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学风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春秋战国时期的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

时至春秋，周王朝的天子地位已经动摇，诸侯国之间甚至各国内部，或和或战，纷争不已，天下大乱。奴隶主地位日渐衰微，而新兴贵族阶层则开始登上政治、经济、社会的舞台。以“士”为例，在上古，“士”属于官阶，《左传》里就有记载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里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工商，就是当时等次分明的“宝塔型”直至平民百姓的序列，是从上古逐渐形成的，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士”已经成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群体，“士、农、工、商”的“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战国时候，大贵族们更是以“养士”为时尚，司马迁《史记》云：“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这“战国四公子”每家“养士”的规模都是数以千计，这在当时已是非常大了。

围绕着如何争取民众、治理国家，士子们极尽自己之所能，摇唇鼓舌，到了战国时期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司马迁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在教育史上，办学校教育子弟，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官府的事，所谓“学在官府”，学校办在官府与贵族家里，能到学校学习的权利也自然是只有贵族的子弟才能享受了，直至到了春秋时期的孔子才开始兴办私学，结束了“学在官府”的时代，使得平民百姓也有了学习的机会。无论是孔子还是后来的战国诸子都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学习，学风的探究与培养进入了相对自觉的时代。同时，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一部专门论述学习的著作，这就是《礼记·学记》。而孔子关于学习的思想又尤其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这一时期的学风，可以用勤苦、多知、践行、学思结合这四个方面来概括。

勤苦的学风既是对前代学风的传承，又是多知与践行的前提和基础。苏秦就是当时勤苦学习的典型，尽管他学习的功利性也比较突出，为了出人头地、荣耀一身。

诸子不仅注意到勤苦是学风的要义，而且提出了学习需要持之以恒的观点。荀子的思想就很有代表性。荀子云：“学不可以已。青，出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认为学习是不能满足、不能停顿的，这已经可以说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的萌芽了。“不可以已”，就要勤苦，就要持之以恒。后面两个比喻，说的是人要超越自己、胜过别人，其途径就是不停地学习。所谓“持之以恒”，换句话说就是要专心致志，这对于学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庄子说庖丁解牛，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从什么地方下“刀”，已经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这种功夫即来自庖丁平时训练时的专注。老子也说：“图难于其易，图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要求重视积累，慎始慎终，指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即便是孙子谈用兵作战，也说率领军队的人要讲究“静以幽，正以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静心专注、认真严肃。

多知，就要广泛地学习，丰富地积累。谋臣能打动君主，贵在讲理，而理要深刻，就要建立在“多知”的基础上。庄子主张“多知”，鄙薄“井底之蛙”。他的《逍遥游》目光远大，想象联翩，取材丰富，本身就是“多知”的典范。韩非子作《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传说，被人称为写作材料的汇集，其中所体现的是韩非涉猎的广博与知识的丰富。韩非“为人口吃”，似乎不善言谈，但由于这种“多知”加上文章逻辑的严密性，大大增强了其散文的说服力，秦王嬴政那样的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因为看了韩非的《五蠹》《说难》等文章，竟被深深折服，悍然发动了一场对韩国的战争，把韩非抢到了秦国。被称为杂家代表作的《吕氏春秋》，不拘于一家之言，以材料丰富而见长，这也是建立在编著者广览群书、广搜材料的“多知”基础之上的。老子虽然也说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这样的话，这与他一贯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他同样提出了“为学日益”的观点，认为学习能使人每天都丰富自己的知识。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以多知而著名，他重视修炼自己的各种才能，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与”。崇尚珍惜时间，不断学习。在《天问》一诗里，屈原以他的多知与积累，“一口气对天地、神、人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难，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探索事物根源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践行，是学习的目的。学习和实践能否结合，是判断学风好坏的重要标志。当时的践行，小者是修身、交友、齐家，大者就是帮助君王治国。孟子主张要“为之”则践行之，他在劝说齐宣王行仁义时就明确指出：“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为”，就是践行。庄子也指出过一些学派虽有美言但难以服人的事实，说“饰人之口，易人之心，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荀子认为学“知说”要有益于“明理”，指出：“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事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以服也。”当时的墨子学说更以讲究“实用”而见长，他反对空言，标榜“取实予名”。他看重地位低微的“贱人”，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强调“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意思是说，学习要以行为本，在他看来，学习是基础，践行才是根本，而且，他自己就精于工技，擅长实践，遇事亲力亲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韩非也是讲究实用的，认为“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把不讲实用的害处提到了“可能亡国”的极端高度，这固然是为了批评儒家，认为“儒以文乱法”，但提出学习要求实用，跟儒家的践行思想又是一致的。

践行的基础是学习与思考，学思结合也是此时学风的一大特点。诸子百家，没有一个不是以学思结合而见长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学思结合，没有诸子对当时时代的观察、思考，没有他们对发展趋势的把握，就不会有洋洋洒洒的诸子之文，当然也就不会有诸子辉映古今的崇高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