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包法利夫人(7)
她看了又看，开了又开，甚至还闻了闻衬里的味道：一种杂有美女樱与烟草的味道。是谁的？……子爵的。说不定是他的情妇用红木绷子绣出来，作为纪念送他的。绷子是一件细巧物件，藏起来不给人看，绣的人满腹心事，轻柔的发鬟搭在上面，一绣就好几小时，爱情的气息透过绣花底布上的针眼，每一针扎下去，不是扎下希望，便是扎下了回忆：这些交错的丝线，只是同一缄默的热情的延续。绣成了，有一天早晨，子爵带走，放在宽炉台上，花瓶和彭巴杜尔式[115]座钟之间。他们这时候谈些什么？她在道特。他呀，如今在巴黎；在巴黎！巴黎是个什么样子？名气多大！她为解闷，低声重复这两个字。它们像礼拜堂的钟声一样在耳边响，就连她的生发油瓶商标，也成了巴黎的化身，灼烁耀眼。
夜晚，海鱼贩子驾着大车，走过她的窗户底下，唱着牛至草[116]歌，铁轱辘转出村庄，很快就声音小了，她醒过来，听了听，自言自语道：
“他们明天就到了那边！”
于是她在想象中，跟了他们上坡下岭，穿村越庄，星光熹微，顺着大路跋涉。走过一段似近又远的道路，总有一个地点，模模糊糊，打断她的梦想。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用手指指点点，游览纸上的京城。她走到大街，逗留在每个角落，在街与街之间表示房屋的白方块前面。最后，她看累了，闭住眼睛，又见煤气灯在暗处随风摇曳，在剧院的柱廊前，一辆辆敞篷四轮马车，哗啦一声把踏板放下。
她订了一份妇女刊物《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精灵》。她一字不漏，读完赛马、晚会和初次公演的全部报道，关心女歌唱家的首演和店铺的开张。她了解时装新款式、上等裁缝的地址、森林[117]和歌剧院的日程。她研究欧仁·苏的小说[118]中关于家具的描绘；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寻找想象的愉快，满足本人的渴望。甚至用饭，她也带了书看，查理一边吃饭，一边同她谈话，她却只顾翻动书页。她一读书，总要想到子爵。她虚构了一些他和小说人物的关系。但是以他为中心的圆圈逐渐扩大，他的这种圆光也离开他的脸，到更远的地方，照亮别的梦想。
所以在爱玛看来，巴黎比海洋还大，到处金碧辉煌，闪闪发光。活动在这翻腾的海洋中的芸芸众生，按景况的差异，分成不同的类别。爱玛只注意到两三种，便以为他们代表了全人类，再看不见其他人了。一种是外交家社会，他们在四面全是镜子的客厅里，在铺有金穗天鹅绒桌毯的椭圆桌周围，人们穿着后摆长长的袍子，踩着闪亮的拼花地板，这里有重大的秘密，有用微笑来掩饰的焦虑。其次是公爵夫人的社会，这儿的人面色苍白，四点钟起床：女人们，可怜的天使！裙子下摆都镶着英吉利花边；男人们，外表平平，怀才不遇，为追寻欢乐，让马跑死了也不在乎，夏天到巴登[119]避暑，临了四十岁左右，娶一位女继承人拉倒。最后是餐馆的包间：一群文人和女演员，五颜六色，过了半夜来吃夜宵，烛光辉映，纵声狂笑。这些人挥霍如王侯，一腔没有着落的野心和荒唐无稽的狂热，傲然于天地之间、狂风暴雨之中，睥睨众人，不可一世。至于人世的其他部分便不知去向了，没有明确的位置，就像不存在一样。而且离她越近的东西，她越回避。身边的一切，沉闷的田野也好，愚蠢的小市民也好，平庸的生活也好，依她看来，都是一种例外，一种她不走运，偶然遇见的特殊情况，然而离开现实，浩渺无边，便是幸福和热情的广大地域。由于欲望强烈，她混淆了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举止高雅与感情细致。难道爱情不像印度植物一样，需要适宜的土地、特殊的气候？所以月下的叹息、长时间的拥抱、流在伸出来的手上的眼泪、肉体的种种不安和情意的种种缠绵，不但离不开终日悠闲的大庄园的阳台、铺着厚实地毯和有活动帘的绣房、枝叶茂密的盆景、放在台上的宝榻，也离不开珠玉的晶莹和号衣的饰带。
驿站小伙计，每天早晨来刷洗母马，大木头套鞋在过道穿出穿进，工人服有窟窿，光脚穿一双布鞋。他就是她应当知足的短裤马童！他做完活，一天就不来了。查理回来，亲自把马牵到马棚，卸下鞍子，戴上马笼头，女仆这期间抱来一捆草，使劲扔进槽头。
爱玛找了一个十四岁小姑娘、面相善良的孤女，代替娜丝塔西（她哭得像开了河一样，终于离开了道特）。她不许她戴软布帽，教她用第三人称[120]回话，端一杯水要用盘子，进来以前要先敲门，又教她浆衣服、烫衣服、伺候她穿衣服，一心一意，要把她训练成为她的贴身使女。新女仆怕被辞，服服帖帖，没有半点怨言；太太经常留下钥匙，不锁菜橱，全福每天晚晌偷一小包糖，做完祷告，一个人躺在床上吃。
下午有时候，她到对面和驿夫们闲谈，太太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
她穿一件敞口便服，披肩料子的翻领底下，露出一件打褶子的衬衫，有三粒金扣子。腰带是一根坠着大流苏的绦带。石榴红小拖鞋，一簇宽带子披在脚面。她给自己买了一本吸墨纸、一匣信纸、一支笔管和一些信封，虽然她没有一个人可以写信；她拂拭干净她的摆设架[121]，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然后看着看着，想到别处，书掉在膝盖上。她巴望旅行，或者回到她的修道院。她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
查理风里来，雨里去，骑着马，四乡奔波。他在田庄的饭桌上吃炒鸡蛋；胳膊伸进潮湿的床铺，给人放血，热血溅到脸上；听快死的人喘哮；检查洗脸盆；撩起肮脏的被单。但是每天黄昏回家，他就看到一炉旺火、饭菜摆好、家具舒服，还有一个衣着讲究的秀媚女人，一股清香，也不知道这种气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说不定是她的皮肤熏香了她的衬衫。
她有许多别出心裁的地方使他入迷：她有时候花样翻新，给蜡烛剪些纸托盘，给她的袍子换一道压边，或者给简单的菜肴取一个动听的名字，女仆烧坏了，可是查理欢欢喜喜，一扫而光。她在鲁昂看见有些太太，表链来一串小玩意儿；她买了一串小玩意儿。她要壁炉上摆一对碧琉璃大花瓶，过了一阵，她又要一个象牙针盒和一枚镀银顶针。查理越不懂这些考究物品，越觉得可爱。它们增加他的官能的愉快和家室的安乐，仿佛金沙，一路撒遍他的生命小径。
他身体好，气色好，名誉也完全稳定了。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不骄傲。他抚摸小孩子，从来不进酒店，而且他的人品得到大家信任。他的特长是治轻重伤风和胸腔内诸般炎症。查理怕治死他的病人，实际开出来的方子，只是一些止痛剂，偶尔来一副呕吐剂，要不就是烫烫脚，或者放放血。他不畏惧外科，给人放血，好像给马放血一样，拔牙的手劲仿佛“铁腕子”。
他终于想赶上潮流，订了一份新刊物《医林》，他收到过要出版的广告，他用罢晚饭，读上一页两页，但是食物正在消化，加上房间热，不出五分钟，他就睡着了；于是他坐在那边，一双手托住下巴，头发披散下来，鬣毛一般，一直披散到灯座前头。爱玛一见他这般模样，就耸肩膀。单说嫁丈夫吧，她怎么连那样一个人也嫁不到：勤奋寡言，夜晚埋头著述，熬到六十岁上，风湿病的年龄来了，可是不合身的青燕尾服挂着一串勋章。她巴不得包法利这个姓——她现在姓这个姓——赫赫有名，在书店公开陈列，在报上经常出现，全法兰西知道。可是查理没有野心！伊弗托一个医生，新近会诊，简直就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属，多少给他难堪来的。查理夜晚讲给爱玛听，她气坏了，大骂这位同业。查理受了感动，挂着眼泪吻她。可是她羞死了，恨不得打他一顿。她走到过道，打开窗户，吸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她咬住嘴唇，低声道：
“世上会有这种人！会有这种人！”
再说，她越看他，越觉得有气。年纪一大，他举动也粗俗不文了：用果点的时候，他切空瓶的塞子；吃过东西，他拿舌头舔牙；喝起汤来，他咽一口，咕噜一声；而且他开始发福，眼睛本来就小，脸蛋胖虚虚的，像拿眼睛朝太阳穴挤。
有时候，爱玛拿他的编结汗衫的红边掖到背心底下，帮他打好领结，或者手套旧了，他还想戴，她给扔开了；她这样做，并非像他想的，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由于过分想着自己，由于嫌烦。有时候，她也同他谈谈她读过的东西，诸如一节小说、一出新戏，或者副页上刊登的上流社会逸闻；因为话说回来，查理到底是一个人，总有耳朵听，总有嘴唯唯诺诺。她对她的猎犬不就无话不讲！即使是对钟摆和壁炉的木柴，她也一样会讲的。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期待意外发生。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观看她的生活的寂寞，好像沉了船的水手，在雾蒙蒙的天边，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她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机会，哪一阵好风把机会吹到跟前，把她带到什么岸边，是小船还是三层甲板大船，满载忧虑还是满载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醒过来，希望当天就会实现，细听种种响声，一骨碌跳下床，纳闷怎么还不见来，于是夕阳西下，永远愁上加愁，她又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暖洋洋的天气使她呼吸有些困难。
一入七月，她就掐指计算，还有多少星期，才到十月，心想昂代维利耶侯爵，也许还会在渥毕萨尔举行舞会。然而整个九月过去了，不见信息，也不见有人拜访。
失望之下，百无聊赖，她的心又空虚起来，于是类似的日子，一个连一个，重新开始。
日复一日，如今仿佛不断头的线，真要这样继续下去，永远一模一样，数又数不清，什么也带不来！别人的生活，再平板，起码也有机会碰到意外。哪怕是一个偶然事件也好，有时候就会变化无穷，环境有了改动。可是上帝有意同她为难！她就偏偏什么事也碰不到。未来是一个过道，黑洞洞的，门在尽里关得严严的。
她不弹钢琴了。弹它做什么？有谁听啊？她没有机会穿短袖丝绒袍，到音乐会弹一架艾拉[122]钢琴，十指灵活，打象牙键，听见众口啧啧，如同一阵微风，在身边荡来荡去。既然如此，犯不上破费精力去学。画册和刺绣，她丢在衣橱不管。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缝纫惹她生气。她自言自语道：
“书我全念啦。”
于是闲来无事，她拿火钳烧得红红的，或者看下雨。
星期日，晚祷钟声响了[123]，她多愁闷！她呆呆瞪瞪，细听钟声一下一下在响。日光黯淡，猫在屋顶耸起了背，慢条斯理地走动。风在大路扬起一阵一阵尘土。有时候，远远传来一声犬吠；单调的钟声，按着均匀的拍子，响个不停，在田野里消散了。
人们从教堂出来，女人穿着涂了蜡的木套鞋，男子穿着新工人服，小孩子光着头，在他们前面蹦跳，一个一个，回到家里。有五六个男子，总是这几个人，在客店大门口玩瓶塞，一直玩到天黑。
冬季严寒，每天早晨，玻璃窗凝一层霜，射过来的日光，灰灰的，像是从毛玻璃透过来的一样，有时候，整天不见变化。一到下午四点钟，就得掌灯。
每逢晴天，她下楼来到花园。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一些银线花边，有些长线明晃晃的，从这一棵白菜挂到另一棵白菜。听不见鸟声，好像全在睡觉一样，草盖住沿墙的果树，葡萄藤仿佛一条大蛇，有了病，盘在墙檐底下。走近了，就见爬着多足的鼠妇。云杉底下，靠近篱笆，戴三角帽的堂长像掉了右脚，连石膏也冻脱了皮，脸上留下一些白癣，还在读他的祷告书。
随后她又上楼，关了屋门，剔剔炭，火旺旺的，她浑身无力，觉得心中分外烦闷。她未尝不想下楼和女用人谈谈话，不过体面攸关，也就只好作罢。
每天在同一时间，小学校长戴一顶青缎小帽，推开他的护窗板；乡间警察走过，工人服上佩着刀。黄昏和早晨，驿站的马，穿街而过，三匹一起，到池塘饮水。一家酒馆门铃不时在响；理发师的小铜脸盆，用作铺子的招牌，起了风，就见在两根铁杆上，吱嘎乱响。一张旧时装画，给铺子作装潢，贴在窗玻璃上，还有一座黄头发女人半身蜡像。理发师也直在自嗟自叹，一筹莫展，前途黯淡，梦想在大城市开铺子，比方说吧，鲁昂就好，在码头上，靠近剧场；他整天走来走去，从镇公所走到教堂，愁眉苦脸，等待顾客。包法利夫人仰起头来，总见他待在那边，仿佛一个值班哨兵，歪戴希腊小帽，穿着呢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