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家居住的小镇居民大部分都是铁路职工，相邻不是工友就是同事。简易平房一长溜排列整齐，许多人家就一门一窗一间屋，三十几平米。饭桌和床就紧挨着，一只马桶放在床里的角落，用蚊帐遮着。走过门口，一眼望家里物件一览无余，夜半也少有关门。那时人们相处都很和谐，左邻右舍都喜爱往一起聚，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唠着嗑，谁家有点什么事都知道，没有什么所谓隐私。人们生活朴素简单，没有电视更没网络，寻常百姓家连台收音机都没有，唯一用电的就是一盏照明电灯。为省电白天舍不得开，屋里黑魆魆。成年人忙于生计，早出晚归，唯一的娱乐都在床上。孩子一茬接一茬出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小镇孩子天天在一起玩耍，没有谁会蹲在家里。只要不上学，整天都在户外，成群结伙，嬉戏打闹，玩游戏，太阳不落山不会回家。黄昏时总会看到这么一幅画景：系着围裙手提锅铲的妇女站在房山头，对着空野地一声声呼唤，随后，从菜园子篱笆墙后钻出个脏了吧唧的泥猴子似的男孩。妇女一挥锅铲男孩吓得一缩脖，回头向后面挥挥手，喊：不玩了，吃饭了。呼啦啦菜园子草棵子树丛中冒出一大群男孩，叽叽喳喳，如鸟雀归林，各自回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鼓励多生娃，每家都有一大群孩子。我家哥四加姐五个，隔马路对门有姓唐一家四女一男，和我家正好相反。大自然就是会找平衡。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唐家一个男娃在家被父母宠着称王称霸，出门就显孤单。
小镇男孩子都喜欢玩打仗游戏。小镇平房周边草地菜园子荒坡都是战场。一般以居住的街道分边，各自占领一个小山包为阵地，互掷土坷垃。这游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准用大土块，更不准用石头。有谁用了坚硬的石块，立即会群起而攻之，一通臭骂甚至被围攻群殴，如同现在的国际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公约。虽然不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难免还有被土块击中而打得鼻青脸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当然，就像当今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平发展是主流。参加这种游戏都是大一点的顽皮男孩，他们不和女孩子玩。女孩都是玩跳绳，躲猫猫老鹰抓小鸡。还有一种男孩子游戏叫打游击，人们分成两拨，躲藏在民居的房山头，路旁矮墙菜园子篱笆后，互相追逐，用手中拿着的弹弓射人。弹弓是铁丝弯成Y型弓架，绑上橡皮筋，硬纸折成V型子弹，勾在橡皮筋上，拉足劲一松手。纸弹打在人身上没大伤害，但很疼。
有一次，我们一群男孩分两边打游击，各自拿着小弹弓猫着腰，躲在暗处，伺机冲杀。我一直都跟着小哥，由他保护安全许多。冲杀一阵，我和小哥散了。这时，唐从暗处冲出来，对着我打一弹弓，我后颈中弹大叫一声，疼得直哼哼。小哥听到我叫声，找到我，见我捂着后颈疼得眼泪巴巴，唐还站在一旁傻不愣登的。小哥冲到唐面前，对着他的脑袋狠狠地就是一弹弓，打的唐捂着脑袋蹲地上，委屈地嘴里嘟囔着：我又不是故意的。手拿开，我看见他额头上鼓起一只大包，雄赳赳就如公鹅头顶上那大鹅公包。虽然挨了狠狠一弹弓，没一会，唐又屁颠屁颠跟在我们一群人身后玩耍。唐没有选择，谁让他只有姐姐，没有兄弟。小镇的男孩只跟男孩玩，女孩只跟女孩玩，泾渭分明。
唐家虽然只有一个男丁，但唐并不娇气，长得五大三粗。小镇居民房前屋后许多空地，一些家庭种些蔬菜，养点鸡鸭。还有的更勤劳家庭养上两头猪。猪罗罗时常跑出圈外，野地四处溜达寻食。一次，几个顽皮男孩围住一只壮硕的大公猪，想把公猪当马骑上去。公猪气哼哼不让人骑，有男孩一摸猪屁股，猪就躲开了。再逼急了，公猪撩起长嘴拱将过来，吓得大家呼啦散开。唐走过去，一下揪住猪鬃跨上猪背。这突然袭击，公猪没躲开，居然被他骑住了。唐好不得意，如同骑在马上的将军，嘴里还“驾驾”的吆喝。公猪驮着唐一路小跑，钻进猪圈。唐的脑袋嘣地撞在猪栏门横杆上，扑通摔猪粪里。围观孩子哈哈笑得前仰后合。
这一天，一群孩子正在玩耍，唐突然叫起来：“要饭的来了”。大家一看，果然，大路上蹒跚走来几个穿着黑乎乎破旧衣袄的人。这些人老的老，小的小，拄着打狗棍，端着搪瓷碗，一看就是要饭的。大伙儿一哄而散，往自家里跑，忙不迭告诉家里人，关门闭户，坚壁清野。
天空北雁回归的时候，大地正青黄不接，我们家门前又来了要饭的。一个花白胡须老头，裹着破絮绽露的黑棉袄，一只手拄着打狗棍，另只手端着只破搪瓷碗。一个矮小的女人，黑黑瘦瘦看不出年龄，女人衣衫单薄，怀抱一小孩，一件旧衣包住了孩子，抱着紧紧地，不声不响跟在老人后面，一脸忧戚。那孩子大概也就几个月，还没断奶，闭着眼，嘴角残留风干的奶渍。要饭老人逢人便说：“家里涨大水，没法活，逃出来”。
他们来到我家门前，颤颤地伸着枯干的手。母亲先舀了半碗米饭，想了想，又从口袋掏了一角钱给老人。
那年头，要饭的特别多。每当有要饭的来到我家们前，母亲都会用饭勺挖上半碗饭给要饭的，没饭就给点米，很少给钱。因为看着要饭的老的老小的小，拖儿带女实在可怜，就破了例。我知道，家里也很困难，平时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母亲并不想给，给了要饭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家里要吃得更少。虽然我才六七岁，可是也知道粮食总不够吃。那年代，家家都不富裕，勉强免于冻饿。有的小气人家就不给乞丐施舍，看见要饭的赶紧躲避，关紧门窗。正在吃饭的人家收拾饭桌，饭菜藏起来，见要饭的就往外驱赶。
母亲对于找上门来要饭的，是从不拒绝的，不会让人家空手走一趟。可是，我也记得有一次，母亲看到要饭的到了邻居家，回来赶紧把门关了，叫我们都不要出声。母亲的神色很严肃，我觉得有点奇怪，干吗要躲着，几乎像电影里日本鬼子进村庄的情节了。
我在屋门后屏气敛声地向外张望着，心怦怦地跳。从门缝里看到要饭的，一个男的，胡须拉杂，不是很老，手脚也齐全，穿着脏兮兮的旧棉袄，用布条绑着腰，头上还戴了棉帽，半耷拉着帽耳朵，这打扮还真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戏里的小土匪。那个要饭的拍半天门，没人应声，也就不拍了。过了好久，母亲叫我悄悄地把门打开，看看走了没有，我于是蹑手蹑脚地门后，小心翼翼地拉开一条门缝，慢慢探出头，就更像打日本鬼子的电影里镜头了。
门外没人，那个要饭的男人已经走了。我仍然小声地告诉母亲：“没有人了，已经走了”。母亲的脸上表情复杂拉开门继续做着事。这件事告诉我，如果不想施舍，那就避而不见。我是不想施舍的，自己不够吃干吗还给别人。要饭的太多，大多老弱妇孺。也有年轻的看似身强力壮，这种人常会挨人训斥，被鄙视为好吃懒做。在我的心目中，要饭的是一种很羞耻的行为。我虽然经常饥肠辘辘，但从不伸手向母亲要吃的，更不敢向母亲吵闹。母亲教训我，有一句话很具有威慑力：“再不听话，就叫要饭的把你带走！”
要饭的有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有的要饭的怯懦吃讷，不声不响伸着手。有的要饭的比较机灵，嘴里不停地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哀告着。还见过要饭的边走边打快板，唱着顺口溜。
有一个四十多岁要饭的半老男人，瘸了个腿，打着竹板挨家挨户唱。他的竹板声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群小孩追着他看热闹。瘸老头打着竹板，声音响亮。
“打竹板，进街来，这家商铺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门前高高挂招牌。金招牌，银招牌，大掌柜的发了财。你发财，我沾光，你吃糨的我喝汤”。
“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你这棺材真是好，一头大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装上活人受不了。”
“打竹板，向前走，街边站着一只狗；这只狗来真奇怪，四条腿上一脑袋；一脑袋，不稀奇，只吃屎它不吃泥；狗吃屎，是本性，人若吃屎会送命。”
他见什么说什么，惹的围观的小孩哈哈笑。
“打竹板，响叮当，这位大嫂好心肠；给的少，莫嫌轻，最宝贵的是人心；人心齐，泰山移，最可气是没人理；没人理，两手空，只能喝口西北风。”
他的收获真不错，一个口袋装的鼓鼓的。有小气的人家不给施舍，瘸老头就唱：
“里推外，外推里，最小气的就是你。早知道要钱这么难，不如回家去种田。早知要钱这费劲，不如回家拣大粪。拣大粪，味不好，这才学会数来宝。”
“人家给，你不给，你比人家长的美，人家掏，你不掏，你比人家尿的高。”
有人家见要饭的来，急忙关门。要饭的不高兴了，在门前不走。
“打竹板，哗啦啦，大掌柜的把门插。夜晚插门防贼盗，白天插门干的啥？大掌柜的插上门，莫非家里死了人。”
这要饭嘴挺毒，有人告到居委会。来了两个带红袖箍的男人，把要饭老头带走了。瘸老头边走还敲着竹板嘴不停。
“打竹板，叫喳喳，这里来了俩纠察。叫咱走，咱就走，理直气壮雄赳赳。不怕天，不怕地，咱家三代要饭的。贫雇农，闹农会，这才有了新社会。新社会，真是好，要饭唱着数来宝。”这要饭的很有意思，给人印象深刻。
要饭的多了，令人讨厌，有的地方组织人驱赶要饭的。几乎所有要饭的来到门前，都会诉苦说着同样的话：家里涨大水，闹饥荒，没法活。他们大多来自河南安徽，据说，那里十年九灾，灾年里野菜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
一次，门前又来要饭的，母亲给了米饭，看着要饭得挺可怜，随口问一声：“你们家那总涨水么？”
要饭女人开口小声说：“公社，完不成任务，口粮都上交了。”
旁边老头面露惧色，连连说：“不敢说，不敢说。”左右看看，念叨着：“家里涨大水，出来讨口饭。”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是人们最饥饿难挨的日子。因为有父亲辛劳工作挣钱养家，我们没有挨饿。靠着铁路这条动脉，人们得以生存活动。小镇地处江南鱼米之乡，人们的生活还算比较好，没有人出外要饭，最困难的年代也没有听说饿死人。回忆过去成长的岁月，我要感谢辛勤的父亲母亲，还要感谢这片我生长养育的土地。
初春早上太阳出山时脸总是红红的，我看着它就觉得懒洋洋有一种害羞似的感觉。太阳害羞不让人看，拿金光晃人的眼。只有温暖的太阳不分穷富照耀着人们。早上，炊烟从各家的门前冒起来，母亲忙进忙出地做早饭。初春的时候，空气清冽得很。我站在屋门口的台阶上，肚子咕咕叫，等着母亲烧饭。我无聊地看着路过的一个个人，还有小猫小狗，这些动物都瘦骨嶙峋的。是啊，人们都吃不饱，哪里还有东西喂它们。
忽然，我发现了什么，一个老头儿出现在我家东边的路上，远远地看不清，不是镇上的邻居。我的脑海里忽然想到要饭的来了，于是条件反射一样地飞奔到屋里把母亲拉住，着急地叫着：“妈，快关门，要饭的来了。”
母亲有点嗔怪地说：“别胡说，我还忙呢。”还是跟我出来看看。
我有一些儿紧张，可是母亲却不为我所动，我又困惑又着急。一连声催促：“妈，快点啊，快点关门啊，他快到来了”。
我看到这个老头儿，头戴一顶黑棉帽儿，肩上斜挎一只灰布口袋，一手还拄着根拐杖儿。不是要饭的是什么？我自以为做出了聪明正确的判断，为避免我们家的粮食受到损失，为自己的机智灵活而感到自豪，儿童团小八路也不过如此罢了。但是母亲立在门口，对着外面张望了一会儿，忽然失笑了。
“什么要饭的，这是你爷爷。”忙小跑迎出去了。
我惊异地望着母亲的背影。盯着这个老头儿走得近了。微佝的身形，瘦削的脸，银白飘洒的胡须，那好看的眼眉端正的神态慈祥和蔼，虽然衣服不是很新，但干净整洁。果然是远在北方的爷爷。我在心里为着把自己爷爷看成要饭的感到很不好意思。
爷爷从远方老家来到南方，他当然不是为了来要饭，而是来看望他的几个大孙子。爷爷的到来，我们家的饭菜要丰富许多，我们也跟着沾光。爷爷在咱家住了半月。爷爷临走，母亲拿了一些钱和粮票给爷爷，这使得我们要少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和口粮。
短暂的好吃好喝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母亲更加节衣缩食，肚里油水渐渐耗尽，饥饿时常折磨着我们。
爷爷从东北来南方看我们时，带来两根猪肉香肠，巴掌长，红红的瘦肉掺着斑点肥白肉。这是好东西，馋的我们直流口水。母亲却舍不得吃，说留着待客。爷爷走后，整整一年我们家都没来贵客。以前家里也没来过什么客人。父亲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北方来到江南，千里之内我们家没有一个亲戚。两节香肠用细麻绳绑着吊在房子屋檐下。那里老鼠吃不到，猫够不着。我每天进出家门都望上几眼。每望一眼，食欲就增加一分。我不敢多望，多望后饭量大了，家里粮食更不够吃了。
天长日久风吹日晒，圆润的香肠渐渐抽缩干吧起来。颜色由红变黑，由黑变绿，最后上面长满了白毛。我如果不是天天进出家门，看着它的变化，冷丁看到，一定认不出那是香肠，倒和我们家那只大白狗一个月前柴堆上拉的屎条性状一样。
那两截香肠不再吸引我的目光，终于，母亲决定吃了它。她用竹竿把香肠从屋檐挑下来，浸在水里用鬃毛刷子使劲刷洗，刷去白毛绿霉，洗去尘灰黑垢，渐渐露出香肠本色。剁成一截截放在锅里蒸。吃饭时，一盘油汪汪热腾腾香肠端上桌。本来，我对这香肠已经失去了兴趣，心情矛盾，不去联想那狗屎条，夹一块放嘴里，嚼一嚼，还不错，还是久违的猪肉味。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流年不利，饥饿威胁着人们。省吃俭用，能吃饱肚子就已经让人们感到满足，一个月吃上两回肉那就是很幸福的事了。许多家庭房前屋后空地种点蔬菜，养几只鸡鸭。养的鸡鸭平时是舍不得吃的，逢年过节才会杀一只改善生活，填补清汤寡水的肚肠。病死的鸡鸭都舍不得丢弃，一样烧了吃。饥荒的年月，人们四处觅食，能填进肚子的食物都不会浪费。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铁路的人们就在铁道线上找吃的。
每天下午，小镇火车站都有一趟货车经过，大铁笼车厢装着满满的活鸡鸭和活猪。列车在小镇车站中转，停下加水加煤，然后开往南方，据说是送到海边一座叫香港的城市去的。香港被资本主义占领着，他们的生活物资还是靠我们劳动人民供应。
每当这趟列车到达小镇的时间，都有人守在铁道边，趁这停车空闲，人们和车上货物押运员交易。有病热挤死的猪要下来，给押运员一点钱，或者拿些红薯花生等土产品交换。那些香港人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要吃新鲜的活猪，沿途运输路上的死猪就丢下车给了中国人。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花天酒地，我们老百姓饭都吃不饱，在我幼小年纪产生出对资本主义的憎恨。虽然老百姓在忍饥挨饿，但是吃病死猪还是不允许的，这是影响国家声誉不好的事情，所以押运员都是私下里和铁路职工悄悄进行交换。人们把死猪拿回来，因为没有放血，猪肉都黑紫色，有的猪皮上许多红红的出血点。人们把猪肉在清水里泡上十几小时，去去血水毒素。列车上的死猪刚下来时如果还有温温的余热，就是死没多久，是好猪肉。有的猪冰冰凉四肢僵硬，死了很久，那猪肉烧出来就有点臭味。但这些人们都顾不了许多，一样吃的香，吃的干干净净。铁路上的列车都编有车次，这趟专门运输鸡鸭活猪的火车编号是七五三次。一段时期，七五三成了小镇不少铁路人家的一个盼头。拣两只鸡鸭一饱口福，碰上一只死猪就如同过节。一只死猪沉甸甸背回家，左邻右舍见者有份，你争我夺分上几斤肉。有时，小镇上的人骂别人，就说：七五三上下来的。
饥荒的年代，食物贫乏。我们靠着父亲是铁路工人，有固定收入的，免于冻饿。听说，很多农村的人生活很困苦，粮食不够吃，吃稻糠野菜，吃榆树皮。我没吃过榆树皮，但是吃过榆树钱。我不知道那是榆树的花还是果，比榆树叶小，圆圆的铜钱大。榆树叶深墨绿，榆树钱是浅黄绿，长在树梢，很难够着。要爬很高，才能折下一串串榆树钱。也不洗，直接撸下来一大把大把往嘴里塞，吃的满嘴泛绿。没什么特别味道，不酸不甜。小时候，只要能吃啥都往嘴里塞，一部分因为饥饿，也因为无聊，吃啥都香着呢。有时还挖一种草根，泥里挖出来，用手撸干净，放嘴里嚼，甜甜的，有点水分。一次，一个小伙伴招呼我们跑到一片到蚕豆花地里。他在蚕豆地里找来找去摘蚕豆颊。我过去随手抓到一只还是瘪瘪的豆荚，放在嘴里一嚼，甜滋滋的，味道比毛草根强许多倍，伙伴们你摘一荚，我摘一荚，边摘边吃，吃得差不多了，又摘些放在衣袋里回家吃。尝着味道的我，常惦记着那次偷吃，过几天又约伙伴们去偷一些。就这样，我们过几天去一次。豆荚老了不好生吃了，我们就躲在地头用茅草干树枝烧火烤着吃。吃的香甜有味，嘴巴黑黑的。那家的菜园子是遭了殃，那年基本没收到蚕豆。菜地旁种有玉米，我们把玉米秆当甘蔗。撅断也是嚼一嚼，吮吸点水分，再吐掉。
小镇的孩子常出外挖野菜。小镇周围遍布农村生产队的庄稼地，有的农田庄稼地紧挨着居民的房屋。我早先跟着姐姐，后来跟着哥哥和一些小伙伴去镇外田间地头挖野菜。野菜有荠菜，马兰头。也摘过大田里做肥料的紫云英吃。都说紫云英有毒，吃多了会头昏，再严重会晕倒口吐白沫，就要送医院救治了。所以我们不敢多吃，只掐一些嫩苗炒了做菜吃。
有的农田庄稼地冬天种着青萝卜。农民秋天收割完稻子，立冬前后把萝卜种子随意撒在田里。一个冬天，无人管理农田里自然生长出萝卜秧苗，经过雨雪的浇灌，青翠盎然层层密密。开春，生产队农民会挑些大的萝卜拔回家，用作猪饲料，剩下的烂在地里用来肥田。这种大田里的萝卜不好吃，有些苦，有的萝卜里面空心又老又筋筋巴巴。
小镇居民的一些小孩子时常去田里偷拔萝卜。大田萝卜虽然不好吃也能充饥做菜。田里绿茵茵一片，萝卜在泥里埋着看不到，我们挑叶子多长的大的萝卜拔。揪住叶茎双手用劲。一般叶子大下面的萝卜也粗大，但也有看着叶子很肥大，一拔，泥里拔出一根猪尾巴般细长的萝卜。我们就随手丢弃。后来，生产队派人守在萝卜地里抓偷萝卜的人。有一次，我们又到田里，刚拔了一个萝卜，就被农民发现了，拿着木棒就在后面追上来。追了我们整整二里地，鞋都跑丢了。跑了好远好远，萝卜也丢了，挖的野菜也撒了。一个萝卜至于么？最可恨的是，追我们的那个人，萝卜根本不是他家种的。那时的田地都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烂在地里的萝卜咱们工人兄弟吃一点为什么不可以。真是倒霉，碰上这么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贫困的日子我们没有什么选择，土地收获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能填饱肚子就好。夏天，自家菜园子里南瓜大丰收，我们天天吃南瓜。冬天萝卜长大了，我们就天天吃萝卜。因为萝卜便宜，所以成了餐桌上家常菜。清炖萝卜，萝卜切块清水煮一煮，放点盐。炒萝卜丝，放点小葱，一青二白，好看不好吃。红烧萝卜，也就是萝卜块多放些酱油染得红红的。偶尔吃顿萝卜烧肉，一满盆的萝卜，只有几块肉，全家每人吃不上两块。面上的肉一眨眼就没了。夹菜时把筷子深深的插到盆底，希望能挑起一块肉，这样的机会很少，而且会招致大人的呵斥，甚至挨上老爸一竹筷子敲头的风险。
吃完萝卜，老是放屁，一股子萝卜味。我就纳闷，吃萝卜放屁萝卜味，吃肉放屁咋没肉味。如果放屁是肉香，大家一定很欢迎。晚上和小哥睡一个被筒子，每放屁就被骂。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上外面马桶尿尿，使劲挤挤，好不容易冒着挤出屎的危险挤出半拉子不声不响的屁。钻进被子没一会又想放屁，忍忍没憋住，放出个响屁来。小哥骂我，我回答：响屁不臭了。果然，小哥没闻到臭萝卜味，不再吭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