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路径与取向

中华文明是在一个极为广阔之疆域上发展起来的多样性和整体性并存的文明，一个由内地汉民族和边疆各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古老大国，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之得以长期存在与持久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始终以一种包容、持中、理性的文明观念，兼容并包地综合汲取国内数十个民族之文化财富和思想智慧。这一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在其漫长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富于内部凝聚力和外部感召力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关系结构，一种在多元而差异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中维持多民族国家长期存在与持久繁荣的政治智慧和国家传统，这正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一笔珍贵历史财富。

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今天，这一古老传统依然有其独特之价值和意义。在相互依存之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享繁荣与太平。从根本上说，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世界性大国，今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之最终完成，其内在的方面，需以中华民族内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为基础，而其外在的方面，则需要以开阔之胸襟和多维之眼光，在与东西南北之世界多元文明交流汇合的过程中，锻造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之时代与世界上所有民族共生共存的能力和品质。

从世界文明和全球历史的时空结构上看，推进古老的中华文明、原生的非洲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这三大文明体系之交流和结合，实有助于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自我超越和现代复兴提供一个坚实的三角支柱，一个开阔的三维空间。因为这三大文明形态，中华的、西方的、非洲的，各有其独特之历史背景和发展形态，各有其优长之文化魅力和精神品质，它们提供了最具互补性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形态。这三大文明之交融互动，正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提供更平衡、更全面的精神形态和文化模式，使当代中华文明在复兴与崛起过程中，得以在天、地、人的不同层面上，在科学、艺术、自然的不同维度上，实现更好的综合和平衡。

今天，在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沧桑磨难后，非洲文明依然保持着它的个性和活力，依然作为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人们怎样地轻视非洲，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将非洲边缘化，但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没有非洲，那这个世界一定会“因失去许多的奇异光彩与生命激情而变得更单调乏味”。实际上，离开非洲文明的元素和贡献，现代世界文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们对非洲文明能做何种欣赏，我们能否看重非洲文明的精神价值与生存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内心有着怎样的感知力，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有着怎样的包容度。虽然说从西方现代文明的角度上看，非洲常常被理解为原始的、落后的、不发达的，但从人类文明的本真意义上看，正是因为非洲文明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知道人类那不加修凿的本真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才得以感受到那让我们心灵自由起来的淳朴生命快乐是什么。非洲艺术的天然品质，非洲音乐的本真美感，都足以冲洗现代物质文明施加在我们心头的铅尘，都足以让我们那被现代都市文明压迫而扭曲的精神生命重新伸展开来。

时代环境的变革为中非合作关系跃上历史新高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与发展条件。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之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秉承中国学术传统、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时代中国之非洲学建构过程中努力追求与开拓的某种学术境界和思想维度，某种努力塑造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品质。

所谓“非洲情怀”，是想表述这样一种理念，即但凡我们研究非洲文明，认知非洲文化，理解非洲的意义，先得要在心中去除对非洲之偏见与轻视，懂得这块大陆之人民，数千年来必有不凡之创造、特殊之贡献，必有值得他人尊重之处。19世纪中叶，魏源遥望非洲而告诉国人，非洲之“天文历算灵奇瑰杰，乌知异日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此番情怀，足显中华贤哲于世界大势之开阔视野与历史情怀。对非洲人民和他们创造的历史文化，我们当怀有一份“敬意”与“温情”，一份“赏爱之情”与“关爱之意”。或许，有了此般非洲情怀，有了此般非洲情结，方能在非洲研究这一相对冷寂艰苦的领域有所坚持、有所深入，才愿意一次次地前往非洲，深入非洲大陆，做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实地研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去研究非洲，感悟非洲文明的个性与魅力。而所谓的“中国特色”，在于表明，今日中国对非洲之认知，自当站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上，站在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秉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持中之传统，以中国独特之视角、立场与眼光，来重新理解、认知非洲文明及当代中非关系。这种立场，一方面需要了解和借鉴西方对非洲认知的成果，尊重西方学者过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但也不是简单地跟在西方的后面，如鹦鹉学说他人言语。毕竟，作为中国人，若要懂得非洲文明，也必得对中国文明个性、对中国学术传统有一份足够的理解和掌握，知己知彼，并有所比较，看出中国文明与非洲文明之何异何同、共性与个性。而所谓“全球视野”，是说在今日之世界，我们无论是认知非洲文明，还是认知中华文明，自然都不可只限于一隅之所、一孔之见，既不只是西方的视角，也不局限于中国的眼光，而是应有更开阔的全人类之视野，有更多元开放的眼界，在多维互动、多边对话的过程中，寻求人类之共同理想和普遍情感。

更为具体言之，中国的非洲认识和研究，或者说其“中国特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服务于并产生于国家和人民之间了解交往的一般知识，如非洲的自然地理、国家与人民、历史与文化、风土与人情及与中华文明的比较等一般知识；第二个层次是为现实的中非合作与交流服务的关于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的专门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在“社会科学发展”一般意义上的非洲学术研究。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的知识属于感性的层面，它们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知识的一部分，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的非洲认识是全世界的非洲认识的一部分；第二个层次则是时代的和专属的，它针对并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服务于中非合作发展的战略关系，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第三个层次则是纯粹知识和科学层面上的，具有最为一般性、学术性、个体性的纯粹知识与思想形态的研究。加强这一部分的研究，正是当代中国文明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获得现代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克服百多年来引导同时也束缚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中西二元”思维惯性及相应的“古今中西”狭隘框架的现实途径，是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建立自己的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实现与他人平等对话交流所必需的知识平台。

当今时代，世界历史进程正进入一个新的大变革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非关系之发展，当代中非文明对话与合作事业的持续推进，必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与国际合作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人类社会发展与全球体系变革的深层意义上引导中国学人思考如何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推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世界史学及发展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诸学科的变革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