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开罗会议：“四大强国”的幕后博弈
学过历史的我们都知道，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几大巨头开过四次重要的会议，第一个会议就是开罗会议，这场会议因为有中国的参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是，这场看似各方团结一致的会议幕后，其实还是有点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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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埃及开罗郊区的米娜宫酒店忽然戒备森严。
在这个远离欧洲战场、由英国控制的地区，驻扎了至少一个旅的英军，同时周边被安排了500门高射炮和密致的雷达网，还有8个24小时警戒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中队。
任何稍微有点嗅觉的人都知道，米娜宫酒店肯定要召开重要会议了。而且，以这样的排场来看，这很可能是一场有国家元首参加的会议。而在1943年这个时代背景下，和国家元首有关的会议，就是和二战有关的会议。
那么，1943年有怎样的时代背景呢？
这一年，在欧洲战场，经历了人间炼狱一般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红军终于让德国遭遇到了自二战开始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苏联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彻底站稳了脚跟，开始吹响反攻号角。而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则再一次习惯性崩盘，墨索里尼被捕，政府宣告投降。
在北非战场，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在屡战屡败之后，终于在蒙哥马利的率领下一改颓势，开始让“沙漠之狐”隆美尔尝到失败的滋味。
在太平洋战场，凭借中途岛和瓜岛两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美国人也从日本的最初打击中恢复了过来，凭借国内近乎“开挂”的生产能力，开始在辽阔的太平洋海面上推进战略反攻。
在中国战场，尽管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还是处于劣势，但毕竟“用空间换时间”的战术已经显出成效，日军的大部分陆军主力被牢牢拖住，被迫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开始在华北战场频频发起进攻，导致侵华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都很难拥有一个所谓的“稳固后方”。
总的来说，1943年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言，是一个已见曙光的年份。在经历了法西斯阵营几个疯子国家前几年疾风骤雨般的一顿乱棍之后，反法西斯同盟扛住了打，并且已经越来越坚定一个判断：这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取胜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了。
既然如此，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就被提上了案头：该坐下来开个会了。
埃及开罗的米娜宫酒店就是这场会议的召开地点。虽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只有三个人，但之所以戒备森严，是因为这三个人是：
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中国的委员长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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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一个没来参加会议的国家：苏联。
按照会议发起者罗斯福的初衷，应该是美、英、苏、中四个国家一起在开罗碰面会谈的。而苏联作为欧洲战场对抗德国的头等主力，也完全有资格来参加这场会议。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
斯大林不愿意的原因，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有个《苏日中立条约》没有撕破。在西边被德国一顿暴捶之后，斯大林无法承受东边再和日本翻脸进行两线作战的局面。所以如果去开罗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有引起日本反感的可能，那斯大林肯定不愿冒这个风险——“我们和中国没有共同的敌人”。
而从主观方面来说，斯大林也不喜欢蒋介石。事实上，在英美最初对日本妥协的背景下，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早期是实打实地支援中国抗日的，提供了大量的军备和贷款。但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变得敏感。自1942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频频出现反苏的行为，尤其是在新疆地区，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
当然，斯大林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其实也讨厌斯大林。
早在1943年6月，当罗斯福把四国元首会面的构想告诉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就让宋子文当面向罗斯福提出：“苏联和日本在未公开决裂以前，蒋介石参加会晤是否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蒋介石这是说的客气话，说自己不便参加，但其实是不希望见到斯大林。
蒋介石讨厌斯大林的主要原因，也是由《苏日中立条约》而起。因为在这个条约里，苏联是承认“伪满洲国”的，对换条件是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这都是拿中国的利益在做交易。再加上苏联在抗战期间频频抗议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军队，这也让蒋介石非常不爽。
当然，斯大林的内心也存在一条“鄙视链”：他从心底不认同中国是一个可以和苏联、美国平起平坐的“强国”——其实他认为已经被打残的英国也就凭着祖上的基业勉强够资格而已。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发表《莫斯科宣言》，在罗斯福的强烈要求下，斯大林勉强同意把中国政府也列入，但内心对中国列席“四大强国”还是很抵触的。
所以，尽管罗斯福几次劝说，但斯大林始终不愿意来参加开罗会议。一开始他还同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列席会议，后来干脆人都不派了，提出苏、美、英三国要再单独开一个会议，且不允许中国派人参加。
所以，这才有了两天之后的另一场著名会议——德黑兰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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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一个颇有怨气的国家：英国。
作为一个需要美国输血才能战斗下去的国家，丘吉尔是迫切希望能与罗斯福进行会面的，为此他愿意接受中国也来参加会议——他虽然无比讨厌斯大林，但在“中国不配称强国”这一点上两人观点完全一致。
所以，在英方提供的开罗会议日程上，一开始完全没有关于中国提案的内容。
但在开罗会议开幕后，丘吉尔却开始抱怨这场会议似乎成了“美中会晤”。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最后，而是最先得到了讨论。”
虽然此时英国的国力已经不能让丘吉尔喊出“英国优先”的口号，但“让英国重新伟大”这个信念还是一直萦绕在倔强的丘吉尔心头。为此，在整个开罗会议期间，丘吉尔其实一直在和蒋介石“暗撕”。
双方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香港问题。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开罗会议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时机，因为香港本来就是英国用不平等条约掳过去的，现在被日军占领，等打败日军之后理应回归中国。
蒋介石为此求助罗斯福，希望他主持公道。深知丘吉尔性格的罗斯福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政府先收回香港和九龙，随后宣布其为全球自由港。蒋介石对此方案表示同意。
但罗斯福将这个想法告诉丘吉尔之后，却遭到断然拒绝。丘吉尔不仅不肯放弃香港，还不想放弃在西藏的利益，他明确告诉罗斯福：“如果不通过战争，就别想从大英帝国手中夺走任何东西！”
结果这就导致蒋介石和丘吉尔在11月26日的会议上发生了分歧：丘吉尔声称香港是英国按照条约拿来的，日军从英国人手中夺走，理应归还英国。而蒋介石坚称那个条约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两边都不愿得罪的罗斯福只能打圆场，最终香港问题不了了之，在开罗会议上再也没被提起。
双方撕的第二个问题是反攻缅甸的问题。
缅甸一直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势力范围，虽然落入日军之手，但丘吉尔从心底反感中国尤其美国插手，以免战后英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受损。更何况，丘吉尔此时的最大诉求是美军能够配合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远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靠后的。
但蒋介石非常希望能够反攻缅北，因为中国有恢复大陆交通补给线的需求。不过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的过程中，英军各种堪称耻辱的“甩锅式配合”造成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蒋介石不愿意中国军队在没有英美海陆空配合的情况下孤军奋战。
但丘吉尔一直死不松口，甚至提出：“如果中国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够资格的强国，就应该独立出兵收复缅北。”
为此，罗斯福只能再打圆场，私下承诺蒋介石：愿意在1944年3月从孟加拉湾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帮助中国军队南北夹击，收复缅甸。
但这个承诺后来在丘吉尔的扯皮和阻挠下，最后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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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说说不断打圆场的美国了。
作为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阵营最大的“输血基地”，美国确实有资格来召开并主持这次开罗会议。而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一方面在消灭法西斯阵营这一共同目标上与英、苏、中有共同诉求，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巧妙平衡关系，稳固美国的利益。
这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态度上。
事实上，中国能被提升到“四大强国”的高度，美国确实功劳不小。但罗斯福这么做，也有自己的道理。
首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对于美国而言意义重大。
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自己独力抵抗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年，中国战场一直死死拖住日本80%以上的陆军，1938年时这个比例高达94%。即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中国还拖住了69%的日本陆军。当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展开血腥的夺岛战时，日本始终有110万左右的陆军陷于中国战场，这一数目超过了当时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兵力总和——可想而知，如果这批陆军完全到太平洋诸岛增援，罗斯福该有多头疼。
其次，在苏联已经对德国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就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尽管出于抗击共同敌人的需要，美国和苏联结成了联盟，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双方都知道彼此做的只是“露水夫妻”。当时亚洲堪称“强国”的只有两个：日本和中国。在日本已经成为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希望在亚洲对抗苏联的势力影响，能倚靠的只有中国。所以，美国在各种场合都极力抬高中国的地位，因为只有自己的盟友地位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在今后帮助自己对抗苏联。
对于美国的这点用心，聪明如丘吉尔和斯大林，当然也了然于胸。英国人有求于美国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所以只要保证他们在亚洲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苏联人虽然看不上中国，但中国拖住日军也等于间接帮他们在对德战场上减轻压力，且当时苏联也依靠美国的援助，故斯大林也基本尊重罗斯福的意见。
所以，罗斯福其实是开罗会议上最忙的人：一方面要安抚暴躁的丘吉尔，一方面也要鼓励郁闷的蒋介石。
由于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是同一个敌人，所以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事实上更倾向于拉拢蒋介石，可谓说尽好话，处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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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说说中国。
尽管开罗会议实际上把中国上升到了和美英并肩的“强国”地位，但蒋介石一开始是不愿去参加的。
蒋介石不去参加的原因，首先是对自己的外交能力没有什么信心。他认为自己不善外交，所以一直尽量减少和欧美外交人员的接触，怕多说多错。
其次，蒋介石对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几大强国的认识也被写到了日记中：“英国对华之遗弃、俄国对华之嫉妒……美国对我之藐视与强制……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
当然，蒋介石那“不为他人作嫁衣”的想法最终改变，还是因为罗斯福。
一方面，罗斯福几次三番在国际场合抬高中国的地位，让蒋介石觉得美国确实没有在“耍”自己。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与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在入缅作战指挥的各种问题上闹得水火不容，他怕彻底得罪罗斯福，所以也需要给双方一个台阶。
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带了包括妻子宋美龄在内的随行16人，在1943年11月18日坐飞机到达了开罗。
蒋介石对于自己出席开罗会议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确定在缅北对日作战的计划，确定日本投降后中国应该收回的领土，确定美国的军备和经济援助。
在这三点上，蒋介石与罗斯福没有什么矛盾，却与丘吉尔在前两点上产生了很大分歧。
对于缅北作战计划，丘吉尔一开始就支支吾吾、扭扭捏捏，最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收回香港和九龙，丘吉尔一口回绝，蒋介石满腔怒气也无处发泄，只能忍耐。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关于收回满洲、台湾和澎湖这些板上钉钉的事，英国最后也要搞点幺蛾子。
当时，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在三国首脑会谈的基础上起草了《开罗宣言》草案。关于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国的问题，初稿写的是：“被日本人背信弃义地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和台湾，应理所当然地归还中国。”
但到了11月26日要定稿时，英国代表贾德干表示：《开罗宣言》草案对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都提出“应予剥夺”，唯独对满洲、台湾和澎湖写的是应该“归还中国”，建议统一改成“必须由日本放弃”。
对此，中方表示了强烈不满，中方代表王宠惠表示：全世界都知道满洲、台湾和澎湖是日本人抢过去的，为什么不能说明归还给哪个国家？
贾德干还不肯松口，说草案中满洲、台湾、澎湖等字样前已冠有“日本夺自中国的土地”的修饰语，日本放弃之后，归还中国是不言而喻的。王宠惠反驳：外国人对于满洲、台湾和澎湖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和主张，如果《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这些土地应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辞，那这个会议的意义何在？
最终，美国站在了中国这一边，英国放弃修改建议。
不过，蒋介石当时出于种种考虑，也拒绝了一些提议。比如，罗斯福曾建议将越南交给中国管理，蒋介石拒绝了。又比如，罗斯福当初向蒋介石建议：既然把台湾还给你们了，那么把琉球群岛也还给你们吧。而蒋介石提出的方案却是希望“中美共同管理”。
对后一个提议的拒绝，为后来埋下无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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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1日，经过斯大林的确认，开罗会议的成果——《开罗宣言》正式公布：
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应该说，这份宣言较为平等地体现了当时美、苏、英、中四个国家共同的目标和诉求。
但是，由于当时整个战局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再加上后面局势的微妙转变，导致更多变化、承诺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其实是发生在之后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的。
而中国，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后两场会议。
馒头说
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回国后，对这次会议曾有过一句话的总结：“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
应该说，蒋介石这一次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中国参加开罗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自鸦片战争100多年之后，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加会议，明确了自己“四强”之一的地位，提升了国际威望，为后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中国参与发布的《开罗宣言》，为战后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领土提供了依据。自1895年就被日本窃取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名正言顺地回归中国。“台湾属于中国”是至今世界各国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
但是，正如有句话说的那样：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
比如反攻缅北，最终中国还是被迫单独出兵。因为罗斯福在丘吉尔的游说下，最终背弃了自己对中国的承诺，以“欧洲登陆作战需要大量登陆艇”为由，放弃了孟加拉湾登陆作战计划。
又比如，在开罗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日本就策划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都进入势如破竹的反攻局面时，中国军队却出现了全面溃败：在8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折损60万人，丧失4个省会、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都是美军用来对日作战的基地和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万。
这让斯大林和丘吉尔乐得在一旁冷眼旁观，也让一直鼓吹中国为“强国”的罗斯福面上无光。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最终更改作战计划，放弃从中国大陆反攻日本，而是从太平洋上直接攻击。这更导致了在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尤其是雅尔塔会议上，堂堂参与《开罗宣言》发表的中国，其利益居然成了其余列强背地里交易的筹码。
回望开罗会议，我们固然应该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登上舞台而感到欣慰，但反过来看，也再一次说明了一个道理：
决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不是某一场会议，而是背后的实力。
其实，永远都是实力。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蒋介石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的争执》（王天庆，《民国春秋》，1994年第1期）
2.《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内幕》（官互进，《湖北档案》，2000年第12期）
3.《冷战的预兆：蒋介石与开罗会议中的琉球问题——〈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补正》（汪晖，《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
4.《中国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任庆海、李权兴、王兴业，《人民政协报》，2013年12月12日）
5.《开罗会议：二战时期中美关系分水岭》（陈永祥、朱锐、庞嘉咏，《世界知识》，2014年第6期）
6.《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四大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章骞，《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6期）