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市委楼

军阀孙传芳曾在此隐居

漫步南山风情一条街，不由会为这里的幽静、淡雅所着迷。沿南山北麓顺势而行，在一幢幢以日式风格为主体的别墅中，有一栋欧式洋房，堪称南山建筑群中的经典之作，这里便是南山街10号。此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虽然它的原主人不详，但有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军阀孙传芳曾居于此，故而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的名单，这个建筑就是孙传芳的旧居，现在的团市委办公楼。

出自日本建筑师之手的欧式建筑

平屋顶，欧式瓦，斑驳的土黄色楼体，掩映在门前的两棵洋槐树下，一面五星红旗在绿树的映衬下随风飘展，走近南山街10号，这栋欧式花园别墅，庭院外的大门上悬挂着中共青年团大连市委员会的牌子，如今这里作为大连团市委、大连市青联的办公楼，2002年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的名单，2003年被评为大连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家素素在《永远的关外》一书中这样写道：“南山街10号，原是一座欧式花园别墅。建筑外观用了欧洲近代古典手法，整体和局部多次使用三段处理，爱奥尼克柱式，塔斯干柱式，弧形山花，半弧形门廊，柱、券组合，三个手法装饰同一套窗户，使整个建筑显得气派十足。它的内部也极其讲究，时光过去了近百年，木质的楼梯，木质的雕花栏杆，木质的门窗，以及天棚的花饰和吊灯，地上铺的马赛克，仍不改当年的精美和厚重。”这栋老宅建于1925年前后，建筑面积1280平方米，楼体以入口处居中的门厅为中心，两根爱奥尼克石柱贯通二层，墙面以此为轴向两侧展开。主体部分高三层，副楼高二层，副楼一侧的拱窗上以粗糙毛石做窗套，层与层之间以腰线划分。其独特、别致的建筑结构，成了一些建筑学家研究的对象。笔者采访之时，听大连史志专家孙玉老先生这样说：“我在收集老建筑的资料时，曾请教过建筑学家一个问题：如何辨别日式建筑和欧式建筑？专家教给我两种最易辨别的方式，一是，日式建筑是尖屋顶，欧式建筑是平屋顶；再是，日式建筑一进门处设有玄关，这是为方便换鞋的地方，欧式建筑则没有。”

显然，这栋老宅符合建筑学家所说的欧式建筑最基本的两点，那么它为何会出现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呢？孙玉老先生根据史料做了解释：“早在19世纪末，作为殖民者的俄国人就在他们设计的大连市规划图上，将南山北麓规划为高级住宅区，然而这一切还没来得及实施，日俄战争爆发了。战争过后，这块预留好的地皮连同规划好的图纸一起，统统落入了日本人的‘口袋’，于是日本人将俄国人未完成的‘心愿’变成了现实。而当时设计洋房的日本建筑师是一些从西洋求学归来的学生，这里俨然成了他们大展拳脚的试验场，他们或复制或模仿，将南山一带赋予了一种异国情调，成就了所谓的和风欧式建筑特色。日本人在道路两旁栽上洋槐，还以他们喜爱的树给这里的街道命了名：楠町（今中山区望海街）、桂町（今中山区桂林街）、枫町（今中山区枫林街）、樱町（今中山区七七街）。”

如今道路两旁栽的是梧桐树，而老宅的庭院里依然留有两棵老洋槐，越发让人有几分思旧。

落难军阀孙传芳携家眷隐居于此

追溯老宅的历史久远而神秘，第一个主人是谁？至今仍无从考证。直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名人将这里购为私人房产后，这栋花园洋楼才真正被写进了历史。

这里因是北洋直系军阀头目孙传芳避难所而得名孙传芳旧居。

1926年，孙传芳的“联军”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国共合作组成的北伐军打垮。走投无路的孙传芳投靠了张作霖，决定与奉军联合。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由北京返回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东北军从关内撤退，孙传芳就这样来到了东北。张作霖死后，少帅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张学良对极具谋略的孙传芳很是客气，给他提供居所的同时，还在帅府内专门为其置办了办公室。孙传芳每日都要到帅府办公，他涉猎史书，谈起中国历代盛衰兴亡滔滔不绝，所以张学良愿意就军事、政治与他进行商谈。但孙传芳出于军阀的本性，根本不顾及国家民族的安危，只着眼于军队和地盘的争夺。面对张学良的反日思想，他是力主亲日的。然而，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并没有听孙传芳的建议。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山海关外的中国土地上全部挂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一举措激怒了日本人，张学良的东北当局与日本人的关系渐趋紧张起来。这时，东北当局的内部也出现了动荡的迹象。以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为首的一些元老级人物，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张学良为了稳定局势，于1929年1月10日晚将杨、常二人枪毙。而事先，张学良做这一决定并未和孙传芳透露半点。孙传芳是1月7日晚从大连回的沈阳，由于他的小老婆长期居住在大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大连康复疗养中心附近），孙传芳经常往返于沈阳、大连两地。事发当晚，孙传芳应邀来到帅府，当他从张学良口中得知杨、常被杀之事时，冒出了一身冷汗，但老奸巨猾的孙传芳表面上并未露声色，还竖起大拇指恭维道：“杀得好！”回到家后的孙传芳有些坐立不安，于第二天一早乘9时的火车，只身逃亡大连，之后便购置了现南山街10号的这栋别墅，与他的小老婆隐居于此。

孙传芳逃到大连之后，日本人在东北创办的报纸出于政治目的，想制造事端，报道说，孙传芳是“杨常事件”的首议者，一会儿又说，东北当局正在通缉孙传芳。张学良为了揭露日本人散播的谣言，派人买好火车票，送孙传芳在沈阳的妻子儿女到大连团聚。而孙传芳这边，在他到达大连的第五天，即1929年1月15日，在所住的别墅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披露自己对“杨常事件”的发生毫不知情，谣言不攻自破。此后，孙传芳及其家人一直寓居大连，其间，他在别墅中还为儿子孙家震操办了婚礼。

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全家迁居天津英租界。1935年，孙传芳在天津一所教堂里被为父报仇的女英雄施剑翘用手枪击毙，时年50岁。

曾是日本陆军大连特务机关

孙传芳之后也曾有日本人在此秘密活动。

1940年5月，陆军大连特务机关，复称“陆军奉天特务机关大连出张所”由大连南山枫町（今中山区枫林街）迁入南山橡町，这所日本人的特务机关于是驻扎在此。陆军大连特务机关是关东军参谋部领导下的情报机关，担负着对驻大连的日本警、宪、特和其他特务机关的情报领导工作。关东州的警、宪、特机关，每月必须将所搜集到的情报向陆军大连特务机关报告，如果要逮捕抗日人员，需请示其批准。不定期地召开宪兵队长、警察部长等驻大连的特务警察机关负责人会议，搜集情报，布置相关任务。但特务机关的情报不与其他特务部门“分享”，而要直接呈报关东军情报部。如此看来，这栋小楼在当时对日本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小楼中设一室三班，即庶务室（经理系）、露西亚班（苏联白俄指导课）、支那班（中国工作课）、欧米班（欧美谋略课）。露西亚班，主要负责监视苏联人及与苏联人有关系的人员；支那班，主要负责搜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情报；欧米班，通过“露西人学校”“白俄事务所”“德国、意大利人协会”等特务外围组织，专门搜集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犹太人的政治动向及其他情况。

小楼作为日本特务机关，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栋小楼成了大连团市委的办公楼。经历了90多年的沧桑巨变，楼里的故事也在不断地变幻，但它依旧保持原来的风貌。

如今，亭院里铺上了水泥路面，在这工作了几十年的刘建杰告诉笔者，“这里没有大的改变，院里的大墙一直有，前些年把北面的墙拆了。原先院里有个小花坛，花坛里栽种了棵大树，因为经常走车受影响，后来就把花坛拆了。”

沿着小楼走一圈，在后院，笔者看到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是通往食堂的必经之路。老宅的地下室如今被设成了食堂，而经过刘建杰介绍得知，在楼里则有条暗道，可以从三楼直接通往地下食堂处，但如今已经被封上了。笔者在楼里顺暗道往下走，走到一半时，发现这里还“隐藏”着一处办公室，通往楼下的暗道口在此被堵上了。

刘建杰说：“记忆中，以前这栋楼三五年就要整修一次。房产局经常给我们发红油，有一年，不给我们发红油了，而是在原来红色的木质地板上面又铺上一层地板，就是如今看到的这些黄色地板。而原来的地板没有被破坏掉，都安安稳稳地在黄色地板下面躺着呢。不管怎么修，这栋楼的整体结构始终都没有变。记得有一年大修，墙顶的雕花被起掉了，但最后按照原先的样式重新雕了上去。窗户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木质窗，个别窗户关不严，打不开的情况也有，但基本上没有透风的现象，到了冬天，室内还是很保暖的。”顺着刘建杰所指，笔者见到，这栋楼是两层窗，外面的一层刷的是白油漆，而里面的一层则刷的是暗红色油漆。

面对风雨百载的老宅，刘建杰不无感叹：“记得曾在这里工作的一位领导说过，窗户千万不能拆，不然我们就成历史的罪人了。”

（感谢大连史志办、大连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团市委、大连史志专家孙玉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