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焚书坑儒与挟书律
正编
秦焚书，世所知者多为始皇时事，然而韩非曰：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5]着重号系引者加
检太史公《商君列传》，无涉笔于此；亦未见诸他书。《史记》极重出处，言必有据，既然它对此事只字未提，在存疑者看来，自是绝大的凭据。不过，司马迁的慎重，未必可用来裁判韩非其说为伪。《六国年表》有这样一段：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
这里，司马迁讲的是他写《史记》时所能掌握和披阅的史料大概。中国早期史乘撰藏俱限于官，故在秦火中损失最惨。其中，列国史所剩无几，周室之藏则尽“灭”，完整留存“独有《秦记》”，即秦国一国官史。然而秦国文化相对粗陋，史书载事甚简，甚至日月亦付阙如。从司马迁之喟叹看，《商君列传》不提“燔诗书而明法令”，极可能是《秦记》“其文略不具”所致。在司马迁，有据者载之、无据者不书，如此而已，并不足证此事为无。韩非则不单置身战国、早于史迁，且为秦宾客，闻见若更详切，很好理解。而况韩非原文除“燔诗书”这条以外，连什伍、设告坐、塞私门、禁游宦、显耕战诸事，俱明载乎史，确系“孝公行之”者。设若独指“燔诗书”为杜撰，是韩子特于诸多事实当中夹塞此一赝货，于理焉通？
有关这桩疑案，后世学者各抒己见。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韩非语后，先点明《商君列传》“不言燔《诗》《书》”，随之却道：“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之无异也。”[7]“《诗》《书》之道废”指《商君书》白纸黑字确曾建言摈《诗》《书》。言下之意，商鞅请孝公禁书乃是事实，不论采取烧还是其他方式，与“李斯之焚”无实质不同。清初何焯为《困学纪闻》作注，于此条下面写道：“意者商鞅所燔止于国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8]意者，指猜想或分析。何焯倾向于相信孝公、始皇各搞过一次燔书，且指其区别是，前者所烧仅限秦国之内，后者则尽烧“天下”之书。中晚明之际，陈耀文《正杨》有“焚书起于韩非”条，换个角度提出：
秦焚书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为此说于秦者矣，韩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与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节。作俑者乃韩非，匪斯也。[9]
着重强调，秦生烧书之念断然早于李斯时代。他对《韩非子》那番话的看法是：“夫诗书之燔，韩子明谓商鞅矣。其亦自道也與。”[10]就是说，尽管“商鞅教孝公……燔诗书”难以考核，然而此议浮诸韩非脑中、出诸其口，却可是千真万确；所以，秦之焚书冲动起码应追溯到韩非，是其政治思想中早就引而待发之箭，绝不有待李斯发明与创想。
有人或许觉得，韩非说法另有明显不合理处：假使商鞅“燔诗书”之议“孝公行之”，那么嬴政怎还有书可烧？这里，要回过头去理解何焯的“国中书”与“天下书”之辨。始皇已并六国，广有海内，即便孝公曾在“国中”燔书，也丝毫无碍始皇有书可烧，可烧物但多不少。其次，我们另做一点补充。孝公用商鞅当前4世纪中叶，始皇烧书在前213年，此百多年，秦国历史也经历一些变化。孝公死，当年商鞅便遭报复，“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11]，虽非人亡政息，某些尺度却悄然移换，如《商君书》深恶痛绝的“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12]，一个诗书，一个游说，在他死后都勃兴于秦，至吕不韦相秦达于鼎盛。赴秦的文人游士蜂攒蚁聚，单是吕不韦食客即称三千，以致秦室忧之而下《逐客令》，当时托为吕不韦舍人的李斯“亦在逐中”，为此上《谏逐客书》，批评“必出于秦然后可”的思想“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13]。吕不韦招士，固有与孟尝君斗奢之意，内里实亦为着学术文化竞争，“是时诸侯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14]此书乃战国时期篇帙最巨者之一，不诞于齐鲁而诞于嬴秦，足见此时秦地文物后来居上。所以，不论是广有四海，还是秦国自身之变，始皇再搞一次焚书，客观上并不愁没有“资本”。
当然，韩非之说孤存，终不可考，我们只作为潜在的史脉，了解一下罢了。
史所确载的“焚书坑儒”，本事如下。先看焚书：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15]
时为始皇三十四年。过程看点有三：一、当天乃始皇生日，场合则恰为寿筵进行中。二、仆射周青臣方以一番颂言为贺，博士淳于越立即唱了反调，批评皇帝事不师古，斥周青臣“面谀”“非忠臣”。三、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迅速拿出对策，极具系统性，似于此类问题运思已久、成竹在胸。
焚书令具体内容计七项：一、史书方面，除秦官方所撰史，无论周史、列国史或古史旧藏，一律烧掉。二、史书之外，《诗》《书》和百家语这三类书，惟限任职博士官之人藏有，否则，须皆交出于地方长官烧之。三、任何人，敢聚议或私下谈说《诗》《书》，将处死并陈尸示众。四、若有以古非今言论，灭族；凡公家人知情而隐匿不举，亦予灭族。五、焚书令设三十天缓限期，逾期有书未烧，先领黥面之刑，继充“城旦”一种四年筑城苦役。六、医药、神仙及种植类书籍，不在“焚书”之列。七、凡学习政治与法律，只能以公家人为师。
综而以观，焚书令实远超“书”的范围。例如，第四项“以古非今者族”，无关乎书，所惩系言论，且治刑最重。第七项的限令对象亦非书，而是学，“以吏为师”含义在于，政治法律的理论观念以官家为准绳，杜绝个人之自由思研，“以吏为师”可以保障这一教学限制。
焚书令张于始皇三十四年。转年，继发坑儒：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6]
细读，关节处亦有三：一、同“焚书”一样，“坑儒”也由一个具体事端引发，博士官淳于越在始皇生日宴上出言不逊触激焚书，眼下，两位书生“玩消失”则启坑儒之祸。二、始皇盛怒下历数“诸生”愆尤种种，说明他对这群人的嫌怨根深蒂固。三、坑儒实非一“坑”字可了，“坑”仅为事态的极致与一隅，在更宽范围下，这是一次针对书生群体的运动式迫害，始皇借侯、卢私亡迁怒所有书生，以“闻不报”为由“悉案问诸生”，每个书生俱受鞫究，人们被迫“传相告引”，彼此揭发以求自保，最终从中认定四百六十余人对“闻不报”负责而予坑杀，以外的幸存者则被集体“发谪徙边”，亦即处以流放。
“坑”亦作“阬”，乃战国至秦汉之际的一种大屠杀方式。自载籍可查者言，两股势力乐此不疲，前有嬴秦，后有西楚项王。《史记》载列国惟嬴秦曾为之，有三笔记录。一次是昭王四十七年长平之战，武安君白起俘赵国降卒四十万，“尽阬杀之”[17]，坑儒视彼，小巫见大巫。另两次则俱系始皇一人所为，坑儒之前十六年，王翦破邯郸，当时的秦王嬴政竟然亲自前去办一件事——“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18]。嬴政生于邯郸，父亲子楚时在赵国为人质，母亲出身歌姬，大概受过不少折辱。嬴秦以外这样干的只有项羽，作为后起者，我们觉其行为显然出于摹仿。《项羽本纪》此类记录不下四笔，第一次攻襄城“已拔，皆阬之”[19]；第二次在渑池“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20]；第三次败田荣复“皆阬”[21]其降卒；最后一次在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西北又拟将“男子年十五已上”悉“阬之”，经劝谏始罢[22]——亦即实际做了三次，有一次临时放弃。
坑儒大部分情节清晰，如“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唯“益发谪徙边”这句，解读有疑义。“发谪徙边”四字不至生歧异，疑在“益”字上。“益”可作“增加”解，亦有“更”或“进而”之意。有人将此语译作“征发更多的流放人员去戍守边疆”，成为与“诸生”无关的情节。我则读为“进而将诸生发谪徙边”，这读法本乎上下文。此语前文“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显系解释“益发谪徙边”的动机，亦即将“诸生”以罪人身份流放各地和远方，去充当反面教材。后文则为自幼“诵法孔子”、以读书人保护者自居的扶苏之谏言：“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明示“益发谪徙边”对象是“诸生”，并作为“皆重法绳之”的集体惩处加以施行。
如此，坑儒事件应归诸两个结果，一是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人，二是将咸阳“诸生”集体流放。
那么，集体流放的规模大概如何？惜秦代缺乏确切的民口资料，连首都咸阳户籍情况亦不知详，专门汇集秦代史迹典章的《秦会要》，只搜蒐到一些零散资料。我们可藉以推算的材料大约这么几件：一、吕不韦传提到吕氏门下食客曾达三千，身份想来大多是书生。二、始皇二十六年，亦即坑儒前九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23]，本纪记为十二万户，《三辅黄图》记为二十万户[24]，这些上层家族里面应该有大量的书生。三、秦设博士官职，一说：“秦博士，典教职。”[25]亦即是带学生的。但也有否认的：“案秦博士掌通古今，非典教职，与学无涉。”[26]不过《史记》却写道，秦博士“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可见博士官确以授学为业。坑儒前，秦博士官凡七十员。若依叔孙通为例推之，每人授徒百名，总数可逾七千。四、李斯列传所载“焚书令”内容较本纪更细，中有如下数语：“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27]则焚书前秦犹有私学存在，收徒数量应亦可观。以上四种情况加起来，坑儒时咸阳在读书生以及有书生身份者，二万至三万大概是有的。二三万人遣戍规模，在始皇之世算不了什么，“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28]。
本事交代毕，接着探一探渊源。
孟子曾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29]这是对时代特征的精准描述。春秋以降，王纲解纽，天下支离，而思想放兴。孔子当年犹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30]，到了战国却“处士横议”，处士即并不在官的读书人，他们纷纷指古谈今、嗷嘈以言，中国遂迎来一个空前绝后的精神大自由、大活跃、大创造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但极少有人注意到，当这样一个时代落下幄幕，胜出者并非“处士横议”最放兴的国家比如齐国，而是列国中惟一坚定厉行文化管禁的秦国。
缘焚书坑儒前溯，会发现此事态在秦国衍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曾略述，李斯之前有韩非，韩非之前有商鞅。但这仍非秦国专制思想的最早端绪。秦缪公时，西戎之臣由余使秦，公以“诗书礼乐”之政问之，“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31]公闻而悦，以为贤，设离间计使由余失宠戎王，降秦用之。时在公元前7世纪，早商鞅三百年。由余对“诗书礼乐”的鄙弃，关键词是一“乱”字，缪公与他一拍即合自亦在兹。这思路，从缪公—由余到孝公—商鞅再到始皇—韩非—李斯，秦史上的三大政治组合之间，俨然一脉相承。只是缪公—由余之时，史料甚简，他们究竟如何为防“乱”而摒斥“诗书礼乐”之政，难知其细。就此言，使秦式意识形态真正具备体系者，当数商鞅。
在商鞅那里，治秦的理念，方方面面都表述得极明白、极充分了。商鞅政策的核心，在“强国”。继而认为，国所以“强”，前提为“民愚”；或反过来说，民智愈开，愈有碍于“强”国。我们今天认为，民智开，国始强；商鞅的看法刚好相反。之如此，是因他心中的“国”，另有所属。我们的概念，国为民有，在商鞅则国为君有。既然国家属君不属民，国之于民，便形诸“驭”与“防”的关系。当然，彼时整个世界距国为民有的理念都很遥远，商鞅视国家为君主私产，说到底不足为奇。但即便同样观念下，当时也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2]的见地，主张君与民之间，利益宜相有让、适当调和。商鞅却是以君主利益“独大”为鹄的，如此一来，“强国”必然归结于“制民”、驱民尽为我用。那么，何等样民较为听话，利于达此目标？答案一目了然：蒙昧不开、寡闻少知、从身体到头脑均深受束缚之民，最便驱策。简而言之，商鞅楬明“强国”之道在“弱民”《商君书》第二十篇，题即《弱民》，“弱民”诀窍在“愚民”。怎样收其效，他也殚思极虑、抉根指要，谆告秦君警惕和堵死一切有裨民众增广识见的渠道，包括诗、书等文化载体，包括学与问一类关乎求知的兴趣和活动，包括对事物进行思索、辨察的习惯和风气，包括游流迁徙等可致民众眼界开阔的生活情状，更包括自由放妄、活跃而不受拘束的言论……此类论述充斥字里行间：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33]
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朱师辙曰：“家大人曰：‘方当作放。农民不放效居游也。’”礼鸿案，此说是也。惟方字自有比方依效之义，无须改作放耳。[34]
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35]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36]
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37]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38]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39]
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40]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使无农战，必贫至削。[41]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评疑辟字形近之误，辟读为避。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42]
言多，兵弱……言息，兵强。[43]
民愚则易治也。[44]
读这些话，当知《困学纪闻》称商鞅所行“与李斯之焚之无异”，确未诬罔他。
前7世纪，由余指诗书“乃中国所以乱”；前4世纪，商鞅谈“国去言，则民朴”；前3世纪，李斯献焚书之策——专制理念在秦如是实现其三级跳，四百年俱系同一路线。秦沿此而来，从僻处雍州、诸侯之所卑，到先登春秋五霸之列、嗣踞战国七雄之首，乃至并灭六国，所尝一直是甜头。对这种路线，它不特笃信不疑，抑将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以擅其威，以尽其势。于是，终至焚书坑儒一幕。自后果论，虽然始皇火与坑让人扼腕，回溯既往却又分明世运所铸，有在劫难逃的意味。
人类历史抑扬相替、每有劫难，焚书坑儒自是中国一劫。历史损失若何？因之倒退几许？所受影响和拖累究竟怎样？是应该细予盘点、冷静审究的地方。
历来劫难，论其惨重，须推造成巨大死亡的事件。举如战争、饥馑、疫疠，或血流飘杵或饿殍千里，动辄致死万千。秦并六国前后数百年，兵革不休，杀人如麻，百姓转死沟洫。焚书坑儒丧命者四百六十余众，实属微少。它对血肉之躯的戕害，历史上很难排上号，且不说石虎、冉闵那种超级大杀魔，即便“靖难之役”后朱棣所为，亦远过之。就此而言，今人对焚书和坑儒的认知有些轻重失宜，聚焦点往往在后者，说起始皇活埋多少书生，不难言以概，若问焚书造成什么后果，十之八九懵然无以对。秦火与秦坑，中国被祸究竟孰重？兹不妨明言，绝然前者。此乃这场劫难特色所在，毁夷最为惨重的是无生命的简牍以及无形的精神。它们被戮，貌似无血可淌、无关痛楚，然而文明被祸之深却延及千载。人们认识所以有偏差，不光由于焚书无关生命和流血，也还因为焚书不像坑儒那样仅以一个简明数字即可标识，它各条规定后面，牵涉某些抽象的历史内容或文化细节知识。在此，我们打算为大家讲释。
焚书令共涉四大方面。一曰烧书，一曰禁书，一曰禁言，一曰禁学。前面概略讲过它们的大意，以下做更细的剖析。
先说烧书。被烧的书实际有两大块，一为官藏之书，一为民间所有。可以说是放了两把火。一把火，官家自烧其书；另一把火，烧从别人家搜缴汇集的书。何为自烧的书？史牍是也。这类书过去都是官撰，且只存于官府，民间无有。秦扫六合，以前周室所藏及列国之史，自然俱输秦室。至此始皇下令，除秦国自身版牍外，所有旧代别国官撰文献一律烧掉。当时，举世惟中国特重史纂，传统相沿：“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45]马端临说：
古书之流传于今者惟六经。六经之前，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国家之所职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则学士大夫之所诵习者此也。今其书亡。[46]
称三皇五帝之史周代犹存，据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可以读懂。此说实出《隋书·经籍志》，其所本则不知，从甲骨文的情形推测，有些难于想象。但我们既不便遽是轻信，似亦不宜矢口否认，毕竟置身信息大量损失丢失的后世，更不好轻易断言什么。孔子有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47]说周葆藏有夏、商二代丰沛的文物，而赖以为借鉴。我们知道孔子曾经“适周”，“观书周室”[48]，亲眼目睹很多证据。孔子所观，后世都不见了，流传于今的书，没有比六经更古的，此前俱“亡”。这个“亡”，十之八九恐怕拜始皇所赐。有人想拉项羽替嬴政垫背，说他在咸阳放的大火，才是书牍殄灭的罪魁祸首，此事稍后还会谈到。就眼下论，项羽之火断然与古史绝迹无关，因为焚书令写得明白，从周室到列国，所有官藏史籍全部付诸一炬。这个损失有多大？我们知道，中国确切历史目前只落实到商代，别的全在考证争辩中。假如始皇不搞这样一次“灭史”行动，情形应当不同。
再说禁书。李斯他们知道，书难于当真一把火烧尽，总有漏网之鱼；所以，追加了禁书条文。规定除开“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类的书，一切书籍只许博士官存藏，不许民间拥有，并特别点明了《诗》《书》和百家语。专门点名列出它们，是有原因的。《诗》《书》系古典，由孔子依教学需要编订，作为施教读本。“百家语”，则即春秋战国以来学人阐其言说的各种撰述。这些书有个特点，是都在民间流传，非由官方掌握。因此，只予缴烧肯定不够，还要明禁私持偷藏。是为“挟书律”；挟，怀藏、隐藏之谓。此律既颁，终秦之世以行。汉初，律政多仍秦旧，“挟书律”继续有效，直到惠帝四年始除。这样，前后拢共二三十年光景，按规定，全中国人民家中几乎不得有书。这该是多么极度的愚民状况！幸而就像设挟书律初衷所虑及的，天下书很难一烧了之，总有珍书惜纸之辈冒死偷藏。所以待至挟书律除，陆续闻有献获，使《诗》《书》二经和百家语在汉代多能复生、重见天日。顺便指出，今人只读到《诗三百》、今古文《尚书》数十篇，读不到原本的《诗》《书》。《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郑玄《书论》：“孔子求《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对此我们一应知道自己也是秦火的受害者，二应知道向孔子感恩。他虽非未卜先知，然而将《诗》《书》由官藏删编为儒家教材，使之散布民间，事实证明真乃中华之幸，如今的《诗经》《尚书》虽非原始面貌，却都是劫后幸存的华夏最古文献。
紧随挟书律，还有言之禁、学之禁，从书籍管制延伸至思想言论管制。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禁谈《诗》《书》，提都不让提，无论人前人后。为何有此一禁？战国间孔门大盛，韩非说它高居“显学”，而孔子删订的《诗》《书》在儒家六经之列。所以这一条是为扼止儒流所专设。言论另一禁“以古非今者族”也和儒家有关，然不特针对儒家。彼时“百家”，除法家明持厚今薄古立场，其余泰半偏好厚古薄今。例如老子和庄子，对“古”的嗜崇更甚于孔孟。孔孟推许古代重心在三代，老庄则索性主张返于初民之世。因此，禁“以古非今”，其实质不妨理解为罢黜百家、独尊“法”术。
以上两点既禁止着某类言论，也对学术主张、学术思想、学术派别抑扬有别。而“以吏为师”则专门针对于“学”或教育。它相当于说，教师这份工作，惟具官方身份的人可以做得。应该说，虽然禁了大多数学派以及思想的自由研讨，秦却未尝弃绝教育，它也知道需要培养人才。不过，只准培养对当局政治有用的人才，此即“若欲有学法令”所标划的范围。“以吏为师”，意味着教育事业严格服从国家意识形态，也意味着私学终结。先秦自孔子起私学勃兴，大量社会人才由私学造就连韩非、李斯都是荀门弟子，没有私学勃兴便无“百家争鸣”之盛。显然地，“以吏为师”等于对“百家争鸣”釜底抽薪，确保讲学不至于乌七八糟、胡言乱语。中国思想学术一段独特好时光就此关闭，以后再不曾复还。
经上剖析，焚书令的细节及其与历史文化上下前后之关联，大致呈显出来。然而就案情本身说，焚书、坑儒一直存在诸多不明之处。原因有三。其一，焚书直接造成巨大断层，灰飞烟灭，不能稽核。其二，禁言禁学关闭中止了自由言说、记载、著作空间，致许多情形无迹可踪。其三，断层、真空、空白存在于先，赝说伪物乘虚而入于后，从而益添困扰，真假难辨。
以此，后世对焚书坑儒的审鉴不能不陷纷纭。汉代以降，慨喟焚书坑儒险些断送中华文明，是主流声音。但也不乏质疑之谈，或究细节，或辨后果，认为过秦者夸大其辞自亦不少。下面，谨将一些主要疑点和诸家之说加以绍介，并附梳辨。
一、“坑儒”与“坑术士”。
此议于为始皇辩诬最有力焉，我们也首先谈它。其所起，系因本纪记始皇闻侯生、卢生亡去有云“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以及《儒林列传》称“焚《诗》《书》，坑术士”[49]。论者据以认为，所坑之人非儒生，实乃术士、方士之流。清代梁玉绳提出：
余尝谓世以焚书阬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其所阬者，大抵方伎之流。[50]
章太炎取其折中，谓：
始皇所阬诸生及求迁练药之徒，盖文学方术之士，通言术士矣，明非专谓诵法孔子者也。[51]
认为有儒生有方士，不尽为儒。胡适最决绝，断然否定坑儒，《中国哲学史大纲》引本纪原文后写：
细看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史记·儒林列传》也说：“秦之季世坑术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故我说坑儒一事也不是哲学中绝的真原因。[52]
即便是“方士”，不料自由主义的胡适竟认为坑之“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反倒是左翼的郭沫若，斥始皇“极端专制”、“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53]，民国时期的舆论真堪细品。
始皇所坑到底是儒生还是术士？我等所知，悉自《史记》，目下惟有以本纪、儒林传两篇为凭。后人聚讼，亦因这两篇貌似说法存在出入，本纪混称“文学方术士”，儒林传则径言“术士”。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史迁落笔也不免随意而欠精审？绝非如此。实则这里藏有细致史笔，恰是司马子长谨依史实、拿捏叙事的体现。后人未领会，乃不细读之故。
回到本事，侯生和卢生“相与谋”的时候这样商议：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其时，焚书已事发一年。我们藉以知一年来秦朝的一些现实——“以为自古莫及己”，对应厚今薄古的舆论导向；“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对应“以吏为师”、刑治天下、有诛无教的治政模式；“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对应为官之道或政治伦理及操守大变。虽然司马迁未指侯卢二生是儒生，但我们借其所非议于始皇或所抱怨的现实观之，彼必为儒门子弟。“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莫敢尽忠”这几条，均与儒家理念格格不入。侯、卢对此大倒苦水，足明他们是儒无疑。更值得瞩目的，是“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这一句。“博士，秦官，掌通古今。”[54]“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55]依其原制，博士官的职守在于学问及思想，而焚书后则职位未裁、功能革易，不再作“通博古今”“辨于然否”之用，故曰“特备员弗用”，已经不务“正”业。那么，并未裁撤的这些博士被安排干什么了呢？从本纪上下文看只有一件事，就是充当“术士”。“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求药问仙是始皇末年梦寐所求，如果他将国中最有学问的人都赶去做这件事，是很合逻辑的。我们不知侯、卢是否在博士官之列，但他们乃“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的一员，已为《史记》所点明。倘若我们对他们原是儒门子弟的解析不错，那么，坑儒之前的士人精英只怕都已被迫去做了“术士”“方士”。更进而言之，太史公笔法精细在于，焚书令未颁，儒生宜书“儒”，颁行后“儒”已非儒，书以“术士”“方士”始合实况，书“儒”反失其据。这是为何本纪特备“文学方术士”的含混字句，复将“坑术士”载于儒林列传的潜台词。此皆孤诣之笔，可惜后人未予咂摸品味。
又，《说苑》辑有两件史料。一见“反质”篇，坑儒的导火索侯、卢逃走，侯生后被获，始皇面鞫之，侯对以“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上喑下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56]一派孔孟腔调，益证前文侯、卢是儒生的分析。一见“至公”篇，始皇既灭六国召群臣集议，假意言道：“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诸博士默不作声，只有鲍白令之跳出来说：“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57]——陛下实在不是那种人，直接戳穿了他。玩味其辞，鲍白令之显然也是儒家，不光言论立场如此，犯颜直谏的态度也很典型。刘向为皇家校书，聚所见史料为《说苑》正式上表奏进，严肃可靠性毋庸置疑。两条史料从侧面证实，每与始皇作梗令他不爽的皆竖儒之辈。鉴此，始皇雷霆之怒不发向儒生，反发向方士，于理难融。
王充指出：
传语曰：“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58]
从逻辑上揭示焚书与坑儒有内在统一性，是一以贯之、踵而相继的关系。此议极是。
二、始皇之焚与项王之焚。
辩者以为，秦火未亡古典，真正亡之者，是项羽以及萧何。桐城派刘大櫆主之最力，他特作《焚书辨》，亟言：“不知经之亡，盖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籍；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而由于萧何。”项羽之罪，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余。当项籍之未至于秦，咸阳之未屠，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至于萧何的责任，则是当项王未入咸阳，汉军先至，萧何在咸阳“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而于“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如线者”，置之不顾，未加收取。[59]
此又如何？虽然刘氏言之凿凿，但他谴责的项王之火究竟有未殃及图籍，于史无述。太史公原文为：“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60]明显地，焚掠对象乃“秦宫室”，兴趣在乎财货女人，对烧书只怕他无此雅兴。故而说阿房宫毁于项羽，当无疑；说咸阳图籍葬手项羽，实非有据。况且，即便项羽之火有累及书，也断无“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之事，因为《史记》焚书令载之极明，“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此类书全部已被嬴政主动烧光，不遑待项羽补而烧之。有关萧何的过错，似乎也咎之无由。司马迁提到他作《史记》能用到的史料“独有《秦记》”，而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秦记》无疑就属于“丞相御史”所藏；换言之，正因萧何将咸阳官藏之书收入囊中，方使史迁百年后有书可用。当然，萧何的抢救，或止于“丞相御史”所藏，散在博士官处的图籍没有顾上。可无论如何，所谓“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而由于萧何”，都过甚其辞了。最重要的是，刘大櫆称之为“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如线者”亦即周室与列国官藏那批书，都早早在始皇之火中灰飞烟灭，与萧何哪有半点关系？
三、尽焚与未尽焚。
后世多指焚书甚烈，劫后无余。通览博知的刘歆证实，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61]。但也有人认为书未尽焚，秦非“无书”。
刘大櫆观点是，焚书后“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等项羽出现，这些书方始遇难。钱穆不以为然：“今依史事论之，焚书起于博士之议政，岂有博士所藏概置不焚之理？则刘说非也。”[62]但这只是推理，并非史实。
章太炎亦具此意。《秦献记》说，“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又说，秦火“自《秦记》、《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箧，无所不烧”。关于后来书之未绝，他分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诸子书，“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迄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著帛为具”，“《诗》有音均不灭，亦其征也”，亦即赖口传而得恢复。另一种，“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而《尚书》犹难读，故往往残破。”[63]此亦属分析揣测。
最早，王充提出过始皇专焚儒书不焚诸子之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书无佚本，经有遗篇。”[64]这里的“书”指诸子书，“经”专指儒书。然而王充也无根据，只是立足当时所见“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情形，倒推出来秦火不燔诸子、惟燔儒书的见解。
比较扎实的，乃民国孙德谦《秦记图籍考》一文。此文立意在于，“不可以其焚书之酷，而遂谓秦无书也。”[65]广征博引，从史料中搜集线索，来考证秦世犹存的文献，计有《易》《尚书》《诗》《春秋左氏传》《战国策》《苍颉》《孔子家语》《张苍十六篇》等约四十种。中间有重复者，更有不少属于时人偷藏暗存冒险传诸后世的。不过，从驳“谓秦无书”这一点论，都称得上据实以言。可见笼统说始皇烧尽天下之书，站不住脚。
四、今文与古文。
焚书制造的最大麻烦，在今古文。此事头绪不止一个，焚书之前，还有“书同文”先做铺垫。一般对“书同文”的理解未出其字面，以为不过是文字“统一”，实则里头有两个层面，“统一”之外，更有“兴废”。所“兴”者为当局颁布的新字，所“废”者为古典字形。史迁曾以“拨去古文”[66]四字约略言之，许慎《说文解字序》则把经过讲得较细，说始皇命“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继又“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67]一变为小篆，再变而成隶书；小篆犹近古形，隶书却脱胎换骨，故谓“古文由此绝矣”。我们今人于隶书不觉有碍，对篆体多不能识，就说明这一点。这番文字改革，是“厚今薄古”文化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减灭能识古文、读古书的人数来截断旧文化的通道。先废古文、再烧古书，秦王朝遂从根子上隔绝了古代或异己思想文化。
汉惠帝四年“挟书律”除，书籍陆续出现，起初尽属今文。其中，《尚书》复出经过是：
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68]
伏生既为秦博士，而始皇已废古文，其所藏并授诸晁错的必系今文。伏生《尚书》仅二十九篇，较孔子所订亡佚数十篇。武帝间：
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秦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不可复读。[69]
孔安国乃孔子十二世孙，后来他将古文《尚书》整理献出。今古文《尚书》之间，篇目及文字多有不同。那么，所谓“古文”是何样子？时人因不识，形容为“科斗书”，谓其状如蝌蚪。王国维考证“古文”即“籀文”，两者实一。[70]文字伴随社会发生变革，是常有之事且无可厚非。但变革如若附带对传统、历史的人为割裂，就形成害处。秦既废古文，越百十来年，即士人精英亦“莫能识”，除非有机会专门学过。比如出身太史世家的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71]，亦尝“从安国问故”[72]即随孔安国深造。刘歆也能识，自云：“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73]可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说文解字》东汉问世，古文识读才有了普及的工具。
“书同文”摒古文于前，“焚书令”灭古籍在后。秦双管齐下，一手制造了日后今古文大讼案。“汉初……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74]，此时世尚无古文，待《尚书》《春秋左氏传》等一批古文书出来，学界遂乱作一锅粥。古文派以其所本“古字古言”[75]，篇亦不同，而自居珍奇。今文派又怎甘心沦失？利用人多势众，拼死抵抗。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命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76]被横加拒绝。于是刘歆致书太常博士，斥今文派“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77]。这事关饭碗，古文得势，今文博士在皇家学官地位自然不保。今古文互讦起初出于搏利禄，在后世则演变成真伪悬疑。既然今文古文对不上号，其中必有造假，孰真孰假，宋、清迄至民国聚讼不已，耗费精力无算。其实，秦火带来的困扰远不限于今古文，例如诸子书虽在汉后陆续回归，慢慢却发现疑点极繁，《老子》《庄子》《管子》《墨子》《鬼谷子》《晏子春秋》等等，或整书赝伪，或真中含假，或假中有真，或疑年代误，或疑作者非……某种意义上，后来二千年学术都在替始皇、李斯们放的那把火擦屁股。
焚书后果之严重，后来有个最直观的证据，即晋武帝司马炎时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当时发现了战国魏襄王墓，掘出一批竹简，涉及七十五篇文章，约十余万字。[78]其中最重要的为一种纪年史书，共十三篇。它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方面“《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79]，亦即所述历史从夏代起迄至西周灭亡为一段落，春秋开始转为晋国史，三家分晋之后则专述魏国史，脉络线索反映并遵循历史的变迁。二是文字为“古文”，保持着始皇“书同文”以前的面貌。魏襄王统治期为前318—295[80]，距秦灭六国还有七十来年。到那时为止，中国古史面目尚未失真，与后来所知甚有出入。例如《竹书纪年》记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81]尧、舜易位，实际是尧在其晚期因“德衰”被废黜，舜不仅废黜了尧，还软禁其子丹朱，不让他们父子相见。虽然夏代变为“家天下”前，古代权力变更所行“禅让制”并未因此被否认，《竹书纪年》别处仍作“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舜禅位后，为禹王之”[82]，但起码尧与舜的“禅位”，不是出于主动“让贤”，而是前者因品德变质，经某种“民主”方式的裁处，被动地失去权力。依汲冢竹书，几千年来所传的尧的“大圣人”形象，其实是不存在的，他最终没有经得住考验，而被权力所污染。司马迁所谓“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人一’，而卒授舜以天下”[83]，并非史实，而是借题发挥的议论。《史记》痛憎专制独夫的思想倾向十分彰灼，从始皇、武帝两篇本纪都可看见，其大谈“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84]，应含有为反独夫的主张张目的动机。但我们只可以说司马迁在书写中融入了个人情怀，却不可以说他刻意篡改历史以迎合个人观点。他并非在明知历史不是这样的情形下，强行作此曲解。《五帝本纪》有所失实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秦火之后史籍损失极惨，略无孑遗。司马迁已尽己所能，就史实做访查和考核；然而客观上，文献方面可资凭藉者“独有《秦记》”，此外则是汉以来七八十年间从民间陆续“发现”的书。这两类主要的资料，司马迁已就《秦记》讲明，“其文略不具”乃至“不载日月”，粗陋不足征；至于汉初访献而来之书，则以儒家典籍为主，里面所涉历史，实际上都经过了儒家观点的修饰。因而可知，《五帝本纪》史述来源实际只有儒家之说，对此“太史公曰”本也交代得清楚：“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85]，《春秋》孔子作，《国语》左丘明撰，《五帝德》与《帝系姓》则“孔子所传宰予”，俱系儒家著作。作为儒者一派的史家，司马迁对儒家之说欠缺怀疑意识，是一个不足；然而刨根究柢，问题并不起自他的盲从，而起自当时压根儿没有别的史料，后来人们由《竹书纪年》所见叙述，对司马迁来说完全属于未知。显然，《五帝本纪》有所失实的最终责任，不应记在司马迁账上，只能归诸焚书。晚清学者朱右曾认为，《竹书纪年》的出土，具有如下意义：
秦政燔书，三代事迹泯焉。越五百岁，《古文纪年》出于汲县冢中，而三代事迹复约略可观。[86]
汲冢的断简残篇自然远不足以复原“三代”历史，但是，足以令人知道焚书是如何彻底地伤害了中国的历史。这一损失似乎永远不可逆。就在不久以前，以举国之力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被宣告完成，却仍旧无法避免较大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