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因何在
The Reason Why
“为何不去做田野调查？”一次众人带着醉意的讨论接近尾声时，一位同事抛出以上疑问。那次我们广泛讨论了人类学最新技术、大学教学与学术生涯，结论令人沮丧。就像哈巴德太太[1]，我们清点存货，却赫然发现橱柜空空如也。
我的故事十分寻常——受训于高等学府，非经刻意规划，而是机缘使然进入教书行业。英国的学术生涯奠基于几个经不起考验的假设。第一，如果你是优秀学生，便会成为不错的研究者。第二，如果你的研究做得不错，书就铁定教得不坏。第三，如果你善于教书，便会渴望去做田野调查。其实上述关联统统不成立。优秀的学生有时研究成果可怕。学术表现杰出、名字经常出现在专业期刊的研究者，有时教起书来愚蠢乏味到让学生以脚投票，像非洲艳阳下的晨露般消失无踪。人类学行业也不乏全心奉献的田野工作者，他们的肌肤被炎热气候烤得干如皮革，牙关因长年与土著奋斗而终日紧咬，但是他们却对人类学理论殊无贡献。我们这些依据文献研究完成博士论文、文弱的“新人类学者”认为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当然，在殖民时代有过实战经验、“无意间搞起人类学”的老教授坚持田野调查的“神祇崇拜”不可毁，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的大祭司。他们可是受尽了沼泽、丛林的试炼与贫困，岂容自以为是的年轻学者抄捷径。
每当这些老教授在理论或形而上学的辩论场合被逼到墙角，便会悲哀摇头，懒洋洋抽烟斗或抚弄胡须，喃喃说道“真人”无法嵌进“从未做过田野调查者”的纯粹抽象概念里。他们对无缘做过田野工作的人满怀同情，事实很简单，他们曾做过田野工作，他们看到了。没什么好说的。
我在人类学系教了几年学来的正统学说，殊乏学术成就，或许也该改变了。你很难判断田野工作是类似当兵这类的不悦任务，理应默默忍耐，还是这行的“额外红利”，应该欢喜承受。同事的意见帮助不大。他们有足够时间为回忆蒙上乐观光环，让田野经验变成浪漫冒险。事实上，田野经验正是乏味的证书。举凡洗衣服到治疗普通感冒等事，在田野工作者嘴中道来，如果不掺点民族学回忆的调味润饰，那可叫周遭亲友讶异失望了。老故事变成老朋友，很快的，田野经验便只留下美好回忆（除了某些奇怪岛屿的状况极度悲惨，叫人无法忘怀也无法消融于幸福感中）。譬如，某位同事宣称与和蔼土著共度了很棒的时光，他们微笑着携带一篮篮水果、鲜花来送礼。如果按照事情发生顺序，这段描述应当补充如下：“那是在我食物中毒后”，或者“当时我的脚趾起水泡脓肿，虚弱到无法站立”。诸此种种不免叫人怀疑：田野调查这回事是否像那些欢乐的战争回忆，叫人扼腕生不逢时，虽然理智上，你知道战争不可能美好。
或许田野调查还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当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那样，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脑海便涌起一个回忆。场合是一个即便以寻常标准来看都十分乏味的会议，我与数位优秀同行礼貌聊天（包括两位阴郁的澳洲民族志学者）。似乎经过预谋，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对两位澳洲“恐怖分子”。经过几分钟死寂，我试图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学者马上一脸苦相，嘴角痉挛，厌恶大喊：“不要！我在丛林里喝够了。”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凡人无缘使用的句子。
或许就是这些怪句子，赋予本质乏味的人类学部门珍贵的怪诡气息。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学者的公众形象实在侥幸。众所周知，社会学者缺乏幽默感，是左翼狂想与陈腐之言的大买办。但是人类学者曾追随印度教圣者，看过奇特神祇与污秽仪式，大胆深入人迹未达之处，他们全身散发一股崇高气息与神圣的不切题，他们本身就是英国怪诞教会的圣者。我岂能轻易拒绝成为其中一员？
凭良心说，我也考虑了其他好处（虽然几率不大），譬如田野工作可对人类知识有所奉献。乍看之下，这种可能性极低。“资料搜集”（fact-gathering，或译“事实搜集”）的工作殊无趣味。人类学不乏数据，少的是具体使用这些数据的智能。这行业有所谓的“捕蝶人”，用来形容许多辛苦收集资料的民族志学者，他们根据地域、字母或任何最新流行的分类法，不断累积资料，却无能解释它们。
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其结果或许会服务于较大层面，却不能以此论断它的本质。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
因为如此，当田野工作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2]的日记出版，揭露他也是有缺点的凡人时，在人类学界激起了义愤[3]。虽然马氏在日记中诚实地说黑人令他愤怒与乏味，而且他深为欲望与孤寂所苦。学界却普遍认为马氏日记不应出版，因为它对人类学造成“伤害”、无故破坏偶像，让大众对人类学先驱失去景仰。
此种说法透露出艺术买办者令人发指的虚伪心态，逮到机会，便当予以矫正。抱持这种想法，我开始记录自己的田野工作。对做过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本书殊无新意，我将侧重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部分。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一向偏重较高的抽象层次与理论思索，因为唯有在这些领域有所斩获，才可能趋近全面解释。如果一个人只盯住眼前方寸之地，保证他的观点绝对无趣、偏颇。这本书或许能调整其间的不平衡，让学生与非人类学领域者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联，并期望让从未做过田野工作的人也能感受到些许田野经验。
此时，投入田野工作的想法已经深植我心，不断滋长。我问某位同事：“我为何应做田野调查？”他摆出夸张的姿势，那是他在讲堂上的标准肢体语言，用来应付学生的“何谓真理”或“‘猫’要怎么写”这类提问。他的意思够明白了。
人类学者怀抱热情与某一民族共同生存，深信这个民族守护着一项关乎其他人类的秘密，如果有人建议他到他处做研究，就好像说他可和任何人进教堂，就是不能与独特的灵魂伴侣相厮守。以上种种说法，纯属美丽虚构。以我来说，我的论文是研究古英文（印行本或手抄本）。当时我颇自命不凡地说：“我穿越时间而非空间。”这句话虽能稍稍安抚考试委员的不满，他们还是觉得有义务表示异议，警告我从今而后应当致力穿越正常的地理区域。因为背景使然，我并不偏好某一特定大陆，也因为我对地理的认识还不及大学生，也不特别排拒某一特定区域。照我的想法，如果现有的民族志文献反映了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者的个人意象投射，那么，非洲看来是最无趣的一洲。在伊凡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4]的伟大起头后，非洲研究便迅速走下坡，尾随伪社会学的步伐或继嗣系统的功能整体论，尖声呐喊地被拖进各式“困难领域”，如指定婚（prescriptive marriage）[5]与象征主义的研究，斩获虽甚微，却依然保有“简单合理”的外表。非洲人类学可能是少数研究领域——单调的内容会被美化成优点。南美洲看来颇吸引人，但是同事说在那里工作需面对极恶劣的政治环境；更何况，此领域的研究者似乎都活在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6]与法国人类学者的阴影下。以生活条件来看，大洋洲是轻松的选择，无奈所有大洋洲研究看起来都差不多。那些土著似乎包办了魔鬼般的复杂婚姻制度。印度很棒，但是想要完成一丁点像样的研究，至少必须先学五年语言，才能奢言有所贡献。远东？我应当远赴此地，看看能做些什么。
此类评估或许流于表面，但是我的许多同行与学生均照此运作。毕竟，多数研究始于对某一领域的模糊兴趣，甚少有人在提笔前便清楚知道自己的论文题目为何。
接下来几个月，我详细分析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政府动荡与亚洲各地的暴行与破坏，最后倾向选择东帝汶。我至少知道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文化象征主义与信仰系统，而非政治或都市社会化等议题。东帝汶看起来极为有趣，它有各种王国组织与指定联姻体系（prescriptive alliance system）[7]，也就是结婚两造必须有亲属关系。这似乎是人类学铁律，拥有此类现象的文化很容易出现清晰的象征体系。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东帝汶，并开始撰写研究计划案；突然间，报上全是东帝汶内战、种族灭绝、侵略等新闻。白人担心丧命，仓皇而逃，饥荒阴影浮现，东帝汶之行打消。
我与同行迅速会商后，他们建议我还是以非洲为目标，研究许可较易取得，政治较稳定。我将目标转往费尔南多波岛（Bubis of Fernando Po）。对不熟悉此岛的人，我先解释一下，费尔南多波位于西非外海，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是赤道几内亚的一部分。我开始翻找文献，发现费尔南多波恶名昭彰。英国人讥笑它“黄昏时刻，仍可看到邋遢的西班牙官员身穿睡衣”，而且恶臭浊热、疾病丛生。十九世纪的德国探险家批评此地土著为“退化人种”。金斯莉（Mary Kingsley）[8]认为此地蕴藏丰富煤矿。波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9]令众人吃惊，真的去了费尔南多波岛，且活了下来。所有文献都令人沮丧，幸好（至少当时我如此认为），当时费尔南多波的独裁者开始残杀异己，而且异己定义十分宽松。我无法进入费尔南多波做研究。
就在这时，一位同事提醒我北喀麦隆有一个被忽略的异教山地民族。我因而认识了多瓦悠（Dowayo）人——我日后的爱与恨，属于“我的”民族。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弹球机里的球，被弹向了多瓦悠人，开始寻找他们。
我到“国际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寻找有关多瓦悠的数据，索引里仅有几篇法国殖民官与旅人所写的东西，但是光凭这些数据，便可判断多瓦悠人十分有趣。譬如，他们有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whistle language）[10]、木乃伊，而且素以顽强野蛮闻名。同事给了我一些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传教士名字，还有几位研究多瓦悠语的语言学者，并在地图上点出它的位置。至此，一切就绪。
我开始工作，浑然忘记先前应否投入田野调查的疑虑。眼前两大障碍是：搞到研究经费与研究许可。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往后两年，我必须时时奋斗方能同时搞到钱与许可，我可能会回到“投入田野调查到底值不值得”的前提。幸好，无知是福气，我开始学习乞讨研究经费的艺术。
[1]哈巴德太太（Mrs. Hubbard）是英国民间传说人物，住在巨大的橱柜里。（编者按：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添加。）
[2]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出生于波兰的学者，1915—1918年间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又译“超卜连群岛”）从事研究，被认为是功能学派之父。他把“田野”（field）变成一个实验室，小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成为材料收集的实验，研究者可以针对一个小区或群体的生活做密集的研究及局部的参与。他的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学理论与田野采集之间的主仆关系，在这之前，人类学者多半在书房构思理论，资料来源是将调查表发给传教士、商人、殖民者与旅行者。马林诺夫斯基从特罗布里恩群岛返回英国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十五年间，是英国唯一的民族学大师。许多人认为他是英国人类学始祖。详见Adam Kuper、Jessica Kuper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台北：五南图书（1992年），第602—604页。Roger Keesing：《当代文化人类学》，台北：巨流图书（1981年），第830页。Adam Kuper：《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林诺夫斯基到今天》，台北：联经出版（1988年），第1—52页。
[3]马林诺夫斯基身后所出版的《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1967）曾引起轩然大波。日记中揭露了马氏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性爱的匮乏、孤寂，也揭露马氏对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的勃然大怒，更曝露出马氏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与欧洲人士隔离。马氏曾告诉学生说，他视田野工作者的日记为安全瓣（safety flap），它疏导民族志记录者的私人忧郁和情感，使其不杂入其科学笔记中。详见Adam Kuper，前揭书，第19—20页。
[4]伊凡斯—普里查德（1902—1972），英国继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之后，最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对非洲阿赞德人（Azande）的巫术与努尔人（Neur）的鬼婚有精辟研究。详见Adam Kuper、Jessica Kuper主编，前揭书，第348页；Roger Keesing：前揭书，第362页；Adam Kuper：前揭书，第113—123页。
[5]指定婚特指在某一特殊亲属范畴里的婚配规定，可能包含禁止与某些人成婚，或者某些人才是唯一婚配对象的规定。某人应娶某一范畴女人为妻者称之为“指定婚”，不论这个规矩是否会遭到破坏。如果只是认为某人从特定范畴娶妻是比较理想的话，称之为“优先婚”（preferred marriage）。详见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81页。
[6]列维—施特劳斯（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始祖。详见Adam Kuper、Jessica Kuper主编，前揭书，第573—577页。
[7]指定联姻体系是指透过指定婚法则或多次重复的通婚，联结若干继嗣群体或亲族群体的一种体系，让这些群体彼此间保持一种跨越世代的婚娅关系。详见Roger Keesing，前揭书，第814页。
[8]金斯莉（1862—1900），英国探险家，挑战保守传统，进入西非与赤道非洲，也是第一个进入加蓬的欧洲人。
[9]波顿（1821—1890），英国作家与探险家。
[10]某些民族可借口哨传达讯息，它是“替代性语言”，用以传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