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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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秘密警察效力

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院长先生,

我很好奇,为什么一部好端端的日记(只有它的作者才有资格阅读)竟然变成交换信件的媒介。但您瞧,我也正在给您写一封信,我几乎可以确信,您有朝一日会再次来到这里并读到它。

您对我的事知道得太多了。您是个让人厌恶到极点的见证人,而且还严厉得过了头。

没错,我承认一切都是我干的,在对待我那些梦想成为烧炭党人的同学以及勒博当戈的事情上,我的做法有违您大力鼓吹的仁义道德。不过让我们实话实说吧:勒博当戈是个恶棍,如果让我在脑海中把我在那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全部过一遍,我认为自己只是在对付恶棍的时候才会使出恶棍的手段。至于那些年轻人,他们都是狂热分子,而狂热分子是社会的渣滓,因为他们热衷于自己的活动,或为了一些我无意指名道姓的君主的事业而干劲冲天,而那些事业到头来都化作了战争和革命。因为我已经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狂热分子的数量永远不会减少,所以我最好从他们的狂热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请允许我重新开始我的回忆。我记起来了,我接管了已故的勒博当戈的事务所,而从前和勒博当戈一起伪造公证书的经历并不让我感到吃惊,因为这正是我如今在巴黎还在从事的工作。

现在我对比安科骑士也记得一清二楚了。有一天他对我说:“您看,律师,耶稣会士被驱逐出了撒丁王国,但人人都知道他们继续在暗地里活动,发展信徒,这样的事情在所有对他们下达驱逐令的国家均有发生。我还在一份外国报纸上看到过一幅有趣的漫画,画的是一群耶稣会士每年都假装想要回归故土(不消说,他们都被挡在了边境上),为的是不让人发觉他们的会友早已伪装成其他教派的信徒,自由地生活在那个国家。所以说,耶稣会士依然遍布整个王国,而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都找出来。我们已经了解到,从罗马共和国那会儿起,您爷爷的府上就经常有耶稣会士出入,所以我们认为您很难说没有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因此,我们要求您打探他们的想法和意图,因为我们发觉,耶稣会在法国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教派,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好像也在都灵上演过。”

要说我和那些“善良的”神父还有联系,那纯属胡扯,不过我倒是从可靠人士那里了解到耶稣会士的许多事情。在那些年里,欧仁·苏的最后一部大作《人民的秘密》问世了。那时,他因为长期以来和社会主义者关系紧密,同时还坚决反对路易-拿破仑(1)即位和成立帝国,所以正在萨伏依地区的阿讷西接受流放,而全书刚好赶在他去世前完稿。由于《里昂西修正案》使得报纸无法再刊登长篇连载小说,所以苏的最后一部作品被分割成一套小册子出版。每一本小册子都遭到了各方的严格审查,在皮埃蒙特也不例外,要集齐一整套因此更是难上加难。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追随故事情节的焦急心情。书中讲述了两个家族的故事,一个是高卢家族,另一个是法兰克家族,从史前时期一直叙述到拿破仑三世时期,这其中,法兰克人是凶恶的统治者,而高卢人似乎从维钦托利时代起就个个都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苏和所有的空想家一样,写书时已经摆脱不了一个特定的魔咒了。

作品的最后一些章节显然是在流放时写成的,当时,路易-拿破仑正在一步步攫取权力,向皇帝的宝座攀登。为了激起人民对路易-拿破仑计划的仇恨,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既然从大革命时代起耶稣会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大敌,只需披露路易-拿破仑是如何在耶稣会士的唆使和指导下夺取权力即可。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过后,法国确实也驱逐了耶稣会士,但其实仍有耶稣会士暗中潜伏在法国,而且,自从路易-拿破仑开始他的登帝之路起,人数反而比过去更多了,因为路易-拿破仑为了和教皇保持友好的关系,对耶稣会士采取了宽容政策。

于是,苏在书中编撰了罗丹神父(在《流浪的犹太人》中已经出现过)写给耶稣会会长罗特汉神父的一封万字长信,他在信中一五一十地披露了他们的阴谋。小说的情节发展至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反对路易-拿破仑政变的最后一次抵抗运动,但苏却设法使读者认为,罗丹神父在写那封信时,路易-拿破仑后来在现实中付诸实现的事情尚处于计划阶段。当读者读到此处时,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信中的阴谋从而变得越发令人震惊。

我不由得想到了大仲马的小说《约瑟夫·巴尔萨莫》的开头:只需把雷鸣山换成某个更能和教士扯上关系的地方,比如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的地下室,把聚集在那儿的共济会会员变成来自世界各地的罗耀拉(2)的信徒,再让罗丹神父取代巴尔萨莫发表演说,就大功告成了。瞧,举世阴谋的古老模式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我于是意识到,我所能卖给比安科的不能仅仅是在大街上竖起耳朵听来的闲言碎语,而是从耶稣会士手中窃取的一份完整的文件。当然了,我得做些修改,删掉罗丹神父的名字,改成贝尔加马斯基神父来赌一把,因为没准会有人记得罗丹神父是个小说人物,而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虽然早已不知所踪,但是在都灵肯定有人听说过他。此外,当苏写作《人民的秘密》时,耶稣会会长还是罗特汉神父,而现在,据说一个叫贝克斯的神父已经取代了他。

这份文件看上去必须像是几乎一字不漏地誊写了某位可信的披露者的消息,而那位披露者绝不能以告密者的姿态出现(因为谁都知道,耶稣会士绝不会背叛耶稣会),倒不如说他是我爷爷的一位老朋友,为了证明他们教派的伟大和无敌而向我爷爷透露了那些事情。

我本想让犹太人也出现在故事里,作为对爷爷的缅怀和致敬,只可惜苏在书中对他们只字未提,而我也没法把他们和耶稣会士放在一块儿——况且在那个年代的皮埃蒙特,犹太人完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必要给政府的秘密警察的脑中灌输太多的情报,他们需要的只是简洁明了的信息,黑是黑,白是白,好是好,坏是坏,一目了然,而且坏人只能有一个。

然而我不想就此放过犹太人,于是我让他们出现在了故事的背景里。这多少也是一个引起比安科对犹太人怀疑的途径。

我打算设计一桩在巴黎发生、在都灵恶化,但最终能得到控制的事件。我需要把我的耶稣会士们聚集到一个隐秘的场所,就连皮埃蒙特的秘密警察也不太能找到那里,只能打听到一些谣传。与此同时,耶稣会士——这些上帝的息肉——却无处不在,甚至把他们钩子一般的魔爪也伸向了信奉新教的国家。

要想从事伪造文件这一行就必须不断地收集资料,我频繁出入图书馆的原因正在于此。图书馆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火车站的站台棚下,阅读介绍异域风情的书籍时,就仿佛在朝着遥远的国度旅行。就这样,我得以在一本书中发现了几幅描绘布拉格犹太人公墓的精美版画。公墓早已被废弃,在那块弹丸之地上立着大约一万两千块墓碑,不过坟墓的数量应该远不止于此,因为数个世纪以来,最初的地表之上覆盖了一层又一层泥土。公墓遭废弃后,一些坟墓被人加高过,墓碑也随之升高,从而呈现一种石碑参差不齐、东倒西歪的景象(也许是犹太人不经意把它们摆成那样的,因为他们不具备任何美感和秩序感)。

我能用得上那个废弃的公墓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不合理性:耶稣会到底在策划什么阴谋,以至于决定在一个犹太人的神圣场所集会?他们如何控制了那个被世人遗忘的、也许没人能找到的场所?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但这会使我的故事更加可信,因为我知道,比安科坚信,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完全能解释得通,那这个故事就一定是捏造的。

作为大仲马的忠实读者,我欣然把那个夜晚和那场盛会描述得阴森恐怖,阴暗的墓地在一轮新月惨白的月光照耀下露出了轮廓,耶稣会士围成一个半圆,他们都戴着黑色的宽檐帽,从高处看去,地面上就好像爬满了蟑螂——或者,我还可以形容一下贝克斯神父在宣布他们这些人类的敌人的阴险意图时发出的魔鬼般的嗤笑(我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为此感到高兴的,唉!我在说什么呢,父亲应该在地狱的最底层,上帝很可能让马志尼党人和共和派都下了地狱),然后再描写一下罪恶的耶稣会使者们,他们拥出公墓,向他们建立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教堂宣布全新的征服世界的恶魔方案,如同一群黑色的乌鸦,在经历了一夜的暴风雨后于黎明的苍白天色中动身起飞。

不过我应当写得简洁精练,符合秘密报告的风格,因为谁都知道,秘密警察不比文学家,看报告从来翻不过两三页。

那么,根据我虚构的披露者的陈述,在那个夜晚,从各个国家赶来的耶稣会代表聚集在布拉格,听取贝克斯神父的讲话。他向在场的所有人介绍了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后者经过上帝安排的一系列事件,已然当上了路易-拿破仑的顾问。

……或者,我还可以形容一下贝克斯神父在宣布他们这些人类的敌人的阴险意图时发出的魔鬼般的嗤笑(我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为此感到高兴的,唉!我在说什么呢,父亲应该在地狱的最底层,上帝很可能让马志尼党人和共和派都下了地狱)……

贝尔加马斯基神父汇报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正在以行动证明的对耶稣会指令的服从情况。

“我们应当为波拿巴鼓掌叫好,”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说,“因为他利用诡计欺骗了革命党人,假装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他凭借自己的才干密谋推翻了路易·菲利普,促成了那个不信神的政府的垮台;而且他忠实地履行我们的决议,一八四八年,他以真诚的共和派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使自己顺利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在毁灭马志尼的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地位中所做的贡献。”

“拿破仑,”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继续说道,“为了彻底消灭社会主义者、革命党人、哲学家、无神论者和所有鼓吹国家主权、审查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无耻理性主义者,打算解散立法议会;以阴谋罪的名义逮捕人民代表;颁布巴黎的戒严令;不经审讯就枪决在街垒处抓到的持有武器的人;把最危险的人全部送往卡宴(3);取缔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把部队撤回要塞,从那里炮轰首都,将巴黎彻底摧毁、烧为灰烬;最后,在现代的奢华糜烂的巴比伦淫城的废墟上迎接天主教的、罗马教皇的教会的凯旋。在那之后,他会召集人民进行普选,从而将自己的总统任期延长十年,并随后把共和国改造成面目一新的帝国——普选是对抗民主的唯一手段,因为它能让农民也参与其中,而这些人目前依然遵从他们的本堂神父的教诲。”

最有意思的是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在结束时说的话,和皮埃蒙特的政策有关。我在此处借贝尔加马斯基神父之口宣布耶稣会今后的意图,不过,在我撰写他的汇报之时,这些意图已经完全变为现实了。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这个懦弱的国王梦想着建立意大利王国,而他的大臣加富尔则大力支持他的梦想。他们二人不仅打算把奥地利人从半岛上赶出去,还企图粉碎教皇的俗权。由于他们向法国寻求支持,因此只要许诺帮助他们对抗奥地利人,同时索要萨伏依地区和尼斯作为回报,就能轻易将他们拖入一场对抗俄国人的战争。之后皇帝佯装支援皮埃蒙特人,但是——在经历了几场微不足道的局部胜利后——又与奥地利人私下议和,保留他们在意大利剩余的领地,并支持建立一个由教皇统治的、奥地利也参与其中的意大利联邦。如此一来,半岛上仅存的皮埃蒙特自由政府就会受到法国和罗马的双重统治,处于占领罗马的和驻扎在萨伏依地区的法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文件制作完成了。我不知道控诉拿破仑三世是撒丁王国的敌人能让皮埃蒙特政府有多高兴,但我凭直觉知道,对秘密警察而言,一份能用来敲诈政府成员或引发恐慌甚至颠覆时局的文件即便目前并非立即用得着,也总是有用的。我后来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

事实是,比安科仔细地阅读了报告。他把目光从那些纸上抬起来,盯着我的脸,对我说那是最重要的材料。我又一次确信,当间谍出售某个未曾公开的消息时,只应讲述在任何一本旧书里都能找到的故事。

不过,尽管这份文件里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的痕迹,但因为比安科对我太过了解,所以他又带着阴险的神情补充道:“这肯定全是您捏造的。”

“拜托!”我愤愤地说道。但是他抬起一只手打断我,说:“您别激动,律师。即使这份文件是您本人的作品,我和我的长官也都会认为应该把它当作真实的文件上交给政府,有件事您可能听说过,因为它已经是‘教皇发表祝福——尽人皆知’了。我们的加富尔大臣深信自己牢牢掌握了拿破仑三世,因为他使了美人计,派卡斯蒂利奥奈伯爵夫人去勾引拿破仑三世。她是一位美艳的夫人,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拿破仑三世这个法国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尽享她的美貌。然而后来大家发觉,拿破仑三世并没有照加富尔的想法去做,而卡斯蒂利奥奈伯爵夫人被白白占了便宜却到头来一事无成。或许她自己觉得很享受,但我们不能让国家事务依赖于一位不太正经的夫人的生理欲望。当务之急是让我们的国王陛下对波拿巴起疑心。现在就能预料到,过不了多久,加里波第或马志尼或他们两人一起就会组织一场赶赴那不勒斯王国(4)的远征。一旦这项事业取得成功,皮埃蒙特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以防那些土地落入疯狂的共和派之手,而那样做就需要沿着大靴子通过教皇的领地。因此,使我们的国王对教皇产生怀疑和怨恨,并使其对拿破仑三世的建议不予以太大的重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您将会明白,亲爱的律师,多数情况下,决定方针政策的是我们这些地位卑微的国家公职人员,而不是人民眼中的治国者……”

那份报告是我第一份真正花费了心思的作品。不同于胡乱涂两笔后卖给某个人作私用的遗嘱,我这次制作的是一份加入了复杂的政治元素、也许有利于撒丁王国的决策的文件。我记得自己当时对它颇为得意。

在此期间,我们迎来了一八六〇年那道坎儿。“坎儿”是对国家而言的,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仅仅是漠然地注意着发生的事件,在咖啡馆里偷听别人的闲谈,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很可能需要一直和政治打交道。我认为用于伪造文件的最有价值的消息将会是闲人们热衷的话题,而经蹩脚的记者转述的那些看似查明的事件却不足为信。

我由此知道了托斯卡纳大公国、摩德纳公国和帕尔马公国的人民都推翻了他们各自的国王;所谓的艾米利亚-罗马涅教皇国北部辖地摆脱了教皇的统治;所有国家都要求并入撒丁王国;一八六〇年四月,在帕尔马爆发了起义;马志尼给起义首领去信说,加里波第将会赶去支援他们;人们私下里议论,说加里波第在为他的远征召集人马,筹集资金和武器,而波旁王朝的海军则已经开始在西西里海域巡逻,以阻止敌人的一切远征行动。

“您知道吗?加富尔派了他的一个叫拉法利纳的心腹去监视加里波第。”

“您在瞎说些什么呢?总理批准并签署了一项购买一万两千支步枪的决议,正是买给加里波第志愿军的。”

“不管怎么说,武器的运送被封锁了,是谁干的?是皇家宪兵!”

“哪有被封锁,加富尔给武器的运送提供了方便,这让我感到很高兴,真的。”

“没错,只不过那些不是加里波第期待的精良的恩菲尔德步枪,而是一堆废铜烂铁,英雄大人至多只能用它们来打云雀!”

“我听王宫的人说的,您别问我是谁说的,听说拉法利纳提供给加里波第八千里拉和一千支步枪。”

“是的,可是原本应该有三千支步枪,却被热那亚总督扣下了两千支。”

“和热那亚有什么关系?”

“因为热那亚总督一点儿也不希望加里波第骑着骡子去西西里。他签署了一份购买两艘船的契约,红衫军应该会从热那亚或附近的港口启程。你们知道谁为付款提供了担保?是共济会,确切地说是共济会的一个热那亚支部。”

“哪来的什么支部,共济会是耶稣会士捏造出来的!”

“您快住口吧,别说是共济会干的,不然谁都知道了!”

“轻点声。我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契约上的签名中有(说话者的声音此时变成了私语)里卡尔迪律师和内格里·圣弗龙将军……”

“这些占督雅(5)是什么人?”

……“哪来的什么支部,共济会是耶稣会士捏造出来的!”“您快住口吧,别说是共济会干的,不然谁都知道了!”……

“您不知道吗?(声音轻得快听不见了)他们是特务局的头头,或者称为高级政治监管局更恰当些,它是总理的情报部门……他们的权力很大,比总理还显得重要,瞧瞧他们是什么人,当然是共济会会员。”

“我没听错吧?可以既加入特务局,又加入共济会吗?得了,饶了我吧。”

五月五日,加里波第率领一千名志愿军出海驶往西西里岛的消息成了众所周知的消息。在红衫军中,皮埃蒙特人不过才十来个,外国人也有一些,律师、医生、药剂师、工程师和地主占了很大的比重,平民百姓则很少。

五月十一日,加里波第红衫军在马尔萨拉登陆。波旁王朝的海军上哪儿防守去了?可能他们被停泊在马尔萨拉港内的两艘英国军舰吓跑了。英国人在马尔萨拉的名贵葡萄酒贸易非常红火,英国军舰名义上是在保护他们同胞的财产,但有没有可能是在协助加里波第呢?

总之,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加里波第的千人军(传闻已经这么称呼他们了)在卡拉塔菲米击溃了波旁王朝的军队,并且得到了当地志愿军的支援,人数大增。加里波第以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名义宣布自己为西西里的独裁官。五月底,千人军又攻下了巴勒莫。

而法国呢,法国有什么反应?法国似乎在谨慎地观望,但有一个如今比加里波第还知名的法国人——伟大的小说家亚历山大·仲马——也携带金钱和武器,乘坐他的私人船只“爱玛号”赶去和解放者会合。

因为那不勒斯军将领的变节,红衫军在多处取得了胜利,这让身处那不勒斯的可怜的两西西里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惊恐不已。弗朗切斯科赶紧向政治犯颁布了大赦令,并将已被废除的一八四八年《宪法》重新提上了议程,但为时已晚,就连他的王国的首都也有随时爆发人民暴动的危险。

六月初,我收到了比安科骑士的一张便条,要我于当天午夜在我的事务所门前等候一辆马车。虽说是一次单独会面,但我怀疑这里头非同寻常。当时都灵正被酷暑所笼罩,深夜里,我挥着汗站在事务所门前,等来了一辆车厢紧闭、窗帘拉上的马车。车夫是一位陌生男子,他领我去了某个地方——似乎离市中心不太远,我甚至觉得马车在兜圈子,有两三次走了同样的道路。

马车在一幢陈旧的平民公寓的庭院中停了下来。庭院已经荒废,破旧得只剩下断裂的围栏。我被带着穿过一扇小门,进入门后的一条长走廊,然后从走廊尽头的另一扇小门走进了一幢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的楼房的门廊。门廊通往一部宽大的楼梯,不过我们没从那儿上楼,而是由门廊尽头的一部小楼梯而上,最后进入了一间会客室。会客室的四壁装饰着锦缎,最里边的那面墙上挂着国王的巨幅肖像,有四个人围坐在一张铺着绿毯的桌旁,比安科骑士便是其中之一,他把我介绍给了其他几位先生。所有人都没有和我握手的意思,仅仅冲我点了点头。

“请坐,律师。您右手边的这位是内格里·圣弗龙将军,您左手边的这位是里卡尔迪律师,坐在您正对面的是波吉奥教授,他是瓦兰扎波选区的众议员。”

据我从咖啡馆中听来的议论,我认出头两位要员就是高级政治监管局的顶层人物,(据《人民的声音》称)将会帮助加里波第志愿军购买那两艘大名鼎鼎的船只。至于第三位要员,我只对他的名字有印象:他是一位记者,才三十岁便已经是法学教授和众议员,与加富尔一直走得很近。他长着一张红通通的面孔,上面装饰着两撇八字胡,戴的单片眼镜就好像杯子底儿,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然而在座其他人对他表现出的尊敬态度揭示了他在政府中的权威地位。

内格里·圣弗龙首先开口说道:“亲爱的律师,鉴于您收集情报的能力和在处理情报时的细致慎重的态度,我们打算委托您前去加里波第将军新近征服的地区执行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您别摆出一副担忧的表情,我们并没有打算委托您带领红衫军发动进攻。您所要做的是给我们输送消息。但为了让您知道哪些是政府感兴趣的信息,我们必须告诉您一些会被我毫不犹豫地定性为国家机密的事情,您因而会明白,从今夜起直至您完成任务的那一天,甚至在再往后的日子里,您需要表现得有多谨慎,换句话说,您必须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这自然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问题。”

再没有比这番话更有策略的用词了。圣弗龙极其重视我的人身安全,为此他警告我说,如果我四处传播接下来我将要听到的事情,就是在拿我的人身安全作极大的冒险。但这段开场白让我预感到我将要面对的事情的严重性和任务的重要性。因此,我恭恭敬敬地点了下头表示认可,示意圣弗龙继续说下去。

“波吉奥众议员是向您解释情况的最佳人选,这也是因为他所获得的情报和要求都来自和他的关系非常亲近的最高层。教授,请说吧……”

“您瞧,律师,”波吉奥开始说道,“在皮埃蒙特,没有人比我更钦佩那个正直高尚的人,也就是加里波第将军。他在西西里率领一小队勇士迎战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是奇迹。”

波吉奥这段开场白足以使我认为,他是加里波第最凶恶的敌人,但是我决定安静地听下去。

“然而,”波吉奥继续说道,“即便加里波第真的代表我们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担任占领区的独裁官,那些在他后面支持他的人也完全不会赞同他的这个决定。马志尼不断给加里波第煽风点火,好通过南部的大规模起义促成共和国的成立。我们清楚这位马志尼先生有多么强大的说服力,他自己在国外享清福,却说服了许多蠢货去送死。在将军最亲密的战友中有两个名叫克里斯皮和尼克泰拉的人,他们是最正统的马志尼党人,给将军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让他意识不到别人的恶毒用意。好,我们挑明了说吧:加里波第马不停蹄地向墨西拿海峡进军,想尽快渡过海峡进入卡拉布里亚。他是个高明的战略家,手下有一群热情高涨的志愿军,许多西西里的岛民不知是因为爱国热情的驱使还是为了投机而和他们联合在一起,而许多波旁王朝的将领却表现得太过缺乏指挥能力,不禁使人怀疑暗中的贿赂导致他们的军事才能衰退。我们无法告诉您我们怀疑这批贿款出自谁之手,反正肯定不会是我们的政府。如今西西里岛已经在加里波第手中,如果卡拉布里亚和那不勒斯也落入他之手,他在马志尼党人与共和派的支持下将会拥有一个有九百万人口的王国的所有资源,并在人民中享有不可抵挡的威望,从而比我们的国王更加强大。为了避免这场灾祸发生,我们的国王只有一种选择:率军南下,以某种和平的方式经过教皇国,赶在加里波第之前抵达那不勒斯。您明白了吗?”

“明白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

“您别急。加里波第的远征是受爱国热情的鼓舞,但为了介入远征对其进行管束,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它进行压制,我们必须有能力通过广为传播的言论和报上的文章证明,远征已经被虚伪、堕落的人腐蚀,这样皮埃蒙特政府的干预才会显得有必要。”

“总之,”一直没有开口的里卡尔迪律师说,“还有一些问题您需要注意。没有必要损害民众对加里波第远征的信心,但要削弱革命政府已获得的人心。加富尔伯爵把拉法利纳派去了西西里。他是个了不起的西西里爱国者,本应被流放,因此应该能赢得加里波第的信任,但他同时也是我们的政府长期以来可靠的合作者,他组建了意大利民族协会,主张将两西西里王国并入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拉法利纳负责查清一些已经传到我们耳中的令人无比担忧的传闻。看起来,加里波第似乎出于好意和自认不够格,正在那边建立一个和所有政府截然相悖的政府。将军显然控制不了一切,他的正直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会把那个共和国交到谁的手中?加富尔在等待拉法利纳带回一份关于一切可能存在的盗用公款行为的完整报告,然而马志尼党人千方百计地将他与人民隔离,也就是说,不让他接触最容易从中收集到有关丑闻的实时消息的那些阶层。”

“我们局无论如何也只会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拉法利纳,”波吉奥插话道,“我不是要批评他,没有的事,但他也是个西西里人。虽说西西里人也可能正直,但和我们总是有差别的,您觉得呢?我们会给您一封写给拉法利纳的介绍信,您可以找他帮忙,但您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要仅限于收集证据,而是(和您过去常做的那样)当证据不足时自己也能制作出相关的证据。”

“我以什么形式、什么身份去那里呢?”

“和往常一样,我们把一切都考虑到了,”波吉奥笑着说,“有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您可能有所耳闻,就是大仲马先生,他正乘坐他的私人船只“爱玛号”赶去巴勒莫和加里波第会合。我们不太清楚他去那儿做什么,也许他不过是想写一些有关加里波第远征的故事,也许他是个虚荣的人,想炫耀他和英雄的交情。总而言之,我们了解到在大约两天后他的船会停靠撒丁岛的阿尔扎凯纳湾,那里是我们的地盘。您后天天一亮就动身,去热那亚乘我们的一艘小船前往撒丁岛,在那里您会赶上大仲马,而他会对您所持有的委派函的签发人满怀感激和信任之情。您的身份是波吉奥教授主持的报纸的特派记者,被派往西西里岛去撰写歌颂大仲马以及加里波第事业的文章。这样一来您就加入了这位小说家的随从队伍,和他一起在巴勒莫登陆。相比独自到达巴勒莫,和大仲马一起到达会增加您的声望,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那里,您既可以在红衫军内部活动,也可以和当地人进行交往。还有一封信是由一位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所写,您可以凭借它获得涅沃(6)上尉的信任。他是一位年轻的红衫军军官,应该已被加里波第任命为副总军需官。您瞧,早在‘伦巴第号’和‘皮埃蒙特号’这两条将加里波第送往马尔萨拉的船只起航时,涅沃便负责管理作为远征经费的九万里拉中的一万四千里拉。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恰恰是涅沃被委以这样的管理工作,因为我们听说他是个文人,不过似乎外界评价他是一个极为廉洁的人。他会很乐意与一位为报纸撰稿,而且和著名的大仲马交朋友的人交谈。”

在那晚剩余的时间里,我们商定了这项任务的技术性问题和报酬。第二天,我关闭了事务所,使其进入不定期歇业状态,随后收拾了一些亟须的破玩意儿,又灵机一动,把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的教袍也随身带上。这件教袍被它的主人遗留在了我爷爷的屋子里,我赶在债主们收走所有东西前把它抢救了出来。


(1) 即拿破仑三世,全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2) 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耶稣会创始人。

(3) Cayenne,法国历史上政治犯流放处刑地,位于法属圭亚那。

(4) 一八一六年起,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合并为两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国王也是两西西里国王。

(5) Gianduja,意大利艺术喜剧中的一种面具。此处指里卡尔迪和内格里对提问者来说就好像是戴着占督雅面具的都灵人,其真实身份不得而知。

(6) Ippolito Nievo(1831—1861),意大利作家,青年时代即献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作有《一个意大利人的自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