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改革和开放是保持持续增长的关键

2020年岁末，中国经济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的关口。2019年年底，一场百年未遇的疫情突然袭来，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超过了90年前的大萧条。截至2020年10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600万例。中国虽然在疫情暴发初期采取强有力的封城与隔离措施，很快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播，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从第1季度的-6.8%恢复到第3季度的4.9%，但疫情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中国经济的上空，欧美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疫情的第二波反弹，国内个案病例也时有出现。什么时候人类才能彻底摆脱新冠肺炎的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大的挑战来自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由于国际经济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各国的全球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4年来，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不仅处处突出“美国优先”政策，更是对中国挑起全面的贸易争端——不仅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还一再制裁中国的科技企业。与此同时，中国也从早年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今天的中高收入国家，从小国经济发展成为大国经济。因此，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已经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难继续依靠国际需求来推动。

2020年既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间点。过去5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脱贫攻坚战成果举世瞩目，55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长期看，成功“破局”的关键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决策层提出的两条主要应对之道：一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直白地说，既然国际市场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困难，而国内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将来的经济增长可以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同时实现国内、国外两个循环之间相互促进。而所谓“循环”，就意味着不仅仅是需求端的问题，而是供需双方的良性互动。供给侧的关键是创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低成本优势，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增长模式需要从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持续性的产业升级实现长期增长。

上述两条应对之道，非常及时，也很恰当。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谨慎从事，国际投资者担心双循环演变成新的“闭关锁国”，担心“科技自立”引发更多的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从大的方向上看，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这类风险可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消除这类担忧、减少这类风险的有效做法则是坚持市场化的原则。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背后的促成因素非常多，但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两条。现在国内、国际经济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在具体的政策安排上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改革、开放的政策大方向不应该改变，在重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同时，要努力构建经济开放的新格局。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技术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基本原则。

从短期看，成功“破局”还取决于如何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在各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快速复苏，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经济与多个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有可能会触发更大的双边矛盾。这些关系都需要小心调节。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台了许多“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措施，包括超常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在大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做法都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些政策将来能不能平稳退出，会不会造成新的危机，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我国政府也在疫情期间采取了许多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为维持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货币政策相对稳健，财政政策变得比较积极，只不过我国的政策性责任主要落到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肩上。银行发放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甚至尽可能做到“应续尽续”，虽然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稳经济政策机制，但政府并没有明确承诺承担相应的财务后果。如果2021年上半年这些贷款的质量出现问题，不仅可能影响银行业的稳定，同时也会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中国经济在40多年的改革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正处于从努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转向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行远自迩，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控制住疫情、增强内需、建设创新能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黄益平

2020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