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们送上月球的临时计算员

那些被视为“非技术的”、处于工会体力劳动之外的工人，对他们的劳动保护就像水滴石穿一样受到侵蚀，不断发挥和利用社会对“谁的工作需要保护，谁值得被保护”的假设。在《公平劳动标准法》和《塔夫脱–哈特莱法》的豁免范围内，隐藏着一些线索，它们揭示了20世纪中期的一些假设，即哪些劳动力需要失业保障，以及什么——或谁——似乎不受自动化的影响。例如，《公平劳动标准法》排除了志愿服务，这在今天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没有薪水的大学生实习。志愿服务者被当成学徒，是建立职业身份的核心。自中世纪以来，神学、医学和法学，即所谓的“博学专业”（learned profession），被视为受教育阶级特有的路径。这些需要专业技能的职业不需要工作场所保护，他们的高学历使他们免受经济不稳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想要离开煤矿或工厂的人来说，大学教育被视为通往中产阶级的大门。

大多数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都可被看作小型企业，通常是个体经营的、没有工会组织的专业人士，通过私人开业集中资源。至少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这些职业的工作条件似乎与《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议题无关。因此，《公平劳动标准法》适用于“受一位雇主雇佣的独立个体”，但不适用于独立合同工或接受培训从而进入专业阶层的志愿服务者。这两种类型的工人都被认为是中间状态的角色。独立合同工被当成锤子或自动铅笔对待，只是为了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相比之下，实习生则被培养成有朝一日能进入大办公室的人。

到20世纪初，任何由高级培训、认证和专业行为准则所塑造的职业都被视为技术职业。工厂里去技术化的工人变成了工会工人的代名词，其职位和工作场所受到联邦法规的保护。任何在《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被视为“非豁免身份”（non-exempt）的工人，都可以在最大工作时间之外获得加班费。²³但这些规定中也有例外。领薪水的文员和行政人员虽然是工资最低的雇员，但法律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超过40个小时，而且没有资格获取加班费。在办公室从事创造性或非常规工作的专业人士也属于豁免员工。²⁴这些豁免有助于解释，独立的、临时的劳动力如何成为一支提供人事和临时服务的常备军，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大多数豁免都写在合约里，临时劳工在阴影中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支持专业人士发展了信息服务行业，如会计、科研、法律、工程和金融等。²⁵法学和医学教育仍然是社会梦寐以求的和唯一通往高技能白领职业的大门。但是，各种行政服务的扩大意味着“博学专业”不再是获得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²⁶它们都伴随着一个新的标价：就职保障。

以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兰利纪念航空实验室（Langley Memorial Aeronautical Laboratory）的计算员为例。从17世纪初开始，“计算员”（computer）一词被用来描述做手工计算的人。²⁷到1946年，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被招募和训练成“计算员”，为美国公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在全国各地的类似于兰利机场（Langley Field）的研究中心工作。²⁸从破译纳粹德国发出的编码信息，到计算试验火箭产生的推力，以及如何调整它们的重量和高度从而加速，她们都在幕后充当计算处理器的角色。²⁹兰利的第一个女性计算员库于1935年开放。根据《公平劳动标准法》，联邦政府陆军部被授权雇用独立合同工担任公务员。

到1946年，兰利机场的园区已经重组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NACA），只有少数女性拥有“数学家”的头衔。³⁰战后数年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被认定为低收入的“次专业人员”，包括非洲裔美国工程师凯瑟琳·约翰逊（Katherine Johnson），2016年的热门电影《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的主角，她负责继续计算“阿波罗13号”的“发射窗口期”。³¹计算员的较低收入和职级，降低了实验室的成本。主管可以辩称这种初级的、以合同为基础的任务是合理的，因为所有被聘用的女性都不会被视为受过高中或职业培训的“专业人员”。约翰逊与同事、计算员主管多萝西·沃恩（Dorothy Vaughan）都以P-1等级被雇用，而沃恩管理的“西区计算部门”（West Area Computers）完全由黑人组成。P-1等级保证这些女性每年可获得2 000美元的收入，相比于在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高中担任教师，这一收入是她们预期的两倍多。但雇佣条款清楚地表明，她们在兰利并不被视为有价值的工人。她们被雇佣的期限是“根据需要而定，但不超过目前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超过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³²

在最初的几年里，合同工没有休假的机会。只要美国与苏联的太空竞赛还在进行，那么假日也是工作日。³³约翰逊和沃恩最终通过了职称评定，成为全职雇员。但当兰利机场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工程师对IBM 704感到满意时，大多数计算员就像自由合同工那样被解雇了。尽管IBM 704很容易过热，它依然成为第一台能够可靠运行的计算机，但其结果还需要数百名女性确认。IBM大型机在兰利出现后，工程师花了近10年时间才开始将工作完全交给机器，现场只保留一组计算员，对机器输出的结果进行二次检查。这使得约翰逊和沃恩这样的女性只会偶尔变得必要，但又不可或缺。兰利也不例外，同样陷入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帕萨迪纳的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招募人类计算员作为合同工或临时工，就像兰利机场的女性一样。她们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做了所有的计算，涉及美国最早的导弹发射和飞越太平洋的轰炸机飞行，以及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和制导月球任务。她们甚至给出了火星探测车“火星漫游者”的第一个发射计划。³⁴与兰利的合同工一样，喷气推进实验室大多数女性的职业发展非常有限。大多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以带薪临时工的身份开始工作。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周围大学的数学系和物理系张贴了招聘兼职的广告，用大写字母写着“急需计算员”（COMPUTERS URGENTLY NEEDED）。³⁵标题下的职位描述清楚地表明，目标受众是年轻女性：“计算员不需要高级经验和高学历，但应该具备数学和计算机器方面的才能和兴趣。”³⁶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份办公室工作不要求高学历，那就意味着它对女性开放。一般来说，女性和她们的白领雇主一样不希望女性的一份工作在高中毕业（或者更少见的是大学毕业）和结婚之间的几年里持续太久。由于没有防范婚姻歧视的法律，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就像美国另一边的兰利一样，对于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来说，一旦女性员工透露了结婚或怀孕的计划，就可以解雇她们，这是完全合法的。以合同制雇佣的工人，就像通过联邦政府合同支付工资的计算员一样，不被视为值得培养的有价值的雇员。他们被认为是可以替换的，几乎没有什么技能，预计在项目结束后就会离开。

幽灵工作的早期形式在整个20世纪继续蓬勃发展。快进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凯利女孩服务公司（Kelly Girl Service）和万宝盛华（Manpower）等临时招聘机构外包的工人数量，超过了大多数公司保留的全职员工。20世纪90年代，万宝盛华的临时工数量超过了通用汽车的全职员工。³⁷社会学家艾琳·哈顿（Erin Hatton）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从全职雇员到临时员工的大量转换并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她把人事和临时工中介行业的增长描绘为其自身作为服务行业的增长。它出售什么？有人认为，年轻女性和其他一些人受到照顾家庭、有限的教育机会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而这些人恰好可以降低公司成本。哈顿认为，这种将工人视为企业利润拖累的“负债模式”，超过了就业中的“资产模式”。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通过之后，这种“资产模式”可能从未走出制造业。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联网诞生之时，美国已经在迅速转向依赖合同驱动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无限期地由临时劳动力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