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三言二拍的产生背景

传奇短篇小说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是我国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以及拟话本小说集的合称。“三言”就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则是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是凌蒙初。

《三言二拍》创作于明末，因此，它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也反映了明朝中晚期各方面的时代特色，以及各类人物的人生价值取向。

从宋代至明代，以宋明理学思想一直控制着整个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社会思想意识主流。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学者程颐，对此有过明确解释，即“天理”是奉养，是人的正常享受；“人欲”是人过之欲，即过分的贪欲。把“存天理，灭人欲”合起来解释就是：保存正常的生活享受，灭掉过分的欲望。

后来的理学发展，对个性的禁锢、社会权力的扩张方面达到了极端，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以此标准去苛求他人，评价他人，每个人都是别人责任链上的一环，把人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本性欲望，都归入要“革尽”的“人欲”之中。

由于事实上无法达到“灭人欲”标准而在理论上又已成立，便造成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格局，许多人以说一套做一套来适应此种社会环境，社会便弥漫开了普遍性虚伪。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便成为强者剥夺弱者，上层剥夺下层的武器，从而极大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在这种理学禁锢个性的时代，个体感性的高扬就成为必然。当时一些富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艺术家，如徐渭、李贽、汤显祖、袁氏三兄弟无不希望吹起一股强劲的心灵之风，来荡涤这恶俗浇漓的世道。

如李贽的顺心说，他的一生主要兴趣在自我生命自由和解脱，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势如水火；公安派的性灵之言要求展示自己的个性，流露真情；明代晚期文人的自适则是重视人性的揭示，重视尊情与适性。

程颐（1033年～1107年），北宋时期理学家和教育家。为程颢之胞弟，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幼承家学熏陶，其政治思想颇受父亲的影响，推举其父反对王安石新法乃“独公一人”，与其兄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合称“二程”。

这个时候，再加上当时文人市民化，市民文人化的特点，使得市民和文人的结合越加密切，社会思潮的传播也就快速和方便了许多。他们的思想观点、行为举止、生活态度，都可能成为老百姓奉行的一种生活哲学或标准或争相模仿的榜样。

那些较为激进的士大夫、文人甚至还将这种思潮有意识地扩张，认为长期以来的精神困苦和人性迫害从此找到了突破口。

尤其在江南地区，思想的开放化、人群的普遍化、地域的广泛化愈演愈烈，几乎形成了一种时尚、风潮，显得异常摩登，异常难以掌控，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有关喜新厌旧的故事，有关娶妓为妾或是妇女再嫁的故事，不再令人们感到恐慌和惊奇。

在城市生活中，也逐渐地把婚姻和男女地位的混乱当成了笑料，庙会欢乐的场合不再单是孩童老人的专属地盘，还多了应守闺阁的少女和在家从夫的少妇。

庙会 又称“庙市”或“节场”。是指在寺庙附近聚会，进行祭神、娱乐和购物等活动。庙会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被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在这一反理学的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氛围中生活，文学艺术家们很自然地使他们的文艺创作和文学思想，不断地吸收这种思想哲学。作家们开始重视个性，描写个性，表示他们对违反人的天然之情的“理”的批判。

历史进入明代，民间文化的发展，使得士大夫们那种所谓的高雅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于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开始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了雅俗共赏的作品。

为了适应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民间流行的说书故事的兴趣，他们在创作时有意模拟原来话本的结构形式，甚至有意突出取材于“书会先生”或者“老郎”，以示其来源有据，这便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短篇小说“拟话本”的创作。

这种供广大听众消闲取乐的世俗小说，由宋元时期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江湖河海，由口头的说唱文学发展成为正式的书面语言。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标志着一种新时代的文学风尚。

与此同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小说现象是，一些有远见的通俗文学的爱好者，不仅将原来流传的话本加以改写和润色，汇集刊刻，有的人还运用话本形式拟作新的白话短篇小说，把这些作品称为“拟话本”。话本和拟话本都是白话小说，不同的是，后者已经不仅是艺人讲说用的底本，而且是供阅读的案头文学了。

在明代盛极而衰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当时，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

他们反对文学复古思想，重视一切新的文学样式，高度评价戏曲、小说的社会意义，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体裁样式等主要方面，向正统文学观念宣告决裂，从而建立了与新兴的市民文学相适应的理论体系。

因此，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一些文人对代代相传的话本编辑、加工，并模拟话本进行小说写作。又通过书商的大量刊印、发行，使白话小说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群众中起了不小的影响。

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三言”和“二拍”这两个白话短篇小说集。可以说，《三言二拍》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到了另一个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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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就是它们的杰出代表。从表面上看，“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但实际上，冯梦龙在对其进行编辑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修订。

编辑与修订便是冯梦龙的文本重构。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思想极为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分辨出其思想的总体结构形式，这便是：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

“三言”即是冯梦龙那种思想形式下的独具特色的小说艺术形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儒雅与世俗互摄互涵的中和审美形式，这具体体现在“三言”的审美情感形式，叙事结构模式等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