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源于笔者2005年开始的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从那时起，本项研究取得了包括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在内的成果，如《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在此基础上，本书更进一步形成了理论体系，从而解释在现代全球体系中以及在古代国与国之间地理分离的情况下，崛起国为何能够在独立的国际系统中取代主导国。

有关世界权力转移的著作很多，一般将其归因于各种因素的组合或主导国的衰落。然而，所有这些论述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个崛起国能够在相关领域胜过主导国，而与其处于相同历史条件下的其他崛起国却不能。2017年，美国在特朗普任期的头6个月里软实力迅速下降，对此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做出解释，这突显出其局限性。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给国际关系学者带来了一个学术难题：为什么中国在21世纪初成功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如果没有在某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就不可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制度决定论把现代化、工业化或国家实力的高速增长归因于政府机构或政治制度。制度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实行民主选举制，也没有严格的权力制衡，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都是落后的，因此中国在这方面不及美国。鉴于制度主义难以对当前的趋势做出恰当的解释，本书试图通过探索不同类型政治领导的重要性破解这个难题。

借用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本书把世界权力的转移归因于崛起国比主导国更有能力进行改革。在国内方面，一国的领导类型可分为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而在国际领导类型方面则可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将政治领导类型视为一个独立变量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用同一个变量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历史阶段，主导国会衰落，某个国家的崛起会成功，而其他国家的崛起会失败。国家领导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政治原则、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关键因素，而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对改革和战略取向有着各自的态度。因此，主导国和崛起国的不同领导类型可以重塑国际格局、秩序、规范、世界中心乃至整个国际体系。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章讨论建立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使用的主要概念的定义。第二章将政治领导分为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两类，同时探讨领导类型与战略偏好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基于现实主义的假定，从对外战略、国际格局、国际规范、世界秩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引出4个推论。第四章着重论述国际格局变化和世界中心转移的问题。第五章描述国际领导类型与规范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主导国建立或改革国际规范的途径。第六章探讨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新的国际主流价值观形成的可能性。第七章通过区分体系构成要素变化与体系变化的不同，讨论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第八章用古代邦交史和现代国际史来说明主导国领导变化与国际体系演变之间的关系。第九章是结论，对本书所建构的理论逻辑做出概括总结。

我感激多位对本书做出贡献的人。我的女儿阎瑾和我分享了她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从而排除了我对人类先天行为不同于后天行为的一些外行的误解。她在初稿的撰写过程中提供了语言表达方面的帮助。赵玙佳博士对稿件进行了校对。她的工作让本书能按期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交稿。我深深地感谢帕梅拉·洛德的帮助，她通篇编辑了书稿，提高了其流畅性。贺凯教授在语言学方面给了我慷慨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指定的两位匿名评审，感谢他们所做的关于发展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评语和建议以及他们在本书最后修订阶段中提出的有益意见。我也要感谢我的国际学生詹姆斯·安东尼，他帮助我改进了一些段落。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出版社的编辑埃里克·克拉汉和本书编辑凯瑟琳·卡格夫。

我对张锋、孙学峰、周方银、徐进、杨倩茹、刘丰、高程、宋伟、赵可金、邢悦、漆海霞、马燕冰、聂文娟、曹玮、尹继武、杨原、陈玉聃、陈拯和王鹏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都对这项研究提出了意见，有的是私下与我交流的，有的是在2015年12月20日的研讨会上提出意见的。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清华大学上我课的学生提供了稳定的反馈来源。2011—2017年，我有幸教授一门基于该项研究的课程，这让我有机会在一群专心并富有挑战性的受众面前尝试表达我的思想。我还想向那些因我记不起而未提名的人表示我的感谢和歉意。

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佩芝，这本书是献给她的。她在过去36年里对我学术生涯的坚定支持始终不变。她不仅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而且与我分享她对我的著作的想法。她及时的批评使我能够重新斟酌许多有缺陷的思路。

最后，感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为本书提供的项目资助。

阎学通

2018年5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