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的启示[11]
CF40资深研究员 张斌[12]
大萧条的余音
“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圣杯”不只是溢美之词。病毒传播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健康伤害，如果某项研究理解了广义的病毒传播的机理，并且找到了大幅降低病毒伤害的方法，那么它戴上“医学研究圣杯”的帽子应该是当之无愧。
失业和破产也像病毒一样会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从一个部门传播到另一个部门，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造成经济大萧条。大萧条的相关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经济运行会发生大萧条，并总结了教训，为避免再次出现大萧条开出了“药方”。
大萧条的相关研究结论平时在论文和教科书上看起来平平无奇，只有将其放在更具体的场景下，才能了解这些研究的价值。大萧条期间错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选择加剧了经济伤害，百业凋敝，不仅致使全国许多家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限制了粮食生产，把棉花销毁在田地。
大萧条的研究和后来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认识，在这些认识的帮助下，当我们再次面临与大萧条前夜相似的负面冲击时，就不必付出同样的巨大代价。
罗斯福新政开始以后，美国经济结束了大萧条，并开始持续的经济复苏。罗斯福新政当中有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内容，但更重要的内容在于“规模宏大的社会实验”。罗斯福新政和后来对政策的纠正是一连串的试错，它重塑了美国的政府职能，强化了民主社会主义，其影响至今仍随处可见。
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对后世如何避免大萧条，纾困，振兴经济，推进改革的借鉴价值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惊人的愚蠢”——大萧条
大萧条从1929年中期到1933年初，历时4年，且经济持续4年衰退。工业产出下降37%，价格下降33%，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下降30%，名义GDP下降一半以上。1/4的劳动者失业，失业人数高达1150万人。1932年夏季超过半数的美国工人无法全职工作，劳动时间和报酬只有全职工作的59%。不仅是低收入群体难以度日，大量的中产阶级难以支撑生活。有轨电车上每天都有人晕倒，送到诊所后，就诊结果多数都是饿晕。[13]
在大萧条发生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好的时代。美国经济增速连续多年超过5%，这是美国经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大量的汽油拖拉机进入农场。电报、电话、收音机、留声机、电冰箱、汽车进入普通美国家庭，美国汽车产量在20世纪20年代翻了一倍，截至20年代末全美有1.23亿人口，汽车数量达到2300万辆。20年代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大繁荣时代，修建摩天大楼成为时尚，这十年修建的摩天大楼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克莱斯勒大厦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建筑。
乐观的预期再加上投机盛行，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自然而生。纽约、芝加哥等众多大城市的房价大幅上涨，佛罗里达州的房屋价值也大幅上涨，各种支持房地产投资的金融工具被广泛应用，1929年城市房地产抵押贷款余额为279亿美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2%。1928年美国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和票据为471亿美元，是1920年的1.8倍；非联邦公开证券为336亿美元，是1920年的2.8倍[14]。著名的投机分子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就是那个时代佛罗里达众多房地产投机分子中的一员。
宽松的货币条件进一步放大了泡沫。欧洲的政治家和银行家对20年代初一度放弃金本位后的通胀肆虐记忆犹新。美国也是当时金本位的捍卫者，他们相信金本位下货币的稳定价值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关键保障。英国的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德国和法国央行要把英镑资产兑换为黄金，英国黄金外流，维持英镑与黄金的比价愈发力不从心。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国央行行长之间协调的结果是美联储1927年降息，目的是减少英镑的压力，支持金本位。这样做也促成了股市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从1928年初的17.1一路上升到1929年8月的31.7，一年多的时间里累计涨幅85%。
美联储加息后股市泡沫开始破灭，紧接着是商品价格暴跌。美联储对不断上升的股票价格早有担心。对此，美联储先是限制其会员银行发放贷款给股票经纪商和经销商，即所谓的“直接压力”政策，但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体系很快就补上了这个缺口。1928年第1季度非银行渠道提供了近一半的经纪商资金需求。1929年美联储放弃了直接压力政策，转向提高利率。此后不久，股票市场开始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标准普尔500指数从1929年8月的高点31.7持续下降到1932年5月的4.5。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农业生产大幅扩张，但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低迷。股市下跌以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查尔斯·P.金德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认为农矿产品的价格下降是通货紧缩传播的主要渠道，价格下降从股价到农矿产品，再到进口商品价格。1930年6月相较1929年底农矿产品的批发价格下降了7%。
泡沫破灭后，巨大的经济结构失衡也露出水面。生产率快速进步带来众多新部门的同时，也会破坏很多传统部门。就像动物蜕皮一样，大规模破旧立新让经济结构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同时也大幅压低了农产品价格。许多中小农场破产，农民失去工作。工业部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还消灭了大量就业机会。
20世纪20年代收入分配的恶化程度也达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最高峰。1928年美国仅占人口1%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近25%，而这一占比在1918年约为15%，且1928年占人口10%的最富有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近50%。[15]泡沫掩盖了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失衡、支出结构失衡等矛盾。一旦泡沫破灭，失衡问题露出水面，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将面临巨大压力。
银行破产接踵而至，对经济的伤害加剧。泡沫破灭和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银行破产在所难免。1930年位于田纳西州的考德威尔家族下的银行和美国合众银行（U.S.Bancorp）等相继破产。这也增加了储户对其他银行的担心，银行挤兑风险上升。
幸运的是，负责监管田纳西金融体系的亚特兰大联储银行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有着丰富的应对金融危机经验，考德威尔家族下的银行破产的情况并没有大面积扩散。虽然纽约联储没有出手救助合众银行，但是给纽约其他的银行提供了大量流动性支持，防止了恐慌性挤兑和流动性危机。也因此1930年的银行业危机并不严重。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大萧条的主要传播机制是“银行恐慌”。[16]大萧条时期有三次银行危机，银行倒闭增加了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的需求，增加了公众对现金的需求，影响了信贷和消费开支。伯南克认为银行破产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信贷收缩。银行破产就不能提供贷款，没有破产的银行更倾向于提供高流动性贷款。企业贷款成本上升，高涨的信贷成本对家族公司和小公司的伤害远大于对大公司的伤害。
虽然出现了泡沫破灭和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但大萧条研究的经济学者们并不认为经济要为此付出百业凋敝、1/4的劳动者失去工作的代价。资产泡沫破灭、价格下跌、银行破产、结构矛盾这些问题并不鲜见，出现大萧条更主要是因为错误的政策应对。
一场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开始了。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办法不仅没有控制传播，反而是加剧了传播。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为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的应对政策是惊人的愚蠢，后来的大萧条研究学者指出大萧条的产生主要由于过度的信贷紧缩。
货币政策加剧了经济萧条。美联储认识到了银行挤兑带来的恶性传染效应，采取了有效的流动性支持措施和其他方法防止银行过度破产。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失误在于选择了不合实际的金本位政策目标和真实票据理论（Real-Bills Doctrine）。
为了维护金本位，美联储先是降低利率刺激泡沫，后又提升利率恶化信贷。1928年和1929年美联储开始紧缩货币政策，他们相信可以抑制流向华尔街的信贷而不会伤害实体经济。1931年货币危机冲击了欧洲国家，英国放弃金本位，德国保持马克价格但是限制外汇交易，事实上放弃了金本位。英镑贬值时，市场预期美元也会贬值，美联储选择坚守美元相对黄金的币值，提高了利率。而这进一步加速了货币供应量的下降，恶化了信贷生态环境。1931年货币供应量增加额降低到大萧条期间最低水平。
1932年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增加货币供应，但是由于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这限制了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法国和英国担心美元贬值，开始大规模提取美元头寸，纽约联储储备告急，芝加哥联储拒绝帮忙，美联储公开市场业务的策略因为缺乏资金也被放弃。
真实票据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流行的货币理论，被当时的美联储高度认同。真实票据理论认为货币发行应该与实际经济活动相一致。经济扩张需要资金做生意的时候，银行应该提供信贷；经济收缩不需要资金的时候，银行就没有理由出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只能“拉绳子”不能“推绳子”。
按照“推绳子”效应，当经济收缩的时候，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是市场的自发调节，用当时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的话来说就是“减少产量和存货，逐渐减少消费信贷、结算证券和贷款，勒紧腰带增加储蓄”。这样的理论支持下，不难理解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的紧缩政策作为。
贸易保护政策推波助澜。1930年6月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可征税的进口品税率从38%提高到45%。这个政策的初衷是降低进口商品的竞争力，让美国消费者更多地去消费国内商品。但贸易保护式政策却带来了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不利。很多经济学家具体测算了这个法案对出口、投资和GDP的影响，结论是影响并不大。
彼得·特明（Peter Temin）曾在《剑桥美国经济史》中指出，美国1929年出口总值占GNP的7%，接下来两年减少的出口总值相当于1929年GNP的1.5%。考虑到在当时，世界需求普遍下降，出口下降的原因不能都归结于关税上升。以及考虑到所有的乘数效应，因此出口下降还是无法解释大萧条的出现。
但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破坏不止于此。它还破坏了当时的全球资金流动格局，美国是净债权国，如果美国进口更少，那么其他国家就更难以获得美元还债，这把美国的债权人和其他国家债务人都推到了更艰难的局面。
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green）曾在其著作《镜厅》（Hall of Mirrors）中说道，贸易保护政策的最主要不利影响不是由此带来的出口或者投资下降，而是破坏了当时的国际合作氛围，刺激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
财政政策无所作为。胡佛总统坚守传统价值观，他反对救济，宣称志愿组织和社区精神从未从美国民众身上消失，没有必要着急特别应对失业问题。他认为如果联邦政府直接向公民提供援助，美国民众就有“落入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圈套”的风险。他更情愿削减政府支出，以便向全国和世界展示预算平衡。他反对扩大联邦工程的立法。
胡佛总统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世界靠语言生存。他是美国企业“拉拉队长”，呼吁通过企业合作才能走出经济困难，并且坚持企业在低迷时期也要扩大生产。他呼吁地方政府加快道路建设，并且相信地方财政蕴藏着足以支持快速扩张性政策行动的丰裕储备。他采取严格措施落实反移民法案，宣称为了缓解就业形势，把将近10万本来已经被接纳进入美国的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
因对美国劳工统计局界定的失业率概念和测算的失业率糟糕数据不满，他勒令劳工统计局局长退休，“请别把这种情况称为失业，词用得不对”。
“一连串的试错”：罗斯福新政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33年3月就任美国总统，并实施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但新政本身没有整体计划和实施的蓝图，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的一连串试错过程。
通常总结罗斯福各类新政措施为3R，即Relief（纾困）——立即采取行动遏制经济状况恶化，Recovery（复兴）——以临时性政策措施刺激消费需求，将经济恢复至正常水平，以及Reform（改革）——制定长期方案，避免再次发生经济萧条。
改变经济发展方向需要戏剧性的、极其清晰可见的政策变化信号。政策信号要能被广泛理解，不能轻易由旧的政策制定者发出。这些罗斯福新政都做到了。罗斯福新政在大萧条期间帮助了困难群体，稳定了经济增长，并给后来的制度建设留下了大量遗产。
与前任胡佛总统相比，罗斯福不再强调过去的教条，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制定政策。新政强调恢复银行发挥正常功能，重新修订了美元对黄金价值，想方设法救济困难群体，这些措施对经济走出大萧条起到了作用，但也不乏争议。
新政毫不掩饰地动用政府力量干预经济，以《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和《农业调整法案》为代表的两项方案的主要目的都是限制生产，提高产品价格。这些方案后来都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违宪，但是法案中对保护劳动权益和农产品价格调控的做法后来以其他方式继承了下来。
1933～1937年期间，美国失业率从37.6%下降至21.5%，实际GNP从683.37亿美元增长至1039.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2%（以1929年为基准）。1938年经济有所回落，实际GNP同比增速为-7.0%，1939年又恢复到1937年水平。
美国1938年和1939年失业率为27.9%和25.2%。有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经济一直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军工产业兴起，美国经济才实现了充分就业。从数据来看，1941年美国失业率降低至14.4%，1942年和1943年的失业率分别为6.8%和2.7%，堪堪回落到1929年的水平。
制度改革方面，罗斯福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重塑了政府与市场以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比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就是很好的尝试。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在全国进行推广。新政强调帮助工人、少数族裔和黑人，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系列立法建立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体系，同时也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士提供救济和基本保障，初步构建了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美国步入福利国家行列。
在环境保护方面，罗斯福新政一方面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水土保持和国内分配法》等法案，通过为农户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休耕；另一方面也开展了农业、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工程建设，做到保护环境。
具体来看3R政策的措施与争议：
金融的整顿。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宣布全国银行“休假”；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6月16日，国会通过《1933年银行法》。这些措施不仅阻止了市场恐慌，恢复了公众对银行和证券交易的信心，还终结了银行挤兑，使黄金逐渐回流银行体系，让暴跌的股市得以恢复，从而稳定了金融体系。总统被赋予管制信贷、货币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方面的紧急处理权力，美元对黄金大幅贬值。
确立直接救济和以工代赈的政府直接救助模式。直接救助的具体措施为，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5月创建联邦资金救援署（FERA），从复兴金融公司划拨5亿美元对各州划款进行救助。1933～1941年，各类直接救助金额达94.97亿美元，约占当时GDP的12%。这其中还包括对老年人、儿童、盲人、农业的补贴、一般救济以及联邦资金救援署的一些特殊项目。
以工代赈的具体措施为，1933年罗斯福于上任第二个月就设立了平民保育团（CCC），为19～24岁的失业青年提供临时性工作，工作时间最初为6个月，之后增加至2年。同时，还为该年龄段普遍不是熟练工的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工作内容主要为修筑公路、防水治虫等公共和农业类项目。
1933年5月联邦紧急救援署设立了土木工程署（CWA），为约400万失业者提供临时性工作，工作内容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土保持工程、公共场所建设等。Fishback et al.（2005）[17]估算，救济支出每增加1美元，能够提高约83美分的收入。
为了达到刺激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至正常水平的目的，罗斯福政府立法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AAA）、《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成立了公共工程管理局（PWA）、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以及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等机构。复兴政策的具体做法和效果存在争议较大。
《农业调整法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主要内容是限制农产品产量，给予自愿减少生产面积的农民补贴，补贴资金来源于向食品加工商征税；对撂荒土地予以赔偿；由于法案颁布时，农户已经种植了大量棉花，政府和棉花种植者签订合同要求他们毁坏已经耕种好的部分作物。该法案1936年1月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因联邦政府非法干预地方各州内部事务违宪而撤销。
后来研究表明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因为该法案而得到提高。例如，菲什巴克等人曾于2005年研究发现，《农业调整法案》对零售销售和收入几乎没有，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积极影响，甚至还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该法案最终使得农场主得到了大部分补贴，但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反而下降了。
《农业调整法案》虽然被废除，但保护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初衷保留了下来。1938年罗斯福政府出台了替代法案，建立了农产品平仓制度，通过新修建粮食仓库以防旱灾。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存粮来影响价格，该法案还要求对特殊农作物进行支持，并提供农产品播种面积分配值和消费配额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提高工业部门的收入和就业，主要内容是调整劳资关系，减少劳动时间，支持工资上涨。从提高工资和物价水平角度来看，该法案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总体效果不如人意。工资的上升并没有推动就业率的上升，过高的真实工资并没有增加就业机会。该法案1935年因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而废除。尽管如此，该法案给后来的美国劳资关系和工会发展留下了深远影响。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被废除不久后，国会通过了参议员华格纳提出的《国家劳动关系法》，通过立法保护工人的做法获得了广泛认可。该法案没有再设立像全国复兴总署那种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上、具有制定行业守则权利的行政机构，而是引入了力量制衡的理念。
缺乏对企业管理层的制衡，在当时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此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规模急剧扩大。从1930年不到10%的制造业工人是工会会员，到1940年1/3的制造业工人成为工会会员。同一时期采矿业工人成为工会会员的比例也从20%上升到75%。罗斯福总统不仅强调劳动者对企业家的力量制衡，也强调消费者对企业家的力量制衡。他倡导成立消费咨询委员会，以代表广大消费者利益。
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事业振兴署是以工代赈的最重要机构。不同于纾困（Relief）中提供短期、临时性工作的平民保育团和土木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通过公共工程为人们提供长期限的工作。WPA计划花费约110亿美元，修筑了上千座机场、上万个运动场、800多家校舍和医院。
尽管在制定政策时，为了避免对私人部门的影响，WPA避免选择与私人部门竞争的项目，工资也低于私人部门。但仍有研究结果表明，长期限的以工代赈计划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扭曲，使得私人部门雇工更困难。
诺伊曼等人曾于2010年使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要城市每月救济、私人部门就业和私人部门收入的面板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罗斯福新政期间救济支出和当地私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救济，虽然能够提高私人部门的收入（顶峰时期，WPA以工代赈的救济计划将私人收入从平均水平提高了0.2%以上。将36个月期间平均值的偏差加起来，累积效应为5.7%），但同时会导致私人部门就业率下降（WPA以工代赈的救济计划使得之后的36个月里，私人雇佣的工作月数累计减少4.9%）。[18]
以上研究结果的可能原因是，WPA给出了“安全工资”的概念，尽管WPA的工资低于私人部门，但在就业环境不稳定，失业率如此高的前提背景下，工人更愿意选择尽管收入较低但更稳定的工作。
以工代赈不仅使得私人部门雇佣更加困难，而且对私人部门的负面冲击又会让政府继续增加以工代赈的支出，进入恶性循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路易斯·卡普洛（Louis Kaplow）曾于1989年提出政府救济可能会对私人部门保险产生挤出效应。他认为政府救济措施会扭曲个人的保险决策和行为，因为个人只会考虑自己没有政府补偿的财产可能遭受的风险。在考虑到有政府救济的情况下，个人仅会对自身面临的除可能得到政府救济的全部损失进行投保。
田纳西河流域工程。田纳西河流域工程探索和开创了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虽然在环境治理（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农田）和提高流域居民平均收入上是成功的，但这种模式并没有在美国其他地区得到推广。
《1933年银行法》确定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原则。美国国会出台这项规定是担心银行用公众存款购买股票会带来过度投资，并且银行持有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影响其贷款决策。但是反对者认为，银行分业经营会影响其应对风险的能力。此外，大萧条前许多州法律禁止银行设立分支机构，而《1933年银行法》还允许银行设立分支机构。
有研究认为美国许多州立法禁止银行建立分支机构削弱了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分支机构可避免银行与某些集中的地区和行业高度相关，在经济危机时免受其牵连。比如，加拿大的银行正是凭借大量的分支机构在金融危机中得以大部分幸存的。[19]《1933年银行法》还提出了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的机构于1933年正式成立。
通过修订《1933年银行法》《证券交易法》等法律，罗斯福政府建立了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内的一批金融监管机构，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管。
美国在罗斯福政府期间通过立法建立了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进入福利国家行列。并且还建立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限定了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对于最低工资的批评较多，有观点认为最低工资减少了缺少技能和工作不熟练的青年人的就业机会。出于平衡财政的考虑，罗斯福政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资金部分源自对个人和企业的征税，也有批评者认为1937年企业开始缴纳的税收部分可能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经济的恢复。
大萧条的启示
2020年，中国和全球经济正处于新冠疫情肆虐之中，经济活动大幅停摆，失业率急剧攀升。需要避免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需要为低收入群体纾困，也需要抓住时机推动改革。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给当前的经济局面留下来众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金融体系是繁荣的扩大器，也是衰退的扩大器。大萧条的研究学者普遍认同，信贷过度紧缩带来了大萧条，信贷恢复以后大萧条也随之消失，依靠经济自身恢复力量走不出大萧条。[20]
经济下行有多方面的原因，泡沫破灭、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结构失衡、意外灾害发生等，但是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大萧条。信贷的作用至关重要，经济下行往往会引起信贷紧缩，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信贷紧缩会放大需求下行和供给收缩之间的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将会越来越严重。
保持合理信贷增长的边界在于通货膨胀率，货币当局最优先考虑的目标是温和的通货膨胀率，这是供求大致平衡的标志，也是经济发挥自身恢复力量的保障。防范金融投机和资产价格泡沫，维持金本位或者汇率稳定往往是货币当局难以抵挡的诱惑，但是在通缩面前，其他货币政策目标应该让位。
应该通过依靠宏观审慎政策来防范金融投机和资产价格泡沫，而不是绑架货币政策。经济低迷时期，货币政策只能“拉绳子不能推绳子”的说法很流行，这只能说明单独依靠货币政策不足以让经济尽快摆脱低迷，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应该放松，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放松对防止经济萧条没有作用。
大萧条是需求下行和供给收缩之间的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需要止住需求下行，在需求下行的背景下扩张供给只会让通货紧缩更加严重，且收入难以增加。止住需求下行除了信贷的支持，需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需求。
胡佛和罗斯福总统在财政问题上都有失误。胡佛总统任期内在大萧条期间保持财政预算平衡，1930年，美国财政还实现了0.7%的盈余，对提振市场需求丝毫没有帮助。
罗斯福总统新政期间，财政支出在1933～1936年期间明显扩张，从46亿美元上升到82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上升到5%左右，对恢复需求起到了帮助。然而罗斯福总统同样犯下了过于看重财政预算平衡的错误，1937年的财政支出下降到76亿美元，1938年进一步下降到68亿美元，这也是1938年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1939年罗斯福政府再次重新启动政府投资，财政支出扩张至91亿美元，美国经济才走出衰退。
破产和失业不仅会在国内扩散，也会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困难的经济局面会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抬头，贸易保护政策呼声也会更高。贸易保护政策看似保护了进口替代部门的利益，实则代价更大。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出口，还会加速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恶化，破坏整体国际合作应对困难局面的氛围。
针对不同类型群体要采取不同纾困策略。对于不具备工作能力的老弱群体以及特定人群需要提供直接发钱的救济。对于中青年失业群体则更重要的是提供工作机会，尤其是通过公共项目建设提供的就业机会。
比如平民保育团提供短期限和临时性工作，不仅为特定的失业青年提供了工作，还提供培训以增强其工作能力。WPA计划为包括刚毕业的高中生、大学生和失业的艺术家等提供长期工作，缓解了无工作经验的毕业生与衰退时期难以找到工作的艺术家等特定群体的就业问题，从而建设完成了许多重要基础设施，并留下了许多艺术作品。
但是政府工程以及提供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扭曲劳动力市场、资源浪费，因此最好以短期限、临时性的就业计划为主。
给面临现金流断裂风险的部门提供融资。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住宅贷款法案》和《农业调整法案》，分别成立了置业贷款公司和农场信贷联合会，为由于收入下降而面临住房和农场被收回的个人和农场主提供融资，《住宅贷款法案》还允许房主在非常时期可以延期还本付息。
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时候，政策设计考虑不周再自然不过。新政期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案》有明显的重大缺陷，后被废除。全国复兴总署的价格管制措施也被批评是对大企业量身定做，小企业受到更残酷的压迫，后来调查发现全国复兴总署参与管制的行业当中有7个存在垄断行为，总署负责人休·塞缪尔·约翰逊（Hugh Samuel Johnson）引咎辞职。以工代赈等一些纾困措施也存在着会扭曲劳动力市场的瑕疵。
这些法案和政策都是在特定背景下出台的，刚出台的时候可能因为政治和情绪绑架政策设计考虑不周，也可能在当时特定环境下利大于弊，但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就弊大于利，因此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和纠错至关重要。罗斯福新政期间的很多政策虽然被废除，但是经过调整后的新政政策留下了很多遗产，新政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都有了很大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在后来有了持续发展。
罗斯福总统出生于当时美国社会的特权和精英阶层，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与美国平民阶层少有接触。但罗斯福个人却一直在站在特权和精英阶层的对立面，罗斯福新政各种政策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对特权的制衡。
他发明了一种由政府创造制衡性的方法，并称相关的理念为“确立准绳”。罗斯福力图在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确定一种人为的协调机制，激发市场参与主体的活力，让市场更加公平地运转。他支持劳工对企业家的制衡，支持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制衡，支持西部南部发展对东北部形成制衡，支持低收入、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
要让制衡性力量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要让参与者拥有话语权，能够独立地发出代表自己利益的声音。而西部和南部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才能具有话语权；工人和消费者需要组织起来，才能具有抗衡企业家和生产者的力量。这就需要国家为工人和消费者提供失业、养老等可能面临的各种收入损失的社会保障。
上述这些制衡性的理念对于缓解社会冲突、促进经济结构平衡都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