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气候变化

为了地球母亲而远航

姚松乔

这是我们在南极半岛的最后一个晚上了。虽然已经11点多了，但是船舱外面有一种微弱的光亮，这是只在极昼时期才有的，处在日落和日出之间的特殊的天光。环绕“乌斯怀亚号”的，是在这个海湾错落有致的玄武岩山峰。在强太阳光下本应是墨黑色的山，在这午夜的天光下，透出一种幽静的蓝黑。白雪错落于山肩、山腰，将一些山顶覆盖，这蓝黑色与白色的交融，让许多人都在甲板上静静地看得出神。南极的颜色，只有特别的颜料才调得出，不仅因为在白色到灰色再到蓝色之间不同颜色渐变的精细，还因为这片宁静大陆独特的呼吸所带来的灵气。我看着这些山峰，万万没想到自己今后还将十几次来到南极，而且每次都被这久违的深蓝打动。

当天早些时候，当结束最后一次登陆时，我们与同船的加拿大科学家雪莉、澳大利亚科学家费恩一起乘最后一艘冲锋舟回到船上。冲锋舟靠近船舷，随着波浪激荡几下，然后归位。我们在水手的帮助下回到船上，刚走过放有消毒液的池子，水手马上开始清理所有的物品。船也已经起锚，朝着我们晚上停泊的方向行进。我们几个在甲板上磨蹭，不想马上回到房间里，我还在回想刚才登陆所看到的企鹅和苔藓，转头一看，费恩已经满眼泪水。

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60多岁的她终于圆了自己来到南极的梦想。她看着南极大陆，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来。我问起她年轻时候的故事，这才知道，原来她在学生时期就学习过极地科学，本应作为澳大利亚科考队成员被派往南极考察，但就在出发前不久，她接到南极科考办的协调电话，科考站发现她是女性，于是她失去了这次机会。那时候的极地科考鲜有女性参加，她也因为性别而不是学术能力或心理素质这样的硬性原因与南极失之交臂。随后，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由极地冰雪转向陆地森林，一晃40年就过去了。我们这次考察，是她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她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南极梦想，心中百感交集。

我们几个留在甲板上的人用力地拥抱着彼此，看着泪光中逐渐远离的南极大陆，真想让自己的每个细胞都停留在这份纯净里，让心里清明、温暖的感受永远留驻。

一套照片种下的南极梦想

我比费恩幸运多了，我的南极梦想从儿时种下，25岁的时候就得以实现。9岁时，我收到一套南极的照片，是妈妈的同事李叔叔给我的礼物。这套照片共6张，上面有可爱的企鹅、萌萌的海豹，还有海冰和冰山。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自然纪录片的时候，我对南极这片神秘大陆的认知都是从这套照片开始的：原来企鹅不仅仅会站着行走，还会把肚皮贴在冰面上爬行；原来海冰成片相连，看上去与天空相接无缝；原来海豹天生有一副笑脸……小时候的我把这套照片当成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藏在我的宝藏箱里，梦想着有一天我能亲自来到这遥远的地方。

在我25岁的时候，作家李欣频老师邀请我和她在创意界的一些朋友、学生一起加入十几天的南极之行。我心里十分激动，但是又有许多担心。南极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但是从事环保工作快十年的我觉得，我对南极关心并不意味着我必须要到达那里。船票费用本身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来说也是天文数字。如何能够完成这次行程呢？

我决定众筹去南极，完成儿时的梦想！在国内外1 000多位亲人、好友和陌生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到了南极。没想到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南极之旅，开启了之后十几次因不同契机去南极的机会。由于我在船上积极协调探险队的工作，并且努力推进研究项目，下船的时候，探险队队长邀请我在下一个季度来南极工作，为南极探险游轮上的客人讲解南极的自然知识和环境变化。我完全没想到儿时的梦想会以这样的方式毫不费力地实现。不过，加入“家园归航”的故事，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一波三折，搭上“家园归航”末班车

我在第一次去南极之前就了解到了“家园归航”项目。当时几个朋友知道我有去南极的梦想，看到“家园归航”的全球招募信息就马上发给了我。我自己在美国就读的本科学校曼荷莲文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女性高等学府，女性在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中的领导力也是我特别关注的话题。“家园归航”的愿景和目标我都非常认可，但是它的第一次航程预定在2016年年底启航，比我自己规划的南极之行晚了一年。

从南极回来后，想到自己马上又将成为探险队队员回到南极，我十分激动，又去网上查看“家园归航”的最新进展，心里琢磨着：“我是不是可以作为探险队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做一些工作呢？”

“家园归航”的网站那时候还比较简单，我发现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基本上集中于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没有其他地区的参与者。“家园归航”致力于女性领导力议题的推动，尤其是在科学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可是除了发达国家，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呀！

在仔细研究了“家园归航”的资料后，我决定给项目发起人菲比写信申请加入工作团队，来推动“家园归航”与中国的连接。网站上并没有发起人的联系方式，于是我试着用菲比姓名的许多不同组合形式作为电子邮件地址盲发了几封邮件，介绍自己的背景、在南极的经历，以及想参与这个项目的原因和愿景。

我很快收到了几封因邮箱名错误而弹回的邮件，但没想到过了几天，我竟然真的收到了菲比的回信。她肯定了我的意愿和勇气，但不确定我会如何为团队做出贡献，她用非常强势的口吻说：“给你一页纸，请你说明自己到底想为项目做些什么。”我收到邮件非常开心，我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张海报，附在一封邮件里发给了菲比。菲比的回复非常简单，说她会给予我认真的关注，让我展开说明。最终我忐忑地把自己的想法做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发出去之后，我受到了菲比的赞赏，她说有一些内容真的超出了她们最疯狂的梦想。

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能够上船，因为所有的核心人员都觉得我的年纪太小。尽管我有许多经验，但是她们还是不能完全信任我的能力，所以让我提供推荐人的联系方式。我在牛津大学的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发言人蒂姆·卡伦（Tim Cullen）接到了菲比的电话，他告诉菲比：“真正的松乔只会更加出色，让你大吃一惊。”终于，菲比通知我说，我可以加入她们了。但是第一届已经满员，她建议我在乌斯怀亚或者远程帮忙做一些支持。

事已至此，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于是也放下了期待，毕竟我还是有机会去南极的，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帮助“家园归航”。但又一次没想到的是，在距离出发只有几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收到菲比的邮件，她说本来计划参与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大卫（Susan David）因为医生不建议她去南极，申请临时退出，船上有了一个空位！我要做的是把自己弄到乌斯怀亚，然后就可以上船了！

那一刻的我真是十分感谢这位素未谋面的教授，希望她平安健康，更觉得我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第一次跟菲比打电话的时候，她说：“此后十年，你我都将记住此时此刻，这就是伟大的计划开启的时刻。”我听完这句话汗毛竖起，一方面为“家园归航”项目的巨大可能性而激动，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幸运而感慨。当然，脑子里也有个声音说，菲比是故意用戏剧化的语言来激励我做事吧！时至今日，我越发体会到菲比有特色的戏剧化个性，也越来越相信，菲比说的是真的。

从非洲走到白色大陆

2016年，我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毕业，读完了专注于社会创新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前一年，我在剑桥大学读完了地理学的硕士。我在攻读这两个硕士学位时，有幸拿到了盖茨奖学金和思科奖学金的全奖支持，还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是本科毕业工作三年后才选择继续到英国读研究生的，所以没有困于书斋，而是趁着在学校的时间做了许多有意思的事。

去英国之前，我参与创立了一个果汁品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创业项目，尝试从商业的角度来着手解决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健康问题。在剑桥和牛津的两年中，我结识了在西非塞拉利昂创业的加拿大人贾森，他创建了塞拉利昂第一家大米加工企业，该企业在埃博拉疫情泛滥期间，发挥了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更有效、更快速的援助作用，把粮食送到了许多重灾区。我带同学到塞拉利昂考察，并试着在当地开展了一些番茄加工的项目，支持贾森在当地的创业项目。两年里，我前后去了七八次非洲，考察了尼日利亚、加纳、塞拉利昂的农业加工产业，在津巴布韦和埃塞俄比亚为当地的农业企业、农业部及发展援助部门做项目顾问，想要更好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虽然有牛津和剑桥的研究资金支持，但我们的番茄加工项目的开展却越来越困难。困难不仅仅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匮乏，更是能源、物流、商业机制等基础系统的不健全。整个塞拉利昂还需要时间来疗愈埃博拉病毒和十年“血钻”内战带来的经济冲击及民众的心理伤痛。尽管这个项目进展不顺，但我还是想待在非洲。加入“家园归航”项目前，我正在考虑一个管理世界银行农业基金项目的职位。这个职位也有其令人纠结之处：一方面，它能够让我继续了解非洲，深入农业进行更多的探索；另一方面，我能看到这份表面光鲜的工作真正能做的十分有限，我可能会拿着比较优厚的薪水，在塞拉利昂过着比当地人舒服得多的生活，然而最终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筹备“家园归航”第一届的行程，成了一个分散我的精力的工具。我花时间帮忙设计项目网站和学员手册，注册了“家园归航”的微信公众号，联系中国媒体传播“家园归航”的故事，还为第一届的队员找到了绒线帽、背包、水壶和黑白两色T恤的赞助商。总之，我充满动力地推进着与“家园归航”有关的一切。

20箱物资的海关惊魂

终于要启程去南极了。我在出发之前就听说了之前运过去的所有物资在阿根廷海关被扣，至今没有到达乌斯怀亚。我心头悬着这块大石头，这次考察的物资是我找了好几家中国的企业和机构“化缘”得来的，虽然船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但是来自中国的支持会到达船上的每一位科学家手中。阿根廷海关出了名地严格，我们同行的摄影团队的所有摄影设备也被扣在了海关。提前几周到达的导演和摄制组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被要求缴纳高额的罚款。直到我们上飞机的前一刻，还是没有物资放行的消息。

转机3次，跨越亚洲、欧洲、南美洲，经历了48个小时的奔波之后，我终于到达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到达时间是清晨6点，打听到海关所在地离候机楼不远，我直接拖着行李暴走20分钟进了海关大楼。到了大厅，我有些蒙，好不容易找到了管理扣下货品的部门。一番苦苦交涉之后，值班的阿根廷姐姐终于打出了两张单子，那上面的确就是从中国寄来的物资！那位姐姐看着物品上的东西，说这些是商品，不能这样进入海关，要把它们留下检查或者退回中国。我十分着急地解释，“家园归航”是一个国际公益项目，这些物品没有任何商业的目的和用途，而且所有人几天后就要在乌斯怀亚上船，难道让她们连防风的帽子都不戴就去南极吗？

刚坐过国际航班、满脸憔悴的我可能看起来有点儿可怜，而且特别激动。一个年轻官员把我带到了一位资深大叔那里，他们两个人用西班牙语讨论了好久，最后跟我说，我可以把两张单子中比较少的那些货物取出关，但是要办很多手续，盖很多章，而且交很多钱，还必须是比索现金。赶在这两个人反悔之前，我马上着手办理这些手续。海关大厅的取款机全部没有办法取款，我又步行回到机场。由于有取款限额，我换了好几台机器才最终取出所有款项。我担心我的银行卡每天取现额度到达上限，所以也让好朋友帮我给其他的账号临时转钱。（朋友在接到我的信息的时候，想了好久这是不是诈骗短信。）我终于取好钱，到了三个不同的地方交了手续费以后，海关的大叔同意我去领箱子。我跟着工作人员穿过巨大的装满货物的库房，终于看到了我的二十几个箱子。但我只清关了一张数量比较少的货物单，工作人员只允许我提两箱出来，剩下的不可以动。

我把箱子拿出来，回到海关，对工作人员百般感谢。海关大叔和我完全语言不通，但是露出了笑容。我趁机厚着脸皮问，有没有可能把其他的箱子也拿出来，因为这两个箱子的物资实在是不够一船人用的，我想请他再次通融。他脸色一变，觉得已经帮了我这么多忙，我竟然还得寸进尺。这时候已经接近下午5点，他们马上就要下班了，旁边的工作人员帮我说情。大叔最后说了一句：“好吧，你明天早上再来吧。”拿了这道“圣旨”和两个箱子的我，激动地对他用各种语言说谢谢，整个办公室的人大概也觉得没见过这么坚持的亚洲姑娘，纷纷笑了起来。

第二天，刚刚到上班时间，我就到了海关。但我没想到大叔竟然不认账了，他说他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今天不能再让我把剩下的货物拿出来了。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明前一天晚上他答应得好好的，我也已经改了当天晚上的航班，准备拿到箱子马上出发，但是海关的官员竟然不信守承诺。在海关的好几个官员面前，我豆大的眼泪掉了下来。我用英文说我参加的是一个国际项目，南极是全世界共有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的物资会被卡在阿根廷海关出不来？为什么一个为了和平的领导力项目，要遭到这些阻挠？一位年轻的官员大概被我的抽泣和哭诉吓到了，对旁边的小姐姐说：“让这个韩国姑娘冷静一下。”我难过中又觉得搞笑，弄了快48个小时了，他们竟然还没搞清楚我是哪国人！

大叔和小哥哥可能是不想再看到我在他们办公室折腾下去，也不希望每天一上班就看到一个哭丧着脸的亚洲姑娘，终于同意给我放行。又是一通取款、缴款，我有点儿虚脱，坐下来喝水都差点儿睡着。最终，在第二天下班的铃声响起之前，我终于把十几个箱子运出来，坐着一辆海关的高高的大卡车，办完了所有箱子的出关手续。

在阿根廷国内航班候机厅，我守着这十几个箱子，感觉它们是自己拿命换来的，一步也不想挪开。把十几个箱子都托运了之后，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只要付费就可以托运这么多东西。知道它们一定会跟我一起到达，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去乌斯怀亚的飞机上，我死死地睡了一路，然后遇到了另外四个参加“家园归航”的同伴，我们一起在机场和这些箱子拍了张照，终于到了！

松乔，欢迎归队！

到达乌斯怀亚的酒店，等在我房间里的是一张菲比画的小人儿，大概是我吧，眼睛、鼻子都是眩晕的样子，可能就是这几天劳累的我的样子。菲比在见到我时说：“你的执着和能力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和尊重，欢迎入队！”

酒店坐落在乌斯怀亚的最高处，往下可以看到整个城市，还有码头上即将去往南极的船。我并不是第一次到乌斯怀亚，但是心中还是非常激动。白天，我们跟纪录片导演还有团队的其他人一起见面讨论，准备晚上的欢迎晚宴。在晚宴上，菲比提到她自己曾经做的关于带着一船女科学家去南极的梦，还提到梦中看到了纪录片团队，我们一起观看了纪录片团队的样片预告片。

工作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站到前面介绍自己。轮到我的时候，我说道，自己从小关注环境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支持。到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前几年忙碌的功课让自己忘记了对地球母亲的关心，我再次被惊醒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那一年我在德国波恩学习，深深地被身边同样关注环境的年轻人感染。从那以后，我开始投身于环保工作。这些年为了青年面对气候变化的立场的奔走，常常让我陷入对行动不够及时、身边困难重重的焦虑和恐惧，有时候我很难从这些情绪中走出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其实是因为恐惧。但是2015年我实现了自己儿时来南极的梦想以后，看到这片纯净的、没有被人类打扰的大陆时，我意识到，应该出于爱来保护这个地方。而“家园归航”也是关于爱的，它会让女性把对地球的爱、对彼此的支持传播到更多的地方。所以我义无反顾地给菲比盲发邮件，也想让更多中国人关注和参与“家园归航”。晚饭的时候有一个互动的环节，让大家对地球母亲说一段话，就像对自己的母亲说一样。在这个环节，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就要上船，我觉得自己的任务和学习好像大部分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克服重重挑战加入了“家园归航”的团队，也完成了让阿根廷人大吃一惊的48个小时内完成海关物资清关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好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南极船上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最有意义的状态

终于开始登船，我再一次来到了南极大陆，真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运气。德雷克海峡难得风平浪静，还有暖暖的阳光打在海面上。船上的课程也开始比较固定地进行，每天早上的开场白时间，大家可以讨论自己提出的话题，白天有关于领导力的几个维度的分享和每一位科学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分享，晚上大家一起合作艺术项目，观看海底探险家西尔维娅·厄尔、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和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大卫为我们录制的视频。所有的工作人员每天晚饭前会聚在一起开会，安排下一天的分工。我也逐渐找到工作节奏：每天早晚去船长室把项目进展发给远在澳大利亚的支持团队（由她们把信息传给所有媒体），并且实时更新我们的网站。

每天早上，我都在吃饭前去船长室发送邮件。我们乘坐的“乌斯怀亚号”曾经为俄罗斯工作，还做过美国海洋局的科考船，非常有历史，设备也就比较老旧，整艘船上只有船长室的两台电脑可以卫星联网。我每天把白天发生的情况进行记录，配上图片，然后发给澳大利亚。因为只有我能够时时用网络，我也充当了大家的送信员。这些信是写给自己的家人或最好的朋友的，每一封信都在分享南极感悟，表达她们多么希望心爱的人也能在身旁。每天我把收到的回信打印出来或拍成照片给写信的人的时候，都是她们特别幸福的瞬间，由此我也了解到有人家中在遭遇着不顺，有人的亲密伙伴在低谷期，有人面对着乔迁新居的不确定性……真实世界中的种种课题，都通过小小的邮件被发送到这艘南半球大洋的小船上。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了。我每天工作起来常常会忘了吃饭的时间，每次我到餐厅，主厨都很头疼，要变着法儿地再为我端出菜来。有时候，主厨还会在我的甜点或者意面上画一个爱心，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我。

船上的每一天都充满惊喜和新的发现，每一天也随时会出现挑战和化解的方法。“家园归航”项目经历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成行，船上的许多科学家付出了很大努力：各处筹集资金，寻求所在研究机构、学校、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帮助。有的新妈妈想到自己的孩子还会流下眼泪，她们放下了身边的人和事务来到南极，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来和之前素未谋面的“家园归航”的家人们在“世界的尽头”度过。由于每一天的学习安排都非常密集，加上船上的氛围开放包容，人的情绪和感受会非常自然地奔涌而出，人会找到最放松、最真实的自我状态。

担任第一届“家园归航”探险队队长的格雷格·莫蒂默（Greg Mortimer）是第一个率队从北坡无氧气登上珠峰的澳大利亚登山家。由于我是后来才加入船上队伍的，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被分到一个三人学习小组，不过幸运的是，我和格雷格还有副队长莫妮卡组成了临时队伍。莫妮卡是常驻阿根廷的德国女探险家，在南极有20多年的探险经验。奇特的是，即使是在我们看来这么厉害的格雷格和莫妮卡，在进行领导力的自我评估的时候，还是发现了自己的思维惯性和模式。我们三个在餐厅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静静地分享。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两个加起来到访过南极400多次的探险家，跟一个比他们小几十岁的“小毛孩”分享他们的恐惧和自我评价。

有着传奇经历的格雷格本人无比温柔、低调，他从来不主动谈起自己的经历，只有在被别人不断追问的时候才会说上只言片语。每天早上，他会用特别轻柔的声音在广播里叫大家起床，介绍天气是怎样的，来到了哪个地方，周围是不是有鲸鱼或者企鹅。在他的带领下，每个人都感到无比信任和放松，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交给南极，完全地敞开自己，接受改变。我在最后一次登陆的地方采访了格雷格，对我的每一个问题，他的回答都十分简短，他明显更享受南极的静默。后来，我在多次去南极之后才体会到，一个来到这片苍茫大地的人不用说什么，只是倾听就足够了。大多数人因为来一趟南极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体验，会希望不断抓取每一个瞬间，非常努力地拍摄、记录、采访和学习，这都是特别可贵的。而最难的是带着一颗宁静的心，倾听南极大地自己的乐章。我们的探险队队长不是一个勇猛有力、穿着盔甲的人，而是一个有弹性、柔软、善良又有勇有谋的人。无论是菲比，还是格雷格和莫妮卡，他们都用独特的自己为我们演绎出了领导力的不同光彩。

谢谢你让这一切发生

我不是第一次到达南极，但这次的“家园归航”是我第一次与77名在科学、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领域有自己独特贡献的女性一起前往钟爱之地。我每天在自我反思与成长、互相支持与倾听的基础上去观察这片白色的大陆，从中得到了力量。

有一天下着细细的小雪，我们坐在冲锋舟里，看着一块块刚结冰的海冰互相碰撞，形成荷叶冰。格雷格指着落下来的雪花对我们说，雪花会形成一层碎冰，浮在海面上，好像一层浅浅的油光，再凑成碎冰，逐渐形成海冰。我们幸运地看到了海冰结冻最初的过程。同行的天文学家说，这些碎冰和雪花像是宇宙中的不同星系，顺着这些碎冰再往里看，是深蓝幽邃的大海，它像极了茫茫的宇宙。那一刻我真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身在落雪的小船中，还是在无垠的宇宙里。

还有一次，依然是下雪的天气，我在尼克港的海滩旁，看着海浪一次次冲刷布满小石子的岸滩，看企鹅从风雪中回来，努力地向山上攀登。这里的冰川极其活跃，冰块落下就会形成小海啸，所以要时常关注。我看着岸边的碎冰前后左右地摇摆，仿佛读出了这片天地独特的韵律。登陆时间快要结束，我还没能爬上山头看冰川的全貌，有20多年南极探险经验的副队长莫妮卡经过我的身边说，你不用守着岸滩，可以向上爬了。于是我跟着几只摇摇摆摆的金图企鹅向山上爬去。上山的路白雪茫茫，远处有一两个人影也在上山或者下山，雪几乎没过膝盖，让每一步上山的路都走得不太容易。虽然还在下雪，但不久我就开始出汗。南极的风、南极的雪都出人意料，突然一阵风吹过，我的汗还来不及干就已经凝固在脖子上，风夹杂着雪挡住了我全部的视线，前后左右都是白茫茫的。我再也看不到别的人影和山上的岩石，甚至山下的沙滩和周围的企鹅也消失在视线中。这是传说中的white out（极地暴风雪）吗？那一刻，我清楚地捕捉到了自己的恐惧。我突然想，探险家沙克尔顿在越过山岭、寻找救援的时候，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时刻。无法再辨别方向时，是前进、后退，还是原地不动？他曾经想到自己有可能死在路上吗？他是如何支撑自己为水手兄弟们寻求救援的呢？我把围巾、帽子戴好，决定不下撤，继续往山上爬。风和雪让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我终于体会到探险家们在面对这一片白色静寂时心中的感受，恐惧想法一闪而过，回到脚下，只有一步一步的继续攀登和心中与身外那无限的空寂。终于，爬着爬着，我发现左边远处有人影，我调整方向，终于到了最大的一块岩石旁，坐下来，看着这百万年前形成的冰山。从地质学家的眼光来看，冰川也只是一种沉积岩，因为当把时间单位放到地质纪年中来算的时候，石头、冰川的生命都是类似的。格雷格看到我，我们拥抱在一起，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刚才心里经历了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考当中。终于，其他人要开始下山，格雷格对我微笑道：“你刚刚上来，可以自己多待一会儿。”

之后十几次到达南极，我几乎每次都会来到尼克港，也每次都会走同一条上山的路，对山下企鹅栖息地的几个特征都烂熟于心，但是再也没遇到那么大的风雪。后来回忆中的尼克港，大部分时候都是蓝天白云，一片晴朗。一年以后，我们在山上挖出了一条长长的雪缝，我们会小心地避开它，但风雪那天，很难说我脚下的每一步是坚实的冰雪，还是仅有一片薄冰的虚空，一脚下去，不知道是否会再也爬不起来。无论到达南极多少次，我都不能放下这份敬畏，这里的风、雪、冰川、海浪，让我直接面对内心最深处的柔软和恐惧，让我只能把自己交付给脚下的这片大地。

在奇幻岛登陆的时候，菲比一个人注视着企鹅栖息地，我跟她会合，闲聊了两句。她问我有哪些收获，我支吾了两句南极的神奇，然后问她的感觉如何。她说：“能把自己的梦变成现实，还是感觉不太真实。我今年60岁，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我能像古道尔、厄尔这些女性一样，努力为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我想，对菲比来说，她的使命不是研究黑猩猩或者海洋保护，而是支持我们这些保护和研究地球家园的女科学家。但她的心和比她大20多岁的女性领袖们是在一起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站在我身边的不是一个我景仰和崇拜的女强人，不是振臂一呼发起一个全球项目的领袖，而是一个对世界怀着美好梦想的女性，她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自己崇拜的姐姐一样的女性榜样们看齐。我给了菲比一个巨大的拥抱：“菲比，谢谢你让这一切发生。”

锚定方向，开始归航

一向不太晕船的我，在每天高强度地投入后，终于在回程路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撑不住了。那天，我在船长室发完一天的邮件和媒体文件后，由于盯着屏幕看了几十分钟，我到餐厅已经完全没有了食欲，只咽下了两片西瓜。我感到胃里翻腾，好像人已经下到二楼船舱，但是肠胃留在了五楼的船长室。跌跌撞撞回舱房的路上，我抓了身边的一个呕吐袋，把刚刚吃的西瓜全部吐了出来。在我露出这副窘相的时候，厨房的工作人员正好路过，送我回了房间，还给我拿了晕船贴。我躺在床上，四肢摊开，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与海浪融为一体。我好像躺在妈妈的子宫羊水里，随着波浪上下一起一伏。我脑海中闪过还没有完成的一样样事务，闪过菲比说的话，闪过每次登陆看到的景色，又闪过远方的朋友和家人，我终究敌不过晕船药带来的睡意，在德雷克海峡的风浪中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已是傍晚，而外面的世界竟然暗了下来。这是最明显的——我们已经离开了南极大陆，回到了南纬50度左右，不再有极昼，开始出现日落。来到船长室，我们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

每一艘去往南极的船都是一个独特的王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每一个王国的子民对自己的土地都有不同的连接。而船长室是这个王国的核心，掌握着整个王国的前进方向。在甲板上，在船舱中，你可以感受海浪的力量，可以眺望日落的景色，可以看信天翁绕着船飞，而在船长室，你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海洋的何处，船正在驶往何方，风力、冰情、浪高、温度如何，周围有多少船，此处的海有多深，以及船上的各个部分是否在精密准确地运转——答案都在船长室。换句话说，船长室是整艘船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决定了船的心脏和灵魂。

“乌斯怀亚号”的船长酷爱古典音乐。当我们行驶在天堂湾的碎冰之中的时候，当我们在狭窄的利美尔水道通行的时候，船上放的是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威尔第的音乐，是百十件管弦乐器一同发出的让人心弦波动的旋律。在人生这段旅程中，我们在生命的海洋上漂浮，在我们的大脑中播放的又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确定我们到底在去向何方的，有多少时间在觉察自己外在和内心的状态呢？在船长室，每15分钟就校准一次的航海地图，也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生命导航仪。

很快，我们要接近合恩角了，那里有一座雕塑，远远地从望远镜上就能看到，那是一只镂空的信天翁。信天翁在波涛汹涌的德雷克海峡上很容易被看到，水手们把信天翁看成自己在海上失去的兄弟的象征，它们向往自由，又无比忠诚。在开往合恩角的时候，我看着格雷格和船长，好像读懂了他们眼神中更深层的意义。

为地球母亲发声

船靠近乌斯怀亚的那个下午，我们重新踏上码头，好多人都不愿意相信自己已经回到陆地。而事实上，我们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陆地上的一切也好像已经变成了全新的模样。也许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和这样一段无法与人说起的经历，给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就是回到陆地的眩晕感，要让人慢慢地适应。大家陆续离开乌斯怀亚，而我要在这里等待这个季度剩下的几期我做探险队队员的时间，所以我在这个南美洲最南端的小城又停留了接近十天。我找到了一家有着一间可爱阁楼的旅舍，自己住下，每天看海洋和自然的纪录片，回忆船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跟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对话，写下我的恐惧、我的愿望、我想实现的梦想。在船上的每一天，我都忙着工作，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来享受和接受发生的一切。而下船之后，我终于慢下来，让之前几周受到震荡的思想和感情慢慢地生成、沉淀。

在那个南半球的夏天剩下的几个月里，我都在南极的船上工作，看着11月我们看到的企鹅蛋孵出企鹅宝宝，宝宝一天天长大，绒毛换成了羽毛，企鹅爸爸妈妈离开，企鹅宝宝终于成年下水开始觅食，到最后它们完全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开始在海洋中的生活。几个月之后，我和好朋友孙一帆带了几个对南极感兴趣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到南极，我写下了第一版南极考察的探险日志和课本。从那之后，我的重心完全改变了。我意识到这片神奇的土地对我的改变之深，意识到这里是许多人第一次可以完全放下自我、和自然对话的地方，意识到南极可以从根本上把人变成一个自然主义者，而我以往所做的环保工作停留在头脑方面，不够让人有全面的转变。也因为在“家园归航”中的体验，和我自己对南极的领悟，我意识到了来到南极的体验可以多么不一样，而这里最值得被打开的方式，就是充满尊重和敬畏之心，带着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地球朝圣。

回到北京之后，我许久不能出门，总是想念南极的风、海、浪。在见识了南极的神奇之后，我突然觉得，之前去非洲的想法是处于自身的小我的动机，即梦想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而我所感受到的愤怒、郁闷和所做出的牺牲，也都是因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自己的期待没有被满足。而在南极，这里的一切已经足够完美，来到这里的人，只要被加以引导，就都能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召。我花了一点儿时间重新回到非洲交接所做的项目，然后回国创建了一家地球教育机构——“野声”。

“野声”的含义是，我们要为原本无声的大自然发声，了解我们跟地球上诸多生态系统之间的纽带，真正建立深度的联结，为自己的生命找到独特的价值，无论从事哪个领域，都能够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我们自身的保护发声。创建“野声”的过程就像是另一次旅程，旅途漫漫且辛苦，而且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每一天都面对着新的天气、新的冰情、新的海浪，每一天船内船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在南极的训练让我熟悉了“水性”，我知道要时时刻刻锚定自身，坐在船长室里校准自己的航线。

（关于姚松乔：“家园归航”第一届成员，2016年年底随项目赴南极考察，回国后创办地球教育机构“野声”，致力于帮助更多人了解地球母亲，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气候变化与我何干

王彬彬

在出发去南极前，我几乎要取消这趟行程了。

气候变化在很多人眼里是南极冰川融化或者北极熊无家可归，和日常生活距离很远。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跟不同的人讲“气候变化与你密切相关”的道理，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当全球自下而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浪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却被困在一个问题里——人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相对高的共识，为什么还缺乏行动力呢？我越深想，越迷茫。我希望参加“家园归航”，和各国关心气候变化的姐妹好好聊一聊，给自己再打打气。没想到，出发前往南极前，我提前找到了答案。就在我反复思考要不要把“家园归航”的名额让出去的时候，我得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前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里斯将作为第三届的特别嘉宾与项目成员一同前往南极，我当即决定参加。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能得到世界各国尊重的人不多，克里斯蒂安娜是其中之一。我无数次和她在同一个“战场”上互相支持，就是还没有真正深聊过，能和她一起去南极真是太好了！

如我所愿，在“乌斯怀亚号”上再相逢的我们深度碰撞，惺惺相惜，将彼此引为知己。在临近行程结束的一次深谈中，我告诉克里斯蒂安娜：“我是因为你才来到这艘船上的。”她注视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现在你还这么想吗？”被她一提醒，我才意识到，自己在这趟行程中得到的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

黑马逆袭中央电视台

我出生在山东北部的一个县城，小时候，父母经常不在身边，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和村里的孩子们疯跑打闹。现在回忆起来，那感觉真是无拘无束。四岁多时，我跟着父母落户济南。被送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发现周围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于是我使劲练习普通话，估计“成为最好的自己”的种子是在那时候种下的。从小学到大学，我都是家长眼里的好孩子、老师眼里的好学生、邻居眼里的好榜样——中学保送大学，大学保送研究生。为了追求“别人眼里的完美”而加倍努力的我，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识一片空白。

硕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新闻中心刚成立了一个机动行动组，叫综合组，目标是做“新闻联播里的焦点访谈”，要采制和《焦点访谈》同水准的内容，但要把时间从30分钟压缩到3分钟内，在《新闻联播》里播出。综合组白天和其他组一样跑部委会议，晚上按照热线电话线索分头出动，采制各种调查新闻。组内同事大多是从各地方电视台抽调的有丰富经验的调查报道精英。

我以前真没干过调查报道，只能从大记者们看不上的“小片”开始练手，就是简讯、特写这类社会新闻。有一次，制片人把我写的稿子摔在地上，说我连新闻ABC都不懂。我自尊心受不了，回到住的地方哇哇大哭。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我就“长”在了电视台二楼的机房里。记者们采访回来都会在这里剪片、写稿、编片，只要发现有人在干活，我不管认不认识人家，都会凑过去站在旁边看他是怎么架构文字、怎么用编辑机、怎么上字幕的。我一点点从头学，每天撑到半夜才回去，白天照常报选题、跑“小片”。

一个月结束了，工作量统计出来，我发了30多条“小片”。虽然我还做不出调查报道，但我发的“小片”也有几条上了《新闻联播》。当月我的业绩排进了全组前三。再见到我时，制片人说：“没想到你是匹黑马啊！”

情归阿里，属于你的世界可以更大

在中央电视台的日子过得飞快，我逐渐适应了作为机动组成员的常规状态：24小时随时待命，哪里危险去哪里，白天西装革履上“两会”，晚上乔装打扮下基层。调查报道成了家常便饭，我没少和采访对象斗智斗勇。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我跑遍了所有省份，见识了各色人等。我尽管表面上经历丰富多彩，但常常有不能深入了解、只能略知一二的遗憾。

200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新闻中心派队伍进西藏，兵分几路，做专题报道。我们这支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被分到了条件最艰苦的阿里地区。阿里在很多书里被描述为“最后一片净土”。净土，换个说法就是条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一路采访，一路拍摄，一个月内走遍了阿里七县。阿里有一座非常有地位的神山——冈仁波齐，它被称为“万山之源”，是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发源地。那里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来朝圣，他们用转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信仰。我们赶到冈仁波齐山脚下拍摄转山人，看他们一步步叩着长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是一样的虔诚。

冈仁波齐一日有四季，刚才还艳阳高照，转瞬就可能乌云密布。正拍摄的时候，鸡蛋大小的冰雹忽然砸下来，我们赶紧收了机器往车里跑。这时候身后传来悠扬的歌声，开始是一个人唱，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歌声萦绕在半空中，在云雾里盘旋，和冰雹抗争。我被歌声吸引，拽着摄像师往回走。眼前的画面让人震撼，那些转山人，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因为突如其来的冰雹而惊慌失措。他们的脸上呈现着超然的平静，在此起彼伏的歌声里继续行着长头大礼往前走，不在乎前方有没有泥泞，不在乎冰雹砸在脸上疼不疼。我赶紧蹲下来，尽量把话筒举得离他们近一点儿来收录歌声。我想，打动我的一定可以打动观众。那一刻，外面的世界被按了暂停键，纯粹的歌声直击心灵，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扑簌簌流了下来。

当晚，因为淋了冰雹、吹了风，加上长途劳累，我开始发烧。在海拔5 000米的地方发烧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吃了药昏睡过去，第二天一早睁开眼，神清气爽，烧退了！走到屋外，冈仁波齐钻石形的山顶正从朝霞中露出来，光芒万丈。远处的转山人都停下来，朝着山顶的方向膜拜。我也闭上眼睛，默默感谢神山的眷顾。

在阿里的街头，我还遇到过一个乞丐，他走过来问我要一角钱。当时我的钱包里只有一元的，我顺手抽出一张递给他。他愣了一下，低头在自己的包里找了一会儿，两只手捧了九角钱递给我。我说，没事，一元都给你。乞丐说：“我只要一角。”他坚持要把九角钱还给我。我很奇怪。他却说：“这辈子你给我，下辈子我给你，世间有轮回，不能多贪多要。”

在阿里，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们尽管不一样，却并不冲突，反而因多元而美好。从阿里回来，我离开了中央电视台。世界很大，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很快，我入职一家旅游杂志社，成为专题策划，专门负责和各国驻华使馆、旅游局打交道，开发高端旅游线路，第一时间去踩线体验，我选择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能去更远的地方。随后几年，我去了十多个国家，头等舱、奢侈酒店、米其林餐厅是每次出差的标配，我要做的就是衣着光鲜地尽情体验广告上经常出现的各种感官刺激和物质诱惑，回来把自己的感受写成文字，刊登在杂志上，吸引更多游客。第一年，这种高端奢华真让我兴奋。可是第二年，我就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劲了。我像是飘在空中，没有着落，我的工作状态和我在当记者时了解到的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距离太远。很快，“花花世界”失去了吸引力。我开始专挑艰苦的线路跑，穿越柴达木盆地，徒步于巴丹吉林沙漠；干干净净地进去，面目全非地出来。同事们都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自己找罪受？他们不知道，只有去这样的地方，我才能找回自己真实的心跳。

有一次，我到了西昌螺髻山，与彝族的管理站站长一起登山。站长领着我看漫山遍野的杜鹃古树，真是太美了。闲聊的时候，我了解到管理站很穷，第一反应是在山顶盖座庙，赚点儿香火钱补贴一下。站长说：“王老师，您去过很多国家，我一辈子就在这个小地方，我的见识肯定没您多。我只知道，彝族祖先说这片山、这些树不是我们的，是子子孙孙的。我要替我的子孙看护它们，不能动这里的一草一木。”那一刻，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足迹踏遍万水千山又如何？我的世界观还不如哪里都没去过的人。

哥本哈根，一脚“踹”出个新大陆

2008年，汶川地震。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灾区一幕幕人间悲剧，泪如雨下。心里的声音说，我想去灾区帮助那里的人。可彼时彼刻的我除了会扛摄像机、写稿、出镜、编片子，还会什么呢？我去灾区能帮上什么忙呢？

这时一家国际人道救援与扶贫发展机构在中国招聘媒体官员，帮助他们写灾后重建工作报告。这份工作太适合我了！我加入了这家机构，去往灾区，通过走访灾民完成自己的工作。那段时间虽然辛苦，但我心里很踏实。

5·12地震一周年工作报告顺利发布，帮助捐款人了解了他们捐的每一分钱都花到了刀刃上。我刚从繁忙的工作中喘口气，领导就把我叫进办公室：“年底要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你去吧！”联合国？气候变化？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懂啊！领导鼓励说：“没事，咱们没开这个方向的业务，当然没人懂。你去了，一边干一边学，回来就懂了！”

就这样，2009年12月，我被一脚“踹”到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作为该机构代表团第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代表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这次大会被媒体称作“人类拯救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它也开启了我和气候变化这个议题的缘分。

我在出发前看了大量气候变化的资料：气候变化是在一定时间尺度内年平均温度的变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排放过量温室气体造成的，近百年来呈全球变暖的趋势。概念有点儿抽象，于是我专门去甘肃农村考察，想了解当地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

在村口，我们遇到一位盖房子的老人家。考察就从唠嗑开始，我随口问了一句：“大爷，您知道气候变化吗？”我原以为直接问气候变化这么专业的术语，大爷肯定不知道，没想到大爷把手里的铁锨一撂，说：“我当然知道啊！以前这个地方十年九旱，这十几年是十年十旱。原来3月会下点儿雨，现在雨不下了，今年还下冰雹了，我的玉米全被砸死了！”大爷带我们来到玉米地边上，顺手掰下一根玉米棒子。表面上看不出这根玉米棒子有什么问题，可打开一看，里面的玉米粒全是瘪的。这一幕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农民靠天吃饭，天变了，农民就吃不上饭了。这就是气候变化最直观的负面影响。

这次调研让我心里有了底。在哥本哈根，我和国际团队的同事们跑前跑后，张罗发布会、组织媒体培训、协调会议，还要抽空自己补课，忙得不亦乐乎。两周内，我们白天过哥本哈根时间，晚上过北京时间，顾不上吃饭成了“家常便饭”。

第二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到哥本哈根大会现场会见联合国和各国领导人，积极斡旋，希望推动这次大会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实在是众口难调，最后不但没有达成各方期待的法律协议，西方媒体还顺手把谈不出成果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和所有在场的其他中国同事一样，我觉得心里堵得难受，塞满了委屈。

回国后，我开始积极推动多方合作，搭建对话平台，气候变化成了高频词。在国际场合，不能只强调政府怎么说，民意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2012年，我组织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了解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情况。结果非常令人振奋，超过93%的受调查者对气候变化有一点儿了解，并支持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在年底的多哈气候大会上，时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的克里斯蒂安娜引用我们的数据，肯定了中国的贡献，鼓励中国有更积极的表现。

没过多久，机构要在中国组建第一支气候变化专业团队。毫无悬念，我成了这个新团队的负责人，设计战略，带新人，和国际同事、国内伙伴一起开展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研究，动员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我每天都充实地忙碌着，工作涉及的主题从农业到生物多样性，从贫困到公正，从性别平等到青年领导力。我这才发现，只要是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议题，都和气候变化有扯不开的关系。我们一边学一边干，访村入户，组织专家调研，设计试点，发布研究报告，抓住各种机会组织公共演讲，设计灵活多样的活动鼓励公众行动。对团队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一段闪光的日子。

2015年，我们和伙伴共同推进的陕西低碳适应与扶贫综合发展计划宇家山试点项目入选“改变先锋——发展中国家可持续低碳发展”优秀案例。那年12月，我在巴黎气候大会现场见证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巴黎协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一面。

出访越南，变日常为永远

2016年8月底，我陪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带队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越南项目点，了解这个国家广大民众的实际需求，以便更好地设计国家南南气候合作的项目。解振华一生执着于环境保护事业，历任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大家习惯尊称他为“解主任”。解主任从2007年开始参加气候变化谈判，带领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精神领袖。

在我们考察的这个项目点，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红树林严重退化，原来种植水稻的良田变成了水塘。在社区项目的设计过程中，项目人员充分咨询村民的实际需求，为村民提供了改种植为养殖的替代选择，并发展当地生态旅游，开设有机生活咖啡馆，使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减缓气候变暖速度和提高气候适应能力要和脱贫、发展经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生态得到保护的同时，改善村民的生计，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考察结束时，解主任问我：“你为什么一直推进多方合作？”我想当然地回答：“这是我的工作啊。”解主任看着我说：“应对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份工作，它是一份事业！”那一刻，我豁然开朗。原来，我早已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此行之后，我追问自己，在这个领域收获了那么多成长、信任和支持，既然这是一份事业，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对，起码可以把我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怎样实现了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还可以激励更多青年人走上气候治理的道路。

2018年4月，我的专著《中国路径：双层博弈视角下的气候传播与治理》出版了，读者反馈说这本书是“气候圈入门指南”，这也正是我最初对它的定位。很快，这本书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签约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我可以向国际社会好好讲讲中国故事了。

怀着感恩的心，我把新书送到了解主任的办公室。解主任问：“下一步你想干什么？”我只能实话实说：“我还没想好。”摆在眼前能让我“名利双收”的选择倒有几个，但我提不起太多兴致。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内化为一份事业，我不甘心看它受到美国退约的冲击，不甘心看它受到负面影响，我想尽己所能再做点儿什么。但作为个体，在大国博弈面前，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把心里的困惑倒出来，解主任笑着说：“不甘心是吧？来我的研究院！”

就这样，我加入了一支全新的“超能陆战队”。解主任把自己获得的“可持续发展奖”的全部奖金捐出来，在清华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这支队伍的使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供创新方案。我们总结出了八个字：“气候征程，携手共进！”

一段新征程开始了。

南极，打开十年心结

2019年是我入行气候变化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儿。这十年，我和不同阶段的战友们紧锣密鼓地推进气候治理，把自己变成了一杯“行走的鸡血”；这十年，我当了妈妈，有了儿子马达和女儿斯加，两个孩子的名字加起来是我挂念着的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非洲第一大岛“马达加斯加”；这十年，我“回炉再造”，一边给马达喂奶一边复习考博，怀着斯加准备博士学位论文，就在《巴黎协定》通过的那个晚上，我落笔完成了毕业论文定稿。

十年是人生中不长不短的一个节点，参加“家园归航”考察南极是我送给自己的最好纪念。期待中的考察收获不少，我对自己坚守的事业也更有信心，而和20多个国家的女性科学家日日夜夜的交流开启了我对人生和自我的不同层次的思考。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航行途中的夜谈，这次谈话帮我解开了十年前的一个心结。

夜谈主持人是克里斯蒂安娜，她这次的任务是带大家学习自我、他人与环境的关系。她邀请三位成员上台，分享自己用什么方式影响了自我、社区和政府。我被点名从与政府合作的角度分享自己的经历。我有点儿犹豫，说实话，我最想分享的是在哥本哈根感受到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成见。可看着台下坐着的这几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伴，要是我把我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她们能理解吗？

既然这是一直梗在心里的结，既然被推上台了，那我就说出来吧！我讲了十年前我在哥本哈根看到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进步，讲了最后时刻中国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讲了过去十年我看到的各方的努力，讲了推动合作过程中的挫折与坚持。我说，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进步的中国。讲述的时候，我有种豁出去的心态，不管有没有人能理解，反正我把在心里憋了十年的话讲出来了！克里斯蒂安娜激动地说：“中国从2009年被动地跟随，到2015年成为《巴黎协定》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又一次，我的眼里充满泪水，这一次是感受到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被接纳、被尊重后从内心迸发的喜悦的泪水……

你好，人生！

直到硕士毕业前，我还在问自己：我究竟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有一天，一个实在被我问烦了的朋友说：“嘿，老天爷给你一辈子时间，如果你这么早就找到了答案，那剩下的时间你干什么？”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后来我一路走，一路找，一直找。直到从南极归来，我知道，我终于接近答案了。

我要的人生，就是我正在经历的！也就是接受当下的自己，卸下“坚强的面具”，与习惯追求“别人眼里的完美”的那个我握手言和，感受内心深处的柔软和力量。

在正前方，我还有很多书要看，有很多知识要学习，有很多朋友要认识，有很多成见要打破，有很多次成长要经历。

我的朋友，你呢？

（关于王彬彬：“家园归航”第三届成员，气候变化行动研究者，户外运动爱好者，马达和斯加的妈妈。）

全心投入可呼吸的人生

王春光

“你要活得精彩，要敢想，更要去做，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不是一句名人名言，而是我的父亲对我最重要的教导和鼓励，也是我的父辈在我心中埋下的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到2019年我航行在南极的时候，它早已融入了我的全部身心。

在“乌斯怀亚号”上，我曾望着南极纯净的冰山大海，坐下来回忆以前的日子。我想象着，等我到了老年的时候，我的一生会如何被记录下来呢？我们是人生的过客，我希望在回味我的人生时，我的生活是充满色彩和生机的，有爱、有追求，我在帮助世界变得更好的过程中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的父亲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他不止一次教导我：“你要活得精彩，要敢想，更要去做，成为最好的自己！”从他那儿，我明白了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在青少年时，探索自己的喜好，了解世界，形成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中年时，满怀热情、执着投入地在自己的领域畅游，陪伴在亲人和爱人身边，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人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到老年，亦能老当益壮，尽享天伦之乐。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全心投入、努力付出都必不可少。

自由的成长之路

感恩生活，我确实很幸运，成长在一个幸福的原生家庭。虽也曾颠沛，但开明的父母依然让我从小就接触了科学、自然、音乐和语言，也让我有机会在童年遇到了各领域的大师和能人。对音乐的喜爱让我有幸在国外求学时一直在交响乐团和室内乐团参加演出。音乐作为桥梁，让我了解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甚至与多位演奏家相识，成为一生的挚友。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的成长环境里，我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由此我相信，做最擅长的事得到的快乐是永恒的。

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宝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他那时在乡村里当一名临时的教书先生。偶然的机会下，他开始教我弹钢琴、拉小提琴，日后还让我有机会学习拉低音大提琴。他跟我说：“爱上音乐，它会陪你一生。”我父母在我6岁时把他们当时向单位预支的一年工资加上以前的积蓄攒到一起，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琴。直到今天我都很感动，他们竟能如此无条件地支持小孩在当时看似不靠谱儿的一个爱好。我还真犹豫过，换作是我，我是否会拿出现在我家一年的工资和以前的积蓄去花在我孩子未知的一个喜好上。在父母和老师的支持下，音乐陪伴我走过了童年、青少年的许多时光。命运有时真是不可思议。到美国读大学时，我曾拿着音乐方面的奖学金在四个州的交响乐团演奏，以及到各地巡演。无论是在兴奋开心时还是在备感压力时，一弹上琴，我就会很快放松下来，马上又充满不能阻挡的力量。

在我的成长路上，老师对我谆谆教诲。他们尽心地教育我，给对数学和化学痴迷的我“开小灶”。那段时光真是快乐，读书、玩乐两手抓。虽说班主任总会对我的贪玩不满意地批评一下，但因为我的成绩没落下，老师也只是提醒一下。就这样，我边学习边玩耍，高中三年拉琴和踢球都没耽误。为躲过老师的检查，我曾借穿男同学的球衣到操场去踢球，短头发的我硬是没被认出来。当时的高中班主任建议我去国外读书，她觉得我能适应境外的学习，能拓宽视野。我的父母对此很支持。于是我就在20世纪90年代去美国读大学了，这在那时还是件稀罕事……

在美国求学时，恰逢跨学科的教育变革。对求知若渴的我来说，横跨数据分析、能源系统和计算机领域的学习实在令人兴奋且有趣。我是如此雀跃，跨学科的应用可以让横向思维挑战现有的盲区。你知道土木工程课上的流体力学模型可以被用到医学生物课程中去跟踪人体癌细胞吗？你知道能源流的数据可以清晰指导不同能源的进出口在智慧城市上的应用吗？——这是个新奇、令人振奋的研究领域。我在之后的职场中还接触了能源运行数据在航空航天火箭发射上的应用，并参与了几个国家的能源数据分析工作，这些不断加深着我对这个领域的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基于实业的建立和发展，而实业的发展对能源系统的依赖度是很强的。国家战略布局要保证能源结构的成熟性，这样才能支撑工业的发展。我发现数据分析如此神奇，它可以引导大家看到表象之下深层的意境。每一个算法模型的应用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和生活领域，我在这个领域中找到了自己持续多年的热情和事业。

成年的人生路上，同样幸运的我同知己走入婚姻并相互支持、鼓励，一起照顾老人，培养孩子；职场上，我在自己痴迷的领域有幸师从行业引领者，他们带我接触和了解了科技在能源领域的应用。当生活和事业都在正轨上推进时，我没有止步于安然享受这一切。在美国典型的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和路线中，我不曾停止追问自己：我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在物质生活充裕的当下，成长的使命和责任让我回到自己熟识的领域。面对环境的污染和下一代因空气质量出现的健康问题，数字化的能源变革是我们这代人肩上要担负的重任，我们要为自己和下一代重新审视使用能源的方式，并做出改变。

可以呼吸的人生

我的童年是在父母下乡的地方度过的，我总记得北方冬天烧蜂窝煤那浓重的煤烟子味儿。出门回来洗把脸，脸盆里的水有灰灰的一层。到了冬季下午，看到的太阳都是褐黄色、灰蒙蒙的。骑自行车路过工厂，能看到一直冒着脏烟的大烟囱。柴静当年的纪录片重现了那时的状况，可那时的人没有改变的方法。

对我来说，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一直跟鼻炎治疗有关。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醒来到走出家门一直在打喷嚏，眼睛疼，同时喉咙难受。治疗鼻炎的方式，除了服用那些药物，最直接的就是鼻内穿刺倒流减压，但凡治疗过的都知道治疗中的痛楚和自己端着盘子接那些液体的尴尬。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很感谢一直陪我治疗的父亲，他告诉我：“只有身体有特殊本领的人才需要这样治疗！”他的幽默曾安慰着十几岁的我度过那段无比难受的日子。这段关于鼻炎治疗的经历持续到我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虽然父母精心地准备了我所需要的药品，但我的鼻炎在换了个环境后神奇地痊愈了，我的呼吸终于顺畅了。我在美国求学、工作了许多年，仿佛都忘记了当年那段时光。可我却没有想到，2014年我们一家回国后，我的孩子也因为环境引起的肺炎苦不堪言。

我在美国的求学和职业经历，其实一直是围绕着能源领域的。我不知道这跟我早年的鼻炎经历有没有关系，或许它们有一种冥冥中的关联。在美国的这些年，在能源方向的学习让我从系统工程方面充分了解了能源架构的流程，不论是发电端、电网，还是用能端，每个节点都有其节能优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空间。我们完全能够帮助社会从传统石化能源使用的依赖中解脱出来，改为使用分布式能源和清洁能源，使其逐步替代不可持续的煤炭和石化能源。在美国工作的十余年中，不论是在美国能源部、州政府还是在高校和企业中，我多次目睹了新的科技改变传统的模式，这些技术既提高了管理效率，又能节能减排。我也看到，公开透明的数据真实地展示着空气中的尘埃颗粒成分和它们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久而久之，干净的空气成了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标准，那些落在纸上的环境污染数据似乎又跟我有了距离，直到2012年的一次回国开会。下飞机当天，还没有倒好时差的我开始打喷嚏、眼睛疼，同时喉咙难受。那一刹那我意识到，久别二十年的鼻炎回来了。那年，我也在媒体上和各类科普文章中了解到国内社会开始热议PM2.5（细颗粒物），了解到中国能源机构在节能减排上面临的压力。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会议，会议室外的PM2.5值超过了400。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只是偶尔会遇到的情况，但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心中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够做些什么。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学及研究的领域，一直是能源系统的数字化应用。举个例子，你如果戴着健身追踪器，就能知道自己每天做了多少运动，消耗了多少能量。就像能量健身追踪器一样，能源数据也可以帮助大型能源消费者（例如钢厂、水泥厂、化工厂）了解它们的每分钟能耗，并实时调整其运营，保证安全稳定性，既使其经济不受任何影响，同时又能节能。总之，既开源又节流。任何一个复杂的系统都是可以用简单的文字解释清楚的：能源使用都是有记录的，这些引导信息就像我们每天关注的孩子的学习进度，我们可以据此相应地调整策略，以保证其运行正常有效，“学有所成”。现在，当整个社会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时，当我们探讨一种技术如何深入一个行业并产生影响时，在能源行业，有个问题常常被提出：我们是否可以依托大数据算法模型，通过数字化转型从源头跟进碳排放指数，了解不同的能源系数和能耗使用？可这个并不能对真正的能源转型起根本作用。更多的问题被提出来：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实时大数据的分析来推动节能手段的应用，从而达到直接减碳的目的？而使用什么样的算法应用才能在可量化的角度看到结果？这个能否从能源需求侧带动能源供给侧的改变，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否完成数字化革命的愿景？从科研到商业化应用的技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不断的尝试中去验证其应用性。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

这些我无法一一找到其准确答案的问题却让我停不下来，事情总是在慢慢探索中呈现本来面目的。2012年，我着手在国内建立一家以大数据分析为主要业务的科技公司，帮助实现能源优化和智能维网的想法，以支持低碳未来的目标。这个想法让我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我也希望，未来我不用再为我女儿可能会得肺炎而担心。

低碳未来：不易的创业路

科技创业之路充满艰险和不确定性。每次挑战又摔倒后，我们都要复盘当时的假设和判断的漏洞，在战略和战术上进行调整。每每遇到挫折，我都会回想当时做这件事的初心——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科技颠覆能源系统，抵达低碳未来。这个信念不断激励我敢于梦想和践行，不断拼搏，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并探寻答案。

建立低碳未来，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这几年里，我和团队的伙伴们接触了大量的合作伙伴和应用场景，大家对这个领域都充满热情且寄予厚望。从能源使用方入手，我们看到了工业和电力领域运维优化的空间；在选用清洁能源的同时减少煤炭的使用，既能保证用户的能源使用量，又能减少空气污染，一举两得。创业四年，从当初不成形的想法到现在的项目落地，我看到了非常多积极的成果。比如我们的技术产品将工业线上预警安全保障的精准度从75%提高到了99%，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预知问题并及时处理，这代替了以前发生隐患才来维护的情况。这使得从事高危工作的人员直接减少了70%，这类人员每年在事故现场的比例在减小，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还能在不影响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减少5%~20%的能源成本。每一次客户告诉我们这些产品技术带来的结果和价值时，我心里总不免一暖。当时的想法就这样在一点点地被验证、实践。

我尽管在美国已经走过创业的路，但回到国内来建立亿可能源，还是不免有各种“水土不服”。有偏差的市场判断和推广中的跌跤，让我在既定的战略面前一次次反思，一次次调整战术。在国外做的技术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市场上，要重新推翻一些假设来搭建产品技术路线，这些都在挑战着我和团队的恒心和耐心。我们通过每一个落地的项目来验证应用中的每个环节，产品带给客户的真实价值才是内驱动力。但对于如何理解客户的需求和决策流程，我发现在国外待太久的自己反倒“听不懂中国话了”。很多次我们考虑得太技术化，但没有把很技术化的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出来，也没能做到站在客户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直击要点。“说人能听懂的话”需要练内功，多沟通，多花时间理解和分析，还要学会多请教。我不断地学习着。

除此之外，作为女性，我也面临着额外的挑战。能源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个传统行业，我们接触的高层几乎是清一色的男士。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CEO（首席执行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都曾被客户或甲方问道：“你先生不介意你做的事情吗？”我每次都笑笑，告诉他们我的家人很支持我，而对方的不理解尽显脸上。

在创业初期，我曾在怀孕8个月的时候到客户单位开会。一进办公室，服务人员说：“你走错了，我们在等王总。”当我回答“我就是”的时候，一屋二十几位男士都很吃惊，尤其是我还挺着个大肚子。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和现场考察，客户表示很喜欢我们的方案，但他们依然对我“都这样了还这么拼”感到很困惑。我一直工作到生孩子之前，这在国外是常态。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我真的不会去斤斤计较投入和回报，但很多人并不能理解。我确实给了我的客户很多不舒服的感受，包括在生了孩子后曾带着孩子去参加国际会议，也曾扛着背奶包出差，以确保孩子有充足的“食物”，我也能做我的工作。但我依然相信而且在用行动证明，这些都是可以平衡和同时推进的。

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了。我们可以看到现今中国的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对环境有了显著的关注和重视，意识到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影响与经济发展是要平衡的。全球各国都对气候变化的严峻程度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方案，而不接受气候变化说法的政客都无法直面眼前的事实。大众的环保意识提高，更多人开始寻求如何逐步建成零碳社会。暂且不说零碳实施的困难，从现状推进到低碳，最终到零碳，这是有可能达到的。就像我们从人类驾驶发展到人机共同驾驶，最终到无人驾驶，这个变革已经是可预见的，甚至正在发生……想到这些变化，创业的艰难仿佛也不那么可怕了。

我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回国重新打拼的过程对我、对家庭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幸好家人很支持我的想法，一直在身边陪着我。而我也时刻要求自己，无论多忙都要定期留出“家庭时间”、“约会时间”和“母女时间”，确保自己对所爱的人的高质量陪伴。毕竟，他们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前行的动力和互相陪伴的人生伙伴。更何况，做好自己，有时也无形中成为对身边人的一种激励。2018年，我去菲律宾领取“亚洲新能源领军人物”奖，顺便带家人休假。领奖时，我的大女儿北辰在台下，她听着我的发言，很骄傲地跟身边的人说：“That is my mom! ”（这是我的妈妈！）自此，她就一直说她要成为科学家，要发明一种可以自己发电的材料，让她生活在木星。我们的下一代会过上怎样的生活？我知道一定比我们这一代更神奇、更精彩！而我们也要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去实现他们的蓝图。

在最遥远的地方回归本质

“乌斯怀亚号”继续航行在南极半岛，我很荣幸在老船长的许可下开着船，我想，那些探险家在寻求心中的那条路时，不就跟我们“探索一条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如出一辙嘛！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摸索可行办法的道路上完成自己应承担的使命！我望着湛蓝的天空，感受着身边一群有着深切社会责任感的女性传递出的热情，想起自己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参加‘家园归航’项目”时的回答：回到最终的本质，作为人，应该对地球有所关心，而不只是关心自己、家庭和所在的区域。关心南极，相当于关心全球环境变化。我们要保证良好的环境可以更持久，为下一代负责。南极的变化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看不到的潜在威胁，从而更积极地采取行动。

我希望每个人都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环境和健康。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就能看到低碳未来，呼吸到清洁的空气，享受幸福而自由的人生！

［关于王春光：“家园归航”第三届成员，亿可能源创始人，能源领域的大数据应用AI（人工智能）专家。爱音乐、爱旅行，是两个可爱女儿北辰和美辰的妈妈。］

路漫漫兮，真挚前行

卢之遥

父母给我起名叫卢之遥，他们在开玩笑时会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让我滚远点儿，在认真时会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寓意里包含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包含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也包含了对遥遥领先的期许，希望我能触及遥远的地方，走好长长的人生路。如今，我走在自己热爱的环保公益路上，满怀热情地做着我认同的环保工作。我走到了世界尽头的南极，探寻人与自然最纯粹的关系。回头想想，此刻的我，是不是我想成为的自己？一路上，我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困境、执着和转变？一路走来，我有没有实现儿时最初的心愿？

“你长大了想当什么？”这是每个孩子都会经历的“灵魂拷问”，我人生中曾被问及两次。我三岁时，父母带着我在人民广场上游玩，我突然被拎到垃圾桶上站着并被“拷问”，我转头看到广场上另一个和我一样站得高高的人，那是毛主席的雕像，于是回答，我长大就当毛主席吧。第二次是被幼儿园老师提问，我妈在接我放学时被老师告知，“你女儿说长大了要当毛主席”。大人们估计是认清了我没法儿正经回答和思考这个问题，在我接下来的人生中，我再也没有被问过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我开启了顺其自然的随机成长模式。

家里买手风琴让我学习乐器，我只记得手风琴抱着挺沉，至今还不识五线谱；学习舞蹈，我下不了腰也劈不了叉；学习毛笔字，我模仿隶书、行草等各种字帖，书法没有自成一派，倒是练就了现在龙飞凤舞的字体。然而，从小有一件事总是能让我感到欣喜，那就是到自然环境里去认知和感受自然。在野外山林里奔跑，在小溪里蹚水，小松鼠冲我扔松果，抬头看鸟儿飞过蓝天，这些都是我最纯真的快乐和美好的记忆，我小时候最多的照片就是在碧水蓝天中灿烂且放肆的笑脸。带着这份对大自然最纯真的喜爱，普通话还说不太明白的我，在贵阳市小学生演讲比赛上用一口“贵普话”真诚地演讲：“我要为了美好的地球家园保护生态环境！”纵观我的小前半生，我也就对这一件事情说到做到并坚持了下来。

拥抱自然，摄取能量

要真正保护生态环境，我能做点儿什么？我用了十余年的专业学习来一点点寻找答案。不断认识和了解自然，探寻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每个不同阶段获得更深入的认知，一次次加深着我对环保领域的热爱。同时，我也越发看到自然的脆弱，因它受到破坏而失望，因想促成即使是小小的改变所面临的困境而沮丧。而每一次，爱与憎交互幻化出的力量，都使我重拾希望继续前行。

在贵州长大的我，见多了绿水青山，上大学时，我选择去滨海城市青岛，在中国海洋大学读海洋生态学专业。在青岛，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海，也开始认识海洋。我在课堂上学习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系统，最令我激动的是随海大的科考船出海实习，科考船漂在平静的海面上，我们清晨到甲板上看漫天金红的海上日出。船上的科学家会介绍开展的海洋研究，描述曾经围到船边来的一群好奇的海豚，最难忘的是听他们讲在南极度过极夜的故事。从小莫名喜欢企鹅和向往南极的我对此无比羡慕和仰望，心想，我有没有可能去南极看企鹅？然而，我看到的是塑料垃圾对海洋的侵蚀，海洋生物因为污染而无法生存，美丽多彩的珊瑚礁变成白色坟场……太多触目惊心的场景，令人揪心。而这些污染也正在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环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面对这些，我们该如何做出改变？

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硕士期间，我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布朗山，研究老班章村里的古茶树及原始森林里的传统药用植物。我清早背着标本夹和干粮出门，与当地专家和布朗族村民在山林里鉴定物种，采集标本。布朗族和哈尼族世代生活在这山间，与这片山林相依生存，这里处处体现着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和经验。这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弥足珍贵。完成工作后，需要赶在天黑前返回村里，我腿短走得慢，赶不上大家的步伐，一个人掉队，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一路上，我有小灌木丛、蘑菇、野花、鸟鸣的陪伴而不感到孤单，也感叹着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馈赠，无论是在偏僻山村还是在繁华都市，我们都享用着食物、水和空气等自然资源，人类有什么理由不去保护自然环境而是肆意地破坏？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和自然相处呢？

走在路上，远远看到山那头村里的灯光和飘出的炊烟，我鼓励自己加快步伐。晚上，在村主任家聊完古茶树和植物用药，我独自走到村子另一头的村民家里借住。漆黑的小径上，我借着手电微弱的灯光胆战心惊地挪动着步子，每家的狗远远近近都吠了几声。正想努力快速走完这段黑路的我，无意间抬头望向夜空，发现罩着我的是一整片璀璨的星海，漫天繁星点缀，浩瀚银河清晰可见，感觉与我就在咫尺之间。我呆呆地仰头望着，头上这片星空扫除了我一天的疲惫，一股勇气和力量涌入心房。我是多么幸运能置身于如此美丽的自然景象之下，在接下来的人生路上，我也多次从这片星空中获取过能量。

在继续深造的路上，我有两个选择：接受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的录取，或者继续在中央民族大学“死磕”我学了很久的生态学。虽然有各种现实原因左右着选择，但是我想我内心对自然环境的执着还是影响了我最终的决定。我将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地点选在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公山上，在森林里打样方、采样品、测数据，在村里填问卷、做访问、查资料，研究不同的林权制度与森林生态系统及当地苗族村民的关系和对其的影响。然而，随着学习越来越专业化，我的学业和研究却成了我遇到的最大挫折。

被压力逼出的潜力

原本三年的学制，在我博三公派去耶鲁大学联合培养后回国时已经超了半年，毕业资格要求的多篇学术论文、英文SCI（科学引文索引）文章的发表和毕业论文的撰写我都还没有完成。更让我苦恼的是，这一切必须达到的要求都不是我擅长的，我注定要延期毕业。同届的同学，甚至晚我一届的学弟学妹，都按时毕业离校了，而我还在和数据处理分析、文章撰写这类我不擅长的学术工作较劲。这时，学校不再给延期毕业的学生分宿舍，我需要三天两头“打游击”。家里人开始埋怨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工作了，而我为什么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毕不了业。我陷入自我怀疑中，还产生了“既然没有热情去完成剩下的任务，那就干脆放弃”的念头。

面对艰难的外部条件、众多质疑和自我否定，我的眼前似乎不太光明。回想起布朗山上那片星空，夜幕越黑，星星就越闪亮。我想，如果我不竭尽全力迈过这道坎，在接下来的路上，我要怎么阔步前行？要么认输，要么改变！我选择逼自己一把，必须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我原本做了延期一年的准备，现在决定只给自己半年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憋着一股劲儿加速分析实验数据、看文献、写文章、改论文，每天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困了就在沙发上躺几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开工。都说女博士“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而我白天晚上都在愁论文。最终，中文学术期刊、英文SCI文章和毕业论文我都完成了。当论文通过了盲审，我成功结束毕业答辩的时候，导师欣慰地对我说：“我本想着你明年能毕业就不错了。”

这一段拼命努力的日子里，我不仅完成了学业，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原来，我是可以激发出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困难的；原来，竭尽全力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的感觉这么好。

但是，依然有一个问题横在我心里：通过学术科研来更深入地研究生态环境问题，到底是不是我想做的？

跟随内心选择使命

走出象牙塔，我面临就业的选择。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会顺理成章去高校或科研院所，我跟随着这个步伐，也拿到了一份高校工作的邀请。我身边的老师、同学、家人，甚至陌生人都在告诉我，女性进入大学当老师是最好的职业选择，既稳定又光鲜，而我却迟疑了。

社会给大学教授贴上了一个光鲜的标签，但对我而言，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是我追求的梦想吗？我内心最深处的声音回答说，我其实不享受学术研究，我的热情来自具体的行动，我期待的是通过执行具体的环保项目来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推动更多行业的改变，解决真正的环境问题，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我抛开外部的声音，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和判断，一头扎进了中国本土环保公益机构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 Foundation），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刚入行的我感觉自己像一块海绵，有太多的新知识和新形式需要吸取。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十年如一日在一线开展环保工作的小伙伴的执着，看到企业家们为了碧水蓝天做出的实际改变，看到更多的公众被影响而做出的环保行为，这些都鼓舞着我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

我在SEE中参与的工作包括推动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和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进垃圾治理和污染防治等项目。我带着对这个领域的认同和热爱，全力学习和成长，希望能为环保事业创造一份价值。同时，身在其中，我也看到了诸多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越发珍惜这份使命感，希望能和中国的环保机构、公益行业一起成长和改变，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在机构有了个“卢公子”的外号，虽然它听起来并不温柔可人，但是我却莫名地喜欢，感觉它无形中在为我更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而助力。

我越是深入了解，就越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入选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到耶鲁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在耶鲁的学习让我得以从更多元的视角和不同维度来认识环境问题。在环境外交和全球环境政策的课堂上，教授引导我们探讨如何就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等议题开展全球化治理，带领我们到联合国纽约总部听取各国代表的见解和实战经验。而我发现，无论是课堂讨论还是研究课题，中国的环境问题和政策表现都一次次被提及，例如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进程，中国是否在规范野生动物贸易市场，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如何，等等。每次在这样的话题氛围中，大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在我这样的中国留学生身上。我越来越体会到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也感受到了小小的压力和使命感。当时，我的同班同学，一位来自不丹的女生将我们讨论了一学期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砍伐和毁坏森林来减少碳排放的计划（REDD+）带回了她的国家。在不丹这个森林覆盖率达到70%的国家，推动这个计划的落地尤其重要，她为自己的国家贡献着她的价值和力量。我也在思考，面对当今具体且紧迫的环境问题，交完作业、走出课堂，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能否像她一样和我的国家一起行动？

2019年，我参与了中欧民间组织交流项目。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一场公开活动上，原本是中欧两方就共同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却因为个别发言人提及敏感的中国政治问题，活动氛围被带得很政治化且不太友好。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朋友勇敢地离场以表抗议，而我是接下来讨论环节的嘉宾。在微妙的气氛中，我决定上台参与这场讨论。

果然，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欧洲观众，都将关注点集中于中国，提出了诸多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疑问。他们询问中国政府是否让民间机构参与气候变化议题，问中国青年为什么从不参与国际青年的气候游行，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转移污染，质疑中国的企业只是在“洗绿”。其实这些问题的提出体现着欧洲民众普遍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带有误解。得益于在工作中的积累和观察，我有足够的底气客观真诚地回应台下一道道关切的目光。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在中国民间环保公益机构工作的人员，请他们相信我比在座的每一位欧洲人都更在意中国环境治理的成效，很高兴能有机会告诉他们我在中国所经历、参与和看到的。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正起着引领者的作用，民间组织的力量被中国政府视为很重要的部分，我工作的机构就直接与政府进行沟通与合作，双方互相补充和支持。也正是在这样的主流政治氛围下，中国的青年没有再去游行抗议，例如，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所做的，就是影响中国几十万名大学生，使他们切切实实在高校里开展低碳校园的行动。中国青年不仅呼吁和倡议，还践行切实的行动。“一带一路”倡议很注重绿色发展。除了政策和原则，还有民间机构专门对绿色海外投资进行监测和评估的项目。现在中国环境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及环境数据库的建立，都让企业很难去“洗绿”。相反，我们通过建立绿色供应链等具体的行动去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绿色低碳视为一种竞争力。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各界在环境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和实际行动。一个半小时的讨论结束后，我得到了全场的掌声和赞许，其实我并不确定我的回答是否帮中国赢得了理解，但它是我给自己的一份答案。

环境保护是全世界的责任，各国相互加深了解，建立国际合作，往共同的方向努力十分重要。当我有机会做那道沟通的桥梁时，我有这份责任和义务来发声，自信地告诉国际社会我们所做到的，也坦然面对我们所欠缺的。

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马德里气候大会（COP25）上，我坐在会场，看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国际空间站总指挥实时视频连线。从太空看，我们的地球无比美丽，又十分脆弱。全人类可以合作创造顶尖的技术探索太空和宇宙，为什么不可以一起携手守护好我们宝贵的家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能贡献这份力量，都承担得起一份责任。

怀揣期待行向远方

从小喜爱企鹅并憧憬南极的我，通过“家园归航”实现了去南极的梦想。这一趟充满爱、成长和探索的行程，甚是美好。回想在南极的一个下午，我们坐着橡皮艇漂浮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远处是万年的冰川，眼前是灵动的浮冰，温柔的阳光洒在脸上。两头座头鲸毫无预兆地在我们身旁不远处浮出水面，听着它们畅快地呼吸、吐水的声音，看着它们那代表性的美丽尾鳍探出海面，划出优美的弧度又没入水中，我静静地融入这个场景。那一刻，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和自然最纯粹的联结。自然给予过我太多的爱和能量，我只希望能回馈我的爱，守护自然的美好。我只希望，未来的孩子们都能在树林里看到松鼠扔松果，能去森林里认识多样的动植物，能感叹珊瑚礁的五彩缤纷，能抬头看到绚烂的银河，能目睹座头鲸跃出水面。

虽然卢之遥这个名字蕴含着走向远方的寓意，但我也从没预料过，我真的能触及遥远的世界尽头。你是否也感觉，南极离你太遥远？但你可知道，你的日常行为正在影响南极？你的生活其实和环境保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或低碳出行，能帮助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南极冰川的融化；你随手的垃圾分类，能让海洋生物得以生存；你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许就能避免人类遭受未知病毒的伤害。我们需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需要采取切实的环保行动，需要携手守护共同的地球家园。

路漫漫，让我们怀揣期待与梦想，向着远方和未来，真挚前行。

（关于卢之遥：“家园归航”第三届成员，热情且执着的环保公益人，热爱生活的多面女性，喜欢探寻世界的旅人，不能吃辣的贵州人。）

身体力行，协行方远

王怡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假小子”。不知道是因为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得很短，从来也不给我买裙子，还是家人听从了“把女孩当男孩养”这样的“民间智慧”，抑或是不慎听到当年奶奶得知妈妈怀的是个女孩时的沮丧，我似乎也就认同了这样的定位。我时常有个感慨：我要是男孩就好了，那我就能在外面跟小伙伴摸爬滚打到更晚才回家，长大以后可以有更多专业和职业的选择，可以去做更多刺激的事情，甚至——就像现在诸多环境公益同行都有过的梦想——乘上绿色和平的“彩虹号”，去阻止他国的捕鲸船。总之，没有那么多人会对我的选择指指点点。虽然不能改变性别，但我仍然要做男孩可以做的事情。带着一丝逆反心理，生长在“少不入川”的“天府之国”成都的我，毅然在高中时决定要走出国门，求学于远方。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是在美国念的大学本科。入学之前，学校给所有新生布置的任务是阅读一本夏日读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的《来自灾难前线的笔记：人、自然和气候变化》（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 Man, Nature, and Climate Change）。读完之后，我第一次觉得作者关于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研究的总结，以及在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抗衡的前线社会的描写离我所在的现实生活已不远。本来已经定好要主修经济学的我，又多修了一门环境研究的入门课程。第一个暑假放假前，我投递了许多行业的实习申请，都杳无音讯。最后，我凭借自己在成都郊外农村叔叔家的农田里生活过的“丰富”经历，成功说服了位于科罗拉多州西南角的一个有机农场聘用我做实习农民。三个月300美元的补助刚刚够我买往返机票，农场管吃住。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从丹佛坐上一辆长途公交车，翻越落基山，经历8个小时的颠簸后，最终被扔在了一个叫杜兰戈的地方。我的主管艾比是一个脸上皱纹沟壑纵横但其实只有五十出头的强悍女人。第一眼看到开着似乎下一秒就要散架的皮卡来接我的艾比时，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每天的工作大概是上午赶在被这里高海拔半干旱地区的烈日晒晕之前为绵羊群搭建临时放牧区（为避免过度放牧，每个小羊群每两天换一块草地），下午两三点以后开始除杂草，到傍晚叫回山羊群开始挤羊奶。为了降低甚至消除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里没有拖拉机，而是启用一批大马来耕地；不用除草剂和化肥，而是用实习劳动力和堆肥取而代之。我最期待的事情是每周六我们几个人开卡车去杜兰戈的农民集市卖用于做沙拉的菜叶、各种香草配料和其他在那周收获的新鲜蔬菜。在还不知道羊驼和美洲驼是什么动物之前，我就已经被这两种牧场必备家畜的奇特形象征服了。它们和牛羊混在一起，会首先察觉各种惊动和潜在的捕猎者的脚步，放出让大家警惕的信号。羊驼的个性尤其突出，喜欢以吐绿色唾液的方式来警告同伴或者人类：别来烦我。

在这里，我遇到了几位意料之外的美国人。农场的创始人是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核物理学家，他留下一部分遗产交给家人，让其负责经营这块可持续农业的实验田地。当时的几个经营者中，有大学毕业多年、从事有机农业的专业种植者；有我的主管艾比这种，从自己父辈那里学到了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经营土地；还有留着脏辫、追求嬉皮精神的一家三口，他们经营农场只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找到一点儿本质生活。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但得益于邻近的灌溉资源和一群追梦者，一块绿洲由此而生。农场里的一位来自加州的大叔凯尔告诉我，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给予他诸多生活的动力。当地的纳瓦霍人有句谚语——“你创造你的现实”。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在一个农业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当人们慢慢开始反思被单一物种、机械化、转基因、农药化肥依赖“绑架”的现代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营养流失时，一些年迈的有志者和气壮的青年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创造另一种可能。现今美国大部分的超市里都有有机鲜蔬的柜台，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其支付溢价。在消除饥饿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应该有多条道路可以通往“罗马”。

带着这个信念，我一次又一次出发，踏上寻找平衡环境保护和发展的解决方案之路，寻找我在其中的角色。通过学校老师的介绍，我前往位于印度新德里的科学与环境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缩写为CSE）实习。和主管商量后，我决定写一份当地家用太阳能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我对印度一直充满各种想象，好奇这个人口很快能超过中国的国家是如何解决发展和保护的冲突的。令我惊喜的是，原来CSE本身就是在印度环境正义运动里的一面旗帜。创始人阿尼尔·阿加瓦尔（Anil Agarwal）是第一批开始关注和报道20世纪70年代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地区农村妇女发起的草根环保“抱树运动”的调查记者之一。该地区外来伐木产业的兴起导致了毁林、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依靠薪柴、野味、野菜和其他森林中的资源来维持生计的当地妇女，她们开始结社、“抱树”，阻止伐木工人进场，以抵抗商业伐林者和政府在这里给予的特许经营权。多年后，印度著名的女性生态主义学者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在她的《生生不息》（Staying Alive）一书中评论道，“抱树运动”是一场妇女引导的生态运动，它甚至早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些无名无权的朴实角色反而成为印度反思其发展模式的先驱之一。而CSE的主要方式便是通过深入浅出的报道来教育公众，唤起社会对弱势群体和无法发声的自然界成员的关注，引入对如何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进步与公平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并把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纳入解决方案设计的核心。虽然我的调研报告因为获取原始数据渠道有限而最终未能发表，但是在CSE的这一个多月让我认识到了一些跟西方引领的环保主义运动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和演变轨迹。

有人会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似乎最终都无法避免西方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这个发展模式。在“女人能顶半边天”的解放思想下和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成长起来的我，经历了父母在国有工厂私有化之后的“光荣下岗”，也收获了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下私营企业发展和中国中产阶级结出的果实，才有机会成为成千上万个去海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之一（虽然有全额奖学金，但父母用积蓄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生活费）。太多前人栽下的树苗，造就了今日中国的这棵大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同广大的中国老百姓一样，也是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买单人（我也不曾经历在成都市区可以看见西部雪山的空气质量）。一边有人在栽树，一边有人在毁林。我通过我的学习和经历不断意识到，在这些代价沉重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之外，还有很多创新和传统兼具的技术治理手段及意识文化，可以在人类工业文明不可逆转地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之前，扭转乾坤。

“绿色中国，少年中国”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前副局长潘岳曾经在2007年阐述中西方现代文明与环境保护的冲突的核心和中国环境治理的出路，他提到：“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民主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绿色中国只能在你们这一代手中完成。我相信，一个绿色中国，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少年中国！”带着这份“少年绿则国绿”的意气和信念，在那之后的多年里，我大致穿梭于倡导者、创业者和研究者这三种角色之间，试图找到答案。

2009年在华盛顿特区全球青年绿色能源转型大会上的一次偶遇，让我成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一名志愿者。2009年秋，在机构的组织下，40多位来自各地的中国青年组成史上第一支青年代表团参加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谈判，和全世界的环保人士一起呼吁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各界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为被选中的一员，我为了筹集路费，给校长和其他相关的科系及教学中心写信申请经费；出发前在导师的辅导下，我独立研究了气候谈判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议题——碳交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在两周的峰会里，我们和国内媒体合作跟踪报道碳交易、碳污染排放核查机制等议题的谈判；联动美国青年代表团组织了中美青年交流会，与分别会见的中美谈判代表一起敦促中美带领其他成员国达成谈判结果；在会场内布置了各式创意宣传活动，包括上演了一场以“中医诊断”寓意东方智慧推动谈判进程的“表演行动”。但大会结果不尽如人意。一位印度青年这样对谈判的代表说：“从1992年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算起，你们已经用了我将近一生的时间在谈判了！”的确，在参与第一次气候大会之后，我已有些幻灭的感觉：要让全球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在保护自己选民、产业利益的前提下在全球集体减排行动上达成一致，要让这个谈判机制来算清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烂账，谈何容易？但同时，发展中国家难道也就真的无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这个陷阱吗？在全球科学家达成共识，气候危机迫在眉睫之际，谁能带领全社会走出“自动驾驶”的僵局？

顶层谈判不易，我试图尝试自下而上的改变。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罗毕总部的传播部门做实习生时，我认识了非洲青年气候变化倡议网络在肯尼亚的成员。这个网络的个人会员和机构成员遍布肯尼亚。我和几个在肯尼亚大学读书的成员一起走访分布在肯尼亚全国三地的网络成员机构，了解它们分别是如何在当地推广清洁低碳灶台和沼气利用的。燃烧不充分的传统灶台每年能导致全球300多万人因呼吸道疾病提前死亡，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正是被这些机构和个人鼓舞，我和几个肯尼亚朋友成立了农村能源企业家网络，希望能在倡议的平台下面发起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企业家支持工作。我甚至休学了一个学期，为这个新网络的建立做筹备，包括给机构注册、讨论组织的运营模式、开发工作和筹资计划。然而宴席组织得快，散得也快。当几个发起人都不得不回到校园时，大家的精力和我的遥远距离都不足以支撑机构化的过程了。虽然在我离开后不久，机构成功注册为一个合法非政府组织，但它几乎没有再开展过任何活动。

在这之后，大学都没毕业的我暂时放弃了创业的想法。国际谈判制定的政策方案具体落实并造福于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的道路非常艰难，我决定用更多时间做更深入的学术田野调研，更系统地了解是什么使一些项目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了，哪些因素和国际层面的政策方针有关，在地经验和平民之声如何能更好地贡献于政策的决策过程。带着这些问题，我两次回到肯尼亚，去了乌干达，又重返印度（我去了当年“抱树运动”盛行的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通过一系列问卷和人种志的调查手法，了解当地一些社区是如何接受新技术的，以及碳交易机制资助的技术如何影响了当地妇女和社区，如何可以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效地设计政策和机制）。一方面，我发现大多数的政策和技术发明经不起推敲——要么难以落实，要么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这让我一度觉得也许任何行动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在探寻了更多的商业和创新模式之后，我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能源变革之路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充满机遇。舞台很大，能容下失败的案例，也不乏成功的喜悦。通过发表同行评议的文章，我也和调研伙伴们分享了我的研究成果。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很幸运地找到了较好结合了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研究的一份工作——我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为中国领跑全球革新项目做项目战略开发、发展和运营。目前，中国在加速参与全球化进程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发展模式如何真正为当地带来可持续发展，避免西方传统的发展模式及中国在之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这些问题正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所关注的。我协助项目主管协调一个有20多人的团队，利用政策、金融、市场等手段，探索促进投资贸易绿色化的途径。然而这种工作策略的挑战也在于，要用顶层政策去影响中国企业在非洲某个国家的行为很难，因此变化比计划快，而如果从某家企业或者某个示范项目开始，苦心经营的成本也不一定能换回可复制的成效。

“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南极不仅是气候变化对地球影响的最前线，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远方。因为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是推动我走上环境保护这条“不归路”的重要原因，我也一直对南极这片作为气候灾难最前线的广袤大地充满想象与期待。我不曾想到在近代的南极探险、开拓和科研的历史里，女性是如何被拒于其外和从人们对南极的想象中被抹除的。在不久的过去，我偶然明白，原来我拼命希望自己是个男孩的梦想其实是一种“厌女症”，也就是连女性也看不起女性，不认为自己可以走得很远。能同8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踏上南极的征程，这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进步的男男女女，也是我坚持不懈，努力不被社会框架的洪流淹没的结果。

在船上的三周里，领导力课程给了我们难能可贵的自我认知的机会，让我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集体协作的方式，回到自己所在社区带来更多的改变。合作、包容、倾听、考虑长远等品质，正是解决当下纷繁复杂、多利益纠结的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所急需的品质。这个世界呼唤更多的女性领导人，而这些品质不只属于女性，也不一定与生俱来，而是人作为一个社群物种可以后天学到的。在南极的时候，最考验这些品质的时刻往往是大家遇到分歧的时候。队员们争论过“乌斯怀亚号”前进的方向，估测了项目最终的产出，也讨论了导师教学的方式。尽管反思过程让人痛苦，但我们仍能达成一致或是能够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这些都是值得我这个社会实践者学习的。

最后，对于为什么要有女性领导力的项目，我也有了切身的体会。很多时候，女性会害怕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怕自己的言论受到抨击。正是这种脆弱和不安全感让我们难以踏出“舒适区”。有意和无意的性别歧视都是阻碍女性发展的一个因素。很多女性的特质，比如合作精神、包容、关注长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母性的生理因素会让我们更多地考虑社会的繁衍。我们害怕当我们提升个人曝光率的时候，我们对世界来说更加可见了，而当我们更加可见时，我们也更容易被触碰，当我们更容易被触碰时，我们就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够卸下保护自己的盔甲，我们将难以和更多的人勇敢地对话，也难以承担更大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在中国，国家崛起，人人奔小康的目标触手可及，生态文明的蓝图振奋人心；国际全球化，科技现代化，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限制女性的“玻璃天花板”被不断敲碎。也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国经济遇到发展瓶颈，中国崛起面临四面楚歌的形势；全球气温“蒸蒸日上”，水资源枯竭，土地受到污染，塑料污染严重，渔业崩溃；“文明的冲突”火花四溅，种族关系紧张……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国家与环境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被捆绑在了一起。我希望成为一个能给他人赋能且能促进团队作战的人。纷繁复杂的公众环境议题需要更多人参与，需要团队和集体努力。我们面临的许多危机都是追求个人或者小部分群体的利益最大化造成的。我们不需要呼唤英雄。我只希望作为一个“授粉者”，能更多地激发集体的意识和力量。就像那句非洲谚语所说的：“独行快，众行远。”

（关于王怡婷：“家园归航”第二届成员，参与过四大洲不同的环境保护组织的工作，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平性、可持续投资与贸易、科技与社会创新。于2009年加入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现任理事长，帮助组织青年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践行民间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