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鲍罗廷、加伦之印象

鲍罗廷头脑颇清楚，学识亦佳，故获中山先生之器重，且能左右国民党内之政争。彼当尝于美国芝加哥附近某校任讲师，英语不恶，其夫人之英语则更流利。鲍罗廷于共产党之作为未必全部赞同。宁汉分裂时，鲍在汉口，接印度人鲁易所传达之第三国际命令，以为时机成熟，中共可趁此取国民党而代之。鲍颇不谓然，即将该命令搁置不理。旋鲁易宣布此事，众人往诘鲍，鲍始勉强承认，且无法阻止中共之行动矣。盖鲁易为第三国际中央委员，衔命来华指示机宜者，而鲍罗廷于第三国际中仅为一名候补中委，地位远逊于鲁易也。后鲍被遣送返俄。斯大林之所以尚能容忍鲍罗廷者，亦因念其于上述见解之正确也。关于鲍罗廷与第三国际代表之意见相左一事，乃哲生于事后告余者。

中山先生在世之日，鲍罗廷颇守本分。后来鲍权势日隆，众相趋附，鲍之态度逐渐改变。访客名单分列两表，一表为不必通报，可随时求见之客人，另一表所列则为须先行预约始能见面者。汪精卫、陈公博、廖仲恺属前者，卜道明为鲍之翻译。但鲍初抵广州之日，不仅随时接见宾客，且时时来余寓处谈天。

广州时期，鲍罗廷常与余谈论问题，且介绍余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中山先生亦尝嘱余研读经济学之理论，如亨利乔治之著作及马克思《资本论》等。余对共产主义与苏联之有相当认识，日后且能负责对苏外交者，多赖鲍罗廷于此等理论之引介。民国十七年余随胡展堂西游，过维也纳，尝三访考茨基。考氏为马克思《资本论》之印行人，亦为马克思主义之理论权威。因考氏为犹太人，故与吾等谈论马克思之余，总不离犹太问题。鲍罗廷亦犹太人之入籍苏俄者，于考氏所谈问题亦熟娴。鲍于有关社会主义之各派理论均颇通晓，人极聪明，学识亦优，故能操纵一时之政局。

鲍罗廷返俄后，即未作积极之政治活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余偕孙哲生首次访俄，当时统治正严，访问颇为困难，然尚得获准晤见鲍罗廷于其主持之英文日报报馆中。见面未久，鲍即泫然泪下，曰:“他人容有误解，傅君相知素深，予深爱中国，且望中国成功。今日之局面如此，诚非始料所及也。”余深信此为由衷之言。后复得数度晤面，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历次款宴吾等，鲍均列席作陪，而始终未见其夫人。余乃向彼探询，鲍谓其夫人较为显赫，担任外国语文教育会主席，全国各级学校之外国语文教学均归其策划。因职务重要，故远居市郊，不许与外人多所接触。

余出任苏联大使期内，鲍曾造访使馆一二次。其他外国使馆，鲍绝不涉足。鲍所编《英文日报》(Moscow Daily News) 为对外宣传性质之小报,莫斯科街头不易见到。大战期间每周仅 出刊两张。美国归人 Anna Lewis Strong 助鲍编辑，为共产党同路人，到过延安，有若干英文著作。

斯大林去世前一年，鲍罗廷方去世。

鲍罗廷喜爱中国服装，在广州时，夏日仅衣一袭黑拷绸短衫裤，且常称道中国布鞋之舒适。

共产党之组织实极严密，讲究纪律。讨伐刘杨之役，哲生、展堂与鲍罗廷均在军中，同宿一室，夜深加伦尚来报告军情。见鲍等起立作礼，始敢说话。鲍于各军人，指示军机，发布命令，亦不稍让。

加伦为一典型军人，绝口不谈政治。彼为炮兵出身，喜亲自操作。讨伐刘杨之役，加伦亲临炮兵阵地测量、指挥。余初次访俄之际，尚晤及加伦。彼时易名白鲁杰，为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适逢党代表大会，彼以中委身份赴莫斯科开会，与吾等把晤，然已不敢多谈。此为一九三八年正月之事。三月哲生偕余赴英，五月返俄，则彼已以受戮闻。哲生面询斯大林，斯并不否认，谓其好女色，受日本女谍之诱惑而泄露军事机密也。

再谈谈鲍罗廷

余在广州，原负责对英交涉，以后因职务关系，始与鲍罗廷时有接触。鲍来华前之情形，余知不多。第三国际当局大约因其英语流畅，故派遣来华工作。来华以后，陈友仁与之接触较多。

鲍罗廷为犹太后裔之俄人，在美国受高等教育，并不漂亮，但绝顶聪明，手腕极灵活。有一次竟谓曰:“君何必时时戒惧共产党？此间如果有一个半共产党员，则余为一人，君为半人。”鲍罗廷之判断敏锐，处事细密，均为不可多得者。与之商讨任何问题，均能当机立断，迅速获一结论，而此结论辄甚妥密而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