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家文明根基：洪水时代的聚合锤炼

走出洪水时代的历史脚步，是中国民族群走向国家时代的真正开端。

1．关于中国洪水时代的真实性

在世界许多民族的遥远记忆中，都曾经有过关于洪水大灾难的种种传说。中国古文献有四种基本说法。《史记·五帝本纪》云：“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史记·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皆服于水。”先秦文献《孟子》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山海经·海内经》则说：“洪水滔天。”这些简约明确的记载，都是关于那个大洪水时代的骇人记忆。

以《圣经·创世记》为代表，西方神学界的传说是，洪水曾经布满全部大地，甚至淹没了最高的山脉，淹死了差不多全部的人类和禽兽。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民族，也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民族，同样也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

对远古洪水的真实性，现代研究的评估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对西方洪水传说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中外学者大体都是否定的。专门研究洪水神话的英国学者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其《洪水故事的起源》中说：“所有的此类传说，一半是传说的，一半是神话的。就它们保存实际发生过的洪水的记忆而言，它们是传说的；就它们描述从未发生过的普遍世界的泛滥而言，它们是神话的。但综观洪水传说中，我们发现若干个故事似乎是纯粹的神话，那就是，描述那些从未发生的泛滥。”⁽²⁾中国的远古史研究专家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前半的神学家们，往往主张这一种说法（远古世界普遍大洪水）。这一类的大变化，即或发生过，也是在古生代、中生代、或新生代前期。它们离现在或超过十亿年，或已经几亿年。可是我们人类的出生，仅在新生代后期，距现在不能超过一百万年。当日还没有人类，怎么能有遗事的流传？所以，这一类解释很不适当。”⁽³⁾

其二，对中国远古洪水时代的历史存在真实性，中外学者基本都是肯定的。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说，人们在黄河下游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要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黄河流域创造了文明，是由于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⁴⁾原籍德国的美国学者魏特夫，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中明确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大河流域在远古时代的大规模治水。

徐旭生先生更为具体地论证了中国远古洪水灾难的真实性，他提出：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后期。注意到当时的人民尚未发明掘井技术，必须逐水而居，雨量稍大，即成灾难。同时，当时已经是农耕社会初期，淹没长期火耕才能获得的土地，淹没历经艰难才能积累的食物、衣物、房屋、牲畜，以及打造出的石器木器农具等，损失的巨大，对于人民印象的深刻，远远高于后世社会……传说中间所涵神话量的多寡，与每一部族人民的幻想力发达的高度为正比例。我国人民性情朴质，幻想力不够发达，所以他们所保存的传说，离实在经过的历史还不很远。⁽⁵⁾可见，极其重大的洪水灾难，是远古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

我们的祖先，是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这场空前的巨大灾难的呢？

2．大洪水时代的时间推定

要解密中国民族群走向国家时代的脚步，就必须解密中国远古时代的治水历史。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中国的洪水灾难与治水历史究竟有多长时间？相关史料的说法是：洪水从尧帝时期开始发生，历经了尧、舜、禹三代政权。传说中的尧帝，活了117岁，在位98年；其中后28年，尧将帝位禅让给了舜。那么，尧帝的有效在位期，就是将近70年。从尧帝曾两次主持遴选治水领袖的事迹，可以推定：大洪水的发生，至少在尧执政的中期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尧帝时期的洪水灾难，至少有30年到50年。其后，舜代尧执政28年，称帝39年，共有67年。这67年，无疑都是洪水期。大禹受命治水，开始于尧逝世之后舜对禹的任命，用了13年。但是，治水成功之时，舜帝还在。所以，这13年应该统合在舜帝执政期。

如此，尧帝30—50年，舜帝60余年，洪水肆虐与艰难治水的历史，大体是百年上下。如此一个时段，足可以使我们将先祖族群那段伟大的生存奋争的历史实践，称为“洪水时代”。如此，这百年上下的历史劫难与伟大治水，我们的先祖族群是怎样走过来的？

3．第一阶段的经验治水

大洪水时代的第一次治水实践，是尧帝选定的共工氏部族治水。共工其人，《山海经》说，是炎帝列山氏的第六代孙。《史记正义·五帝本纪》说，共工是穷奇部族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则记载，共工曾经被举荐为尧帝的接班人，举荐人是浑沌部族的首领驩兜。可见，共工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威望的特大部族的首领了。开始，驩兜的举荐遭到了尧帝的拒绝。后来，驩兜又再次举荐共工做一件大事，史书没有明确说是什么事。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的文本逻辑，并与后世文献《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共工……壅防百川”相印证，这件大事应该就是主持治水。

依据相关史料印证，驩兜举荐共工做治水领袖，尧帝拒绝了，而将主持第一次治水的任务交给了职司工程的高层业务官员——工师，而只指派共工做了工师的辅助者。但是，作为拥有部族人力资源的共工，一定在治水期间起到了主导作用；作为业务官员的工师，在那个时代是无法与特大部族首领抗衡的。因此，后来因治水失败而获罪的，不是工师，而是共工。依据史书记载，在治水之中，“共工果淫辟”（《尚书·尧典》）：共工在治水中又犯了老毛病——不诚实，走邪路，并很顽固地浸淫于此道，不听工师号令而自作主张。

必须留意的是，《史记·五帝本纪》的叙述方式与评价基准，是西汉史家以成败论人事的传统笔法。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参照后来的文献记载，共工氏所以能被尧帝任命为治水副手，不是有什么老毛病，而恰恰是有治水的实际经验。那么，这种被后世史家看作“淫辟”——走邪路的治水经验，究竟是什么呢？

《国语·周语下》，揭开了这个古老的谜团——

周灵王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0年，周都洛阳发了大洪水，几乎要淹没王宫。周灵王立即下令修筑堤防，堵塞水流。太子晋听到消息，立即前来劝阻。劝阻的理由就是：五帝时期的共工曾经修筑堤防堵塞水路，但是遭到了惨痛失败。太子晋的说法是这样的：远古圣王时期的久远传统是，“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就是不削平山头、不填高洼地、不修筑堤防、不堵塞湖海，一切水流都听其自然；可是，这一古老的圣王传统，在共工治水时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共工放弃了这一圣王之道，壅防百川，用堵塞之法防备水患，削平了山头，填高了洼地，给天下造成了极大的祸害，以致“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总之，后果极为严重。

显然，共工的治水办法就是以修筑土堤的办法堵塞水路。后人与今人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在洪水不是普遍暴发且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修筑堤防无疑是有效的。共工的“壅川”治水，曾经一定在大洪水灾难到来之前的中小型治水中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否则，不足以成为该部族坚定信奉的成法，更不足使后来的治水领袖再次效法。

结果是，共工治水失败了，被流放到了北方幽州的荒野地带。

壅川之法的第一次失败，说明了从尧帝时期开始的百年大洪水，确实不是寻常的洪水灾难，不是山石泥土筑成的堤防所能阻挡的。惟其如此，经验是无效的。今人不是神，古人更不是神。面对任何灾难，人类的初期应对，都只能是以既往经验为根基。历史的创造与跨越，必然在效法既往经验失败之后。

4．第二次治水再次失败

共工氏的第一次失败，给联盟权力与古老部族的首领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适时召开的联盟权力会议上，四个大部族首领——四岳，强力举荐鲧统领第二次治水。当时，尧帝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史记·五帝本纪》）只是由于“四岳”坚持已经没有人可以再选了，尧帝才勉强决断，任用鲧做了第二次治水的领袖。

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部族首领，竟被尧帝指责为“负命毁族”之人？

鲧，是当时“崇”地的一个特大部族的首领，被尊称为崇伯，即这一地域具有最高地位且最受人拥戴的部族首领。“崇”在哪里？即今日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地带。也就是说，鲧族居住在嵩山地域——黄河中游的洪水多发地带。可以推论，鲧个性刚强，在率领族群开拓奋争的过程中自作主张，抢夺相邻部族的人畜土地太多，曾经招致众多进攻而给本族带来过毁灭性灾难，此乃尧帝所指责的“负命毁族”。

鲧在历史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尽人皆知的治水，一件是鲜为人知的作城。作城，就是鲧曾经在黄河中游地区修筑了城池。当代史学家们的考证结论是：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都是治水。鲧作城之后，族人住进了这道高墙之内。后来，人们发现住进这道高墙既可以抵御洪水，还可以加强对异族劫掠的防御。于是，人们就将“作城”与治水看作一回事了。

关于鲧的治水方式，历史文献有两种基本说法，一种写实，一种神话。写实记载有《尚书·洪范篇》云：“鲧堙洪水。”所谓堙，就是土屯——堆起土堤坝拦水。又有《国语·周语下》云：“崇伯鲧……称遂共工之过。”神话说法有《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共同的：鲧与共工同样，都采用了堵截治水的方法。

神话中的鲧，没像共工氏那样费力气，他盗窃了天帝的“息壤”。这是一种可以自动增长的永远不会耗尽的神性土壤，只要撒出去一把，就是一道忽忽长高的山陵，就能堵截住洪水。可是，不知道是息壤的长高速度比不过洪水，还是息壤总有用完的时候。总归鲧没有用这种神土阻挡住洪水，洪水还是再度泛滥了起来。

历史文献的说法，则要现实得多。鲧的堵塞之法，就是给所有族群的聚居地修筑起高大坚固的防护堤，或者土寨子。对于联盟首领机构的都邑，鲧则修起了更加高大、更加坚固的山石泥土堤防。当时的联盟首领机构，原本便居住在较高的丘陵上——时人谓之“帝丘”。鲧还要在“帝丘”四周再行修筑一道高大坚固的土石堤防，使帝丘更为坚实。据说，当时的大堤防已经达到了三仞的高度。一仞八尺，三仞就是两丈多高，足有今天的两三层楼高。鲧之决心，不可谓不大。即便诸多部族一起动手，要在大洪水时代修筑如此高大的堤防，也是极其艰巨的。肩负领导责任与身为治水主力的鲧部族，一定付出了最为辛勤的劳作，最为巨大的牺牲。

在共工失败之后，鲧为什么还要继续采用共工的壅川之法？从根本上说，一定是使命紧急，必须立见功效。从个人素质说，鲧没有新思维，认定共工的失败在于堤防修筑得不够坚固，不够高大，对自己部族能够修筑更为坚实、高大的土石堤坝深具信心，才决然领命治水的。可是，“势若漫天”的大洪水是严酷的，这种万分紧迫而又万分艰巨的堵截劳作，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九年过去，鲧族的治水大业，最终还是失败了。《史记·夏本纪》对鲧治水的结局记载是：“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这就是说，鲧的治水失败，给最高联盟权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耄耋之年的尧帝不堪其累，将最高联盟的实际权力禅让给了正当盛年的舜。但是，因为尧还在世，所以舜即位的头28年，被后世视为“摄行天子政”的时期。

5．舜帝新政——第三度迎战大洪水

舜帝是一个极有才具、办事果决的领袖。刚执掌权力，舜便立即定下了五年一巡狩的规则，开始巡行督察各氏族部族聚居地。期间，舜接连处置了三方面的基础大事：其一，遴选出各族新首领22人，并擢升这些首领做了联盟最高层的重要官员，后来这22人都立了大功；其二，整肃天下秩序，各种民生法度相继建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舜立即开始了治水大业的战略铺排。舜帝筹划治水的步骤，即或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智慧卓越、勇气非凡的。

第一步，舜帝公平执法，从速并严厉处置了前期治水的三桩遗留事端。其一，驩兜举荐共工，有失察之罪，被流放到崇山，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其二，共工治水失败，被流放到幽州山地，也就是今日的河北地带；其三，鲧耗时九年而治水失败，舜帝派出祝融执法，将鲧处死在了羽山。第二步，舜将反复叛乱的“三苗”部族，迁徙到西部大山；将尧帝一直不能有效处置的“四凶族”，流放到四千里之外的荒僻山地。由此，最高联盟的权力大大加强，族群秩序大大整肃，为治水大业开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三步，舜帝开始公正遴选治水人才，使真正的治水天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基于上述新政及之后的连续功业，《史记·五帝本纪》对舜帝有一句总体性评价：“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是说，禹主持治水，是舜帝亲自举荐的。若非如此，一个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部族首领的儿子，是很难走上统领诸多部族治水的领袖地位的。真得为远古联盟首领的胸襟感慨——舜帝亲自下令处死了禹的父亲鲧，却又亲自推举鲧的儿子继续治水，这需要何等的目光、心胸与勇气。

值得注意的重大史实是：在这次确定治水领袖的最高联盟决策会议上，创造了中国国家文明的四大部族的领袖，全部都出现了。这四大领袖及其部族是：以禹为首领的夏人部族，以契为首领的商人部族，以后稷为首领的周人部族群，以伯益（大费）为首领的秦人部族。这次最高联盟会议的决策是：夏、商、周、秦四大部族一起参与治水；夏族为轴心，禹为统领；其余三大部族为共同治水力量，三大首领为辅佐决策者。如此，共同构成了第三次迎战大洪水的主力族群。

这是一组惊人的历史密码——四大部族共同治水。在此后近3000年的历史之中，治水时代所生成的这一组历史密码，不断在相互组合中推动着历史态势的演变，践行着中国国家文明伟大的、连续的历史跨越，演绎出无数次血火大争的重大历史事变，将中国民族群的国家文明一浪又一浪地推向了历史高峰。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这一组历史密码，它是此后近3000年文明风暴的源头。

6．大禹治水——远古社会走出了洪水劫难

一场历史伟业，在禹的有效领导下开始了。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史记·夏本纪》说：禹是黄帝的第五代玄孙，本名叫作“文命”。另有后世《谥法》云：“受禅成功，曰禹。”综合史料，禹的大体情况是：或姓公孙，或姓姬，或姓姒，名叫“文命”；禹，有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受禅后的帝号。历史记忆细节的出入大可不必计较，我们还是以今人熟悉的名号——大禹，来称呼他。

透过种种不甚清晰的历史记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基本事实是：崇地的大禹部族，已经是当时社会的最大族群之一了，是黄帝族群的直系分支，在当时的天下是很有影响力的。惟其如此，在人口数量起决定作用的远古时代，鲧、禹两代先后受命治水，才有坚实的根基。

大禹的出生，《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这个“复”是“腹”的同声假借字。就是说，禹是从父亲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则神话更具体的说法是：鲧死后三年，尸不腐烂，一日腹破，禹破腹而出，乘龙飞去。虽然，这只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可以确定的说，大禹的出生一定是很不寻常的。至少，大禹很可能是鲧的遗腹子。也就是说，鲧死之时，禹尚未出生。如此一个禹，为什么舜帝与大族首领们那么信任他？仅仅基于黄帝之后裔吗？

《史记·夏本纪》这样描述历史对大禹的记忆：“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显然，大禹作为族领，是一个极富魅力，极富创造性，又极富威严感与秩序感的人物。智慧勤事，亲近大众，出言有信，德行不违规矩。如此族领，必然深受民众拥戴。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大禹是一个极具创造天赋的人——说话的声音天然符合音律，身形是天然的尺度，出行举动经得起权衡。后世成语“以身作则”的原初意思是什么，正是禹的“身为度”。因此，从总的方面说，大禹是一个勤勉肃穆、堪为天下纲纪的首领。

如此近乎神圣的人格，仅仅是一种传说中的溢美之词吗？不，应当可信。因为，大禹有形成如此人格的精神根基。《史记·夏本纪》云：“禹伤先人父鲧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这是说，大禹是在痛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治水失败，是崇地部族的巨大劫难。族领父亲因而身死，部族先人们则不知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些，无疑会在年幼的禹的心灵中，刻下难以愈合的深深伤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这种族群大劫难的重压之下，都可能或自甘毁灭，或奋发再造。无疑，大禹属于后者。应该说，无数血的代价，才终于锻铸出了一个超越经验的天才治水领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太多太多，我们仅对其最重要的创造作一个总体概览。

7．大禹最为重大的发现——治水新思维

今人都知道，大禹治水是将壅川筑堤之法改成了疏导入海之法。在后世理念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这种改变无异于石破天惊。因为，这是对前人经验的彻底否定，是反其道而行之，一举颠覆。

首先，提出这种新思维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对天下水流规则有大量的观察，正确的发现，深刻的理解。此前的共工氏与鲧，为什么要堵水？必然原因，是认识论上的问题。他们认为：遍地流淌的洪水是无序漫延的，人无法引导它们的流向，只有水来土屯，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在这种经验认知下，要得出水流是有规则可循的、可以疏导入海的结论，是超越他们经验的，进而是不可能的。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发现天赋的超一流的上古科学观察家。

其次，这一理念的付诸实施，工程量比修筑堤防要大得不可比拟。导水工程的可行性、可靠性，更是一片朦胧模糊，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照。也就是说，在当时，疏导治水的前途究竟如何，是完全无法预知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够将这一方法坚定地提出，并一直推进到最高联盟的决策会议上，禹的勇气与思路之明晰，不得不令我们感佩万分。

最后，即或经过了大量的观察与探寻，已经认定了水流入海这个结论；但是，要拿出来说服联盟领袖，说服各大族群首领，说服也曾经信奉堵水之道的本部族元老，也是极为艰难的。如此情势下，禹要面对的，实际上是说服整个社会。后来的事实是，疏导治水的总方略，终于还是被联盟最高权力认可了，被各部族认可了。中国远古领袖群的深刻理解力，不得不令我们再次感喟万分。

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领袖，也一定是一个意志力极其顽强的领袖。以舜帝为首的联盟最高权力，拥有大禹、殷契、后稷、皋陶、伯益这样一班深具英雄气质的大才，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凡决策能力的伟大群体。在我们的远古族群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以深远的智慧，强毅的精神，创新的思维，作出了最为伟大而正确的选择。

大禹治水涉及的地域，以及远古水患大势，历史的记忆多有不同。首先我们将综合对种种史料的交错考据，对远古水患的形势大体勾勒一番。那时的中国大陆，水源大量过剩，气候普遍炎热。即便今日之黄河中下游两岸，也满是由生长于接近亚热带气候的茂密丛林所构成的深绿色山川。其时的淮水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更是水乡泽国，万里荒莽，热湿难耐。这一切，远非今日之人所能想象。由于大陆水流众多，处处冲突交错，且没有形成稳定水道，于是，在交错冲撞的大小水流之外，更形成了无数的汪洋湖泊。仅仅一个云梦泽，便占去了后世长江流域的三分之一强。加之当时气候炎热，雨量丰沛，人群防御水患的能力非常原始，时常导致种种泛滥，故洪水弥漫之势几乎绵延不绝。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说当时中国大陆处在长久水患之中，绝不为过。

依孟子的说法：“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显然，孟子认定：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主治黄河流域，不仅仅是将黄河流域的众多水流引导入海；而且也疏导了江淮流域，将淮水、泗水等河流系统疏导进入长江水系；从此，中国才有了稳定的农业耕地，进入了大体稳定的农耕时代，人民才得以普遍存活。

当代的许多远古史专家也认定：大禹疏导治理江淮流域，是可信的历史记忆；疏导黄河水系，是治洪；疏导江淮水系，解决长期的积水泛滥之患，同样也是治洪。

依据《史记·夏本纪》，大禹的治水路线是从冀州开始的，也就是从今日的华北平原与河南大平原地带开始的。《尚书·禹贡》记载其过程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至于大伾……至于大陆……入于海。”关于大禹治水的出发地与进行路线，有两种代表性说法，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徐旭生先生，一是西华师范大学的姚政先生。但凡有兴趣者，可以去看这两位先生的诸般考据。

8．大禹治水最艰难处——创建治水社会组织形式

天下治水，是一项规模庞大、历时长久的工程，其中所需要的社会动员深度、各方协调方式、种种社会组织法度、实际施行能力，等等，即或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完成的。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完成这一庞大工程的呢？依据星散的史料，我们可以将大禹治水的社会组织形式，大体作以下归纳。

其一，大禹成功地发动了“天下”各大部族参与治水。最重要的是，大禹将自己直接统辖的夏部族与殷契（商部族）、后稷（周部族）、伯益（秦部族）共四个特大部族，作为共同治水的主干力量，实际上形成了天下治水的轴心。这一点，对动员“天下”其余族群参与治水，起到了最为重要的带动作用。连带结果是：这个具有战略架构意义的四方轴心，形成了以大禹为最高领袖，以殷契、后稷、伯益为辅助的领导集团；在治水力量架构上，则形成了以禹族为核心力量，以其余三大族群为主干力量的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使治水工程有了相匹配的大规模人力资源框架，保证了治水以有序的方式实施。

其二，成功解决了以粮食问题为核心的后勤输送问题。大规模治水，必然需要大量脱离农耕而专事工程的民众队伍。此中关键，是这些人群的食物能否长期保障，诸多工具的打造与输送能否保障？依据史料归纳，大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五条：第一，各部族力所能及地自带衣食，这是最基础的办法；第二，互相调配物资，富族支援穷族；第三，派遣伯益族组织不直接参与治水的人口，开发临时耕地，就近种稻取食；第四，派遣精于耕作的后稷部族种植治水民众所需的特殊食物，主要是当时难得的蔬菜；第五，寻觅未被洪水淹没的少数可耕地区，动员该地氏族部族向治水民众提供粮食物资支援。这五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当时的社会自救力量与社会后援力量。

其三，号令严明，以接近于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树立起了非常有效的权威组织。天下治水，参与民众必然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其时人口再少，参与者也至少数以百万计。这里的关键，是严明的组织，可行的法度。这种组织与法度，已经接近于军事化管理。甚至可以说，治水管理直接推动了最早的紧急状态法律，使最早的常备军的产生具有了社会基础。

大禹治水的法度究竟有哪些？历史已经朦胧，但也不是无迹可寻。在《史记·夏本纪》中，有一句弹性极大的记载：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古典注释家认为，这是说禹能够听从左右辅佐人员的建言。但是，我们有理由认定：这则史料的基本面，说的是大禹治水时时、事事有法度，且能够不违反天时地利而施行法度的状况。

其四，大禹以身作则，垂范民众。大禹的个人辛劳，公而忘私，在历史的记忆中已经以动人的传说，留下了普遍而深刻的痕迹。三过家门而不入，妻生子而不知，13年跋山涉水，两条大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等等。这些极其劳苦的行为，一定对当时的治水民众起到了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再加上大禹的才干、创造性思维、令行禁止的严明法度，等等，在当时极有可能使禹已经具有了超凡入圣的人格感召力。

没有如上四方面社会组织形式的保障，大规模治水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9．大禹治水奠定了国家文明根基

大禹治水，历经13年，终于取得了全面成功。不仅仅是洪水消退，更重要的，是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及治水之后，大规模的创造活动，使当时天下族群的生存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基本的变化。依据对种种史料的归纳，这种大变化的基本方面是：

其一，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区域划分有了初步认定，此所谓“禹开九州”。确认并划定远古时代的生存地域，是在治水过程中连带完成的。因为，若是治水之后再度重新界定，其巨大的人力成本是远古社会无法承担的。能够在治水中同时完成这一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调查，说明当时的大禹集团是极具深谋远虑的；否则，不可能随时记录种种资料数据。当时划定的九州（《尚书·禹贡》）是：冀州、沇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九州的划分，无论多么缺乏后人眼中的精确性，都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创造。须知，此前中国大陆的远古族群，虽然已经有了最高联盟权力，各族群也大体有了相对稳定的生存区域；但是，联盟权力对社会的粗朴认知与粗简治理，大体只是以该地生存的部族为依据，尚没有以界定地域而规范生存空间的意识。再者，对广泛辽阔的地理形势，远古社会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进行专门的普遍勘查。只有大规模的治水，同时提供了全面勘查天下地理的条件。虽然划定九州地域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经济征发的需要。但是，它同时标志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性文明创新：最高联盟权力的社会视野，已经超越了既往的经验，出现了全社会分地域、分层级规范生存空间的国家意识。

其二，大陆的山河都有了确定的名号，各地土壤都有了大体的等级认知。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调查，带来的是对远古生存环境的系统认知。史书中所谓的“行山刊木”“众土交正”“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等说法，盖为在13年治水中，摸清楚了所有的山水情形，而且给它们确立了标记和名号；对可耕土地，则进行了土质的对比与确认。东汉经学家郑玄，对“众土交正”四个字的注释是：“众土美恶及高下得其正矣！”从现代文明眼光看，这无疑是一次最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大调查。它对中国远古族群认识自己居住的整体环境，并实现文明的历史性跨越，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

其三，出现了最初的“贡赋”制度。中国上古贡赋制度的原初形式，出现在治水过程之中。最初，不参与治水的族群，向治水营地无偿提供各种物资，再由治水权力机构分配给治水族群。这种无偿提供，本来应该随着治水结束而结束。但是，在治水成功之后，人们却发现大量的社会公共问题仍然有待于治水权力机构去解决；而治水权力机构拥有的官员、军士、工师以及大量的施工人口，事实上无法亲自谋生，依然需要各族群无偿提供谷物与物资；若不能继续提供无偿物资，已经形成的接近于稳定的生存状态，就有可能再度崩溃。

于是，经过种种磋商，这种无偿提供谷物与物资的形式就延续了下来。

被延续下来的原初贡赋制的大框架是：在考定九州耕地情况之后，将农耕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再将各部族居住地与联盟权力所在地的距离，加以确认；再依据运输路途的远近，确定各州应该缴纳的物品种类、应付劳役的多寡，并同时建立经常化的缴纳方法。当然，治水时期确立的原初贡赋制，还不完全是后世国家的赋税制；但是，无疑已经具有了国家赋税制的两个最基本特征：一是无偿性缴纳，二是经常化缴纳。

其四，出现了均平分配土地的“井田制”。井田制，是大禹治水后期最大的社会创造。洪水一片片消退之后，众多地区被曾经的大洪水淤漫成了大片的肥沃平原。后世的华北大平原、黄河中下游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大平原，都是远古大洪水的连带恩赐。在当时的人口条件下，这些肥沃的平原土地，已经足够各个农耕部族居住耕种。但是，若放任各部族自发进入无主的平原土地，则必然形成新的大规模的族群争夺，远古乱象必将再度重演，整个社会秩序必将荡然无存，治水大业也将毁于一旦。于是，随着治水的进程，以大禹为轴心的治水权力机构，构想出一种平均分配平原沃土的新方法——井田制。作为一种对无主土地进行分配的方法，最大的公平莫过于均平。也只有均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消弭当时有可能威胁治水的普遍骚乱与普遍争夺。从洪水劫难中重生的人群，欣欣然接受了这种均平的分配。

我们必须注意到，此前的远古社会对土地资源的分配，只有争夺，没有分配一说，更没有平均分配一说。即便在黄帝平定大混乱而建立初期大联盟权力后，五帝时代的初期与中期，对土地资源的占有也大体以自然占有或争夺占有为主要法则；其时，最高联盟的土地分配权力，不能说没有，但不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社会规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禹的治水权力机构之所以能创造出均平分配土地的方法，除了临时性与公平性这两个必须顾及的基本点外，治水权力机构的公众威望与实际威权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经1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战，大禹治水终于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回望走出洪水时代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场最大的生存浩劫，它奏响了我们民族进入国家时代的历史序章；大规模治水所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国家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成熟的条件与深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