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羨记忆

三十年前我去宜兴时并不知道阳羡是该地古时的别称，也不知道阳羡雪芽自古以来就是名茶。

那年我去宜兴林场出差，住在林场招待所里半个月，无所事事，于是去十多里外的丁蜀镇访陶。那儿的紫砂壶名气大得很，可是店里能看到的壶却令我大失所望。当时仅有的几家卖紫砂壶的商店我一会儿就逛完了，只买了几把五毛钱的小壶和一把两块钱的大壶。那几把壶的造型极为普通，做得很粗糙，连我这样从没研究过茶壶的人也能一眼看出与精品的明显差距。货架上也有几只造型好看的壶，但那是非卖品，只供人们望壶兴叹。不过那天我也是有成果的，由于我反复交涉，买了一个碎瓷雕塑《太白醉酒》，那手举酒杯醉髯飘飘的“诗仙”至今还卧在我的书架上。呵呵，给自己买一把可心的茶壶没买到，却给李老先生买了一只他舍不得放下的酒杯。

有趣的是那天我认识了一位爱茶懂壶的朋友。正在我和闲得无聊的女营业员们套磁的时候，一位中年人建议我可以到另一家店买两只瓷杯，还约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喝他刚买到的新茶。真是不应该，忘了那位采购员的姓名。他随身带着的茶具让我大开眼界：一看就知道是久远之物的紫砂壶，壶身闪着包浆的光辉；两只小巧玲珑的刻花瓷杯；一只装茶叶的雕花锡盒，打开，里面还有一把小匙。那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品茶能给人带来那么多的乐趣。我看着他手续繁多而不厌其烦地泡茶，斟茶，谈茶，表情丰富而夸张地品茶，觉得人在旅途有茶相伴就不会太寂寞。这感觉后来扩展到对人生的体验，喝着茶，便有人在旅途之感。

前些年读到明代陈继儒的小品《茶话》中“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时，那次丁蜀论茶的场景便从岁月深处浮现出来，那是“二人得趣”了。从那天起，我便开始留意茶。

仔细想来，酒兴和茶意大有相似之处。在刻板的日常生活中，醉意朦胧的酒兴往往会令人生出奇怪的念头来，齿颊生香的茶意也能催发出可爱的想法。阅历多多的采购员吃茶吃得心满意足了，突然提议说第二天一起到湖州长兴的顾渚去吃茶，那儿的茶好，正是茶叶上市的时候，又多又便宜。我那时是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像鸟儿放单飞了，醉心于那种随兴的漂泊，他的提议毫无障碍地通过了，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踏上行程。

那天大雾，不是那种把天地裹得严严实实的雾，而是忽而飘来，忽而遁去，路边一片片竹林掠窗而过，路很平滑，但弯道很多，车不停地转弯，好像老是在努力从白雾和绿竹的围追堵截中摆脱出来一样。喇叭不停地响着，长途汽车成了一个饶舌的男人。突然，饶舌的男人在一个急转弯时猛地刹车急停下来，发动机也熄火了，一下子什么声音也没有，昏睡着的旅客们猝然跌进了一种奇怪的静谧中，大家一齐伸出头来向前看去，哇！车窗外脸贴脸站着另一辆汽车哩。两个司机对瞪了一会儿，摇摇头，发动车子打方向各自继续上路。他们不骂，要骂也只能骂那雾。他们肯定也想骂的，但他们明白骂也是白骂，别说骂，打都没用，和雾过不去的人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多少年之后我才理解了这次差点撞车的意义。因为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向着“茶圣”陆羽而去，向着一千多年前就出产的贡茶顾渚紫笋而去。公元760年，二十七岁的陆羽结庐于湖州苕溪，把自己的全部智慧投入茶与水之中，“扁舟往来山寺，随身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总结梳理自己识水品茶的丰富经验，穷心尽智，终于写出一部彪炳史册的《茶经》，并因此声名大噪，连皇帝老儿都十分佩服，诏拜他为太子文学，迁太常寺太祝。皇帝真是不懂事啊，那时的陆羽事实上已经和他平起平坐了，皇帝是人君，陆羽是“茶圣”，大家彼此彼此，亏那皇帝想得出，封“茶圣”做个小官，真是无趣而可笑得很。做皇帝的大都是些自大狂，本来挺聪明的一个人，一旦登基，便踌躇满志地蠢起来。试想如果当时的皇帝将与茶有关的事务统统移交“茶圣”，就像移交一块本来就是别国的疆土一样，那将是一段多么脍炙人口的佳话呀。遗憾的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样浪漫的事我们只能在品茶的时候瞎想想而已。

没撞上，我和陆羽以及他所称道的顾渚紫笋只能各自打一把方向各走各的路。

在那人声鼎沸的小镇茶市上，我跟着采购员流连在大大小小的茶叶摊边，看他如何评判茶叶，如何讨价还价，如何与茶农们套近乎。后来我们坐进一家闹哄哄的茶馆，和当地人一起喝茶。那茶馆里用的茶具很奇怪，不是壶，不是杯，更不是盅，而是一种厚重的白瓷大碗。那碗模样怪，大口平底，却矮得很，端起来喝就得小心，稍一晃荡茶水就会晃出来。后来我还在一些地方看到人们用这样的碗喝黄酒，喝啤酒，觉得都挺好，但用它喝茶我只能觉得挺有趣，大约这是喝茶的另一种境界吧？不知道当年陆羽是用什么样的茶具喝茶的，我想不会是这样的大碗。

顾渚访茶的最大收获，是明白茶不在贵而在于新。只要是新茶，就有可喜可爱之处。一盅新茶入口，满舌生香，心清目明，久久不能忘怀，那是对山水春意的品尝，也是对岁月常度常新的体悟。

现在我该说到阳羡茶留在我青春深处的那段记忆了，和一位美丽的宜兴姑娘有关。那姑娘姓王，是林场招待所唯一的职工。

我俩的交往是从两只青瓷茶杯开始的。在丁蜀镇买的两只杯子没盖，热心的小王便打开她的仓库找，从一面盆茶杯盖中挑出了瓷色和大小都和我的杯子相配的两只，这使我非常感激。于是我投桃报李，帮她干一些杂活，比如挂蚊帐之类的事情。时值暮春初夏，蚊子蠢蠢欲动了，蠢蠢欲动的还有少男少女的心思吧？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共同的徬徨和敏感使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在宜兴林场的日子里，我的任务是等人，等另一路人马从溧阳来到宜兴会合。我们预备一起到江南林区采购松毛虫卵，然后回去繁殖赤眼蜂，再用赤眼蜂去防治棉铃虫。那绝对是当年的新生事物，也是一件绝对有趣的事情：我们把江南山区里马尾松树上松毛虫产的卵采下来，当然是动员当地人采，我们出钱，钱多在任何时代都意味着人手多。然后回家让一种更小的、肉眼看不太清的赤眼蜂把自己的卵产在松毛虫卵里，繁殖出成万上亿只小赤眼蜂来，在它们就要成群结队地破壳飞出松毛虫卵的前夕，再让农民把它们放到棉铃虫刚刚产卵的棉花田里。小赤眼蜂们飞出来的唯一任务就是找到棉铃虫卵，并把自己尖尖的产卵器深深刺进棉铃虫的卵壁，把亲骨肉安排到这些营养丰富的居所成长，吮吸棉铃虫幼虫的体液让它们死亡，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目的。利用天敌杀死害虫而不留任何农药残毒，这叫“生物防治”，而我是一家供销社生物防治站的站长。这样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件科技含量很高的事。你得努力把从农业局里领来的一小撮赤眼蜂变成从松毛虫卵里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赤眼蜂，而且这些蜂必须是健壮能飞的，如果搞出了一批大腹便便，飞也飞不动，只能爬行的家伙，那就麻烦大了。你想，放了赤眼蜂的棉田里是不能打农药的，原本指望建功立业的赤眼蜂们若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飞不上对它们来说等于是摩天大楼的棉株，找不到鲜嫩棉叶上的棉铃虫卵，它赤眼蜂卵巢里存着再多的卵也是白搭，那就等于我们是为害虫们准备了一场盛宴。那时我们生物防治站放这赤眼蜂一放就是数百亩，在那“农业学大寨”的年月里，数百亩棉田只产害虫不产棉是要吃官司的！我就曾经培养出一批让我哭笑不得的赤眼蜂贵族，在高倍放大镜下，赤眼蜂们一个个行动迟缓，挺着大肚子就是不飞。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我对那批士兵彻底失望了，它们不是懒，也不是飞不动，它们根本就不会飞！为什么？原来它们的翅膀退化成了淡红色的、只会颤动几下就停下来的一对肉棒！

当年我就是这样说给小王听的，说到这儿她便笑得前仰后合，抬起满是肥皂沫的手背擦笑出来的眼泪。她在洗衣服。她总是在洗衣服，招待所好像有着洗不完的东西。我坐在树荫下，一边喝着小王给我泡的阳羡茶，一边说些她喜欢听的事情。招待所事情不多，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来住。隐在山里的两排平房整日里没有多少声音，显出很孤寂的样子。我随身带着一支紫竹笛，笛声到了山里便幽远而曲折，小王厌气了就要我吹一曲。有一次，我去丁蜀镇取邮件，回来时误了班车，又不愿住那儿，就步行十几里赶回林场，暮色中小王竟有喜出望外的意思。那天晚饭后，我把所有会吹的曲子都挨个儿吹了一遍，直吹得腮帮子发酸。

小王很看不起我买的那两只杯子，尽管她为它俩配齐了杯盖。她许诺要送我一把漂亮茶壶，因为她姐姐就在一家瓷厂工作，厂里常会有很好的产品。两年后，小王辗转渡江北上看望我，随身小包里装着两件东西：一把明黄底刻白色兰叶的白瓷高壶，一盒上好的阳羡茶——那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阳羡茶，不仅是因为它那清新、隽永的香气，还有一种特殊的果味——小王途中买了几只小巧而几近透明的香水梨放在包里，那梨的香甜竟钻进茶叶里再也不肯和茶分开。那是1977年的夏天，那盒茶叶陪伴了我高考前夕的数十个挑灯奋战之夜。

现在我在茶馆里喝茶还常点阳羡茶，我会默默地看着服务员冲泡它，看氤氲的茶香袅袅升腾起来，茶叶上下沉浮着，舒展着，仿佛恣意地跳着一种舞蹈。逐渐变绿的茶汤是静的，而茶叶却是灵动的，就像静止的日子里流动着生命的河。其实我们也像水中的那片叶子，从茶树上被采下来精心制成茶叶，在温和的水里舒展美丽的姿容，将自己全然释放在清澈的水中，然后再静静地沉卧水底，看外边的世界千帆过尽，安然地闭上眼睛，去到可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