弘一法师五十岁时（一九二九年）与我同住上海居士林，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我作画，法师写诗。法师六十岁时（一九三九年）住福建泉州，我避寇居广西宜山。我作护生画续集，共六十幅，由宜山寄到泉州去请法师书写。法师从泉州来信云：“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那时寇势凶恶，我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受法师这伟大的嘱咐，惶恐异常。心念即在承平之世，而法师住世百年，画第六集时我应当是八十二岁。我岂敢希望这样的长寿呢？我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后来我又从宜山逃到贵州遵义，再逃到四川重庆。而法师于六十四岁在泉州示寂。后三年，日寇投降，我回杭州。又后三年，即今年春，我游闽南，赴泉州谒弘一法师示寂处，泉州诸大德热烈欢迎，要我坐在他生西的床上拍一张照相。有一位居士在他生西的床上拍一张照相。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是当年我寄弘一法师，而法师送给这位居士的。“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赫然我亲笔也。今年正是法师七十岁之年。我离泉州到厦门，就在当地借一间屋，闭门三个月，画成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四月初，亲持画稿，到香港去请叶恭绰先生写诗。这是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的提议。他说弘一法师逝世后，写护生诗的惟叶老先生为最适宜。我去信请求，叶老先生复我一个快诺。我到香港住二星期，他已把七十页护生诗文完全写好。我挟了原稿飞回上海，正值上海解放之际。我就把这书画原稿交与大法轮书局苏慧纯居士去付印。——以上是护生画三集制成的因缘与经过。

以下，关于这集中的诗，我要说几句话：

这里的诗文，一部分选自古人作品，一部分是我作的。第一第二两集，诗文的作与写都由弘一法师负责，我只画图。（第二集中虽有许多是我作的，但都经法师修改过。）这第三集的诗文，我本欲请叶恭绰先生作且写。但叶老先生回我信说，年迈体弱（他今年六十九岁），用不得脑，但愿抄写，不能作诗。未便强请，只得由我来作。我不善作诗，又无人修改，定有许多不合之处。这点愚诚，要请读者原谅。

复次：这集子里的画，有人说是“自相矛盾”的。劝人勿杀食动物，劝人吃素菜。同时又劝人勿压死青草，勿剪冬青，勿折花枝，勿弯曲小松。这岂非“自相矛盾”，对植物也要护生，那么，菜也不可割，豆也不可采，米麦都不可吃，人只得吃泥土沙石了！泥土沙石中也许有小动植物，人只得饿死了！——曾经有人这样质问我。我的解答如下：

护生者，护心也（初集马一浮先生序文中语，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曰“护生者，护心也”。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普劝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倘拘泥字面，而欲保护一切动植物，那么，你开水不得喝，饭也不得吃。因为用放大镜看，一滴水中有无数微生虫和细菌。你烧开水烧饭时都把它们煮杀了！开水和饭都是荤的！故我们对于动物的护生，即使吃长斋，也是不彻底，也只是“眼勿见为净”，或者“掩耳盗铃”而已。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并不是伤害我们的慈悲心，即并不违背“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正是正当的“护生”。至于对植物呢，非不得已，非必要，亦不可伤害。因为非不得已、非必要而无端伤害植物（例如散步园中，看见花草随手摘取以为好玩之类），亦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此心扩充起来，亦可以移用于动物，乃至同类的人。割稻，采豆，拔萝卜，掘菜，原来也是残忍的行为。天地创造这些生物的本意，决不是为了给人割食。人为了要生活而割食它们，是不得已的，是必要的，不是无端的。这就似乎不觉得残忍。只要不觉得残忍，不伤慈悲，我们护生的主要目的便已达到了，故我在这画集中劝人素食，同时又劝人勿伤害植物，并不冲突，并不矛盾。

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是提倡素食的。有一位朋友质问他：“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萧翁回答他说：“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这话引起了英国素食主义者们的不满，大家攻击萧伯纳的失言。我倒觉得很可原谅。因为我看重人。我的提倡护生，不是为了看重动物的性命，而是为了着重人的性命。假如动物毫无苦痛而死，人吃它的三净肉，其实并不是残忍，并不妨害慈悲。不过“杀得快”三字，教人难于信受奉行耳。由此看来，萧伯纳的护生思想，比我的护生思想更不拘泥，更为广泛。萧伯纳对于人，比我更加看重。“众生平等，皆具佛性”，在严肃的佛法理论说来，我们这种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浅薄的，这点我明白知道。但我认为佛教的不发达，不振作，是为了教义太严肃，太精深，使末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应该多开方便之门，多多通融，由浅入深，则宏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广大起来。

由我的护生观，讲到我的佛教观。是否正确，不敢自信。尚望海内外大德有以见教。

一九四九年六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