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理论简述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而与经济全球化最相关的理论则是国际经济或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要素资源、产品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这一配置或交易过程总体而言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其重要前提是要素、产品与市场分布天然存在的不均衡。开放贸易的好处是，消费者有机会选择的商品种类大大增加了。全球化带来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和国民福利改善，成为全球化潮流势不可当的根本力量。

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演进

古典贸易理论的标志性起点是亚当·斯密（1776）。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了全球化早期进程中的一些事件，最初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分别为：1492年哥伦布发现欧洲到美洲的航线，以及1498年达伽马从欧洲航行至印度。亚当·斯密在书中写道：“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从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岛的航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两个事件。”这为其进行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支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全球化可提高全球福祉，并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最终达到势均力敌态势。其背后蕴含的理论基础是：贸易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使贸易国的相对价格均等化，并且提升了两国的经济福利。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不同国家的生产成本存在绝对差异”，即贸易互惠的基石是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用劳动投入衡量的实际成本的比率为相对成本，贸易互惠的基石更多是取决于比较优势。穆勒扩展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分析，研究均衡的国际价格或交换比率是如何决定的，把需求因素带入了分析当中。他认为一国消费者在某一价格之下愿意进口的商品数量等于其他国在该价格下愿意提供的出口商品数量。古典经济学家说明了贸易改善福利的基本原理，但都没有深入分析影响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原因。

赫克歇尔—俄林（1934）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具有差异化的资本密集型商品（资本与劳动之比高），或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与劳动之比低）。贸易建立在出口要素禀赋优势商品，进口要素禀赋劣势商品的基础之上。萨缪尔森（1949）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基础之上，证明了在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商品价格将趋于均等。列昂惕夫（1953）的投入产出理论以美国为分析对象，发现美国属于资本—劳动比率高的资本密集型国家，但出口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宽新古典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引入了不完全竞争（科拉维斯，1971；迈尔文和沃纳，1973）和规模经济（巴拉萨，1966；格鲁贝尔和劳埃德，1975）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国家间的规模经济比国内规模经济更重要（埃瑟，1979）。保罗·克鲁格曼（1979，1980）系统地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融入了传统贸易理论的模型中，成为新贸易理论的集大成者，演化出了替代产业间贸易理论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不同企业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克鲁格曼，1979；法尔维，1981）。布兰德与克鲁格曼模型（1983）是国家间贸易进行“古诺博弈”达到的局部均衡分析。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梅利兹，2003；耶普尔，2005）和内生边界模型（安特拉斯，2003；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5）等被称为新新贸易理论。梅利兹（2003，2005）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放宽了克鲁格曼（1979）的同质性企业假设和生产率的外生性，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促进低效率企业的淘汰和高效率企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体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安特拉斯（2003，2005）提出的企业边界理论引入了产权和不完全契约，用动态一般均衡解释了国际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的产品周期的出现。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一国的宏观经济分析同样重要（林毅夫，2013）。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一特定时点上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资本等要素禀赋的结构是会发生变化的。当一国发展的技术和产业与国家原本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相适应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比较低，也就产生了比较优势，进而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林毅夫，2017）。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技术和产业升级。

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

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政策观点在各国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倾向。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提高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不应限制本国进出口贸易和服务，也不应提供优待特权，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产生福利最大化效应。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论、生命周期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等，本质上都支持自由贸易。19世纪的萨伊市场定律同样表述了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竞争政策，才能促进市场本身达到总供需的均衡。从干中学（阿罗，1962）和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说，劳动力丰富的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自由贸易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本（杨格，1991）。琼斯（1990）用生命周期贸易模型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趋同（费雪，1995）。梅利兹（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鼓励企业提高创新力度，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贸易自由化不仅有利于实现产业内、企业间的资源优化配置，还有利于实现企业内、产品间的资源优化配置（梅耶，2011）。

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应采取政策措施，为本国的进出口贸易提供限制或优惠政策，以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市场需求的目的，减少本国商品在国际竞争中可能受到的损失。李斯特（1841）的古典贸易保护理论认为，国家减免关税有利于鼓励复杂产业的进口，加征关税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尚未成熟的幼稚产业。1933年大萧条后，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凯恩斯（1936）提出了超贸易保护理论，该理论强调贸易顺差能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石油危机的影响，全球又掀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强调“公平贸易”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克鲁格曼，1979），该理论将一国的生产率水平视为外生给定，不随贸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并不能提高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战略贸易政策论（布兰德和斯潘塞，1984）主张，政府应发挥辅助企业在贸易市场上竞争的作用，给予补贴或支持企业抢占市场。

关于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的政策争论一直都存在。大量的理论、实证研究证明，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带来了巨大的优越性。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的博弈中，都会针对实际形势选择相应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开始增加（乔治斯，2016）。自由贸易政策从长期来看利大于弊，但在经济衰退阶段，出现短暂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正常现象（苏海勒，2010）。

总的来说，早期的贸易理论随着英国的历史演进而变革，解释了在“看不见的手”影响下，贸易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一国产出增长和福利最大化的促进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异质企业、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假设条件被逐渐放宽，以期构建更加符合现实情况的理论模型，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旗帜下的理论均不能完全解释现实面临的贸易问题。现实情况是，国际上没有国家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更不适用于新时代的国际贸易。多数国家采用的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相结合的政策操作，这是自由贸易与一定的保护贸易的结合。可见，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尚缺少一套完整的逻辑解释理论与现实情况的偏差，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

现代经济学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消费者偏好不同，资源（自然资源、地理资源、人力资源）禀赋不同，生产能力（劳动参与率、劳动倾向等）不同。自英国工业革命创造现代工业以来，工业制造就开启了在各大洲之间持续不断的转移过程。其基本动力在于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的不同及其变化，在于生产活动的潜在收益在地理上的差别；其主要阻力在于成本——在于人员、设备和资金流动的成本。要素禀赋差异引起的收益超过产业流动的成本，就会发生产业转移。收益差在引起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会引起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产业、劳动力、资本的流动，不但形成了新的制造业中心，而且形成了新的中心市场。制造业在地理上的转移与世界范围内要素的分布和市场的分布有关，生产必须以市场为目标，生产规模必须以要素聚集程度和市场规模为基础。当存在规模经济时，通过扩大产出来满足世界市场而非仅仅满足国内市场，这样可以使单位成本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